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的几个月里，中国越来越多阶层的民众
认识到他对时局所做结论的正确性，这就是：中华民族如果要生存下
去，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国际形势方面，这一时期的
世界资本主义各国虽然没有能够推翻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但欧洲
各国兴起的工人阶级斗争浪潮最终被镇压了下去。美国大商业企业及
其政府操控着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并出资金或者直接支持各国的
反动派，结果，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都遭受了失败，而法西斯却在意
大利登台了。
1921—1922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束之后，世界经济进入相对
稳定发展的时期。一如既往地，帝国主义国家总是在睡梦中都想把世
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消灭掉。但首先，它们必须把东方尤其
是中国的革命浪潮压下去。因此，中国的每一次国民革命运动，都成
为帝国主义国家打压的目标。
1925年2月到5月间，上海和青岛的日商纱厂爆发罢工，参加罢工
者超过10万人。工人们的要求除无一例外地包括提高待遇和承认工会
组织外，还包括废除“鞭打工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工人的处
境有多么悲惨。每次罢工都会与公共租界和军阀政府警察发生冲突。
但不管怎样，经过顽强的斗争，工人们的待遇和工作条件总算得到一
些改善。
5月1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劳动联合会大会，全国51.4万名
有组织的工人派出代表与会。这时日本政府要求中国当局解散上海的
纺织业工会。同月，上海国棉七厂日方警卫枪杀了工人顾正红（顾是
工会领导人和共产党员），还打伤多人。这场暴行以及其他类似的挑
衅镇压事件，激起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群众的极大义愤，上海本来就
是中国工人最集中，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列强最集中的地方。
学生和民主知识分子为受伤工人发起募捐运动，但他们也被投进
了监狱。帝国主义国家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是工部局，当时
的局长是美国人费森登（Fessenden），他下令实行新闻检查并进行其
他镇压行动。镇压活动在5月30日达到高峰。当天，租界内的英国巡捕
头子埃弗森（Everson）指挥巡捕公然向近万名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
捕者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射击，导致多人死伤。这
是继1919年5月4日和1923年2月7日两次工人、学生和群众运动的高潮
之后，全国性觉醒的群众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一切民
主阶层和团体以血的代价组成了新的联盟。
帝国主义国家对这次惨案进行了装模作样的敷衍调查，但刽子
手埃弗森（Everson）却被定为无罪。英方法官亨利·高兰（Henry
Gollan，前香港殖民地的大法官）以及日本法官舒格（K. Suga）两人都
声称，“下令开枪是无可非议的。”美国驻其殖民地马尼拉的法官金
利·约翰逊（E. Ginley Johnson）发表了一篇振振有词、类似那个主持
审判耶稣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巡抚官彼拉多的名言的
文章：“当时如果有足够多的警察在现场，开枪的事可能就不至于发
生。由于警力不足，开枪就是不可避免的。”①
惨案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罢工浪潮日益高涨。学生们纷
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驱逐帝国主义者，大学中学悉数关闭罢
课。全国还掀起了抵制英货和日货的浪潮，不卖不买两国商品。到处
都在发生血腥冲突。在广州，抗议的示威群众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和法
国军警的机枪扫射，导致多人死伤。这场屠杀发生在革命首都的外国
飞地里，更说明了中国收复被帝国主义所掠夺特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英国占领下的殖民地香港，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省港大罢
工，使香港陷于长达16个月的瘫痪状态。外国军队在中国海岸登陆；
像太平天国起义时期那样，许多武装的外国海盗结成了团伙趁火打
劫，这是他们的本性。一些由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分子以及白俄流
民组成的打砸团，打起了“上海法西斯蒂”的旗号。当时，英国报纸
《北华日报》（North China Herald）的主要撰稿人是美国人罗德尼·吉
尔伯特（Rodney Gilbert）。他是“法西斯蒂的吹鼓手”，公开叫嚣对
中国的爱国者可以援用“美国西部开发时林奇（Lynch）法官所采用过
的私刑”。
在省港大罢工的影响下，革命根据地广州得到了巩固和加强。13
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从英国殖民地香港撤回到广东，成为革命的重要
新生力量。广东军政府不久即积极准备北伐，以消灭军阀。军阀是帝
国主义控制中国的主要工具。1925年底，以英国为后台的军阀陈炯明
被逐出了广东。自1926年7月开始，从广州出发的北伐新军接连打胜
仗，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少有的局面。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北伐新
军便于9月间攻克了长江边的汉口。北伐新军节节胜利的原因，是他
① 博格：《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纽约，1947年。
们所到之处无不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援，尤其农民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在湖南，毛泽东十分活跃地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初农会会员有
200万人，而到了同年4月间便激增到500万人。
北伐战争都在远离沿海省份的内地进行，与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
没有构成直接冲突。但英国军舰却于1926年9月5日开炮轰击了长江上
游万县手无寸铁的居民，英国军队还向当时在革命政府所在地汉口庆
祝光复的游行群众开枪。汉口工人予以还击，于1927年1月4日控制了
汉口的英国租界。革命政府由此正式要求英国归还租界。面对汹涌澎
湃的革命浪潮，英国政府只得采取花招，同意了中国的要求。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这是中国人民首次收回自己土地上的外
国领地。
1927年1月1日，革命的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武汉由武
昌、汉口和汉阳三镇组成）。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军阀也宣布赞同革
命，其中包括“基督将军”冯玉祥，他的部队驻守在中国西北部。冯
玉祥早就与民族资产阶级过从甚密，同时与广州也时有联系。他的部
队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有些军阀则暂时抱着徘徊观望的态
度，不急于冒进，不急于追赶革命高潮，甚至希望有机会还能恢复旧
秩序。
这种形势使联合战线的任务在军事方面的压力有所减轻。但从政
治方面来看它代表了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说明封建保守分子渗入了
革命队伍。在1926年12月到1927年1月宣布效忠革命派的56位将军中，
据目前的估计有51位是地主出身，他们拥有的财产比一般农民家庭高
出250倍，这些将军（军阀）的部队分别驻扎在安徽、河南、湖北、湖
南、江西和福建等省，他们的财产也都分布在这些区域。
1927年初，由于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的大量加入，国民党党员
人数急剧上升增加到500万人，力量不断加强。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则从
1925年“五卅”惨案时的900人，增长到5.7万人。有组织的工会会员人
数接近300万人，农会会员近1000万人。
胜利已经在望，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了：由谁来收获果实？是由
工人阶级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完成他们的目标，从而将全国绝大多数民
众动员起来，共享胜利果实？还是由联合战线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贯
彻始终，建立起民主共和国，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或者，由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客取得政府与军队的控制权，把工
农群众撇在一边（因为利用他们的目标已经达成），再同帝国主义达
成新的妥协？
当时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共产党的领导者没有采取适当步骤和措
施去走第一条道路，他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第二条道路的危险。在这
种情况下，以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内那些与封建势力、买办阶
级或大资本家有勾结的人，开始认为群众运动无足轻重。许多资产阶
级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只会同群众运动进行短暂的合作，而
且这种合作还只能是“一个骑手与他所骑的马那样的合作”（即封建
势力、买办阶级和大资本家要控制这种合作）。他们并不期望人民取
得胜利，他们所要的是骑在人民头上掌权。在中国，这种趋势早在
1926年春天就已非常明显。甚至早在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派
兵将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广州总部包围起来，强迫执行他的命令，并以
虚构的罪名逮捕或驱逐陆海军中的共产党员，从而在部队确立自己的
绝对统治地位。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纵容、密谋并暗杀了进步人士、
国民党的元老廖仲恺，认为廖是他实现独裁统治的绊脚石。
在1925—1927年的革命中，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脆弱并摇摆不定，
而民众运动则处于高潮时期。因此，民众运动本来可以健康发展下
去，避免挫折或者失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共产党本身还很
弱小，且缺乏经验，最糟糕的还有，它的领导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
屈从于反动势力的陈独秀。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由中国各阶级组成的联合战线
（其表现形式在1924—1927年就是国民党的联盟合作），是一条动员
最广泛的力量来反对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正确路线。
但这个联合战线必须真正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才能赢得民主
革命的胜利，并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打下基础。工人阶级必须是联
合战线的核心，由它来与农民建立最牢固的同盟。毫无疑问，党还必
须建立自己领导之下的革命军队，并积极保证联合战线的全部军队的
革命性永不改变。除此之外，革命的胜利是没有把握的。
然而，由于急于消除国民党内右翼资本家和半封建分子的恐惧，
陈独秀不但没有按照上述思路去行动（甚至没有做任何的尝试），相
反，他居然利用他在党内的权威地位，让革命军已攻克的地区的工人
农民停止活动，并放弃了自己的革命口号。他完全不理睬毛泽东和其
他同志所坚持的巩固工人农民相互支援作为整个联合阵线中坚力量的
建议。他忽视农民的态度更是致命的错误。在当时，农民占中国总人
口的9/10，而农村的劳动者在一切国家都是城市工人的主要盟友。产
业工人曾是主要领导力量，但在数量上即使加上他们家属，也不过占
总人口的1％～2％。另外，只有农民才能推翻中国的封建主义，而中
国的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所倚仗的基础，所以，在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中，农民是取得胜利的主力。不动员、不武装农民、不领导他们全
力开展斗争，就意味着革命终将失败。陈独秀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
没有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当国民党右派第一次诽谤攻
击共产党时，陈独秀甚至自动放弃了已经取得的部分领导权。这种让
步和屈服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革命工人的小团体，缺少占人口多数的
农民力量的支持，在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剥削者们挥起屠刀时，自然
就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
这样，当革命部队胜利抵达沿海各省帝国主义统治的强大堡垒
时，右倾机会主义者早已为1925—1927年革命的失败播下种子。事实
上，反革命阶级在社会上的整体情况在党内得到了反映，这使反革命
阶级不是从外部而是正好从革命阵营内部找到它们卷土重来的机会。
当时，以美英两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政府，特别关注着这种局势的
发展。军阀的反动统治，像1911年的清王朝一样彻底土崩瓦解了，而
且外国列强也很明白，只有两种手段能够阻挡这股浪潮：一是外国
列强全力投入一场大规模战争，或者像过去选中袁世凯那样，找到一
位新的叛国者来颠覆这场革命。外国的直接军事进攻是十分冒险的行
动，因为谁也不知道将要付出多大代价，产生什么后果。而且，帝国
主义者还害怕，这样干涉不但在中国可能带来一场混战，还可能引发
各殖民国家爆发新的起义和反抗，其本国国内也将遭到民主力量和工
人阶级的谴责（比如，英国当时就发生过大罢工。在许多其他帝国主
义国家，工人们也提出了“不许干涉中国”的口号）。所以，帝国主
义国家只能采用阴谋诡计，即外国军队只用来威胁中国人民，并作为
在中国扶植一场新的反革命的盾牌。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者
也正在阻挡群众运动的发展，这就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手法提供了
条件。
当汉口英租界被革命军政府收回以后，英国外交界装扮出一副一
反常态的和善面孔，企图以牺牲中国民众利益的“和平妥协”的幌子
来讨好国民党中的右翼分子。例如，当时上海的半官方英文报纸《字
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原来把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说
蒋是“赤匪”，现在却摇身一变声明“中国新的政府会在英国找到朋
友”，前提是其能够“维持法律秩序，并管制好暴徒”。① 美国华盛
顿方面，长期以来其就已经通过派遣传教士、为留美学生提供奖学金
和在中国设立受美国指使的传媒机构等手段，大力在国民党集团内部
寻找其潜在的“朋友”，并传递出准备妥协的信号。
当北伐军在南京作战并攻占南京的时候，曾经有几名外国人死
伤。1927年3月24日，美、英、法、意四国在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之
后，英、美停泊在长江上的军舰借口保护侨民，残暴地炮轰南京。这
两件事的意图，都是在逼迫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右派，在支持或反对帝
国主义的问题上迅速做出选择。的确，当时的英国外相张伯伦爵士，
后来就曾在英国下院内吹嘘说，此举的目的是“帮助保守派以抵制激
进党”。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这座大城市也从军阀统治中解放出来，但解
放上海的人并不是蒋介石的部队，而是英雄的上海工人。上海工人在
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从总罢工
转为武装起义，前后经过三次努力：第一次在1925年末，当时因为准
备不充分，民众没有被适当动员起来，起义未能成功；第二次起义在
1927年2月底，以总罢工为开始，参加的工人达30万人，但最终也失败
了。军阀们曾经将被捕杀的几个共产党人的头颅挂在电线杆上，以此
来恐吓人民。然而，群众运动依然持续高涨。3月21日，又宣布了总罢
工，参加人数达80万人。此第三次起义，经过近两天多的激战，终于
击溃并驱逐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
早就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的上海银行家和大买办们，挑唆并利用
① 博格：《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纽约，1947年。
了中国实业家们对工人运动十分恐惧的心理，结果使中国的实业家们
不愿意参加刚刚成立的革命政府。而取得胜利的工人准备欢迎国民革
命军，为此，银行界派密使去见蒋介石。他们要求蒋进驻上海，并镇
压群众运动。他们允诺给蒋几百万元的财政资助。如果蒋开进上海，
还可得到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外国军队保持友好中立支持。蒋
和英美操纵的“公共租界”美方主席费森登、法租界当局以及鸦片帮
头子杜月笙等暴徒订立协定，杜月笙得到了外国援助的5000支来复枪
和其他装备。尽管不平等条约规定持有武器的中国人不得进入外国人
控制的租界，但杜月笙的打手们不但被允许可以通行租界，还有卡车
护送。① 这样，工人纠察队就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了。
1927年4月12日，这是一个臭名远扬的日子，蒋介石派他的部队突
然进攻工人纠察队，工人死伤几千人，而正是纠察队为他扫清了军阀
驻军，他才得以进入上海。蒋还秘密下令他指挥的国民党右翼军队在
南京、广州等地进行类似的大屠杀，许多乡村的农民也被杀害。这次
事件之后，再也没有人去提及外国3月24日针对南京事件提出的最后通
牒了。从蒋介石变为卖国贼及屠杀人民的屠夫那一刻起，他在全世界
资产阶级的新闻报刊中，就成了一位“英雄”。
4月18日，紧随这一连串的大屠杀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他自
己的“国民政府”，其成员全部由国民党右翼政客和军人组成。这对
于武汉的国民革命政府是一种篡权和背叛。通过背信弃义、叛变革命
的“四·一二”大屠杀，通过帝国主义者团伙及杜月笙鸦片黑帮的支
持，通过非法的南京政权，蒋介石得到了他所自我标榜的“正统的中
国政府的权利”。
① 鲍威尔：《我在中国二十五年》，纽约，1943年。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革命政治联盟继续存在
了三个月之久，其成员是代表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和代
表工人、农民的共产党人。武汉政府要求罢免蒋介石，蒋的对策是从
经济上封锁武汉，使武汉与长江下游地区断绝了联系。在这段时期，
武汉政府和其所控制的地区群众运动重新高涨。工人们纷纷加入工
会，农民到处组成新农会。他们都要求拿起武器，斗志昂扬。但是，
在这1925—1927年革命的第二阶段里，灾祸的种子并未停止萌发。
武汉政府里的国民党“左”派政客以“左”派领袖汪精卫为代
表，他们开始摇摆不定，想在夹缝中“找到出路”。他们想方设法既
要反对蒋介石，又要依靠尚在自己阵营中的职业军官力图控制局势，
以限制工农运动，他们最恐惧的是武装起来的民众。
在共产党内，陈独秀等右翼分子仍然控制着党的政策。蒋介石叛
变后不久，虽然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经指出了党的错误在于没
有进一步推进社会革命，机会主义者也接受了这项批评，但党中央的
领导层并未改选。此时，毛泽东刚刚在湖南组织农民运动取得了很大
成功，他强烈主张党必须领导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运动，并领导以贫
农和雇农为核心的武装起来的农民。毛泽东亲眼目睹了觉醒起来的农
民的力量，他要求废除对农民运动的一切束缚和限制。毛泽东对农民
和农民运动充满信心，对其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说：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
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
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
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
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
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
选择罢了。①
从中国革命最终的发展路径来看，毛泽东的预言是十分准确和正
确的。但当时党的领导层并未选择毛所极力主张的道路。事实上，在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没有选举权。陈独秀仍然担心惹
怒了资产阶级，甚至宁愿以解散农民并解除农民运动的武装来安抚资
产阶级。谭平山当时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农业部长，他就全力制止农
民组织的浪潮。党没有着力创建一支配备足够政治素质优良干部的军
队，在任何革命中，这都是不可原谅的疏忽。
这些错误的结果是，武汉国民政府和军队中的野心家、投机分子
和反动派都走上了与蒋介石同流合污的道路。从1927年5月底开始，他
们开始解散各地农会，特别是湖南省内的农会，并屠杀农会领袖和积
极分子。5月和6月开始，有人倒向蒋介石的一边，其中包括长江以北
的冯玉祥。7月15日，当36艘外国军舰获准驶入长江并在汉口停泊时，
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开始屠杀工人、农民、学生，特别是共产党
员。汪精卫的大屠杀甚至比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时的屠杀还血腥。这充
分说明了当地反动派是多么痛恨民众运动，他们想给民众这些下层人
一个“教训”，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力车夫在大街上被滥杀，罪名是
在革命中他们胆敢组织了工会；那些敢于剪短头发的女学生，也可以
因此被处死，理由是，这些女子敢于剪掉其传统的长发，难道她们就
不会站出来去推翻整个的传统秩序吗？
武汉政府就这样消亡了。一切权力都转归了蒋介石在南京的“国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1965年，第23—24页。
民”政权。国民党领导人背叛了孙中山的全部遗志。孙中山所要求的
国民党争取民族独立，变成了与帝国主义的沆瀣一气。他所指示的国
民党要扶助农工，变成了杀害工人农民。他所主张的国民党要联合共
产党，变成了屠杀共产党人：谁参加共产党，谁就要被处死。他所主
张的联合苏联，变成了对苏联的满怀阶级仇恨。在国民党领导层中，
唯有孙夫人宋庆龄和少数人还毫不动摇地遵从孙中山的遗教。为此，
他们被迫流亡出走。
蒋介石大权在握地位巩固之后，便与清朝统治者、袁世凯以及其
他军阀变成了一路货色，成为了帝国主义者的盟友和工具，反对中国
人民。他和他的政党现在成了城市买办和农村封建反动势力的政治代
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背叛革命时期望得到一些政治权力，但他
们的期望落空了。恰恰相反，像过去处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联合统治
下一样，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逐渐沦落于绝望的境地。
之后发生的其他事件也和辛亥革命后的情况类似。1911年辛亥革
命时，当帝国主义找到了一位可以接受的、为其服务的“强人”袁世
凯之后，袁世凯的新政府便立即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承认。而这一次，
美国又成为首先承认蒋介石政权的国家。的确，即使在资本主义自己
的国际阵营里，对于革命者而言，其政府甚至取得形式上合法性的承
认，其过程也是十分漫长的（这里之所以称为“形式”，是因为即使
给予了正式的承认，这个革命的政府仍然可以被“合法”地推翻）。
然而，对于反革命的政府而言，其被承认和接受的过程却往往十分迅
速。有些时候，当反革命的政府权力分赃还未完毕时，其就已经得到
外国的“承认”。
鉴于后来许多人企图把叛变者蒋介石美化成一位“民主人士”，
我在这里特别引述某些外国机构代言人直言不讳的意见，以便来说
明问题。当列强们还在极力拉拢引诱蒋介石之时，美国前参议员西勒
斯·斯特朗（Silas Strawn）曾经在讨论中国关税问题的一次国际会议
上作为美方代表说：“中国需要一位墨索里尼。”① 美国教授A. 惠特
尼·格里斯沃尔德写过一本研究美国远东政策的书，这本书长期以来
是美国各大学的标准教材。在这本书里，A. 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教
授直截了当地说，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统治权后，“他转变成为一位
法西斯独裁者。”②
① 博格：《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纽约，1947年，第355页。
② 格里斯沃尔德：《美国的远东政策》，纽约，1938年，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