第二章 鸦片、战舰和传教士

（1840—1849年）

由于对白银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东印度公司要寻求其他的途径来

支付进口中国货。它瞄上了鸦片。据当时一个目睹此事的人叙述：

在一切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土地上，从罂粟的种植，毒品的配

制和运输，直到拍卖出口，均处于严格的垄断控制之下……罂粟

的种植是强制性的，在班纳里斯、比哈尔以及印度北方和中部大

片良田被罂粟覆盖；自古以来种植棉花和粮食的良田，几乎都转

而种植罂粟。① 

1781年，经过周密的准备，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批印度鸦片在不为

人知的情况下，装船运往中国。此后这种贸易突飞猛进地增长，很快

中国出口的茶、丝绸和其他货物就不足以抵偿进口的鸦片，白银开始

从这个国家外流，而不是流入了。

1800年，嘉庆皇帝对鸦片引起的实际状况和经济恶果深感不安，

① 《中国丛报》，第5卷，1837年，第472页，节选自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中

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纽约和伦敦，1848年。

于是禁止鸦片进口，这时已经有太多的人染上了毒瘾，有太多的商人

和官员从合伙的鸦片贸易中获得利益，走私和行贿实际上使鸦片禁令

归于无效。

历年进口的鸦片，从1800年的2000箱（每箱140—160磅），到

1838年高达4万箱。人们还注意到，有美国的船只伙同英国参与了这种

罪恶的交易，他们把土耳其的鸦片（装在士麦那号上）运到印度，混

入印度鸦片中。很多商业财富是通过这个渠道做成的，这些财富后来

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白银滚滚外流，单是1832—1835年流向海外的白银就高达

2000万盎司，国内银价暴涨；由于粮食价格的下跌，负担落在了农民

身上，而地主和收税官员仍按以前的银子数收取，这样他们就拿走

更多的粮食分成，中国封建社会更加窘迫。18世纪中期开始了新的一

轮农民暴动。从1810年起，反对清王朝的起义越来越频繁已呈蔓延之

势。到1813年，一批起义军甚至渗入京畿地区。

北京的清朝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行动，发布了更加严

格的鸦片贸易的禁令，派了一位坚定爱国的中国官员林则徐为特命钦

差大臣到广州落实这项法令。在人民的支持下，林查封了曾经允许过

的，英、美商人的鸦片经营场所，并勒令他们交出尚在他们手中的两

万箱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当众全部销毁。

结果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一方是以掠夺为目

的的西方“先进文明”国家，一方是外表雄伟而其落后与软弱暴露于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的中国封建王朝。1839—1842年间，英国军队

沿中国漫长海岸线的多个地点登陆，占领了广州、上海、厦门和宁

波，并深入内地，切断了南北运输通道——大运河。他们每进军一

步，伴随着的是对平民的抢掠和杀戮。

防御者抵抗之英勇使他们的敌人不得不敬畏。一位英军军官，在

广州战斗中用“顽强而可敬的”这样的词语形容他们。另一位军官

对定海战斗中的清军战斗写道“高尚，前所未有”。在扬子江上的镇

江战斗中，一位中国指挥官，在他的战士全部战死后，“冲到英军面

前，拉住两个掷弹兵跳出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当城池陷落后，

总督海龄“退入他的家中，在一堆木材上，连同官方文件一起烧死了

自己”① 。很多地方的官员人等拒绝投降，但是手持弓箭和火绳枪不

可能战胜英国工业生产的武器，于是他们毁掉自己的家庭以后自杀身

亡。整个战争，英军只有500人被杀，而清朝军队却付出了2万人战死

的代价。

事实已经明显地预示着，未来能战胜侵略者的不是封建军队，而

只能是农民。1841年的5月和6月广州城的清朝官员投降以后，三元里

地区的一些郊区村庄的村民打退了一次英国对郊区的偷袭，接着，一

个名叫韦绍光的种菜农民，领头拉起了一支由100多个村庄参与的民兵

队伍，称为平英团（Quell-the-British Corps意为平定英国军队）。这支

队伍打败了一支2000人的英国部队——被击败的这支英军比攻陷广州

城的侵略者的人数还多——把他们封锁在一个包围圈里，只是由于投

降主义官员的干预才得以解除。

在三元里，中国人民第一次表明，不能依赖腐朽的封建政府来保

卫国家，只有农民大众起来为自己的家园而战斗，即使他们使用低劣

的武器，也能打败装备着当时最先进武器的侵略者。

总之，腐败的中国封建政府不可能、也不愿意依赖潜在的人民力

量。软弱和动摇加速了它的失败。1840年，当英国舰队驶近距离北京

① 节选自洛克上尉（Loch, Capt. G. G.），《清点中国的战争事件》，伦敦，1843年；德庇时

（J. F. Davis），《战争及此后和平时期的中国》，伦敦，1852年。

的中国海岸只有90英里时，清政府惊恐万分，开始与侵略者谈判。同

时，以“焚烧鸦片导致战争”为由，废黜并驱逐了爱国的林则徐。随

后政策一再改变，又逮捕了与英国谈判的、腐败的满洲大臣琦善（在

西方文献中被称作Kishen）。

在此顺便揭露一下封建官员对人民的掠夺。由户部从琦善家中查

没的财富计有：1.1万盎司黄金，1700万盎司白银及其他各种财宝，他

还拥有土地42.7万英亩。在当时，一个普通佃户或一家小自耕农拥有的

土地，平均不到两英亩。琦善在朝廷官员中还不是最富有的。

作为战争的结果，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把

中国推向了毁灭的边缘。《南京条约》（1842年）和它的附加议定书

（1843年）规定：

赔偿由林则徐查封和焚烧的鸦片，今后给予所有从事鸦片贸

易的商人以安全保证；

割让香港给英国。从那时起，香港就成了英国在军事、政治

和经济上向中国渗入的基地；

向英国开放五个港口，作为英国的贸易和居留地，很快这些

地方就成了英国旗帜下的领地，这就是在中国港口城市中所谓

“租借地”的肇始。

英国公民不受中国法律制约。即，允许在中国领土上行使治

外法权。

任何外国在中国获得的最惠国待遇和特权，必须同时给予

英国；

中国承诺对外国货物所征收的进口税不能超过5%。这进一步

破坏了本国工业的发展。

发现中国是如此的软弱，其他列强国家纷纷把军舰开来，迫使

中国签订类似的条约。第一个来的是美国的凯莱布·寇盛（Caleb 

Cushing）。他趁清政府败给英国之后的惊恐，声色俱厉地通告北京朝

廷，拒绝谈判视为“对一个国家的侮辱行为，将导致战争”。他敲诈

清政府在1884年签订了《望厦条约》，该条约不仅包括了给予英国的

那些特权，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还承诺了范围更为广泛的治外法权，外

国有权在中国内河航运，并降低吨位税。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

（Tyler Dennet）① 夸耀说：“这个条约如此优越，以致立即成为与法

国签约的模式。”根据最惠国条款，英国也享有这些新增加的特权。

此后不久，英国图谋一项侵占中国领土和领海的条约。1847年英

国针对已经划定的印度和西藏之间的正式边界线对中国施加压力，意

欲强加一条它自己选择的边界线。这项要求向清朝驻广州的总督耆英

提出，在那里英国可以运用强于清军的海军力量。但是，战舰不能驶

入它所觊觎的，处于亚洲心脏地带的中国领土。所以总督以皇帝“高

度怀疑”为遁词而回避了它的要求。这项蚕食中国西南边界领土的图

谋是英国后来许多入侵活动的前奏。随后还将看到，每一个渗透和离

间西藏的企图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图谋的一部分。

还应进一步指出，鸦片战争直接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一些传

教士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对中国情况和汉语比较熟悉，他们表面上以

传播基督教为目的，却起着使这个国家遭受耻辱的作用。

其中有一个叫郭士利（Gutzlaff）的传教士，他为一家名为渣甸

①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方亚洲》，纽约，1922年，第160页。这个作者对于（望厦）

条约如此的兴高采烈，以致忘记了编辑的克制，他把他所著书的两个接续部分合称《寇盛条约

优越的优势》。他称赞条约的谈判者是“精明的”，他赞扬他的“潜在而明晰的法律头脑”。他

列出的高明点之一就是“寇盛条约是实践着走私者的快乐……”。

（Jardine）的英国鸦片公司做经纪人，从中为它的宗教杂志领取津

贴。尽管他是一名普鲁士人，不是英国人，却在鸦片战争期间为英

国军队充当翻译和收集情报，利用其特殊身份收买和利用中国间谍

（早在1832年，他就收买了一些变节分子绘制这个国家的海防地图，

为八年后的战争做了准备）。当英国侵略者攻占了浙江省舟山群岛的

定海，继而又占据了该省的大港口宁波后，郭士利被任命为这些地方

的占领区长官。他善于使用残酷的鞭刑作为统治的手段。在《南京条

约》谈判期间他继续为英国充当翻译，最后做了英国香港政府的“中

国事务秘书”①。

在美国《望厦条约》中，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 S. Williams）、裨

治文（Bridgman）和伯驾（Parker后来是第一任美国驻中国公使）劝说

美国外交官寇盛对中国采取“屈服，否则开战”（bend or break）② 这

样的威胁性立场——传达出他对待中国官员们的威胁态度③。

诡辩和伪装始终是殖民主义政策的遮羞布，也是那个时期所有

侵略中国的政府表现出的特点。战争期间，英国一再声称，这次战

争不是为了鸦片，而是教训中国不要反对进步和自由贸易。战争结

束后，在南京谈判的中国人质问英国公使亨利·蒲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根据他自己的报告中说“我们（英国）何不用公正态度对

待他们，禁止在我们的领地上种植鸦片，从而有效地阻止这种有害于

人类的贸易”，蒲鼎查回答说，他承认这种交易是肮脏的，但是英国

① 见亚瑟·威利（Athur Waley），《中国人看鸦片战争》，伦敦，1958年。基于当时英国和

中国的文献，标题为“郭士利和他的变节者们”的第五部分（第222—244页），是专为虚伪

和恶棍树碑的。

② 涅特，同上，第146页，摘自《中国丛报》，1840年5月，第2页。

③ 正如美国的第一任公使伯驾（Peter Parker）曾是一个牧师一样，新中国成立前最后的驻

国民党大使、主张武力干涉者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也曾是个传教士。

政府不能制止它。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宪法体制”！

这些对资本主义“自由体制”的赞美祝福——一方面是对西方的

经济和政治的侵略者的赞美祝福，另一方面则是亚洲人民的牺牲。祝

福物质上得到的好处也是同一模式，到1850年，在造成中国贫困和衰

弱的鸦片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占英国印度政府收入的20%。

为了避免使读者认为，我们已经给予鸦片战争以足够的关注了，

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有必要说说它所产生的后果要持续多长

时间：

向中国“合法”进口鸦片一直持续到1917年。一切外国货物的

进口税限制为5%，直到1928年才取消。 

外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持续到1942年。而实际上中国法律从

来管不了外国人，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结束。

在中国土地上允许外国人行使行政管理权，成了他们进一步

扩张和侵略的跳板。

外国货物到港后，给予其特权，免除其进入内地的第二次税

收，使它处于一种“受保护”地位，而在全国各地的中国商人则

充当了欧美公司的代理商。这些商人是“买办阶级”的第一批代

表，他们对中国经济从属于帝国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买办主义，不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是半殖民地主

义者的胚胎，是一种多方面变化多端的控制形式，它在很长的时期

中，控制了那么多的国家，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这些就是，为什么了解鸦片战争对我们理解当今时代的许多事件

仍然有必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