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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作品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完结

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上述分析证明是正确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向卢沟桥附近

的中国驻军发动了攻击。经过几天激战,日本占领了邻近的北平。8月

13日,日本海军和陆军部队开始联合进攻上海,在那里中国军队英勇

抵抗了三个月之久。


打破了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传统,东京现在企图把中国完全变成

它的殖民地。中国人民面临着他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中国内部,内战停息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了协议。红军改

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党提出让其

他团结进步力量加入地方参议会和政府。没收地主财产分给农民的政

策,改为实行减租减息。争取民族生存的八年抗战开始了,这对所有

的军队、党派和团体都是一场考验。


在敌我对抗的抗战初期,即1938年10月汉口和广州失陷之前,国

民党投入了一定力量进行抵抗,有些部队在其指挥下顽强战斗,并取

得了可观的战果。但即使在这一阶段,蒋介石的策略(由他的阶级本

性和他与帝国主义的牵连所决定)也是消极的、机会主义的和摇摆不

定的。



在国内,蒋介石企图只用一部分兵力对付日本人(这显然是无法

抵抗敌人的),而保留大部分力量用于对付人民,并猜疑和防范任何

民众组织发挥主动性。仅仅在抗日战争的早期,蒋介石就已经与日本

人进行了两次谈判。第一次是1937年日本攻占南京的前夕,牵线者是

德国人;第二次是在1938年,通过蒋派遣的秘密特使进行的。


在国际上,蒋始终把眼光盯在国际联盟和他的英美主子身上,希

望他们能帮助他摆脱困境。他没有充分运用苏联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

系和苏联为加强中国自身抗战力量而给予的援助。相反,他期望着苏

联自己也卷入对日战争,由此增加他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砝码,甚至让

日本转变立场。


这样看来,即使在中国人民为生存而团结战斗时,作为国家领袖

的蒋介石,仍然按照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和年轻时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

生意时养成的思考习惯行事。他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只服从于其自

己集团的狭隘利益。当全国军民为国家浴血奋斗牺牲奉献时,他仍然

充当外国利益和政策的仆从和傀儡。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事例就是,在

1937年日军向中国发动进攻四年半之后,蒋仍然没有对日宣战。直至

1941年12月日本攻击美国和英国仅仅两天之后,蒋介石才对日正式宣战。


自1939年初以来,蒋介石实际上并没有对日本人认真打过仗。他希望

并放纵日本人集中兵力去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而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军队主要在日寇后方作战。与此同时,蒋又重新开始了反共的袭

击和挑衅。


蒋的对外政策与其国内政策也很相似。欧战爆发之后,轴心国家

曾取得暂时的胜利。蒋介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只要局势对其有利,

他就会像背叛自己的人民一样,也做好了出卖英美的准备。随着法国

的战败,蒋恢复了与日本最高层的直接秘密接触。当战争进入最紧张



状态时,东京外相松冈洋右对他的纳粹同行里宾特洛甫谈起蒋介石时

说,“我与蒋介石有私交,蒋介石理解我并信任我。”①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国民党企图大规模地恢复内战。纳

粹德国进攻莫斯科成为蒋介石向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的信

号。继之而来的是一批国民党的上层分子企图依附轴心国。但像全世

界反动派的许多美梦一样,随着希特勒的攻势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军

民英勇反击下土崩瓦解,国民党的美梦也随之破灭。这段历史再一次

证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命运与中国人民,以及世界

其他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命运利益,是多么紧密相关。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1941年12月美国向日本宣战并正式加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也随之向日本和其他轴心国宣战。国民党的

如意算盘是,稳坐钓鱼船,静待美国人把其从贪婪的日本和自己国

家的人民那里解救出来。国民党一直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然而从

1942年到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对英美打了一连串的大胜仗。

于是,蒋介石政府立即恢复了与东京的私下接触,甚至通过公开的汉

奸和纳粹特工滕内斯这些人来拉皮条。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还允许

黑田这样的日本特工要员住在中国战时陪都重庆,使其处于他们的保

护之下。②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让他的57名将军率领50万人的军队投降了日

本,以便得到日本的钱和装备,并使之与华北华中的共产党军队作


① 1941年3月29日由德国外长签发的文件,被美国政府截获并公布。


② 所有这些当时在重庆已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在很多年里,这些都不能披露在“高雅”的出

版物上。例如,战时美国外交官奥·埃德蒙·克拉布在他的《我的目击记》(1975年纽约)中,

描述他当时在“肮脏的、被炸毁的……重庆,店铺存的都是从日本占领的上海进的货物,旅客

们来往于日本傀儡政府所在地南京”。日本轰炸的主要受害者是老百姓。官员们消费的是日货,

还私通日寇。



战。蒋介石的用心很明确:假如轴心国赢了,这些部队就是他自己转

变立场的桥梁;如果同盟国赢了,这些部队也能够派上用场——可以

打着日本旗回到已被国民党正规部队放弃的敌占区,为以后内战占据

有利的位置。


战争到了下一个阶段,即1944至1945年,日本的海军和空军都开

始黔驴技穷,它的运输线在美军攻击面前已无能为力。为此,日本陆

军违背在国民党地区休战的口头协定,重又发起进攻,妄图保全从东

北到中印边境的铁路交通线。


对此蒋介石并没有起而抵抗。相反,他调动所有从美国得到的武

器装备,以及美国军官训练过的精锐部队,来对解放区进行封锁并时

时发动军事进攻。对抗日前线他不是调兵遣将,而是派出代表去谈判

妥协。


蒋介石的上述所作所为都有详备的记录,并得到披露和证实。的

确,那时被公之于众的事实除了出自义愤的中国爱国者之外,还有许

多来自美国官员和外交官的渠道,其中就有1944年才调离的、驻中缅

印战区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① 这些人虽然特别期望能够巩固战时

和战后美国在华的控制权,对轴心国进行更有力的斗争,但他们许多

人连自己也未意识到,他们准备好在战后实施的蒋日美携手对付中国

人民的“大战略”,是何等的背信弃义。当这一计划浮出水面公之于

众之后,有些人抵制它,结果就遭受迫害,并被排挤出美国的政治舞

台。比如像史迪威将军,他在郁郁中不幸地死去。


① 史迪威本人为这些事件所作的旁证,可查阅怀特(T. H. White)编纂的《史迪威书信集》,

纽约,1948年;以及史迪威一位战时参谋写的《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二次大战期间谢伟思

文电稿汇编》,纽约,1974年;另外还有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W. 塔奇曼运用一些新披露材

料写成的《史迪威和在华美国人的经历,1911年—1945年》,纽约,1971年。



针对这种形势,毛泽东指出:


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

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

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① 


然而,中国和远东真正的历史,并不是由蒋介石、日本或美国政

府和军队来任意涂抹的。未来是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导力量

共同创造的。在这些年里,他们的力量、经验和政治远见都有了长足

的进步和发展,他们再也不会被击败,再也不会被愚弄,再也不会像

1927年那样被剥夺斗争的胜利果实。


当国民党统治集团既背叛全民族,又背叛自己军队的士兵,靠掠

夺国统区人民积聚起惊人的财富时,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高高举

起了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在反对侵略者的不懈战斗中,他们在

数量和影响上都成倍增长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的

西北小城延安,成为所有卓有远见的中国爱国人士心目中的指路明灯

和向往所在。这里是一座巨大的熔炉,整个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在这里

经受洗礼、锻炼和教育。


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期间,共产党逐渐得到具有爱国之心

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承认。这是必然结果,因为共产党维护和代表了

作为民族主体和绝大多数的全国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共产党党员的

人数从1937年的约4万人,增至1945年的120万人。


在党的指导下,日寇占领区的每个角落都广泛地开展了运动战和


①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

第322页。



游击战,党唤醒了千百万人满怀希望和信心,果敢地投入与日寇的战

斗。在这些群众创建的武装力量中,以前所未有的比例,涌现出无数

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拳头”。1935年英

雄的长征结束时,中国红军减少到仅有3万人。而到1945年,人民军队

经过持续作战,已发展到91万人,另外还有250万人以上的辅助的武装

民兵队伍。


在所有人民军队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来的地区,从冰封的北疆

到南方亚热带的岛屿海南岛,都建立了大片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领导

者接受了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培养和锻炼。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

民,不仅得到了完全的政治权利,而且在大幅度减租减息中,他们的

经济也得到很大改善(为了争取各阶层最大限度的团结抗日,当时还

没有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所有阶层的爱国人士在解放区的行

政机构中都有代表。解放区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等都服务于

人民和民族的抗战。


193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一块革命根据地,而且地处贫穷干旱的

西北边区,该革命根据地的人口只有150万。到1945年4月,距离日本

投降只有5个月的时间时,解放区已拥有9500万人口,有自己完善的地

方管理机构。这些解放区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和雏形。


在八年抗战的头两年过去之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仍处于消

极抗战的休眠状态。而解放区则承受着与60%以上侵华日军正面交锋

的持续苦战,他们同时还要面对95%的听命于日本的汉奸队伍(其中

有按照蒋介石命令投敌的伪军)的威胁。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了军事和经济封锁,切断了解

放区后方对前线的各种物资供应。从美国和苏联运来援助抗战的物

资,不但不能进入解放区,反而装备了封锁解放区的国民党部队,使



他们成为整个国民党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队伍。这些装备还在许多次战

斗中直接用于进攻人民军队。其中最骇人听闻的,就是1941年初国民

党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总部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的伏击和大屠杀。


人民武装力量以持续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与力量对比悬殊、装备

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作战。他们避免进攻强敌盘踞驻防的大城市,而集

中力量粉碎敌人每一次对农村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他们挫败了

主要由应征而来的农民所组成的伪军,或通过各种军事和政治手段使

其保持中立。在这场人民战争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打死打伤的敌人人

数总计有96万多,还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同时完成了革命农村对城

市的包围。


对国民党,共产党则采取了灵活的“既团结又斗争”策略。在军

事上,“针锋相对”地击败它的进攻,但在斗争中又时时注意把握

“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使冲突扩大,不引发大规模内战,

不给日本人和极端反动派以可乘之机。在政治上,共产党揭露国民党

对全国人民的每一次挑衅,号召人民巩固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同时

注意让海外民主舆论得知他们在做的事情。这样做有助于扩大“左”

派的影响力和威望,扩大自己的阵营,并争取中间派,同时揭露和孤

立背信弃义的右派。


对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共产党并未采取军事行动。相反,解放

区调动起了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资源,这在全国都是一个抗战的范

例。他们成功地把穷乡僻壤的群众组织到一起,投入农业和小规模

(大多是手工业)企业生产的高潮。在只有村庄和小镇经济的基础上

(解放区当时没有城市和大一些的城镇),他们生产出的产品不仅能

够供应战争的需要,还为军队和老百姓提供了充足的衣食——这比在

国统区的情况还要好许多,尽管国统区拥有更多的资源同时还有大量



的外国援助。人民军队在不打仗时自己生产大批粮食保证自己的供

应,最大限度减少农民的负担。革命军队的自力更生精神证明它是一

支不可战胜的力量。① 


在政治和世界观方面,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

动”,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整风运动的宗旨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自我教育,把它运用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上。这与学院式的教与学

截然不同。通过研究学习和热烈的讨论,全党、各个基层组织、每个

成员的真实经验都得到总结,他们都或长或短地经历过实际斗争,

有过成功和失败。整风运动加深了人民对于过去“左”倾和右倾机会

主义错误路线的认识。同时,已经积累的大量实践需要接受检验和分

析。尤其重要的是,参加者能够通过整风辨别出哪些作法是正确的和

有光明前途的,哪些是在当前和之后的工作中需要加以纠正的,以及

今后应该如何做。


从基本方式方法来说,整风运动针对的问题是“主观主义、宗派

主义和党八股”。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地学习理

论而不顾现实(主要来自“左”倾机会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不

管什么事只凭自己熟悉的经验去做,不考虑全局,不要理论的指导。

宗派主义,即一事当前只要自己那个小团体或工作部门的利益,只要

党的利益不去考虑非党群众,只要军队不要地方,只要青年不要老年

(反过来也一样)。“党八股”,即说话写文章用僵死的语言和空洞

的修辞,不是真正把党的原则和观点向群众讲清楚,而只是罗列一串


①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后来试图在20多年间“封锁”、“禁运”和“孤立”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

中国,以“遏制”和抵消它的影响。他们该记得,这种手法已被证明行不通,尽管20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解放区正遭到分割和围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开始滑向社会帝国主义,

这标志着他们对革命马列主义的彻底背叛,从赫鲁晓夫时代起他们也用与帝国主义同样的一套

策略对待中国,结果等待他们的是同样的失败。



串套话以炫耀自己,缺乏真实思想,脱离实际,无的放矢,只注重形

式的表现(甚至装腔作势),不注重为群众指明方向。整风运动的主

要文件是毛泽东的重要演说和著作,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

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学习和时局》。 ① 


这是一场解放思想和恢复活力的运动。在共产党看来,它使全党

通过全面领会整风精神而达到思想认识的统一从而武装起来,不仅为

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在随之而来的反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

解放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依靠自己在本国的经

验和国际环境下的斗争经验,中国共产党现在能够更好地独立判断,

中国革命中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箭”,

射向自己问题之“的”。简而言之,在现在我们称之为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整风运动使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这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风运动与共产党指导下的最艰苦的

战争,和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交织进行。在

解放区同时还进行着另外一场社会改革(减租减息运动和组织农业初

级互助组)。多年以后,有人试图把毛泽东思想曲解为政治与生产和

其他实际工作相对立的思想(如“四人帮”之流的故意曲解),他们

忘记了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革命理论与实

践的密切结合。


从1940年的上半年起,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把

乐观和信心传导至四面八方(许多过去仅凭对国统区印象评判中国的

来访者,都说延安出现了“一种新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是整风运动的主要文件,它激励和培育着这股清新、


① 都发表于1941—1944年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



充满活力和活泼的风气。


通过这些方式,解放区不仅在军事和经济力量上有了增长,还赢

得了更多中国人的称赞,包括那些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生活的人。在那

里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或只有半合法的身份,有关共产党成就的新闻

报道都受到严格的审查和压制。 


解放区像一块磁石,吸引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日本共产党领导

的一个英勇的日本爱国团体,其中有许多是曾因反对日本和中国人民

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坐过监狱的志士。在解放区你

还可以看到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爱国者。年轻的印度医

生柯棣华在前线救死扶伤时牺牲了。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曾跟随八

路军和新四军行军,搜集素材加以宣传并由此唤醒了她本国的众多同

胞,使他们认识到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光荣和重要

意义。在解放区,加拿大外科医生、马列主义者诺尔曼·白求恩献出

了自己的生命,毛泽东将其当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全体共产党人行

为的榜样来纪念,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① 在反对中外反动派结成的

所有联盟的过程中,中外人民缔结了战斗的友谊,而延安是该友谊的

源头。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战线和两大阵营就这样形成了:一边是代表地

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另一边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一个把中国

引向分裂、反动和不断的失败;另一个——人民战争的战线——奠定

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基石,不仅如此,它还为随之而

来的中国已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面对国内外一切敌人的反帝反封

建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这确实是世界所有进步力量的伟大胜


①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

337—338页。



利,不仅因为它改变了全球各种势力的格局和平衡,还在于它昭示了

如何运用前所未有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的理论以及与之对应的实践,依

据本国具体条件开展并赢得一场人民战争。


现在让我们审视一下抗日战争发生时的特定国际环境。


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在1937年就大谈“孤立侵略者”并对战争受害

者表示同情。但在实际行动上,美国垄断集团却不断扩大向日本出

口石油、生铁和其他军用物资,没有这些物资是无法发动并维持战

争的。1938年,这些军需物资占了美国当年对日出口总量的67%,到

193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70%。直到1941年罗斯福政府才开始实施对日

本侵略者采取经济制裁的禁运手段。但那是在日本已明明白白地表现

出它不仅要进攻中国或打击苏联,还决定继续“向南”进军,把矛头

指向美国和英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之后。即便到了这时,美国外交官

们还在企图日本能达成一个“远东慕尼黑”阴谋。在这一交易中,美

国容许日本保留在中国已经争夺到手的“满洲国”,前提是它不过多

地侵犯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美日双方

的代表们还正在谈判桌上讨论这种安排。


美日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斗争是实实在在而又极其尖锐的。但美

国政府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与日本发生火并,实际上它更愿意用日本

来消耗中国和苏联,以便日后它能够仰仗着久经考验的美元的威力,

从经济上操纵控制一个新的日本帝国。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统治集团自然地被迫改变策略。他们现在

与中国变成了同盟,开始携手对日本作战。但美国的政策逐渐转向,

它要极力把中美同盟引导到实质上是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把中国人

民的民族抱负和其他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的影响永远排除。大批的美国

军官、官员和军事、经济、教育顾问都涌入了中国。他们指责国民



党政权腐败无能无可救药,试图把美国的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以及最

“可靠”的亲美中国官员,安插到军事和国民生活的各个部门。


美国在偶尔督促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以避免在对日作战中陷于

内乱的同时,也有它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国家利益是美国对日作

战的主要动机,而通过对日作战达到国际力量的重新平衡也是其另一

重要目的。但是到1944年,美国的重心转移到了如何“挽救国民党自

身”的问题上,这就是,不能让国民党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发动内

战,而是要等到它有把握摧毁和遏制人民革命的时机到来之时。当美

国政府作为国共两党间的调停人出现时,它妄图借此“谈判”取消解

放区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代表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或者至少

使中国人民不能再搞任何独立的革命运动。要取消中国人民经过百年

苦难和奋斗取得的最坚实的成果,以及他们用鲜血所凝成的对未来的

庄严保证,这倒是一个天真而便捷的途径。


在1937—1941年间,英国最用心的事情就是收买日本。在日军侵

占中国的地区,英国将长期以来由自己控制的中国海关税的征收权,

移交给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华北,英国人控制的开滦矿务局欣然

向侵略者提供煤炭。1938年3月,开滦矿务局请来日本军血腥镇压了

中国矿工的罢工。① 1938年6月27日,英国政府充任了中日之间的调停

者。一位英国作家② 这样评价说:“对于战争的爆发,哪一方负有更

多责任,(英国)未置一词。”在伦敦看来,日本人的胜利是不可避


① 1938年12月30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开滦煤矿的年度报告,表达了对“日本当局

良好理解”的感激之情。“这表现在每次对矿务局的保卫行动和给予开滦煤矿生产和运输的援

助。”同一年,矿山股票持有者获得7.5%的派息,而头一年只有5%。更主要的是,面对日本

的军需市场,一个年总产100万吨的新矿井开掘已经列入这家英国公司的计划中。见 F. C. 琼

斯所著《上海与天津》,纽约版,1940年,第171页。


② 洛德(Luard,Evan):《英国与中国》,1962年,伦敦,第45—46页。



免的,而1938年11月1日首相张伯伦曾得意扬言——还是那位作者写

道:“他不相信当中日战争结束时,日本自己能够提供开发中国的新

资本。没有英国的帮助,中国的重建就不可能。”1939年年中,经英

国驻东京大使克雷吉爵士(Sir Robert Craigie)与日本外相谈判,英国

政府正式批准,根据它在天津租界的治外法权,日本军队有权“镇压

或清除任何会阻碍他们或有利敌方的行为。”据此,英国人忠实地请

日本军队屠杀大批从事爱国抵抗运动的中国人。


在此时期,英国不仅以牺牲中国为条件,谋求与日本侵略者和

解,而且又一次故伎重演趁火打劫,利用中国的国难寻找蚕食中国

疆土的机会。1936年,当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已迫在眉睫之时,英国又

在西藏地区单方划定一条从未被任何中国政府所承认的“麦克马洪

线”,将其作为“分界线”而不是一项诉求载入英国正式地图。① 甚

至到了后来的战争期间,作为中国的盟军对日作战时,英国还在接连

不断地把驻印度部队调进西藏。比如,1944年5月的一次这样的蚕食行

动就曾遭到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抗议。尽管拉萨地方政府难以摆脱

英国势力的影响,但对于“麦克马洪线”,它和中央政府一样无法接

受。12月,英国试图消除拉萨的对立情绪,提出了达旺以南的另外一

条“分界线”,同样遭到拉萨地方政府的拒绝。1945年4月,在对日战

争结束前不久,西藏人又一次对英印士兵入侵瓦龙提出了抗议。在这

一时期,中国的边境屡遭侵犯,包括西藏的其他地区、新疆的阿克塞

地区,还有来自缅甸方面的冲突。


1940年,伦敦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了中缅公路这条中国接受西


① 除了上面提到的1936年地图,绝大多数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官方地图,标注这条边界“未

划定”或者标注中国未予承认。有关此事的详细报道和研究,可参看《印度的中国战争》一书,

麦克斯维尔出版社,1970年伦敦版和1970年、1971年纽约版。



方援助的唯一安全通道,并尽它之力安排了一次中日两国之间的“调

停”。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英国开始逐渐把精力放在制定

并执行一项长期的政策上——如何在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日益增长的

侵略性面前,保住它自己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


相比之下,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政策是援助所有受到法西斯

侵略的国家。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之后,苏联立即与中国签订了互不

侵犯条约,向中国提供长期贷款,并通过西北边境开始向中国提供军

事和其他物资。一支实力强大的苏联志愿空军,在反击日本对南京、

汉口和其他城市的空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就连一直站在蒋介石一边

的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在1949年写的一本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从

1937年夏季战争爆发到1942年底,对中国援助最大最多的是俄国。”① 


相比苏联的行为,激烈反共反苏、担任战时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

任的蒋介石夫人对于美国的行为十分愤怒。她在美国的一份销路颇广

的杂志上写道:


日本战争物资的80%来自美国……日本飞机无情轰炸中国时

所用的燃油95%是美国油。


在抗战的头三年,苏联给予中国长期贷款用于购买军备和其

他必需品,数倍于英国和美国给予中国的贷款额……


更有甚者,在国联会议上,是俄国站在坚定的立场,支持中

国,呼吁对罪恶的日本侵略者采取积极措施……当日本抗议说,

俄国对中国的援助是违背中立立场时,俄国并未退缩、投降或是

妥协,而是继续向中国输送军援……


① 陈纳德:《战士之路》,纽约,1949年,第61页。



我要指出的是,俄国的帮助是完全无条件的。① 


作为对苏联援助中国的报复,日本向苏联领土及其盟国蒙古人民

共和国发动了两次进攻。一次是1937年在距海参崴不远的喀山湖,另一

次是1939年在蒙古的诺门坎,两次都以日本大败而告终。仅诺门坎一

战日本就损失了660架飞机和大批坦克,至少有2.5万人阵亡。② 重重

地遭受了这些挫败之后,日本对于西方怂恿其入侵苏联不再理会,暂

时抑制了其入侵西伯利亚的野心,而选择其认为“抵抗力最小的战

线”南太平洋去撞大运。 


最终,苏联军队在1941—1945年摧毁了希特勒的大举入侵,并在

与其他盟国达成一致后,对集中在满洲的日本地面部队给予了迅猛有

力的打击,确保了东京军国主义者再也不能在中国土地上继续作战,

并使之陷入最终的败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也参与了这些军事行动。


所谓的“原子弹的决定性作用”,是华盛顿为了政治目的而制造

的一个神话,在原子弹爆炸之后,这种说法被极端夸大并极端卖力

地在全世界广为传播。日本投降的当天,反苏的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

发表军事评论说:“俄国人加入对日作战是加速日本灭亡的决定性因

素,即使没有原子弹投下也是如此。”③ 有两位美国政策分析评论家

(其中一位后来做了杜鲁门总统政府的空军部长)后来坦率地披露,

决定使用这一灭绝人性的武器,是出于政治原因:


为什么我们在那时投下了原子弹?假如原子弹使用是正当


① 《自由杂志》,纽约,1939年1月21日。


② S. N. 希什金:《诺门坎》,莫斯科,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54年,第56页。


③ 《纽约时报》,1945年8月15日。



的,我们为何不在联合国主持下做一次试验,以显示其威力,然

后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


如果美国的目的是,在俄国还没有参战时就要把日本打垮,

或者在俄国有任何参战暗示之前就要把日本打垮,那么,任何试

验都不可能。① 


因此,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并不代表它是打败日本军阀

和结束反法西斯战争必不可少的武器。恰恰相反,对在与所有法西斯

轴心国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各国人民,原子弹的爆炸无异于是一种威

慑和恐吓,它把胜利果实从人民手中夺走。在远东,这就如同决定了

那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与在中国及其他东亚地区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的革命力量,在战后处理日本的问题上失去了发言权。当时的形势正

如它的策划者美国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所证实的,

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变为战后保留日本天皇,以防止来自日本本国人民

的革命。


总之,我们必须指出,在中国,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并没有被原子弹吓倒,他们才能够继续完成自己的革命。1945年8月13

日,在原子弹爆炸之后的第5天,毛泽东嘲笑了“武器决定论”者面对

原子弹爆炸所流露出的所有束手无策的情绪,那种怀疑无产阶级革命

必须依赖人民大众的态度。毛泽东指出,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

人民军队成功地战败了日本以现代化武器为后盾的战争机器。如果美

国装备下的蒋介石军队把内战强加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同样也会赢

得胜利。


① 诺尔曼·卡森斯与托马斯·K. 芬利特撰文《星期六文学评论》,1946年6月15日。



数月之后的1946年8月(当时内战已经爆发),毛泽东在会见世界

知名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

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

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

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

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

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

国人民。


这个对世界上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一方,以人民(尤其他们本

国人民)为另一方的双方间新的力量平衡的论断,并不是抽象的哲学

概念。它是毛泽东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

想使中国人民能够巩固反法西斯斗争的成果,并不断继续前进,带领

人民不仅争取民族独立,而且争取社会解放。在西欧,正是由于没有

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那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已取

得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没有能够像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那样继

续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