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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作品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完结

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从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到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清王

朝,在此十年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屈从地位,经济上也日益依赖于外人。中

国变成了孙中山所说的“次殖民地”,变成了一头不止一个国家而是

许多国家都可以来榨取掠夺的奶牛。


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在中国的投资高达15亿美元。铁路依靠外国银

行强迫的贷款来修建,从1902年的只有560英里到1912年猛增到6000英

里,通车里程增长了11倍之多。这些铁路的首要功能是为外国股东们

提供红利,并便于输出中国的资源,输入外国的制成品。


外国资本还渗透并夺取了前一段时期由“洋务派”兴办起来的工

矿企业。


李鸿章所创办的开平煤矿,就是一个十分显著的例子。它的所有

权被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国)夺走,完全由一名美国工程师从中内外

勾结操纵,上下其手。这位工程师名义上是中国政府聘请用于开发矿

产资源的技术顾问,但实际上是为伦敦金融家卖力,目的是为盗窃这

一矿产。此人的名字叫胡佛(Herbert Hoover)。他自称开发此矿的



目的是“让矿山通过伟大的科学技术从别人身上赚一笔大钱”。① 果

然,随着他在澳大利亚、南非、尼加拉瓜、缅甸等地推行这种赚钱的

“伟大的科学技术”,他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慈善

家”,最后登上了美国总统(1928—1932年)的宝座。这位在统治阶

级中“受人崇敬的老政治家”一直活到20世纪60年代。胡佛作为帝国

主义“专家顾问”的典型人物,值得认真研究。1900年,胡佛恫吓威

胁中国的官员(当时是胡佛的上司),并许诺说,只要中国把开平煤

矿交给他,就会有大量外资投入公司(当时华北刚遭受八国联军的摧

残,胡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开平煤矿的控制权)。1912年,

伦敦的中国工程矿务公司代管了开平煤矿,胡佛成为英国公司的董

事之一。1912年,开平煤矿成为开平煤矿管理局的核心矿山。而当英

国法院的乔伊斯(Joyce)法官在听取中国控诉胡佛一帮人的诈骗案

时(胡佛对矿山没有分文的投资)竟然说(见1905年3月2日《泰晤士

报》报道):“就我所知,发起人已将其本人和亲友持有的债券全部

偿付,但我估计,还有424,993股未偿付。”开平煤矿除了英国人是大

股东之外,还有若干比利时人也成为了新公司的股东,这些比利时人

都是公认的残酷剥削刚果人的老手。② 


在中国,胡佛除了以侵占兼并中国的矿产出名之外,还因“复兴

了”中国的“苦力”生意而著名。他在担任开平煤矿董事长期间,不

但运出原煤,还贩运工人到外国做契约奴工。仅1904—1910年间运往

南非德兰士瓦省一处的工人,就约有5万人,这种奴工每天工资25美


① 胡佛1904年7月15日写给伦敦《矿业杂志》的信,第202页。


② 关于胡佛接管开平矿及其他细节,见《开平矿记》,1957年,哈佛;又见《胡佛的怪诞生涯》,

纽约,1931年。



分,若由于工伤死亡只能得到50美元的抚恤金。① 


张之洞兴建的汉冶萍钢铁厂没有成为中国重工业和国防的基地,

却遭受了与开平煤矿同样的命运。汉冶萍钢铁厂早期依靠德国贷款支

持,后来又依赖日本的借款。汉冶萍钢铁厂的殖民地性质和状态,通

过美国钢铁大王、伯利恒钢铁公司老板施瓦布(Charles Schwab)的声

明,我们会看得十分清楚。施瓦布说,他发现从中国进口生铁供应自

己在旧金山的工厂生产,比从自己在美国匹兹堡的工厂往旧金山的工

厂运输生铁费用方面要便宜一些。


东北地区的鞍山和抚顺,分别蕴藏着丰富的铁和煤,却被牢牢控

制在日本人手中。


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了一倍多,但结果却是,中国变成了向外国

出口原材料而为帝国主义国家消费商品的市场。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

上升,对外债务越来越沉重。


在中国的重要城市里,西方和东方的列强包括美国、英国、法

国、沙俄、德国和日本的金融垄断企业,都纷纷设立了银行和金融分

支机构。


结果是,在中国社会内部,“买办”资产阶级随之进一步发展。

商业“买办”成了外国企业在华倾销的代理人,通过他们,外国商品

被输送到中国最偏远的角落,他们又从各个角落,搜罗收购自己期望

用于出口的原材料。银行买办则代表外国金融资本与当地地主、高利

贷者资本以及部分商人资本的联合体。这个群体是帝国主义向中国的

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的无所不在的帮手。


但与此同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轻工业,尤其是面粉工业和纺织


① 合同规定,运往德兰士瓦的工人,3年内只限于在矿场干活,其不得购进财产或经营商业,

可被处以鞭刑。见菲利普(Phillips, L.),《德兰士瓦问题》,伦敦,1905年。



业却得到迅速发展,这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在进一步壮大。与买办阶级

不同的是,这一部分资本家阶级希望看到中国强大、独立、经济上得

到发展。


对于中国依赖从外国进口机器甚至原材料(如从美国和印度进口

棉花),民族资产阶级极为愤恨。这种状况是由于封建落后、国内交

通阻塞无法从内地各方供应原材料而造成的。国内企业还遭遇外国货

品的竞争压力,由于进口关税不许超过货值的5%,外国洋货能够源

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倾销。更有甚者,中国的民族企业被迫与外国工厂

在不平等条件下竞争(在治外法权条件下,外国工厂不受中国法律约

束,可以减免征税)。以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政治为后盾,外国资本和

投资不断大举进入中国,而清廷对此毫无对策,根本无力抗拒。这种局

面就严重限制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本国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帝国主义对旧中国投资的极端反动本质还表现在,它们会极力保

存对它们有利的一些封建弊端,以从中不断渔利。通过美国官方对中

国厘金的存废问题的态度,完全可以看出这一点。厘金本是清政府为

了镇压太平天国而暂时推行的国内商品过境转运税,它的征收阻碍了

全国性商品市场的形成,无论对于中国企业的产品还是外国资本主义

企业的产品,都是如此。作为向中国倾销商品的出口商,美国长期以

来早就要求中国废除厘金。但当华尔街金融资本在争夺修建中国铁路

的贷款并在讨价还价之时,整个情形就大变了。1900年,当时的美国

助理国务卿菲利普(William Philips)写信给他的上司美国国务卿诺克

斯(Knox)建议说,厘金不应当废除,原因是,“如果将来我国银行

业被邀请参加对中国借款,我完全相信,它们会很乐意地以厘金作为

担保。”根据这项建议,美国后来果然改变了其官方政策,同意保留

那个枷锁般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厘金,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帝



国主义者公用的压迫剥削工具,也充分表明了前者与后者之间形成了

密切的依从关系的联盟。① 


此一时期,与中国的资产阶级相比,中国的工人阶级得到了更快

的成长。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更加团结,还代表了一股更加壮大的力

量。每一条铁路、每一座工厂的建成,不管它是外资的还是中资的,

也不管它是官方经营的还是私人经营的,工人阶级总是随之壮大。不

管在哪里被雇用,凡是工人阶级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国内几乎一切的资产阶级,或多或少或深

或浅地都与地主阶级有联系,地主所有制是这一时期资本积累的主

要来源。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反封建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的根源。

工人阶级的情况正与此相反,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民,与农村保持着密

切联系。在中国土地上,封建农民千百年来遭受封建剥削压迫,他们

饱经忧患富于反抗精神,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也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压

迫,同样的境遇使他们具有共同的合作基础。他们对于中国的旧社会

毫无眷恋之情。


成千上万的农民不但直接遭受中国地主阶级的剥削,还越来越沉

重地遭受帝国主义的压榨。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仅操纵

农民所出售农产品的价格,还控制农民所需要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帝

国主义国家还为新修的铁路和新开通的轮船规定货运价格。农民阶级

的地位因这双重的负担而恶化。在那些人口众多的省份,地租的比重

达到粮食产量的70%,甚至更高。


所有这些变化,都使中国的面貌迥异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甚至

迥异于刚刚过去不久的义和团起义时期。朝廷依然是朝廷,但社会已


① 《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财政外交研究》,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



经不是以前的社会,变化在发生。所有即将在今天中国人民革命中扮

演重要角色的主要阶级,都已开始登台亮相。


让我们先介绍几位主要人物。在孙中山开始进入他的革命活动的

决定性阶段之时,1893年出生在华中乡村的毛泽东也已进入青年时

期。孙中山童年时期深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熏陶,毛泽东则对以下

事件和现象十分关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严重危机,维新派

与革命党人就如何洗雪国耻所进行的激烈辩论,以及不断爆发的农民

骚乱和他们所遭到的残酷镇压。


让我们审视一下这十年间实实在在发生的几件大事。


国际上,主要帝国主义大国正忙于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巩固

它们在1880—1900年间从亚洲和非洲掠夺的广大殖民地。同时,它们

还忙于重新划分这些掠夺而来的殖民地,为此而进行了两场血腥十足

的战争,这就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大屠杀大浩劫。列强之间的互相倾轧,加上义和团起义(帝国主义者

诬蔑义和团为“拳匪”——译注)对它们的打击,使得列强不敢马上

瓜分中国。尽管如此,通过一系列的掠夺行动和强迫清政府签订条

约,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枷锁,还是年复一年地在勒紧。


1902年,英国和日本签署盟约,以共同对付沙俄。条约的前言伪

善地提到要维持“远东的和平”以及中国和朝鲜两国的“独立与领土

完整”。但在其第一款里就特别规定,英国在中国,与日本在朝鲜一

样,都各自具有“特殊利益”,都各自具有武力干涉的“权利”。正

是这一条约为后来日本于1904—1905年进攻沙俄提供了它所需要的依

据。在这场战争中,一切地面战斗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对于这场战

争,中国虽然是中立国,但最后却成为输家——日本在朝鲜站稳了脚

跟,又获得了沙俄在南满修建的铁路以及租借的港口大连和旅顺,所



有这些都是将来侵略中国的新跳板。


正当日本和俄国准备在满洲地区(中国东北)进行血腥的侵略战

争之时,英国趁火打劫,从中国西南入侵了西藏。英国的借口是,

在达赖喇嘛身边出现了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宗教经

师”。沙俄的确早就想在西藏搞政治阴谋,只是它无法也不可能找到

侵略的正当理由。而英国则实际上很早就做好了入侵西藏的计划。英

国驻印度总督寇松爵士(Lord Curson)是一个极端的扩张主义分子,

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千方百计地要与西藏地方当局建立政治关系,目的

就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西藏地方当局以对外事务应当通过北

京商谈为由,退还英方所有的函件时,寇松竟然说,西藏地方当局的

决定,与“亲近一个伟大文明强国的领土”不相符。


所谓的亲近和文明意味着什么,1904年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之

举,使西藏人民看清楚了真相。当时,是荣赫鹏率领这支远征军侵入

了西藏。我们在本书此前有关章节中早就提到,荣赫鹏是入侵中国新

疆地区的一名英国间谍,他专门负责在中国边疆地区刺探情报。在3月

间,几百名藏军被从他们的防御工事中诱出;表面上是要请他们去谈

判,但当他们走到古鲁这个地方时却被背信弃义地全部屠杀。一名英

国记者毫不知耻地为帝国主义逻辑辩护,他写道:“不能指望西藏人

把英国看作一个强大的国家,也不能指望他们认为我们是可以依靠的

力量。直到我们杀死他们几千人后,他们才对我们改变看法。”① 


根据当前的资料我们知道,西藏人非常清楚他们在斗争反抗什

么。100多年以来,他们亲眼目睹了西藏的邻邦印度,如何遭到英国

殖民主义者的征服和奴役。于是他们下定决心,西藏绝不能接受与印


① 坎德勒:《拉萨的真相》,伦敦,1905年。



度同样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狂热勇气”令侵略者们震惊的根源所

在。例如,甘孜城就是在敌人炮火的狂轰滥炸之后才被占领的。英国

人自己对此的描述是,西藏地方部队用原始武器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英勇反击。攻陷甘孜城之后,荣赫鹏率领一帮英军到达拉萨,在那里

他按照自己的意志与西藏当局签订了条约:规定西藏人要偿付英国人

讨伐和屠杀西藏人的代价;在赔款付清之前,英军被允许占领丘比河

谷(Chubi Valley)这一战略要地;此后英国商人和官员有权自由出入

西藏;夷平从边境到拉萨之间的一切大小堡垒工事,撤除一切当地的

军事武装;同时,未得到英国政府的事先批准,其他所有外国列强代

表不得进入西藏,也不准在西藏投资。


无可奈何之下,西藏人民万分痛苦地签署了上述条约。事实上,

当他们英勇抗击英军保卫自己的家园同时也是维护中国主权的时候

(这本来是北京的清朝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清政府却躲在一边袖手

旁观,未发一兵一卒相救,这使得西藏人民更加痛苦和愤怒。其实,

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足为奇:这个王朝对于帝国主义者既恐惧

又依赖。它不但将多数汉人居住的要地拱手让与了敌人,甚至其祖先

留下的满洲地区,也被其丢失了一部分。即使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

清朝的都城北京时,清政府照常一味妥协退让,没有组织像样的抵

抗,使敌人一路打进了北京。《辛丑条约》已规定,外国人可以自由

进入北京,从沿海到北京的铁路沿线已由外国军队驻守,中国沿海的

炮台防御工事已经全部被夷为平地。事情非常清楚,从另一个方向对中

国西部边疆西藏的侵略,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整个中国之计划的一部分。


同样地,西藏地方军民在1904年英勇抗击英军的斗争,也是中国

各族人民共同保卫祖国的反帝斗争的一部分,它与封建王朝的叛卖行

径形成鲜明的对比。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易,如同它们之间的钩心斗角

一样,在继续进行。这些交易的猎物和牺牲品,是中国和其他被它们

侵略掠夺的国家。


《英日同盟条约》在1905年被修订,其内容被十分直白地重新进

行了界定。这就是,规定了两国在亚洲范围内过去和将来如何进行掠

夺,并提供相互保证。条约载明其目的之一是,使两缔约国在“东亚

和印度维持其领土权利”。修订后的条款还规定日本有权“指导、控

制并保护朝鲜”。这为分解朝鲜铺平了道路。条约同样也规定英国可

以蚕食并占有印度边境地区(就是说,西藏与中国西南其他地区,将

来也可以归属英国)。


1906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项条约,除重申1904年荣赫

鹏刺刀之下逼迫西藏当地政府签订的条约内容外,又进一步勒索到在

西藏架设电报线的特权。这是英国又一项盗窃中国主权的勾当。但这

同时也说明,英国政府没有能够掠夺中国对西藏的管辖权,在有关该

地区事务的交涉时,英国政府不得不与北京谈判。英国侵略计划变化

的第二步是在1907年。这一年,英国成功地与沙俄达成了妥协,即根

据1906年条约,英国侵占中国的土地得到沙俄承认,但双方还虚伪地

说要虔诚地尊重“中国的宗主权”以及“西藏的领土完整”。对英国来

说,这种安排只不过是为了部分缓和它与沙俄在亚洲的紧张关系(1907

年的协定还牵涉与阿富汗、波斯的关系)① 英国的目的在于把俄国和

法国拉拢过来结成同盟,以便共同对付日益强大的德国。帝国主义国


①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梦寐以求将西藏弄到他的控制之下”,见1903年2月16日俄国

陆军大臣克鲁泡特金日记。但俄罗斯因在1904—1905年对日战争中失败,国力削弱,所以它

在1907年对英贸易条约中,承认让西藏容许英国进入,以换取其他类似便利。“英国的建议,

显然已把西藏变成了英国实质上的保护国,”沙皇外交大臣在后来被十月革命披露的秘密文件

中写道,“我们应该在阿富汗或波斯方面,取得补偿。”



家已经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帮结派。


美国也不例外,它已经开始与日本勾勾搭搭。美国的如意算盘

是,日本费尽了心思,并把有限的财力用于了有限的军事行动,将来

日本只能够在东北和朝鲜这些它占领的地方充当警察。这就使得美国

资本有机会投向这个地方,并获得巨额的利润。日本与俄国的战争中

日本的部分军费是由华尔街金融寡头支持的。后来日俄两国之间达成

的和平条约,是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议并主持的,从而使日

本得到了比继续打下去还要大得多的超大实惠。与此同时,罗斯福还

在拉丁美洲开始侵略掠夺,他下令开凿了巴拿马运河,使美国海军可

以进入太平洋,与其他帝国主义对手一起争夺亚洲。


后来,到了1908年,华盛顿的美国政府与东京的日本政府又签订

了《鲁特—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此协定放纵日

本在中国东北(满洲地区)和朝鲜可以便宜行事。作为回报,日本同

意不再干涉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地位。这就卑鄙无耻地背叛了美

国早已签订的承诺支持朝鲜独立的一项条约。那项条约是在一位朝鲜

爱国人士刺杀了朝鲜法庭里的美国外交顾问史蒂文斯的情况下而制定

的,那名朝鲜爱国人士在日本的压力之下采取此项行动。《鲁特—高

平协定》是一项典型的奴隶贩卖交易,它为1910年日本公然吞并朝鲜

铺平了道路。关于这一点,一位朝鲜评论家曾沉痛地评论说,“美国

愚弄了自由,为专横的暴君提供了武器。”① 


随着《鲁特—高平协定》的签订,雄心勃勃利欲熏心的美国华尔

街开始收买沙俄和日本在中东的铁路,以将其与美国谋划的“环球

铁路”系统连接起来。这项计划的设计者是美国铁路大王E. H. 哈里


① 张亨利:《美国的东方政策》,纽约,1919年,第40页。



曼。① 其财政后台则是摩根财团和库恩-洛布公司(纽约国民城市银行

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在华盛顿鼓吹并大力推动这一计划的人是威

拉德·斯特莱特(Williard Straight)。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说,此人是

美国国务院和银行家们之间的掮客,这些银行家们后来都成为美国在

远东地区推行这项计划的官方代表。作为斯特莱特公司在远东的执行

官,斯特莱特为哈里曼工作;同时作为哈里曼的代表,他又为国务院

效劳。② 


这一收购计划落空之后,各公司便转而试图修建数条与现有铁路

平行的线路,以便与俄国和日本竞争并将它们排挤出去。当时的美国

国务卿诺克斯(Knox)十分欣赏这一计划,说:


资助中国修建铁路的国家将在对华事务中最有发言权。美国

资本参与这些投资,将使美国在那个国家的政治角逐中讲话更有

分量。


美国在发表声明直言不讳的同时,还轻描淡写礼节性地表达了对

中国“行政实体”的关心。与此同时,美国还从最高层次上对清政府

施加强大的压力,总统塔夫脱给清廷的外交部长醇亲王(即当时的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译注)发电报说,“对于将美国资本投资于

中国的发展建设,我个人怀有热切的兴趣。”后来,由于中国革命的

兴起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美国上述欲发大财赚大钱的如意算盘并不

如意,收效甚微。


① E. H. 哈里曼是A. 哈里曼的父亲,A. 哈里曼这个银行家的子嗣自1961年曾担任美国肯尼

迪总统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


② 格里斯沃尔德:《美国的远东政策》,纽约,1919年,第141—144页,第161页。



美国上述种种活动的结果与英国一样,反倒方便了日本大肆推行

其掠夺亚洲的大陆政策。在此背景下,从1937年起,日本帝国主义

得以以全力征服中国,并在1941—1945年间,大举侵占整个太平洋地

区,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属地。


另有一款相互保证彼此间在殖民地掠夺赃物的条约,是在法国和

日本之间签订的。其目的是支持日本对朝鲜的殖民控制,并支持法

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控制。这个条约同时还确认,日本和法国这两个

帝国主义国家有“权利”干预中国以及与中国邻近的对方殖民地的事

务。这就标志着,这些中国邻近的地区,既可以被日本也可以被法国

吞并“吸收”。这种厚颜无耻的“邻近原则”理论,为殖民者进行蚕

食鲸吞大开方便之门,使之可以肆无忌惮无限度无限制地推行之,直

至受害者被榨取得一无所有。


此十年之间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迅速

变化。正如我们前面所描述的,这些变化包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

帝国主义进入初期阶段之后欧洲工人阶级举行的第一次武装革命斗

争,即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这次革命表明,帝国主义列强中的

沙皇俄国,外表上虽然十分强捍,但其内里却非常脆弱。俄国革命发

生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在那次战争中,沙皇俄国被一个亚

洲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打败了。俄国革命的影响是,亚洲一切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都受到激励而制定出自己的斗争纲领,以反对

国内的专制政府。


1905年以后,亚洲各国那种传统的农民起义和战争时代已经结

束。在伊朗、土耳其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取代了农民起义。


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即《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完全丧失人民信

任的清廷,从流亡地中国西北又回到了北京,并发现物是人非,形势



已经大变。对清廷统治权的最大挑战,不再来自只求限制专制权力的

维新派,而是来自要求推翻它的革命党人。


慈禧及其一行人在回京的途中,风声鹤唳,胆战心惊,无时无地

不在万分小心地提防着哥老会的突然袭击。哥老会是农民的秘密结

社,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有联系。为此,慈禧太后改变了骑马坐轿

回銮的方式,而改由乘火车沿着外国人修建的铁路安全前行。当她到

达被血洗之后满目疮痍的北京时,英国媒体的报道说,“只要她一看

到洋人的面孔,便掀开她黄色轿子上的帘幕,向其又是鞠躬又是微笑

又是点头。”


这一改变很具有象征意味。从此以后,这位极端反动的统治者摇

身一变,成为了赞成向西方学习的人物。她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其内

容大部分复制了1898年维新派变法时宣布过的纲领,而当时的维新派

人士曾因此被慈禧下令处死、流放,其他的人则不得不逃亡。慈禧这

次改革的目的,无非是试图为清王朝挽回一线生机,而她的“革新”

十分迎合西方金融资本的口味。风烛残年的古老封建体制已经证明,

它再不能控制笼络人民大众,古老封建体制也不再适合治理这个已通

过外国投资于其铁路、电报和工业后而被殖民化了的国家。


然而,求救于这种急来抱佛脚式的狗皮膏药,已经为时过晚了。

中国受过教育的青年精英们,已经组成了各种秘密社团,他们创立并

发行各种地下报刊,组织各种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活动。正当清廷官员

手忙脚乱地采取镇压和煽惑手法来阻止国内的革命浪潮的时候,孙中

山却在海外流亡中不屈不挠地组织发动着革命党人。他的足迹几乎遍

及世界各地当时的华人社团。他到各国大学里寻找青年的中国留学生

们;他筹措资金,制定革命活动纲领,举办俱乐部,建立报刊,购买

并向国内输送武器。他与自己的同志指导归国留学生,组织各类地下



活动,包括渗透到行政机关和军队里。尽管有的成员遭到逮捕,有的

成员牺牲了,但孙中山指导的这些任务都经过英勇的努力而完成了。


潜滋暗流终将冲出地面。不久,革命由地下转到公开。1904年,

后来成为孙中山亲密战友的黄兴,领导地方革命党人开始在湖南建立

一个巨大的农民起义组织。同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起了一场声势

浩大的抵制美国货运动,以抗议美国在西海岸对华人施加的非人的种

族歧视。① 1905年,清廷派遣大员出洋考察西方宪政时,曾遭到革命

党人的炸弹袭击。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将兴中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合并,建立了

同盟会,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从此,以前大多数小而零散

的革命党派别,第一次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真正的政党。 


同盟会在探索其组织原则、斗争方式和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对

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俄国革命者产生了深切的共

鸣,虽然那次革命并未成功。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几乎每一期都

刊载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报道。在此以前,追求进步的中国人士只注

意18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现在转而被俄国革命所深深吸引,

他们以十分同情和敬佩的心情,注视着它的发展。“俄国革命比其他

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有意义”,一位作者这样评论。“欧洲和美洲的国

家虽然强大,但他们的人民很贫穷。”他的结论是,有必要“政治革

命和经济革命同时举行”。从1905年俄国革命的榜样中,中国的革命

者获得了这样的宝贵经验和认识:革命需要用报刊来传播理论,宣传

武装斗争,宣传组织群众,宣传土地问题的政治重要性,所有这些都


① 关于这次抵制美货运动的起因和过程,见美国哈莱教授的《海外华人》(1927年纽约),书

中列举了当时屠杀、拷打、逮捕、驱逐“蒙古人”的事实。1903年,还发生了一起驻旧金山

的中国军事参赞因不堪忍受警方的羞辱而自杀的事件。



是推动革命的有效手段。


同盟会的纲领不但要求建立一个共和国,还要求平均地权,以便

使农民从地主的束缚奴役中解放出来,以防止中国滋生资本主义的弊

病,从而为社会主义铺平发展的道路。然而,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的

环境中,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不可避免地要在农村产生资本主义

的产权关系,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在全国的发展。因此,这个纲领就整

个封建体制而言,具有绝对的革命性,而为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却

还是一种幻想。中国的工人阶级当时还十分弱小,还没有组织自己的

政党。在当时,这种现象是无可避免的。


实际上,同盟会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就此而言其

仍存在一些不足。它的革命目标完全针对满人的专制统治,而忽视

了外国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封建反动派的密切联系。尽管如此,它在

坚决地使用革命手段这一点上,与过去的维新派只希望改良清政府的

诉求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同盟会的纲领无论如何还是代表了当时中

国政治思潮最为先进的一种。在当时各界提出的所有挽救中国的方案

中,它最接近现实国情,反映了民众的诉求。正是由于这一点,加入

同盟会的会员在一年之内便超过了1万人。


1906年,同盟会领导了江西煤矿工人的起义,农民也加入其中,

参加起义的民众达到3万人,但该起义最后被镇压了。1907年,同盟会

在汉口又组织了一次因拖欠兵饷而发动的起义,同时还在广东省发动

了抗捐抗税的农民起义。1908年,孙中山在河内建立总部时,曾将武

装的同盟会员从越南运送、渗透进入到国内。后来这些同盟会员虽然

被迫撤回,但他们撤回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入境时的人数,因为清廷的

许多士兵都加入了革命党人队伍。


此时,康有为的维新派还在海外流亡,维新派看到革命浪潮高涨



后十分恐惧,于是打出了“保皇党”的旗号而重新登台。有趣的是,

维新派也对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但他们关注的目

的,正如他们的报纸《时报》上的文章所说的,只是为了敦促清廷像

沙皇那样,赶快进行一些立宪改革以缓和形势,避免“心怀叵测之人

利用民众的愤怒情绪而揭竿造反”。然而,历史的进程大大超出了康

有为一帮人的设想。他们展示出的真实观点和意图只是助长了革命阵

营的壮大。


1909年,清廷企图借维新再一次来挽救自己,它下令各省筹建咨

议局,以此作为将来召开国会的准备。开设咨议局不能使国人满意,

也未收到清廷所期待的效果。虽然这类立法机构的成员大部分是由非

革命的地方士绅组成,但同盟会也能够对其施加一些影响。两年之

后,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饥馑遍地,导致农民反抗日益加剧。在各省

普遍发生农民起义的背景下,同盟会与清王朝在有关外资是否进入中

国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当时,铁路问题是矛盾冲突的关键。从1905年起,随着外国资本

投资修建铁路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地方士绅也组织起许多公

司,自筹资金修筑自己的铁路。在1911年的早些时候,清政府迫于美

国总统塔夫脱的直接压力,接受了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的联合

贷款600万美元。以此为前提,清政府宣布将中国中南、西南的私有

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作为四国银行团贷款的抵押。于是,

四川省成渝铁路公司的股东们组织了请愿代表团,向官方提出强烈抗

议。四川总督下令逮捕了代表团,并且还向要求释放请愿代表的成都

市民开枪。


成都市民在遭受严重水灾的农民的支持下奋起反击,斗争持续了

数月的时间。起义者们后来抓获了清朝的封疆大吏端方,并将他处



死。我们应当注意到,此次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张澜(于1955

年逝世),在1949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

人物被选举为国家副主席,这有重大意义。保路运动起源之一的成渝

铁路,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其修建才成为可能,并于1950年至1952年

间建成通车,但其建成既不依靠外国公司,也不依靠地方士绅和中国

的资产阶级了,尽管他们为此争斗了40年之久。它成为工人阶级领导

下的人民民主国家首要的建设工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