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中
国共产党就已经指出必须进行具有广泛基础的斗争，才能够“消除内
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
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宣言虽然还存在不
足，即没有强调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也没有为无地和少
地的农民提出明确的土地改革纲领，但它仍然是迄今为止中国人民对
奋斗目标和愿景的最明确宣言。
一年以后，也就是在“二七”大罢工之后举行的党的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又对必须建立的革命联盟做出了明确的安排，大会指出，
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并不孤立，也不必要孤军作战。
农民阶级在军阀的勒索压榨和农产品不断贬值的双重打击之下，
已经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1922年华北许多地方都纷纷爆发农民起
义。共产党员彭湃在广东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农会，会员超过了20万，
他们在中国的南方开展斗争。
民族资本家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得到短暂喘息和发展，但在战后又
遭到挤压而在走下坡路。他们不仅遭受老帝国主义列强和大官僚资产
阶级的压迫，还受到1921年发生的战后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以及
由于军阀混战而导致的国内市场崩溃的打击。因此，共产党提出在制
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建立联合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代表民
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从未能够与城乡劳动大众建立合作，其当时
正在困境中寻求出路而没有结果。
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行动的动议，是依据列宁的指示做出的。列
宁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以及帝国主义的附
属国家之内搞革命，所采取的原则应当有根本的差别。在帝国主义国
家，资产阶级是对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压迫者；而在帝国主义的殖
民地国家以及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家，有些资产阶级也同样遭受到帝国
主义的压迫。因而，列宁指出“在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党人应该支持
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但这种运动必须是真正的革命运动，而且他们
的代表不能妨碍我们组织和教育农民和被剥削群众，发扬他们的革命
精神。”①
当时中国就存在这样的状况，因此出现了战斗的民族革命运动空
前高涨的局面。
这个时期的国民党，是由真正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孙中
山先生虽然对形势有过许多估计不足和失误，却从来没有丧失过战斗
精神，也从来没有忘记从实践中吸取教训。他早就认识到，只有通过
武装的革命斗争，才能够推翻武装的中国军阀；只有推翻了武装的中
国军阀，中国才能够统一。虽然如此，孙中山先生却专心致志于寻找
一支现有的军事武装，即试图与一个“比较爱国的军阀”进行联合，
作为实现其理想的工具。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和手段，他不加认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
真鉴别，寄希望于一切能够寻找到的力量，相比之下却忽视了1919年
“五四”反帝群众运动的革命潜在力量。而且，长期以来他对帝国主
义的本性认识不足。在他所著《中国的国际发展》一书中，他曾试图
说服外国资本家，只要外国列强与一个统一的、主权独立的中国做生
意，而不是企图通过政治统治瓜分它从而消灭这个市场，就可以避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然而，以一个强大、主权独立的
中国作为上述目的的前提，并奢望帝国主义者来拉中国一把而不是反
对中国的强大和主权独立，只能是纯粹的幻想。
对于现实世界的错误理解，使孙中山先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
给外国列强的陈词和建议，根本无人理睬。他幻想依靠的南方的“爱
国”军阀陈炯明，在被英国政府所收买之后，将他驱逐出了他所在的
大本营广州。而这位早已被人遗忘的军阀叛徒，不久以前还被人大肆
吹捧为“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所有官员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他很有可能成为一流的民族人物”。吹捧陈炯明的就是西方自由主义
的吹鼓手，著名的美国“进步教育家”杜威（Dewey， John）。① 杜
威教授在当时的中国，即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成为了一批
人心目中特别垂青的哲学家和“圣人”。这批人试图把中国青年人逐
渐高涨的革命热情从马克思主义（即他们十分惧怕的“布尔什维主
义”）引导到（对帝国主义说来）比较安全的实用主义以及行政和教
育改革的道路上来。
然而，孙中山不属于上述一类人。从一开始他就敬仰俄罗斯的革
命。1921年之后，他就一直研究俄国革命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
给苏联领导人写信说：“我对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的苏维埃，你
① 杜威：《中国、日本和美国》，1921年，纽约新共和印本。书中作者还称赞陈炯明“特
立独行，是为人正直、忠诚无比的人物”。但不知陈炯明是对什么、又是对谁忠诚呢？
们的军队，你们教育的组织工作，极感兴趣。像莫斯科一样，我愿把
‘中华民国’的基础，深深扎根在年轻一代的心头，他们是为明天劳
动的人。”
1923年，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有过接触。他也和苏联派来
的外交官越飞谈过话。越飞本是来与帝国主义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正
式外交关系的，但没有被接待。中国共产党当时提出了与孙中山合作
的建议，孙认为合理可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对他自己
的政纲和观点做了大幅修改。孙中山用极大的热情宣传这些新思想和
新主张，认为这是使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他毕生所上下求索的。
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的“三大政策”是：联合苏俄（联俄），联
合中国共产党（联共），扶助工人和农民运动（扶助农工）。在一系
列的演说中孙中山重新阐释了他20年前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极大地加
强了三民主义学说的革命性特色，而这正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党
追求议会道路而导致灾难性后果时，早已抛弃了的。
民族主义的内容，不再是以汉族（中国的主要民族）的统治来取
代清朝皇帝（满人）的统治，这一观念早已随时势推移而过时。新
的内容是把中国从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控制中解放出来，实现国内各
民族完全平等。孙中山终其一生所奉行的是，既要从中国的民主遗产
中，也要从一切民族的民主传统中吸取营养。因而，他的民族主义思
想，始终与世界各国之间有关和平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普遍和谐”的
理念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没
有最低的先决条件，即各国之间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孙中山痛
恨和鄙视殖民主义的思想根源。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统治集团的本性，
他曾有深切的认识并这样写道：
他们不仅利用极少数人控制了他们自己大陆和他们自己国家
的大多数人，还把这种模式和苦难扩散到了亚洲，在那里九亿人
被少数人压榨剥削。这是极其残酷的现象，世上再无比这更令人
痛恨之事。
孙中山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只有团结一致，亚洲各国人民的独立
运动才可能成功。在实现世界大同、普天之下皆兄弟姐妹的伟大理想
之前，还要完成艰巨的斗争任务。
对民权主义的解释是：“现代各国所谓的民主制度，一般为资产
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
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民生主义的中心是满足“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使农民的愿望成
为可能。承认并保障工人有组织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和基本工作条件
的权利。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和垄断事关国民生计的基础经济领域，有
关国民生计的基础经济领域实行国有化经营。孙中山虽然不是马克思
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持异议），但他认为在革命斗争
中马克思主义者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他说，“我们不能说共产主
义与民生主义是矛盾的。”“恰恰相反，它是民生主义的朋友。……
我欢迎社会主义，因为它对国家有利，为人民谋福利。社会正义要求
一切产品归大家所有，以确保人民得到福利，社会主义在我国得到实
现之时，可以保证幼有所教，老有所养，人人都有工作可做。”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没有界定不同阶级
在社会中的地位，没有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然而，它代
表了当时历史阶段一般人所能够接受的普通纲领，它的出发点不是为
了少数人的利益。孙中山并不惧怕民众，他从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得出
的结论是，只有唤起民众，才能挽救中国。
随着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仍然保留它自己独立的组织）的加入，
孙中山的国民党变成了革命的同盟军，它的新的性质在1924年1月召开
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宣言认真检讨了国民党自1912年以来（特别是将权力拱手让给袁世凯
以来）的错误，它严厉谴责并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
等条约。它保证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承诺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工人
和农民的处境。它还强调士兵的人权和政治权利（这是十分重要的一
步，不但对改善国民党军队官兵和官民关系意义重大，其影响还扩展
到军阀部队中的150万军人，他们全部都遭受着牛马般的对待）。宣言
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重新制定的三大政策，以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
释。孙中山对此进行了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有些国民党右翼
分子反对与共产党合作时，孙中山说，这是反对革命。 “你们如果不
愿跟共产党人合作，我就宣布解散国民党，我和廖仲恺一起去加入共
产党。”
新的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位于黄埔岛，一般称为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共产党员周
恩来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使命，是为国家的一种新型的、反对
军阀统治的军队培养指挥官。军校的官兵曾经从课堂直接开赴战场，
去平息反革命的广州“商团”叛乱。该商团得到香港英方的资助并
受英方的指使。[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按照英第一任工党首相麦克唐纳
（Ramsay MacDonald）的旨意行事，而这届工党政府的帝国主义本性，并
不比其前任的托利保守党和自由党逊色。总领事曾照会孙中山的政府
说，如果其炮兵攻击商团，必将遭到英国舰队的回击，但这些恫吓得
到了孙中山的严厉回复。]商团叛乱被平息之后，工会和农民运动进
一步迅速发展，广州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那里充满了复兴的希望，革
命运动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反动的北京政府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也企
图用蛊惑人心的手段为自己涂抹上一点民主的色彩，为此，它设计了
一场“总统选举”，结果是军阀曹锟“当选”。 曹锟为了赢得这场
“总统选举”，从美国方面周转了250万英镑的巨款，用于贿赂国会
议员。为了满足舆论要求，反动的北京政府最终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
系。但所有这些手段并未能够阻挡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即使军阀统
治的心脏地区华北，也不能不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
1924年10月，与帝国主义没有直接联系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与吴佩孚分道扬镳，将国民军开进北京，结束了军阀出身的“总统”
曹锟的统治。这说明，曹锟用外国资金贿选最高权力的这桩买卖，是
赔了老本的。
同时，在南方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驱动下，冯玉祥还清除了1911
年辛亥革命以来遗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即最终驱逐了一个赖在北京
“紫禁城”里以退位皇帝溥仪为首的小朝廷，那是独裁者袁世凯以优
待清廷逊位的条件而保留下来的。溥仪被驱逐之后，先是逃到了荷兰
大使馆，后又逃往天津的日本租界（再后来，1931—1932年日本占领
东北后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被扶植做了傀儡皇帝。二战结束之
后，伪“满洲国”随日本的战败而消亡）。
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迫使北京政府提出，举行国事会议以商讨
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孙中山接受了邀请后，从广州北上，沿途受到
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到达北京之后，他发现北京的当权者根
本不热心接受他关于召开国民会议以讨论和规划中国新的政权体制的
强烈建议。不久孙中山就病倒了，并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恶化而去
世。这位伟大的、爱国的、革命的民主派在临终前留下了一份遗嘱和
一封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孙中山的遗嘱写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
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
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
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写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中，以一个革命者
的身份，期望两国在争取世界各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获得自由的奋
斗中，携手并肩，以取得胜利。
他致苏联遗书的全文是：
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
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
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
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
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
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
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
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
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
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
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
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
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
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正如列宁所预言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遵循并执行了孙中山遗教中
革命的核心要旨，领导中国和中国各族人民走向超越前人的强大与进
步，取得与世界各国的平等地位。历史同时也表明，后来声称自己是
孙中山继承人的国民党，伪装在其背后的是反动的篡夺者面目，十分
可耻和虚伪。
在早期，中苏之间的革命友谊深厚而牢固，得到广泛的称颂。这
种友谊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改变了整个世界力量的平
衡，促进了世界的进步。但是这种友谊与合作，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
夫和其后继者破坏了。1960年，因中国拒绝了赫鲁晓夫者们的霸权主
义，苏联全面撤回了对华的经济援助；1969年，苏联在中苏边境以军
事力量入侵中国，并一直到今天还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苏联通过其
行为一再证明，其并没有把中国作为平等的国家看待，而只是企图把
中国作为其控制下的、失去自由的一个卵翼。这理所当然地完全违背
了其把中国作为“朋友和同盟者……一个强大而自由的中国”的承
诺，该承诺只是不可能实现的黄粱美梦而已。然而，当1962年苏联对
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挤压达到登峰造极之时，毛泽东却十分自信地指
出：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由列宁一手创建。
虽然目前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们所篡夺，我倒是
建议同志们保持冷静。我坚信苏联人民的大多数以及苏共党员和
干部的大多数都是好的，他们都是支持革命的，他们都期望修正
主义的统治不会长久。①
虽然，历史地看“修正主义的统治不会长久”的状态会持续数年
甚至几十年，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论断。
在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将理论论争扩大到外交和军事领
域，并使之复杂化和加剧彼此之间分歧的，并不是中国。恰恰相反，
正是中国一再强调，只有在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
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改善。
正是中国在中苏关系疏远多年之后，主动提出两国举行谈判，讨论边
界和全面恢复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1979年9月，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准备进行全面谈判时说：“我
们期望达成积极的成果。这是中国人民，而且我们相信，也是苏联人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民的热切希望。”
两国之间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不是观点问题，而是苏联方面明
显而严重的霸权主义行为，诸如在中苏边界大量驻军，通过邻近中国
的其阵营中的第三国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等问题。
现在我们拭目以待，看历史的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