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以及《望厦条约》开启了帝国主义征服

中国的世纪，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民为恢复他们的独立而斗争的世

纪。从那时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挽救他们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就

必须打败两个敌人，不仅要打败外国侵略者，而且要打败既不愿意也

无能力保卫这个国家的封建统治者。

从社会和经济意义上说，这些条约中最重要的条款，是5%的最大

进口税的规定。经英国工场主强行加上的一条生动地表明，制造商的

霸权超过了商人。欧洲社会的这种新特点也成了殖民主义在亚洲扩张

的支配因素。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中特许的垄断权，在1843年被英

国国会叫停，这也是经由英国工业家们所授意的。而在中国方面，鸦

片战争的失败也结束了皇帝特许广州的商人独揽与外国人进行商业贸

易的垄断权。他们的地位由买办们所取代，这些买办不仅赢得了中国

皇帝的特许，而且还被外国资本主义所利用，充当他们的奴仆和工具。

战后，鸦片贸易持续增长，1850年达到5.2万箱，1853年达到了8万

箱。但是，从英国和美国进口的棉纺织品增长更快。中国从一个纺织

品的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欧洲工业主义的扩张加入到欧洲商业资本

的扩张中。事实证明中国在经济上遭受的打击更大。

加上中国必须支付给英国的赔偿，中国白银外流进一步加剧。一

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就此结果向皇帝上书报奏此事。1852年，他写道：

前些时，一两白银值1000枚铜钱……现在，一两白银值2000枚

铜钱。以前，出售三斗(40磅)大米就可以完一亩（1/6英亩）地的

地租，而且还有余。现在出售六斗大米仍不足缴纳上述地租。官

府仍然照原定的数收取，小民实际上不得不缴纳双份。无数的人

无力缴纳……政府派出兵丁和衙役日夜催逼，家家受到鞭打，以

至于血肉狼藉……① 

数以百万计的织工和手工业者不仅直接在市场的竞争中被摧垮，

而且其运作资金的来源也被吸干。曾经给予工匠们以资金支持的商人

和钱庄老板，开始把他们的钱投向外国货。

被迫向外国人开放的新港口取代了老的内陆运输体系，而以前广

州是唯一的开放口岸，所有货物都运往广州。数以千万计中国南方的

船工和脚夫找不到工作。

外国的扩张必然迅速波及劳动力的买卖。1840年代始的“苦力贸

易”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运送出去，大部分是英国和美国的船

只，远赴世界各地充当奴隶。有时在途中的死亡率高达1/3，美国作家

麦克奈尔（H. F. McNair）称其为“可怕的情形……如同那些早期的非

① 曾国藩1852年2月给皇帝的奏折，摘自邓嗣禹（1905—1988年），《关于太平天国历

史的新启示》（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0年，第44—45页。

洲奴隶船”① 。招募机构对每人收取7～8美元，设法强使或诱使他们

签一份八年的“合同”。幸存者抵达后以每个劳动力400～1000美元出

售。他们艰辛地在古巴的甘蔗园里，在迪密拉拉（英属圭亚那）和夏

威夷，在马来亚、智利和秘鲁的矿井下以及在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地从

事各种各样的重体力活，艰辛地为西方资本家赚取利润。后来一个到

西班牙统治之下的哈瓦那的清朝使团官员报告说：“很多人被殴打致

死，因受伤不治而死，上吊自杀……投井或投入糖锅之中自杀。”但

是，常常也有奋起反抗者，在海上或在他们的住地，英勇地反抗他们

的压迫者。② 现代的中国人与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以及美国的

黑人群众的坚强团结，就是由这样的事实而强化的：他们的祖先都知

道奴隶船、甘蔗园以及种族主义的皮鞭。

西方无休止的所有侵略行动，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使中国的封建社

会坠入深重的危机之中。日益增强的反对清王朝的暴动恰好与持续的

人民反抗压迫者的爱国战斗配合一致。正如我们知道的，鸦片战争以

后尽管政府投降，而广州城周围的农民继续和英国战斗，他们的斗争

比官府的军队要成功得多。在南方的一些口岸，虽然地方当局苟安消

极，但公众奋起反对绑架苦力—奴隶，这预示着“一场反对外国人的

大暴动已经迫近”③ 。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法，“人民怕官府，官府怕

外国鬼子，外国鬼子怕人民。”很明显，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再也不

怕官府了。

屈辱的《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以后，仅仅过去了七年，太

① 麦克奈尔（H. F. McNair）：《华侨概观》（The Chinese Abroad），上海，1924年，第

209—215页。

② 熙华德（George F. Seward）：《海外华人及其经济概况》（Chinese Immigration in Its 

Social & Economical Aspects），纽约，1881年。该书提供了许多英勇壮举的事实。

③ 丹涅特（Tyler Dennett），同上，第536页。

平天国大起义席卷了中国。它既是最后一场旧式的农民战争，同时又

是现代中国人民第一次的伟大民主斗争。这场革命运动起源于靠近越

南边界的广西省，加入队伍的人不仅有受剥削受伤害的汉族人，还有

挣扎在封建统治者手中，受到野蛮歧视的少数民族。力量迅速聚集起

来，像一把利剑，穿过这个庞大的国家，直指北方的北京、东方的上

海和西边的西藏群山。

起义导致建立了一个平民的国家——太平天国，显示出它比以前

的任何革命更加成熟。这个国家存在了15年（1850—1865年），建都

于南京，这里正是清朝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那个城市。

太平天国有一套有组织、有纪律的军事体系，它建立了一些土地

法律，这些法律打击了封建主义的基础，它对封建的儒学概念提出了

挑战。面对外部的干预，它发展出一套现实的对外政策。

洪秀全是这次起义的最高精神领袖，是个贫穷的教书先生，他在

为清朝服务的腐败的儒学科举考试中落第。他是广东本地人（广州是

这个省的省会），他深深地受到人民所遭受压迫的影响，也被广州农

民武装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有效斗争所鼓舞。这时，他开始与基督教发

生联系，不过他很少参与传教士的祈祷，而自称是“耶稣的兄弟”，

他用传统基督教中的宗教社会的教义“把金钱交易者逐出教堂”来

对抗儒学。在这一点上，他类似于早期欧洲反封建斗争的一些先驱

者们，如英国的约翰·保尔（John Ball），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

（Thomas Münzer）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扬·胡斯（Jan Hus）。

洪秀全的领导层内最早的那些同事，反映出这个运动的阶级基

础。一个没有土地的烧炭工杨秀清，以后成长为太平天国最干练的领

导，是太平军的总指挥。第二号人物是贫苦农民伐木工萧朝贵。第三

号人物是乡村教师冯云山。有一小部分代表人物是比较富裕的学者和

士绅，他们反对清王朝是出于民族的原因，没有其他的社会原因，这

些人证明是不坚定的。石达开就是其中之一，他发展了分离主义倾

向，分散了太平军的力量，最终陷入敌人之手。自私的地主兼当铺老

板韦昌辉利用内部纷争和矛盾的发展，在太平天国最终崩溃的过程

中，起了极坏的作用。

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时，在时间上与1848年震动欧洲的民主运动风

暴几乎是一致的。那时已经有人留意到了这种情况。被冠以圣经加鸦

片的传教士郭士利（Gutzlaff），一个与洪秀全完全不同的基督徒，

1849年从中国回到德国，他大声疾呼地警告说，他发现欧洲工人阶级

的思想，似乎非常像“中国的暴民所传播的那些思想”。那时欧洲工

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

这引起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敏锐的评论，他们在

西方资本主义露骨地侵略中国的时期写道，这第一次显示出，欧洲最

先进的工人阶级成分和被压迫的、“沉睡”的东方国家里起义的人民

之间的友谊日渐增进：在我们的时代，这坚固的友谊正发展成为全世

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中心力量。马克思于1850年1月31日在《新莱茵观

察》杂志上写道：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关系，如同中国的哲学与黑格尔的

关系一样。毕竟，那是令人欣喜的：世界上最古老、稳定的帝

国，在英国资产阶级棉织品的攻势下，其社会已处于崩溃的前

夜。无论如何，这对于文明来说，一定会有极为重要的结果。我

们欧洲的反动派在向亚洲进军中，在不久的将来，当他们到达长

城的大门时，等待他们的，谁敢说大门上不是写着：

“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太平天国的巨大的军事胜利，原因在于其赢得了人民的拥护，释

放了人民的才智和能量。这是社会和政治进步的结果，表达了积累的

全部民怨，尤其是农民。太平军所到之处摧毁了可恨的清朝政府，废

黜了衙门官员，把他们的财富分配给穷人。

针对土地所有权握在封建地主手中，他们公布了《天国土地制

度》（史书称为《天朝田亩制度》），这项农业法令宣称“一切土地

属于上帝，全部应由上帝的人民耕种……”① 

对于贫穷和一无所有的人，太平天国政府宣称“人人都应有饭

吃，有衣穿”。

对于偷盗者和清朝王族的寄生者，他们创建了一种民众的队伍，

一面劳动一面作战。惩处吸食鸦片、赌博和腐败，建立规范型秩序。

在封建社会里，妇女没有权利。太平天国的法规规定，妇女与男

子一样也应该分得土地，妇女还可以参加革命军队。禁止卖淫、缠脚

和买卖婚姻。

一个美国的传教士观察者通过对比发现，清朝统治者他们只对西

方的武器感兴趣；而太平天国则吸收欧洲具有服务人民的一些理念。

在他们访问的太平天国占据的村庄，一些公益海报上，有提醒“到指

定的地方去接种牛痘”的内容。

一个奉命去镇压太平军的清朝将军忧虑地向他的上级报告说：

“心思一致、熟悉地理情况、作战勇敢是敌人的强项，也是我们的弱

点。”——这是在任何时代试图与人民为敌的一种感叹。一个英国的

外交官在穿行太平天国占领区后写道：“在太平军占领的大片地区，

① 这些，以及下面的引语，均出自奥古斯都·林德利（Augustus Lindley）（又称Lin Li 

呤唎），《Ti-Ping Tien Kwoh 太平天国革命》，伦敦，1866年。

生命财产比大清（指清朝）更有保证。”① 

太平天国知道，列强虽已失去了从清朝掠取的特权，但是其情愿

而且急欲发展平等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当时的英国作家奥古斯都·林

德利就热情地为太平天国的事业辩护，他引用中国的商务统计报告的

数字，显示在太平天国的治理区内生产和商业都有增长。1849—1850

年，也就是起义的前两年，中国出口茶叶5396万磅，生丝16,134包。

1862—1863年时，主要的产丝地区和大多数产茶地区都在太平天国占

领下，茶叶出口增加一倍，达到118,692,138磅，生丝的出口甚至增加

到五倍，达到83,264包。

尽管农民的理想是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太平天国的改革实际上

却具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特点。

1856年，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后的第三年，地主叛徒韦昌辉杀害

了农民领袖杨秀清和他的同伴。韦旋即被洪秀全处死，但是政治上的

停滞和倒退并没有停止。尽管太平天国政府和军队此后延续存在了九

年，穷苦的城乡民众继续支持他们，这场运动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军事上，太平军在北伐北京，以及联合中国北方和南方革命势力

上的战略失误，给了封建政府以喘息的机会。封建政府利用这次机

会，争取到原本在民族立场上反对清朝的汉族地主阶级上流人士的拥

护。汉族的地主阶级判定，要想挽救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挽救这个王

朝。另外，在最后的几年里，量级加重的外国干涉也投入到反对起义

中来。

① 英国驻上海领事亨利·麦杜斯（Henry Meadows）寄给英国外交大臣劳德·约翰·鲁塞

尔（Lord John Russell）的信件，时间是1861年2月19日。摘自奥古斯都·林德利（Augustus 

Lindley）（又称Lin Li 呤唎），《Ti-Ping Tien Kwoh 太平天国革命》，伦敦，1866年，

第462页。

英国和美国政府针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是背信弃

义的一次教训。豹子是不会改变它的本性的，依据过去的那些教训

很容易理解现在它们的政策取向。在亚洲和欧洲，同样是这些帝国主

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在与抵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的关系中，又一次演习了这种政策。试图把这类运动从属于大国即作

为它们的半殖民地。此种政策方式，始终是帝国主义的特点——包括

1960年代出现的最新变种的苏联帝国主义。因此对它们的警惕性在于

坚持民族独立的原则。

太平天国起义的早期，曾受到西方媒体，甚至是西方统治阶层的

称赞，因为太平天国信基督教，反对清廷及其官员的腐朽和落后。而

西方统治阶层曾信誓旦旦地宣布在中国的内战中保持中立。被认作交

战一方的太平天国政府，其首都多次受到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访问。归

根到底外国列强还是为了获取它们自己的利益。

有些外交上的投机分子梦想把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变成他们的

工具，而后帮助他们战胜并控制中国。另外一些人直接就是希望内战

把中国拖垮，中止其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通过内部分裂寻求无

限的机会。以《北美周报》在1854年7月发表的文章为例：

我们发现，迄今为止没有多少年，欧洲的影响对北京紫禁城

高大城墙无能为力。而洪秀全却不知不觉教给我们，哪里可以打

进楔子，哪里是杠杆的支点。只要对王国的一些裂痕上施加巧

力，就能使整个骨架分裂为小块。① 

① 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美国人在东亚》，纽约，1922年，第212页。

但是，太平军的领导们不会上当，他们认为中国的事情是自己的

事，并拒绝外国人的“居间调停”。他们在自己的区域内处罚不可原

谅的犯罪，断然禁止鸦片贸易。此后，在韦昌辉政变暴露了太平天国

的内部矛盾以后，外国列强不再对清廷坐视不救。虽然清廷是虚弱和

腐朽的，但是外国列强可以把清廷作为自己的工具：的确，越软弱越

腐朽越好，因为这将使它们的控制更加确定。

早在1853年，当太平军第一次接近上海，清政府官员要逃离时，

英国、美国、法国的领事们趁机控制了那里的海关。为了把内战继续

下去，清政府又将另外一些收缴进口税的港口转给了外国人。这种让

步使得作为清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5%进口税，也被外国守门人所控

制。这的确是防御太平军的办法，太平天国不会对他们的国家主权采

取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他们肯定在他们获得政权的那一刻起就撤销

这些特权。

1856年，封建政府已经变成一个顺服的工具，不仅被迫步步退

让，而且彻底屈服。为了寻求扩大1842—1843年在鸦片战争条约中所

获得的利益（规定12年后修订），抓住中国当局没收了一艘挂着英国

国旗的中国鸦片趸船这个借口，英国对中国宣战，随后法国也加入。

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但是英国在发动时，遇到了一系列的阻

碍。它的计划招来了反抗，在动用印度殖民地军队方面，甚至比第一

次的动用（鸦片战争）还大。但是，恰恰在那个时候，印度陆军——

英国为充当世界帝国① 而精心培养的工具——发动了起义，在1857年

的民族大起义中反对英国。这次起义耽误了进攻中国的行动。这是早

期的亚洲人民在现代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互相支持的一个例子。

“印度兵变”被镇压以后，英国得以向中国派出大量军队，这支军队

装备着在欧洲刚刚结束的克里木战争中积聚的武器，并调回一支完成

改装的蒸汽动力舰队。英国也能够收取在那个时期侵略中国、阿富汗

和波斯的全部所得，并在被征服的印度发行公共债务，作为战争的军

费。这些就是打败一个深受伤害的亚洲国家的手段。这进一步教育我

们：当无可避免地要收获苦果时，要么把一切力量调动出来，发挥底

层作用，要么只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奴役对象。

1857—1858年，广州遭到炮轰。英法联军舰队北上在天津登陆，

距离北京仅80英里。朝廷再一次屈服，《天津条约》（1858年）承认：

巨额的战争赔款；

外国人有权留驻北京；

明文规定鸦片和传教士活动合法化；

开放七个新的港口置于外国的管理之下；并永久控制这七个

港口的海关和关税。

懦弱的朝廷，还同意帮助出口中国“合同—劳工”，使臭名昭著的

“苦力贸易”合法化。1858年条约的第五条与英国有关的部分规定：

① 驻印英国军队总司令查理斯·纳皮尔（Charles Napier）就宣泄了这种观点，在这次民族

起义不久，他写道：“如果我是印度之王，我要让莫斯科和北京动摇……如果我是英格兰之王，

我会从德里的王宫打出握紧的拳头……英国的舰队遍及西方，印度陆军遍及东方。”

——摘自帕尔默·杜特（R. Palme Dutt），《今日印度》，孟买，1949年

……中国皇帝将向各省督抚发出命令，宣布……选择在英国

殖民地服务的中国人，或者在海外其他地方为英国服务的中国

人，有完全的自由，按其目的受雇于英国的工作项目……

实际上，所谓“完全的自由”是做他们的奴仆，使这种劫掠合法

化，人民是没有份的。此后第二年，英国驻广州领事罗瑟福·阿尔柯

克（Rutherford Alcock）透露了对苦力的屡次屠杀。对于屡次出现的此

类事件，他声明，“不再可能，或许安全。”这是因为：

那时没有人会被带离他自己的家，即使在公共街道上和开放

日，没有被强行带走的危险，没有因虚假的债务和犯罪而被带

走……不会一口人卖那么多钱给苦力贩子带到海外去，不会再听

到整个城市以及相邻地区出现公共犯罪的景象。① 

帝国主义的掩饰办法不是停止这种贸易，而是试图蒙骗公众的感

情。另一个监督开设“移民所”的英国官员哈里·帕克斯写道：

我是希望，这种制度将证明比偷人便宜许多，因为道德动机

而不愿意那么做的外国人会因为经济原因而那么做。② 

美国，除了宣称它的所有权利扩展到英国1858年条约之外，还要

谈判一些特殊的附加条款。在他们的语言里美国几乎就是天使。他们

① 引自麦克奈尔，《现代中国历史选读》，上海，1927年，第409—411页。

② 同上。

是“受托”把“苦力”运送到海外，是基于“人在改变他的家庭和忠

诚时所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① 的基础之上。到1860年代，9/10

的中国工人参加了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的铁路建设。工程结束以后他

们遭到歧视、虐待和频繁的私刑，被驱逐② 去从事洗衣、饭馆等边缘

工作，至今依然如此。当1882年西部铁路开建，不再需要最繁重的体

力活时，中国的移民全部被禁止。如此之多的“固有的不可剥夺权利

的人要去改变他的家庭”。至于改变“忠诚”，即使已经住在美国的

那些人，也因种族的理由而被禁止选举（事实上，自从1849年第一次

来到加利福尼亚，他们就被否认入籍）。

没有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沙皇俄国和没有宣战的美国，都参与

了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通过“最惠国条款”保证分得利益。他们的

特使随同英法舰队在华北沿海参与对中国施压，以求达到侵略者的要

求。事实上，1858年强加给中国的四个《天津条约》中，那些此前号

称“中立”的国家强加的条约数量要多于在战争中侵略中国的国家；

俄国的条约是在6月13日签订的，美国的条约是在6月18日签订的，英

国和法国分别是在6月26和27日签订的。此外，在战争期间，俄国趁中

国处于困境之机，强加于中国的《瑷珲条约》（1858年5月28日）将黑

龙江以北的东西伯利亚的土地转让给它。这块最大的战利品有60万平

方公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正如当时英国人写道：“（这块土

地）如同法国和德国加起来一样大”，还包括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

① 许多美国作者试图辩解：那些去美国的劳工是“自由的”不是“苦力贸易”的部分。其实

不是这样，丹涅特（Dennett）在他的《美国人在东方亚洲》一书中，一方面与其他地方有区别，

一方面又冰冷地说，他们是“自由的”这一点还远没有得出结论。

② “以1855年为例，有32个中国人在加利福尼亚被杀”一项标准的美国文件说：“……这个

数字在1862年增加到88人。”特里（P. J. Treat）：《远东，政治和外交史》，纽约，1928年，

第510页。

的河流”。

1860年，因为担心公众的愤怒，中国朝廷推迟了条约的批准，英

国和法国重新开启战争。尽管在拱卫北京的大沽清军进行了顽强的抵

抗，英法联军还是攻下此地，并将其夷为平地，然后冲入北京。英法

联军抢劫和摧毁了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珍宝宫殿之一——夏宫圆

明园，犯下了许多反人类的罪行。“圣洁的”查理斯·乔治·戈登

（Charles George Gordon）（当时是英国军队中的一名陆军中尉）在写

给家人的信中透露了他亲自参与抢劫的野蛮暴行：

我们进去，抢劫以后，放火把整个宫殿烧掉……我们离开这

里之前，每人得到了48英镑奖金，虽然我没有抢到那么许多，

但我干得不错。……你难以想象我们烧掉的地方，是多么美丽辉

煌。我们时间太紧，未能仔细地抢……每个人都在野蛮地抢。① 

著名的法国民主诗人和小说家维克多·雨果愤怒地抗议：

我们教堂里的全部珍宝都比不上东方博物馆里令人难以置

信的华丽……一天，两个强盗进入夏宫，一个抢劫，另一个放

火……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塞满了箱子。然后他们手挽着手

地大笑。当这件事记入历史时，其中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不

列颠。

雨果在1861年用尖锐的描绘评论道：

① 鲍罗杰·迪米特里厄斯：《戈登的生活》，伦敦，1896年，第46页。

但是我抗议……政府有时就是强盗，人民永远不……。我希

望那一天会到来，届时洗净和解放的法兰西会把此种盗窃物归还

中国。① 

一个多世纪以后，这些偷来的财富依旧放在西方的博物馆和大厦

内，或者在著名的拍卖店被拍卖给超级富豪作为投资品或以验证其“文

化品位”。

作为它们进一步侵略的前奏，1858年批准的协议，加上逼迫加进

的一些新条款，构成了英国和法国在北京宣布的1860年的新约。而沙

皇俄国尽管没有参战，却获得巨大的收获，那纯粹是勒索。它的使者

康特·依格纳迪夫事先知道了西方侵略者要撤退的意图，趁机哄骗

无能的朝廷，说是他施加外交压力，让它们撤退。作为回报，他要求

中国再让出40万平方公里土地，成立沙皇俄国的滨海省，包括海参

崴镇，将其并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城（意为统治东方）。从1858年到

1860年的签约中，俄国从中国割去的两块领土总共有100万平方公里

（加上它在各个时期从中国获得的西部边疆土地，大约有150万平方公

① 引自谢诺《中国的新老法国朋友》，《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杂志，1958

年7月。其中还提到一套著名的雕刻艺术品，欧诺·杜米埃（Honore Daumier），“谴责法国

远征军的……暴行，发动战争的丑闻，强迫一个国家的人民去吸食毒品（即鸦片）。”

里）。① 与其他列强一样，俄国不但逼迫清廷投降，而且还支持它镇

压革命。沙俄两手变换，一方面承诺提供大炮用以反对太平天国，又

威胁清廷，除非满足它的领土要求，否则就在战争中联合英法。

这项扼住朝廷的新不平等条约，其价值之大远过于列强放弃的资

产，其所显现出的利益远大于平等商业贸易之所得。也就是说，即使

太平天国取胜，其前景无非是平等交易而已。所以封建统治者出卖国

家并不是没有代价。条约第十条就插入了预约，即允许英国在扬子江

上航行，然需待平定太平军以后方可实现；对法国也一样，允许南京

向法国开放，也需待从太平军手中收复。这样的诡计在鸦片贸易纠纷

中也玩过。而现在条约已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因为太平天国是禁止鸦

片的，这样就把太平天国置于“国际违约者”的地位上。

凡此种种原因，外国政府及其喉舌突然改变了腔调。太平军不再

受到他们的什么改革者和宗教盟友的赞扬，反而被指责为“无政府主

义者”，是他们自称为基督教的“圣教亵渎者”。种种所谓暴行的故

事散布开来，清朝官员们顺势提供这类故事，或者直接由他们的外国

主子编造。北京的清政府昨天还被说成反动、顽固和异类，今天又被

说成是稳固的力量，是合法贸易的保护者。

① 1969年以后，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在国内和国外散布相反的指控，诉诸武力行动，引发了

边界危机。 

当时中国并没有声明要索还19世纪不平等条约割给沙皇俄国的巨大领土。1969年10月7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概述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有如下几点：

（1）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涉及现在中苏边界的那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的（在

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和全力推崇沙皇的扩张主义之前，苏联政府和苏联公众也是这样定性的。）

照顾到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并不要求收

回沙皇俄国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

（2）签订一项新的、平等的边界条约。

（3）至于在有争议的地区（苏联根据以前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划线），维持现状，避免武装冲突，

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以待谈判解决。

1861—1862年，英国和法国军队在上海参与了对太平军的军事

行动。此外，一支由海盗组成的军团打着清朝旗帜作战，其中有些

是中国人。招募人叫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是一个冒险者，刚从入侵尼加拉瓜的威廉·沃克海盗团伙来

到上海。华尔战死，太平军为拉丁美洲人民报了仇。之后英国军官查

尔斯·戈登少校（Charles Gordon，后升为将军）取代了华尔之位。我

们早就知道这个帝国主义的十全十美的典型（beau ideal）曾参与火烧

圆明园罪行，若干年后此人在镇压苏丹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被击毙，所

以，苏丹人为中国人民也为他们自己报了仇。除了戈登，其他许多英

国陆海军军官，作为顾问加入清朝军队。最新式的英国武器如英菲尔

德步枪由英国大批量提供给清军，其在欧洲还没有使用过。过去的战

争中从未使用过的装甲蒸汽炮艇被派到扬子江游弋。

英国在中国的一份报纸《全球贸易报》，于1862年6月10日描述了

这一切对人民意味着什么：

由于普罗太特海军上将被杀，法国军队像发疯一样地屠杀平

民，不分男人、女人和儿童。事实证明，英国水兵也一样犯有令

人作呕的罪行——他们不仅残杀太平军，而且对手无寸铁和无助

的平民也加以残酷屠杀。然而确凿的事实证明，太平军从未报复

落在他们手里的欧洲人。① 

叛徒一般会干出肮脏事。太平军失陷宁波后，《香港邮报》1862

年5月22日报道：

① 奥古斯都·林德利（Augustus Lindley）（又称Lin Li 呤唎）：《Ti-Ping Tien Kwoh 太平

天国革命》，伦敦，1866年，第519—520页。

主要凶手之一……一个叫阿福的，是英国领事馆的佣人，或

私人服务员……穿着丝绸的衣服，骑在一匹小马上，带领一些随

从，横行在城市中，命令他们处决不幸的人们。向英国士兵发出

命令（通常这些命令得到服从）① 。

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民曾经用实际行动反对欧洲的干涉，马克思和

恩格斯对于这种残忍的杀害，愤怒地予以揭露和抨击。英国工人阶级

和民主团体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示威反对那些暴行。当时的俄

国人和其他的一些游客也指责那些行为。有一些外国人参与了太平军

的战斗。虽然其中有些是冒险者，如美国人白齐文（Burgevine），他

反复于双方之间，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出于诚实的态度并坚持到底，其

中就有奥古斯都·林德利（Augustus Lindley），他写出很多有关太平

天国有价值的、激动人心的文章，我们在本文中已引用过他的材料。

还有些其他的英国人，若干法国以前的非现役军官和一个意大利撒

丁岛人莫雷诺（Moreno）少校（他有一段时间曾作为太平军在上海卧

底，林德利形容他是无私而高尚的），这些人不像那些为封建统治者

服务的外国人，他们是不要报酬的志愿者。

特别要提到涌现出来的许多印度志愿者，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② 被

① 奥古斯都·林德利（Augustus Lindley）（又称Lin Li 呤唎）：《Ti-Ping Tien Kwoh 

太平天国革命》，伦敦，1866年，第536页。

②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爆发了印度民族起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做进一步对比研究发现，

无疑，它们非常相似。一封亨利·海夫洛克将军（Sir Henry Havelock，那时在印度的一位

英国指挥官）给孟加拉总督坎宁公爵（Lord Canning）的信，追述了印度军队中不满的原因：

并非经常说起的，是因“弹药箱的涂油”违反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法规的故事（事实上，这种

事早就停止了），而是由于全印征兵处挑选男丁到中国去作战，孟加拉军队中的印度士兵受此

影响拒绝此类征召。其第47团因相同的原因拒绝登船去缅甸，被英国政府撤销其番号。

镇压后，英国曾派出孟买第五步兵团，旁遮普第二十二步兵团和其他

一些由英国军官指挥的印度军队到镇压太平军的前线。但是这些部队

的普通士兵几乎立即投向革命的一边。清朝的指挥官李鸿章曾写道，

“50到60个黑皮肤的外国人出现在浙江省1863年2月战斗中的农民军

中。同年5月据英国观察者说，距离上海不远的太仓战斗之后，人们发

现有三个战死者是孟买第五步兵团的士兵。”林德利也写到过在太平

军队伍里的印度人。所以，100多年前“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就

已惊醒亚洲人民，亚洲人民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意识到彼此有共同的

利益，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① 

斗争的最后阶段是最血腥的，清军和国际干涉力量毁灭了大片的

国土。太平军虽然英勇战斗，但起义运动所固有的局限性反映出了领

导人的政策和战略上的种种错误。外国人和孤注一掷的封建势力经过

筛选，抛出了他们新的代表人物，包括中国的地主将军曾国藩、李鸿

章和左宗棠等，这一长串“强人”（对付人民的强人，对付外国侵略

者的弱者）最后的政治接续者是蒋介石。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叛国分

子成为了几代外国历史学家、中国的反动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宠儿（例

如，曾国藩就是蒋介石的英雄）。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自有评论，

这里，引用一句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的话：

“虽然他们的后代可能试图美化这些先人们，但其坏名声将钉在他们

的家族里。”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整个19世纪最激烈的武装斗争，在凶猛程度

① 这些事实的大部分摘自1958年5月《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一个世纪前中国

和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篇文章由于胜武（Yu Sheng-wu）和钱庆坤（Chang Chen-

kun）撰写。关于太仓战斗的事例，则是来自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的《常胜军》

（The Ever-Victorious Army），爱丁堡，1868年。

上，在死亡人数上均超过了拿破仑的战争、克里木战争、美国内战和

法普战争。虽然最终被完全镇压下去，但它表明，封建王朝再也不能

靠自身的力量控制中国人民。

反动派方面，表面上获救的中国封建阶级变成了外国侵略者的下

等合伙人（这种声名狼藉的勾结控制着中国，直到1949年其仍然不合

时宜地盘踞在台湾，直到1970年代初其还窃据在联合国里，在那里国

民党的残余部分还在“代表中国”）。人民这一方，太平天国给予中

国的封建主义以沉重的一击，使它再也无力复原。从那以后，它只能

等待它的掘墓人。而帝国主义从太平天国革命后，在与中国人民的对

抗中变得谨慎从事，不得不尽可能地在它们自身和不可估量的潜在力

量之间去支撑摇摇欲坠的中国反动政权及其军队。

光荣的传统存续了下来。太平天国幸存者的故事激励着孙中山。

他生于1866年，这一年是太平天国最终被镇压以后的那一年，人民加

强了推翻国内、国外或者两者联合的压迫者的信心。

在1930年代，中国红军领导人在太平天国战斗过的同一块土地

上，汲取了他们的经验。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再次使用了

太平天国的口号，“有饭吃，有衣穿”，这些区域的军队、人民和政

府工作人员掀起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他们提出“一手拿锄，一手拿

枪”克服国民党的封锁，在抗日战争的游击战中实现自给自足。新中

国“自力更生”的政策正是从先辈那里发展而来的。

今天，太平天国的英勇事迹依然在中国受到赞颂，亚洲、非洲和

拉丁美洲人民都意识到那是他们反帝斗争的共同遗产。全世界人民一

定会将其作为世界民族和社会解放伟大斗争的一部分而记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