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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作品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完结

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迅速增长。马克思主义

者在北京(李大钊等)、上海、汉口(董必武等)、长沙(以毛泽东

为首)、济南和杭州都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如

在巴黎的周恩来等)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此日期

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日期),正式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国共产

党以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利益为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远见

卓识为指导,把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自发的、组织不健全的斗争,

转变成自觉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为领导阶级创建起一个总的领导

核心,对过去毫不留恋毫不介意;相反,正如一切其他国家的共产党

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


中国人民过去举行过多次起义,虽然英勇壮烈影响广泛,但由于

缺乏正确的领导,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

动,由于是纯粹的农民战争,都未能逃脱历史宿命的失败。1911—

1912年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由于资产阶级固有的弱点和缺乏领导

力,而未能完成其历史使命。现在,中国真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



步入了轨道,中国共产党将领导革命直至取得胜利。中国人民在这场

革命中经历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历时30年之久,最终取得胜利。


然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们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格局,也进行了力量的再平衡和改组。它们运用新的联合和新的手

段,企图重新控制中国的资源,重新奴役中国的民众。


就国际形势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了头号帝国主义

强国。凭恃其强大的实力,美国强迫日本吐出了它利用大战从中国攫

取到的权益,并强迫日本废止了《英日盟约》。1921年11月到1922年2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们在华盛顿签订了《九国公约》。公

约反映了一战后列强间关系的变化,反映了列强们企图在新的格局基

础上,重新联手以控制中国的目的。


在《九国公约》中,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

葡萄牙和比利时,向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又一次提出了臭名昭著的

“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一般都认为这是美国导演的长袖善舞的大手

笔。它在表面上给予了中国一个“机会均等”的参战国待遇,实际上

强迫中国“自愿地”承认了各国侵蚀渗透中国的权利,这样就不像过

去中国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那样,只向一个日本开放,而是向多

个国家开放,包括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最强大的美国。


在这同时,美、英、法、日四国又组成了一个新的金融财团,负

责向中国投资。这清楚地表明,条约完全是世界金融资本利用的工

具。这个财团由美国银行操纵,不再像过去那样由英国操纵。美国近

期的算盘是针对中国东北日本的势力范围继续金融投资渗透。这个地

区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有着三重利益:东北是资源丰富可供榨取的

地区,可以作为支配控制中国的基地,还可以作为反对苏维埃革命的

重要军事基地。



《九国公约》和四国财团,都披着“国际协定”的外衣,但很快

就被形势的发展证明完全是一个骗局。在中国国内,所有帝国主义国

家都在急切地寻找并扶植在中国的军阀代理人,作为军事上控制全中

国的帮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的大量军火武器装备,以及从战败

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所缴获的军火,潮水般被运到了中国,供给了各国

所豢养的军阀。不久就枪炮轰鸣,混战开始了。


日本把军火运交给它新选定的代理人——奉系军阀的头子、“中国

强人”张作霖。英国和美国则把军火运给它们垂青的雇佣军人——直

隶① 军阀吴佩孚。在之后的几年间,这帮被收买的军阀们混战不停,

中国各地惨遭洗劫,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情:看哪一个帝国主义者更

强、更能够掠夺中国。


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这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形势似乎比

之从前更加险恶。以民众大规模抗议示威为特点的“五四”运动,

也暂时偃旗息鼓。这是因为,运动本来是为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

这一特定事件而发生,整体上并没有为中国革命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

行动纲领。但在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热衷报道军阀争战的形势下,另

外一支重要的力量正在形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组织工人阶级。

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时机已经成熟。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时,虽然只有50名党员,但其已成为劳动大众的领导力量,其地位是

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捍动的。“五四”运动之后,是工人阶级对

帝国主义第一次发起了坚决的斗争。


从一开始,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就既有政治性又有经济性两

方面的特点。由于中国民众完全缺乏民主权利,又遭受帝国主义、半


① 奉天和直隶相当于今天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和华北的河北省。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所以不可能产生合法的工联运动。

在这种条件下,也不可能产生一个高收入的熟练“工人贵族”阶层,

将运动误导引向修正主义的道路。


1918年,中国参加罢工的工人数量只有6000人。1919年,当时还

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但铁路、冶金、机械、印刷、电车等行业的工

人都奋起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全国总罢工,这时参加的人数已经达

到10万人。1922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通过工会、俱乐

部、夜校等渠道,中国共产党联系并组织了30万工人罢工。 


当年的1月份,在英帝国主义直接占领下的香港,6万名海员和码

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罢工持续了8个星期。这次大罢

工得到了从华南的广州一直到东北沈阳铁路沿线工人的支援,他们成

立了联合委员会并筹集资金以支持罢工工人。在这次罢工结束之前,

罢工规模曾发展到香港各行业部分工人的总罢工。驻扎在中英边界的

英国军队曾向要求英国人滚开(离开香港这块殖民地)的罢工工人开

枪。这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者的致命弱点:没有工人阶级供其剥削压

迫,它将一事无成。


罢工还给人们上了另外一课。以往的斗争,无论是中国农民独立

进行,还是由中国的资本家主导,都没有使帝国主义者做出丝毫让

步。而香港海员工人的这次大罢工,联合在港其他行业的工人们携手

斗争,赢得了增加工资15%~30%的权益,工会也从此成为了合法的

组织。而此前根据香港总督发布的训令,工会是非法的。


1922年中国其他各地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其中许多是有组织进

行的。


工人们要求所得的工资足以维持体面的生存。在上海,当时熟练

工人每月的工资只相当于6美元,非熟练工人只有4美元,妇女和儿童



的工资则更低。


工人们还要求实行8—10小时工作制。此前机械行业的工人每天工

作长达14—17小时。


工人们还争取工会合法化的权利。根据北京北洋政府的法律,工

人阶级组织工会和进行任何形式的罢工都是非法的。


在风起云涌的众多工潮事件中担任领导角色的大多是共产党员。

1922年,毛泽东被选为湖南省工会的主席。之后长沙举行了罢工,在

邻近的江西安源煤矿及其附近地区,有两万名矿工罢工。由刘少奇领

导的这次安源大罢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罢工停止了对汉冶萍公

司的煤炭供应,使之不能外运。汉冶萍公司由日本和中国的官僚资本

共同控制,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这样,罢工便成为对反动的

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挑战。安源大罢工不但组织严密,把掌

子面和各车间工人都团结起来,还对工人开办夜校,进行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政治教育。这种组织方式后来为各地罢工运动所广泛采用。

1926—1927年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也采用过这种策略。再到后来,蒋

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在白色恐怖中这种组织形式和原则也未被打破。

工人阶级依据此原则组织起了武装工人纠察队,并以此作为一个秘密

联络据点,为后来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再后来为在井冈山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支援。井冈山根据地是红军创建的第一个

据点,也是中国工农阶级在全国的第一个政权。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阶级就表现出,他们宁愿斗争

牺牲,也不愿忍受令人难以想象、缺乏最基本权利、被压迫被奴役如

地狱般的处境。他们为此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斗争,既反对外国金融资

本在中国拼命压低工人工资使中国变成其“黄金国”的状况,也反对

中国军阀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任意屠杀工人和农民的状况。



阶级冲突和斗争的主要领域并不在于轻工业方面,虽然轻工业是

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最为成熟的领域。斗争主要在铁路、造船及其辅助

的修理厂和矿山行业,这些是全面代表中国被帝国主义者勒索和剥削

的领域。帝国主义列强的最大利益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并且和军阀的

利益相互勾结交织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工人阶级才高度集

中,才有可能进行全国范围的联合,并采取统一的行动。而且,在这

些领域,工人们还能得到其他各方面的支援,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

级,因为他们在交通与其他基础产业方面也受到外国的控制和侵害。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与帝国主义的激烈冲突。这也让逐渐壮大的有思

想的爱国人士们认识到,在反对民族遭受奴役的所有斗争中,工人阶

级站在了最前列。


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围绕着英方资本控制的京汉铁路展开。当时

北洋军阀吴佩孚管理这条铁路,铁路收入在支付外国股东之后的盈余

被用于豢养其军队。


1922年8月,北京近郊长辛店机车厂和汽车修配厂的工人,聚集在

共产党员组织的俱乐部和夜校周围,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8小时之

外的工作需要支付额外的报酬,提高工资,以及其他方面的权利,他

们取得了胜利。在此鼓舞之下,其他铁路站点也相继成立了工会。于

是工会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将于1923年2月1日在河南省郑

州市举行,并将此消息公告在报刊发布,同时通告铁路行政当局。


铁路行政当局批准了工会的要求,却暗中向吴佩孚报告,要求他

派军队封锁会场。各地代表们和当地铁路工人对当局背信弃义的行为

极为愤慨,他们冲破封锁并宣布了总工会成立。但当天晚上军队就袭

击会场,工会的办公场所被破坏。工会于是号召举行全路总罢工,同时

提出下列要求:



(1)将京汉铁路北段军阀任命的负责人撤换,因为他没有信

守自己的承诺;将郑州警察局局长撤职;


(2)赔偿工会损失,归还被没收的旗帜;


(3)为袭击事件正式道歉;


(4)对全体铁路员工节假日照发工资。


这次总罢工组织严密,卓有成效。全线没有任何车次运行,受阻

乘客也未受任何损失,罢工委员会为他们安排了食宿,接近目的地的

旅客改由其他交通工具送达。


工人阶级显示的力量震惊了美国、英国和其他各国的外交代表,

他们向北京政府联合提出照会,要求立即镇压罢工,其借口是罢工危

及偿还外国贷款的能力,因为这条铁路是靠各外国贷款修建的。


于是,吴佩孚立刻派兵占领了总工会在汉口附近江岸建立的临时

总部。铁路工人进行了长时间顽强的斗争,所使用的武器则是从士

兵手中夺过来的。被捕的工会领导人中有两位共产党员,一个是总工

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另一位是林祥谦的法律顾问、知识分子施

洋。当局要求他们下复工令,两人都宁死不屈,断然拒绝。林祥谦当

场被枪杀,施洋被酷刑折磨致死。2月7日,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工

人创建工会的地方),士兵向罢工的工人射击,打死4人,伤者多人。


军阀的屠杀激起了全国民众的义愤。成千上万来自各界的民众走

上街头,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遇害者的葬礼。另外四条铁路、日本人

控制的汉冶萍钢铁厂以及其他工厂都举行了抗议性罢工。罢工的工人

们一直坚持到工会下令复工。


1923年2月7日是罢工斗争的高峰,标志着1919年“五四”运动后



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又一个关键节点。胡乔木在他的《中国共产党的

三十年》中这样评价了“二七”罢工运动的经验教训: 


中国铁路工人的英勇斗争,一方面,表现了工人阶级组织力

量和革命积极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中国共

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工人阶级如

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

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在反动政府的高压

之下,年轻的工人斗争暂时转入了低潮。事实教训了党和工人阶

级,必须与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与包括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小

资产阶级,与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并且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

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