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失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令人
难以置信的、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蒋介石集团为了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企图扭转历史的车轮,企图开历史的倒
车(官僚资本主义包括一小撮国民党内的高级官员,蒋介石本人也在
其中。蒋在上台之后,通过其所掌控的国家机器,逐渐成功地在各个
经济部门建立起了其个人或者家族的垄断)。为了达到此种目的,仅
仅在1927—1929年间,蒋屠杀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和民主
知识分子人数就达到45万人,再加上其他领域被屠杀的人,总数预计
超过100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整个1927—1937年间蒋在战争中所屠
杀的军人。正如当时叛徒汪精卫公开声明的那样,蒋的原则是“宁肯
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在这场大屠杀中,各地的租界当局与蒋
介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配合默契。他们把各自管辖区域内的进步
分子抓起来,然后交给蒋的屠夫们。
但这也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另一个方面则是,1925—1927年
间,中国革命的洪流变成了浩瀚无边、汹涌澎湃、席卷整个中国社会
的海洋。这海洋虽然有涨潮也有低潮,但其势头再也无人可以阻挡。
在伟大的民众运动的第一个回合失败之后,资产阶级放弃了革命,中
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转变为由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绝
对领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
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
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革命阶级又进一步采取
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组建起了自己的军队。在那一天,周恩来、朱
德、贺龙、叶挺等在江西省的南昌组织了3万人的军队并举行起义,同
反革命派作战。这次武装起义奠定了红军的基础。现在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将8月1日定为建军节。
8月7日,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撤销陈独秀的领导
权。会议还确定革命军队必须由党领导。还指出,土地问题对于革命
至关重要,党的责任是领导农民拿起武器,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
民。毛泽东在湖南和江西省执行了这些决议,并指导了两省的秋收起
义。在其他省份如湖北和广东也有暴动,工人、农民和旧军队的士兵
组成新军,同反动派展开斗争。
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的部队在江西省的井冈山
地区会师,在这里建立起了第一个固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走向
人民最终胜利的一大步。之后的两年内,共产党在中国东部、中部、
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先后建立起19个根据地,后来又在江西瑞金成立
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从此以后,中国有许多地区都建成了由共产党
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政府。这些政权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前身。此时的共产党虽遭到摧残,人数减少了许多,但它依然
满怀信心,斗志昂扬,拿起武器,勇敢地进行土地改革,高举起革命
政权的大旗。所有这些行动在当时还都是很小的规模,但它们却指向
了一条伟大的历史道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
这就是为期十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的情景。这是一场
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战争的过程中,这两个阶级联合起
来,占了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这种联合牢牢地巩固了下来。
在这种新形势面前,党在政策上犯了一些新的错误,后来才得到
纠正,并使正确政策巩固下来。这些错误主要是“左”倾错误,其延
续了许多年。中国共产党内的部分人士,出于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政客们在白色恐怖中叛变行为的愤怒,而忘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并
未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然是革命打击的目标,这就使他们在
根据地采取打击富农和小资产者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是只能在取得
全国政权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才能推行的,某些政策则是
直到那个时期也不宜采用的。他们对待联合阵线中的非共产党人,采
取了消极的宗派主义态度,因而毫无必要地把革命先锋工人阶级孤立
起来。他们并不理解陈独秀所主张的投降主义路线与革命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政党支持的为武装斗争服务的联合阵线有天壤之别,前者以解
散群众武装来讨好资产阶级的做法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后者对于领导
革命走向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左倾主义分子”对于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新的力量失去了耐心,
认为这样做效果太慢,而主张让刚刚组建的红军去进攻中心城市。可
悲的是他们低估了新建立的帝国主义者与蒋介石的联盟的力量。这些
轻率的起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但在军事上损失严重,还使这些
工业城市中党的力量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大为减弱。
陈独秀类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继之而起的“左”倾领导者
(1927—1930年的瞿秋白、李立三,1931—1934年的王明)有一点是
共同的:他们对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人即农民的革命潜在能量,缺乏
信心。从表面上看,他们对事物的反应是极其不同的。陈惧怕武装的
斗争,只相信改良和最上层的政治设计;相比之下瞿秋白、李立三则
希望对一切人,包括可能的盟友,未来的可能的敌人,以及今天真正
的敌人,展开武装斗争。虽然如此,这两派人却是一对孪生兄弟,都
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不管在哪里他们只能致革命
于失败。列宁早就指出过,在俄国革命运动的早期,也出现过类似的
情景,即职业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主张只进行经济斗争的工
联主义者为一方,而看上去“极端革命的”恐怖主义者为另一方。同
时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即今天的恐怖主义者明天又常常摇身一变成
为改良主义者。
在中国,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即将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是
逐渐发展的,并经历了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考
验。这是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特点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农
民,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长达20年之久,并形成了毛泽东所总结的以
下原则: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
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
走狗妥协,而要支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
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做决定
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
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
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
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①
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建立军事联盟的基础
之上,统一战线的政策进一步发展完善并予以实践应用。对此,毛泽
东曾经说:
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
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
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
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②
显而易见,中国革命还处于第一个阶段。因此,党开始寻求与一
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层以及其他可能的盟友合作的途
径和办法,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日本侵略中国以后的年代里,当日
本成为对中国民族生存,也是对太平洋地区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列强利
益的主要威胁时,党就采取了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加以
联合的政策(虽然这个集团当时仰仗美国和英国的鼻息),以此来抗
击日本侵略者。
一方面,统一战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大资产阶级集团在社会政
策上做一些让步;另一方面,决不允许重演1927年共产党被叛卖被屠
①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北京,1965年,
第117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卷,北京,1965年,
第330—331页。
杀的那种大灾难。这是因为,革命力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军
队和根据地,成为了联合阵线的核心和最活跃的力量。没有哪一个想
抛开这个阵线的集团能够把中国共产党孤立起来。如果有这样一个集
团,它只能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所有这些都在后来的形势发展中得到了验证。与此同时,反动的
国民党政权也证明它完全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每一个关键节点
都暴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蒋介石曾经许诺要“统一国家”,但他不久就与其他新军阀大打
出手,混战一团。他把自己描画为“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形象,却在
这方面没有做过一件反帝的事情。相反,在1927年底,他的部队却暗
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而苏联是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
不平等条约的唯一国家。与此同时,在北京掌权的老牌军阀张作霖与
西方和日本的外交使团共谋袭击了位于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而“使馆
区”向来是享有豁免权的。蒋介石的英美主子,正如张作霖的日本主
子一样,无时不在挖空心思、不惜一切代价地去破坏中苏之间的外交
关系。
然而,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的新军阀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在凶
狠火并。日本绝不肯让美英两国的新宠蒋介石去接收他们在华北的
势力范围。1928年,日本派兵进入山东济南,不仅残杀中国士兵,还
杀害了由蒋介石的北伐军派去交涉的特派员蔡公时。但号称“国民革
命”的蒋介石,对日本大规模入侵杀害中国军民的空前暴行,既不加
以抵抗,又不诉求中国人民的支持,而是自己跑到东京,卑躬屈节地
向日本军事法西斯的黑社会头子解释说,日本把蒋当作是危害日本利
益的人,是一场误会。在这次拜会中,他得到了日本极端反动的黑龙
会头子头山满的赏识,而正是此人在狂热地鼓吹和主张日本入侵中国
东北、蒙古以及苏联远东地区。
蒋心甘情愿地向一切帝国主义主子公平效劳的心迹,不久就表露
无遗。在扼杀了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革命后(1917年“十月革命”
在欧洲和亚洲引发的最后一波浪潮),他协同帝国主义国家着手筹备
了一场帝国主义内部的干涉行动。1929年,中国在满洲(东北)的军
队进攻了苏联边境,并夺取了苏联修建的中东铁路的管辖权。这条铁
路原来由沙俄修建,一直是俄国治外法权式管理的重心,并由俄国军
队守卫——这正如美国管理巴拿马运河区,英国管理苏伊士运河区一
样,说明帝国主义列强们都是一路货色、一丘之貉。十月革命之后,
这条中东铁路由西方列强和日本共同管理。① 列强们除了协助经营沙
俄在中国的一些破产的产业外,他们还把中东铁路用作进攻列宁在俄
国领导的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基地。1924年在此种企图失败之后,根据
苏俄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中东铁路仍属于苏联的产业,但
一切治外法权废止之后,将由中国收回主权。1929年中国收回中东铁
路,大批苏联铁路员工被逮捕,中苏边境冲突不断(此时正当苏联开
始进行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国际反动
派阻挠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反动派还随之大肆宣传“对中国的赤色
侵略”,并大耍其他的流氓伎俩。
中国共产党坚决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恪守阶级与爱国
主义的职责,向中国人民果断地说明并有力地谴责敌人为了帝国主义
和反动派利益,而阴谋把中国推向与其朋友——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人
农民阶级统治的国家——进行火并的无耻企图。
① 最初,日本企图独自管理中东铁路。不久,中东铁路便由美国史蒂文斯为首的“联合铁路
管理局”代管。当时,该联合铁路管理局是美国和日本部队策划入侵西伯利亚支援白俄军匪帮
的机关。
苏联红军立刻重建了它原来的管理权而没有实施占领,也没有对
中国要求赔款或罚金。这样,那时的苏联就尽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的本分,向中国人民表示,不能让他们遭受反动统治者的祸害。同时
它也表明,它不会让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们为所欲为。
两年之后,中国人民就开始收获蒋介石背叛民族、背叛国家、滥
用中国武装力量为国内外反动派效力、镇压革命所造成的恶果。1931
年9月18日,日本利用西方列强忙于应付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个机会(恰
如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利用了西方列强忙于内部火并的情形),
悍然入侵中国,并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这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
区,总人口共计4000万。过去即使弱小的封建王朝在面对外敌入侵时
也曾起而抵抗,但蒋介石却未派一兵一卒支援地方部队的自发战斗,
还命令他们不得抵抗。其后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东北的抗战都
由人民的游击部队承担,其领导者为共产党人。
在这段时期,蒋所作出的唯一一次“抗日”的姿态,是向国际联
盟进行了申诉。国联派来了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针对日本明目张胆
的侵略中国事件该团提出的最终报告却炮制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
结论,说“这次冲突的起因,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报告
撰写得如此道貌岸然而又轻描淡写的理由是,西方列强虽然不愿意日
本独自吞并他国领土捞好处,但日本行为的受害者现在只是中国,他
们也就不甚在意了。尤其是,日本占领的地区邻近苏联边境,这样他
们就居心叵测地指望并怂恿日本进一步冒险,向苏联方向冒险。
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时,蒋介石拒绝给英勇抵抗的十九路军
以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十九路军并非蒋直接领导下的嫡系部队,他
宁愿其被敌军击溃。淞沪战争结束之后,蒋接受了一个屈辱的停战协
定。调停这次停战协定的是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其在当时是意大
利驻上海的总领事,后来出任了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部长。
尽管在国际上当时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倾轧已经发展到世界范围
和规模,然而蒋在国内所主要关心的,还是“围剿”和消灭中国工农
红军。但红军现处在内地,远离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心城市、铁路、大
河,正在进行一场人民的游击运动战争。不管它打到哪里,都严格执
行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① 它所到之处,农民就能从
封建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组织起自己的政权。它不但是一支军队,还
承担着教育和组织人民的任务。在1930—1934年间,红军打败了蒋介
石百万军队的四次“围剿”。蒋介石的部队不但被大批击溃,成千上
万的国民党士兵还纷纷加入了红军,因为他们也来自农民,还有一些
爱国的军官也向红军投诚。
红军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工作,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并向敌军官
兵开展充分的瓦解工作,从而使战斗力大大加强。红军保证了一切行
动都不违背并服从于战斗的原则。特别重要的是红军把党支部建在连
队上,即深入到部队的最底层。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我们的
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是枪指挥党。”② 旧式军队中那种威吓欺侮
的办法在红军中是不允许的,他还特别强调,官兵关系是阶级兄弟之
间的关系。以服从命令这一条来说,其包括了军事民主(官兵一起讨
①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开始制定的。它实行多年,经过多次修订,
但内容基本不变,只在词句上稍有改动,用以规范军队行为。其不仅适用于红军,也适用于后
续战争的继任者。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对其重新做以颁布,内容如下:
三大纪律:
(1)一切行动听指挥; (2)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1)谈话和气;(2)买卖公平; (3)借东西要还;(4)损坏东西要赔;
(5)不打人骂人;(6)不损害庄稼;(7)不调戏妇女;(8)不虐待俘虏。
②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1965年,第234页。
论每次的作战方案,一起进行每次的战斗总结)与经济民主(士兵参
加管理伙食账目)。这不是单纯的民主原则,而是调动全体官兵的主
动性,去实现红军的目标,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基于上述出发点和原则建立培养起来的红军,事实证明其战斗力
数倍于它的人员数量。
帝国主义者拥有足够多的武器装备,对蒋介石全副武装,于是蒋
便完全倒向了他们一边。蒋聘请德国法西斯军官组成了他的军事顾问
团,为首的便是臭名远扬的塞克特将军,他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暗中重振军备的组织者;还有福开森将军,他后来做了希特勒占
领比利时的总督。然而这些不可一世的将军们的那一套办法后来在企
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多场战中,却并不奏效。蒋的空军由美国的
陈纳德将军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罗蒂将军组织和训练,这些空军团曾经
狂轰滥炸了成千上百的村庄,屠杀了大量的农民——然而在人民战争
面前,这帮人的军事价值是不堪一击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国民党消灭红军的企图,遭受了一连串的失
败。但另一方面,中国红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还不能攻占大城市和
主要交通线,革命根据地依然处于被包围封锁的状态。
在国际方面,罗马—柏林轴心开始形成,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
利都企图利用蒋反人民大打内战的机会,建立它们在中国的影响,以
便将来有利于各自争夺世界霸权。德国人更渗透到了国民党的军队和
警察组织,例如纳粹军官斯滕内斯(Walter Stennes)大尉成了蒋的保
安队指挥官和私人情报队头子。意大利资本建起了中意航空工厂。前
意大利财政部长斯特凡尼(Alberto de Stefani)成为了蒋的经济顾问。
斯特凡尼制订计划,收买中国内河最大的航运企业,组成招商局。墨
索里尼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谈到掌控中国商船公司的目的时,这样说
过,“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取得中国在政治上的让步,还可能取得领土
上的让步。”意大利人帮助蒋建设的空军设施,成为日后蒋进攻江西
和福建两省意图分裂中国的基地。
蒋完全漠视本国人民的利益,这可以通过他对待轴心国之间的阴
谋的态度得到充分表露。蒋保留了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在中国的军事
顾问团,即使这些国家和正在入侵中国的日本构成了最紧密的合作关
系,蒋介石保留着这些军事顾问团,即使他很清楚,纳粹法西斯军官
在中国各个最敏感最重要的位置上正在不断为日本搜集军事情报。
至于美国和英国,虽然日本排斥这两个国家在中国东北做生意,
甚至还敢于向两国在上海的势力范围挑战,但美国和英国对于日本的
这种蚕食和挑衅无动于衷。
美国曾经宣布它希望“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尊重。它为了充当
“中国朋友”的角色,口头上谴责日本的侵华行为,但实际上却对日
本增加了石油出口和生铁出口。这类出口物资恰恰为日本提供了最重
要的原材料,没有这类原材料日本的战争机器是无法运行的。
此时的英国政府也感到,它目前所遭受的损失在日本“给了中国
以教训”这点上,得到了补偿。英国外相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
曾极力阻止国际联盟反对日本侵略的议案,同时又假意表示同情中
国,实际上一再为日本的侵略寻找借口和开脱罪。针对西蒙对中国伪
善的嘴脸,日本派驻国联的代表松冈后来评论说,作为一名日本人,
他也不能比西蒙做出针对日本行为更好的解释了!英国的一位内阁成
员艾默里(L. S. Amery),用典型的保守党腔调说,“谁能说日本不
该为保护它自身利益而采取那样的行动?它是在保卫自己,是在反对
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谴责日本,那么我们在印度的全部政
策,在埃及的全部政策,都该受到谴责。”①
英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仍然天真地认为,只有得到华尔街和伦敦
金融家的支援,日本才能够在经济上消化征服中国而得到果实,这样
一来英美也可分享一杯羹。英国和美国还一直心怀这样的鬼胎,即日
本在中国东北的部队与邻近的苏联有漫长的边防区,可以怂恿引诱日
本去同苏联开战。
还是那位艾默里写道:“我们的政策,或美国的政策,都不在于
诱发日本和苏联的争端,我们对此毫无兴趣;但如果日本和苏联的争
端导致了双方开战,我们也不会阻止日本在东西伯利亚的扩张。”② 美
国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和英国帮助蒋介石重振金融实力,都属
于一种再保险再投机的性质。蒋的金融实力加强了,他就可以立即更
加卖力地去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在国际舞台上,唯一一贯反对日本和其他法西斯侵略行径的国家
是苏联。苏联积极有力地维护中国权利的行动,使得国民党政权不得
不改变长期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状况。1932年底,莫斯科和南京
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国民党更加凶猛地打起了内战,对日本则节节退让。
但全国各地要求抗日的呼声也不断高涨。1931年和1932年,尽管遭到
镇压和逮捕,城市里大学生的游行的请愿运动仍持续高涨。对蒋不抵
抗政策的不满还迅速扩展到了军界。“基督将军”冯玉祥以及吉鸿昌
将军等,都在察哈尔省抗击日军。但是这场抗日行动没有能够坚持长
久,因为它不仅没有得到蒋的支援,还被蒋从背后捅暗刀子,最终失
败。吉鸿昌将军在天津法租界被警察逮捕,送交国民党后被处死。
① 艾默里:《前瞻观察》,伦敦,1935年。
② 同上。
1933年,在上海抗击日军侵略的十九路军,后来不愿与红军作
战,而在福州建立了一个既反蒋又反日的人民政府,但不久被蒋打败。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路线的“左”倾政治错误疏远了对于革命
最有发展前景的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时不合时宜地从原来以运
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政策改而采取阵地战,红军不得不在强大敌
军的压力之下撤离了江西和福建的中央根据地,与其他地区的红军一
起,开始了向西北地区的伟大长征。这次长征时间长达一年,行程两
万里,在战争史上,它是无与伦比的一首壮丽史诗。天天行军打仗,
加上连续不断的政策失误,使得红军损失惨重。长征开始时,各根据
地红军的总数达到30万人;到结束时,人数只剩下了3万人。
然而,长征的结果,最终却是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巨大胜利。红
军的行程跨越了11个省,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众人数达两亿,红军向
这些民众树立了其为人民事业献身的形象。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达西
北的军队是一支久经历练的革命精华部队。在著名的1935年的遵义会
议上,前些年给革命事业带来惨重损失的“左”倾领导主义,最终被
否定,这成为全党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事实证明,当毛泽东的政策
得到推行时,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就得到发展,还开辟了新区;而当
“左”倾路线得势时,连老的、强大的既有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都
遭受损失和被摧毁。到这时,就连原来信奉“左”倾观点的人也逐渐
认识到,什么政策能推动革命,什么政策使革命遭受损失。遵义会议
牢固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正确领导。自此以后直到全国解放,无论
右的还是“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都在党内没有了市场,而党领导下
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从此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斗争的进程中,革命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挫折和暂时的失利,如
何把握时机,最终转败为胜,长征就是一个经典的范例。许多人忽视
这一本质特点,而只去盯着一些事实,即红军如何丧失了原来的根据
地,又如何在艰难险峻的考验中损失了九成的主力部队。
张国焘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位原来的“左”倾宗派主义
分子,后来又转变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他像各种类型的机会主义分子
一样,对人民和革命都丧失了信心。他对所遭受到的挫折以及摆在前
面的困难感到悲观绝望,于是放弃了北上抗日的路线,转而企图分裂
党和红军,带领他的部队,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最初他试图在四川少
数民族地区立足,后来又试图突破封锁打到新疆,那里离日本侵略者
最远最安全,而且又靠近友好的苏联。在西进的路途中,在无谓的战
斗中,红四方面军损失了大部分人马,之后,剩下的人才认识到他们
被欺骗了,于是他们经过奋力抗争之后又重返红军主力。张国焘是从
目光短浅的冒险主义者,转变为同样短视的惊惶失措者的典型代表。①
相比之下,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领导全党,对具体情况做
全面正确的分析判断,因而能够对不同的意见做出正确的指导并付诸
满怀信心的行动。
毛泽东在批评悲观主义者时讲道:“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
但要看到部分,还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
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一部分
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天到底有多大呢?在
1935年红军完成长征后不久,中国革命有了巨大的发展之时,毛泽东
这样评价了长征的伟大意义:
① 之后,毛泽东和党曾批评张国焘,要求他不再继续犯错误,同时保留了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
但后来证明,此人本性难移,他又一次主张走“左”的冒险主义道路,并最终于1938年叛变革命,
参加蒋介石政权,担任法西斯秘密警察,后来死在加拿大。
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
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
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
内大约两万万人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
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
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
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
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
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
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
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①
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精神焕发信心满满地来到了新的根据地。
它又击溃了蒋介石许多次新的讨伐进攻。全中国人民都开始看到,这
支部队是打不垮砸不烂战无不胜的,中国正需要且只能依靠这样的部
队去把威胁中国民族生存的日本侵略者赶走。1935年12月9日,当日本
进一步侵夺蚕食中国华北时,北京的大学生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示威活动,反抗日本的侵略。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民众的积极响应并
引发了全国的抗日运动,他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此后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发展壮大,毛泽东提
出了共产党的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
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结合起来,组成一条全国革命的联合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北京,外文出
版社,1965年,第160页。
战线。”党还把原来的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后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
号,改成建立人民共和国,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能够参
加进来,在政治生活中使之也拥有合法的席位。这种改变符合革命的
本质,它没有改变由无产阶级领导一个全国革命的联合阵线的原则,
也没有改变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这样做的目的,是更有利于在
胜利完成现在的民族民主革命之后,转入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对于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问题,红军建议双方举行谈判,以便保
障国内和平,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派遣来消灭红军的
国民党部队,红军在给予坚决的迎头痛击的同时,还向蒋的部队提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的口号。
红军的上述政策和行动,适应了新现实和新形势,呼应了中国人
民的感情,其倡议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实际的效果。1936年冬天,西
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联合了急于把日军赶走并收回东北领土的东
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达成了地方性的停战。12月,蒋介石亲
自飞临西安,逼迫张杨的部队继续向红军进攻。但是张杨他们并未服
从命令,倒是把蒋扣留起来。在蒋被扣押期间,周恩来去看望了蒋。
见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又回想起自己曾经残杀过几十万共产党
人,蒋以为自己的大限来临了。
不服从蒋的命令、拒绝剿共的国民党成员主张把蒋作为叛国者加
以公审。中国共产党建议他们不能那样做,认为那将引发新的更大
规模的内战,其只能使日本渔翁得利。中国共产党主张实施一系列办
法,包括释放蒋介石,建立国内和平,推动抗日斗争。所有这些都向
全国人民表明,这是联合全国各阶层民众保家卫国的最佳设计方案。
中国共产党十分清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情
势之下,蒋介石很快就会对打内战力不从心。共产党对时局的判断
是,随着日本侵华范围的扩大和升级,为了自己的地位和生存,蒋介
石无论多么不情愿和动摇犹豫,都会不得不起而抗战;另外,蒋的美
英主子在中国的地位和利益,也会受到日本军阀的威胁,这样一来美
英自然会给予蒋一定的支持,以便将来在列强与日本的交涉上,能够
插手捞好处。为了充分利用好上述种种积极的因素,克服消极因素,
必须动员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中国需要一场人民的战争
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需要组成全国一致的联合统一阵线,来为反击日
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