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起源于反清的、带有中国传统神秘色彩的农民秘密结社；

由于其活动包括一套类似于拳击的健身习武体系，其成员被外国人称

为“拳民”。1898年，山东省正在以极其野蛮的方式被划为德国的殖

民势力范围，德国人不仅在经济上残酷掠夺中国，还焚烧对教堂“不

友好”的村庄作为惩罚，由此引发山东人民对德国传教士的极大愤

恨。而且，山东人民与华北各省人民一样，对于这些传教士们公开地

变成他们各自国家政府征服中国的急先锋，更是怒不可遏。1899年3月

15日，在法国已经自行设立“保教团”的压力下，清廷下诏，对各国

的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授予各种特权，由此引发了群众更强烈的怒

火。当时一位英国作家记录下了各项特权的内容：

主教可以享有与总督、巡抚同等的地位，以及与各省财政、

司法、道台同等的地位；对修士、修女，可享有与县知事同等的

地位……让天主教徒人人如愿得福，在教徒与凡人的诉讼中，凡

人不能胜诉。从此以后，传教士插手司法案件成为司空见惯之

事，经常导致怨声载道。① 

虽然只有天主教徒才能享受这种由清朝官方授予的地位，但实际

上各国的传教士都可借此被充当为其本国政府的代理人和观察哨。对

各国尤其可以利用的是，传教士们不仅可以在条约口岸地区，还可以

在中国一切城市内合法通行。这些滥用权利行为发生的时期，中国正

在被帝国主义公开测绘以进行瓜分，像欧洲历史学家断言的那样那不

是“疯狂的臆想”，其导致了1899—1901年反对帝国主义和传教士侵

略的农民起义；同时也使得起义者们把中国的基督教徒，也作为外国

侵略者的帮凶和保护者对待。的确，义和团没有提出过什么进步的社

会纲领，也没有先进的组织形式。在社会纲领与组织制度上，其都不

如半个世纪之前的太平天国起义。然而，要把这次运动称之为“反

动”，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污蔑诽谤，恰恰相反，它是普通的中

国民众为保卫民族生存、反对企图肢解中国的“文明”强盗而掀起的

一场英勇的、自发的斗争。列宁当时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对义和

团运动充满了敬意。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也都赞扬过义和团运动。例

如，马克·吐温就热情地为“拳民”辩护，并嘲讽那些号召向拳民发

动讨伐战争的“文明的卫士们”。

针对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对义和团战士“反对外国”的污蔑攻

击，列宁简明有力地反击说：

对！一点不错，中国人民恨欧洲人，但他们恨什么样的欧洲

人，为什么恨？中国人并不恨欧洲的老百姓，与他们毫无芥蒂。

① 乔治·B. 斯迈思（Smyth，George B.）：《中国排外情结的原因》，纽约，1900年。

他们恨的是欧洲资本家，以及对资本家百依百顺的政府。这种人

来到中国，纯粹是为了掠夺，中国人民怎能不恨他们？他们吹嘘

自己为文明人，这只不过用来欺骗、掠夺和暴力行凶，中国人民

怎能不恨他们？为了做鸦片生意、毒害中国老百姓，他们不惜开

战，如1856年英国、法国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民怎

能不恨他们？他们的这种掠夺政策，却以传布基督教的伪装来进

行，中国人民怎能不恨他们？① 

虽然马克·吐温并不是一位革命家，但在强烈正义感的驱使下，

在美国掀起反华的歇斯底里狂潮中，他仗义执言，发表了《致坐在

黑暗中的人》等一针见血的文章。马克·吐温以强烈的实事求是的文

章，揭穿了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虚伪面目。他直言不讳地说，曾经代

表革命意义的美国国旗，现在不能再用星条的老式设计这样飘扬下

去了。他建议进行适当的改变，即把原来代表13个州的条形线，白色

条纹改为黑色，把代表50个州的星星改为头骨和交叉腿骨的图形。马

克·吐温号召爱好民主的美国人民从迷梦中觉醒，辨别清楚事情的

真伪是非。这一时期他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现在到处都在说中国

的事情，我是同情中国人民的。……我希望他们能够把一切外国人赶

走，永远不让外国人再进来。”②

列宁，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在他对他自己所

处的环境（比如俄国帝国主义）的攻击中，强调了阶级基础，他写道：

如果我们要把事情说得实事求是、明白清楚，那么，我们就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布尔塞维克机关报《消息报》，1900年12月第1期。

② 《致特威切尔牧师信》，1900年8月12日，引自《马克·吐温社会评论集》，纽约，1958年。

要说，欧洲各国政府（首先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它

们像盗尸者搜刮尸体一样，对中国大肆掠夺；如果这如“尸体”

般的中国试图反抗，它们就会像凶残的野兽一样，烧掉你的全部

村庄，把手无寸铁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都赶进黑龙江

里去淹死……

如何解释我们政府针对中国的毫无人性的政策？是谁从中受

益？受益的只不过是一小撮大资本家和金融寡头而已。

列宁还特别地严厉批判沙俄政府千方百计用沙文主义来毒害老百

姓的行径，并号召人民为此而斗争。他指出：

沙俄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是在嘲弄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

是在腐蚀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中国人民却从来没有压迫

过俄罗斯人民。中国人民同俄罗斯人民一样，遭受到同样的祸

害……因此，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任务，就是要全力并肩反

击煽动民族仇恨、转移人民注意力、使工人阶级忽略了自己真正

敌人的那帮人。① 

与列宁的无产阶级立场，也同马克·吐温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立场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

的立场。伯恩斯坦是德国“进化的社会主义”（相当于今天的“和平

演变”论）的鼓吹者。他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径不是加以谴

责，而是以此为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提供辩护。他反对德国社会

① 列宁：《中国的战争》。

主义刊物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反对针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他写道：

中国被瓜分与否，德国人民对此并不感兴趣……但这个问题

关乎德国人民的巨大利益……就是说，一切有关中国的事件，德

国人都不得不有话要说。德国在华的商务利益，它有权提出抗

议。至于占领胶州湾，就是维护这种权益的抗议……在我看来，

我认为社会民主党反对这种做法从原则上来讲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资本主义者们极力兜售所谓的欧洲文明“优越”论，以此

作为他们掠夺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合理依据，伯恩斯坦对此不但不予以

反击，还试图让工人们与“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站在一

起，而自外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他说，国际主义社会主义

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思想。同时，我们要注意他在行文中竟然用了“我

们”这个沙文主义的字眼：

考虑到我们德国目前每年需要从各殖民地地区进口大量的产

品，我们必须同时让自己明白，那样的时刻终将来临，即我们要

从我们自己的殖民地区进口一部分产品……而且，只能有条件地

承认野蛮人占有土地的部分权利。文明程度越高，最终与其对应

的权利也越大。这种行为的历史名号不是征服，而是土地开发。

据我的观察，上述几点才应当决定社会民主主义对殖民地政策的

主要立场。① 

① 伯恩斯坦：《进化的社会主义，批判与肯定》，纽约，1961年。

可以说，社会帝国主义（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行动上的帝国主

义）是伯恩斯坦的发明。不幸的是，这种思潮并未随他而终结，也没

有仅限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圈子之内。

今天，控制了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们已经背离了列宁的路线，

正如当年伯恩斯坦背叛了马克思一样。他们鼓吹“有限主权论”和

“国际分工论”，要求别人向他们供应“殖民产品”。在本质上，他

们重复高唱的是伯恩斯坦的所谓“更高文明享有更大权利”、“开发

是历史赋予的权利”的论调。他们坚持说，没有先进拖网渔船的国

家，可只在它的内河水域捕鱼，这样“资源不致白白浪费掉”。他们

的理论还包括，一国领土之外的石油，构成了“国际性的储备”。他

们还搬出一顶大帽子来概括他们对中国的极度仇视，用“黄祸”这个

种族主义怪物的陈词滥调来恐吓西方国家。

义和团所反击的，是国家主权的丧失和帝国主义国家不可一世的

种族优越论。义和团的悲剧在于没有明确的方针政策，与中国其他的

革命团体没有建立联系，对国内和国际各种势力、组织之间的关系一

无所知。如此一来，义和团便容易上当受骗，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北京的封建统治者鉴于义和团运动发展如火如荼，十分恐

惧自己会被起义民众横扫而去，于是便假惺惺地走在了民众的前头。

他们发布了似乎雄辩动听的爱国宣言，而且迫于群众的压力，还真的

向帝国主义国家发布了宣战诏书。但即使战争还在北京城里激烈进行

的时刻，清廷就向自己已经宣战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奴颜婢膝地一一

送去通告，说什么“贵国从来就未贪图我国领土”，请求各外国政府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要错误地怀疑清廷是在袒护一般草民。他

们最后声明，中国现已无力筹措军队所需款项，为了走出目前的困

境，只能向外国求助。

话已经讲得十分明白。清廷是在向各国要求提供一笔贿赂，以便

用于招兵买马去镇压那些爱国的“叛逆者们”。为了给这种叛卖行动

铺平通道，慈禧太后还为被清兵围困的北京的各国使馆送去了食物。

除了华北地区义和团的力量十分强大外，清廷其他各省的督抚们只是

静观其变。他们照常与敌人打交道，就像没有战争这回事一样。

这是侵略者们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麇集了一支包括英、美、

德、沙俄、法、日本、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军队在内的杂牌军队，一路

烧杀抢掠攻入了北京，并在那里实施大肆的洗劫和屠杀。英国的一位

目击者普特南·威尔（B. L. Putnam Weale）对发生在中国都城的这次

大屠杀有过描述，他认为其残虐程度远远超过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

京的情形：

从公使馆里走出一个外表古怪的年轻小伙子……他自己一再

请求担任刽子手的角色……这个人经常用猎枪杀人，他似乎很喜

欢这样做。他一见到我，就兴奋得好像要发狂，结结巴巴地说了

些使我终生难忘的话，“你瞧见吗，靠东门的那些水井，许多妇

女姑娘都跳进里面去了，他们害怕外国兵……”接着小伙子又凑

近我跟前小声说起大兵把妇女奸淫之后的行为……他说，是我们

自己那些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大兵，特地请我来这里看他们的暴

行的。① 

普特南还详细地描述了北京城里每一个家庭都被抢掠一空的情

形。他写道，外国军队变成了一支“无穷无尽的抢劫队伍”，而且到

① 普特南：《北京漫记》，伦敦，1900年。

了后来，在血腥的抢劫和破坏中，他们开始把抢来的赃物进行公开的

拍卖，因而“我们部队的全体官兵都成了做买卖的商人”。

当所有战斗全部停止后，由瓦德西元帅统率的两万名德国的特别

远征军才到达北京。在德军离开不来梅港之前，德皇威廉二世，这

位长久以来一直在欧洲兜售其“黄祸”论的皇帝，以真正帝国主义

的血腥和雷霆闪电般的精神，训示并要求这支即将开拔去侵略中国的

军队：

要记住，你们在战场上遭遇敌人之后，不能丢掉阵地，也不

必抓俘虏。用你们的武器使中国人一千年之内都不敢正视德国

人。为文明开创永远的道路吧。

德国军队侵入北京的时候，欧洲军队大多数都已经撤走，战场上

中国军队也早已不复存在。然而，一位作者记述了当时德军的所作所

为：“德国占领军的显著特点是，他们变成了讨伐的部队。每一个微

不足道的军官似乎都有特权到下乡去劫掠。凡是义和团住过的村庄或

被发现有武器的村庄，都一律被纵火烧成灰烬，村民们不是被杀死，

就是被赶走。”① 

这就是列强们所开创的“文明之路”。它进一步教育了遭受无穷

屈辱和无穷苦难的中国人民，同时也坚定了中国人民永不停止反击列

强侵略的决心。

义和团起义被出卖了，被镇压了。但它同时也使帝国主义列强们

充分领教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力量。虽然中国再次战败并遭受更大的

① 戈德歇尔：《三国统治下的青岛》，上海，1929年。

屈辱，但无人再敢轻易言说什么瓜分中国之事。对于此前那些意欲争

相瓜分中国而又不知从何下刀的列强们来说，瓜分中国现在变得更难

了，因为又有新的东西产生了。这就是，如果侵略者走得太远，如果

中国百姓被过分地激怒起来，侵略者自己都恐惧最终会发生什么。

柯乐洪（Archilbald Colouhoun）是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他曾

经预先告诫人们不要低估“这场波及三亿亚洲人群体的动乱将会预示

着什么”。他说，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它能够独立地站稳脚跟……

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富矿……是一份有待开发的巨大产业，目前的一代

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得不将如此巨大的产业留给他们日益繁衍的后

代子孙们。”柯乐洪的结论是，单靠动武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最好

的办法，是对中国进行资本渗透和输入熟练技术以及管理。”① 清朝

统治者已经原谅了外国帝国主义，因为他们需要外国人来共同镇压中

国人民。同样地，外国列强也原谅了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尽管清廷向

帝国主义列强们宣过战，但清廷毕竟离不开帝国主义。清廷已经向帝

国主义证明，它有能力去蒙骗并瓦解广泛的人民运动，帝国主义可以

把清廷作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的看家之犬去对待。

义和团起义被镇压之后，中国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清廷作

为帝国主义看家狗的角色暴露无遗。《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清政府最终蜕变为帝国主义征服者意志的代理人。在国际关

系中，条约史无前例地规定要处死一批轻率开战的朝廷大员，另

外一批则“令其自尽”；在所有传教士遇害的地方或者传教士受

到不体面待遇的地方5年之内停止科举考试；下诏永远禁止反对外

① 柯乐洪：《中国的危机》，《远东的危机》，纽约，1900年。

国的结社活动，违者被判处死刑。

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赔款，也是迄今为止最沉重的，

总额高达5亿美元，从1901年起到1940年止，除分期向几个列强大

国赔偿外，还要向荷兰、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以及

一些北欧国家赔偿。

有10个国家取得了在北京使馆区内派驻自己军队的权利。设

立在中国自己都城之内的使馆区，“中国人无权在此居住。”

外国军队还取得了从北京到天津一直到渤海沿线铁路线驻军

的权利。结果，北京、天津和山海关都有外国军队驻扎，为期长

达40年之久。

对于上述各条款的目的所在，《辛丑条约》第11条表述得十分明

白：规定“中国政府将同外国政府谈判现已施行的商务航行条款中增

加哪些补充内容，以便改进中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