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曾在香港学习的朋友说：“从深圳到香港的距离不长，但确实是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距离。”可能香港人自豪地认为他们已经生活在第一世界中，但我并不知道。我只去了香港四五次，第一次是1991年夏天。我每次去香港时间都不长，最多五天，真的不知道香港的生活如何。但谈到和香港人的接触，我有自己的经验，即写书的经验。1999年夏天十分著名的波兰汉学家马雷凯（Roman Malek）问我：“你为什么不翻译一本权威性的历史著作？比如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这是一部经典，但至今没有人翻译！”他还赠送了我该书的英语版本。我拿回北京，当年就开始翻译，花了三年的时间才译成（那书是1929年出版的，没有任何汉字，所以需要查出很多外国人名的汉语翻译，比如Ricci＝利玛窦，Schall＝汤若望，Richard＝李提摩太，等等）。

三年后，我将译稿送到北京的几家出版社，但他们都予以退回，说里面的一些内容（比如义和团）写得不好。我将三年的精力倾注在这份译稿里，现在却不能出版？我该怎么办？连上海的一个朋友也说不能出版。我只好去找香港的朋友帮助出书。他们答应了，但因为该书很厚，编辑过程需要好几年，所以直到2009年底才最终出版。香港的书进入大陆的市场会很慢，但我不在乎，因为从1929年到1999年已经等了70年，那从2009年算起再等20年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从1840年（外国文化传入）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也等了80年，三代人。中国很大，信息的流传较慢。

我在乎的是香港的编辑把整本书的年份都改成汉字的数字，比如“1805年”改成“一八〇五年”。另外，他们没有加上我做的人名双语索引，特别遗憾。后来有大陆的读者对我说：“雷老师，你为什么还用那么过时的汉字数字方式写年代，我们现在都习惯用阿拉伯数字！”这是香港人做的事，我也不愿意这样。一方面我感谢香港人出版我的书，但另一方面我又恨他们的编辑妨碍美丽的阿拉伯数字在中国传播。太可恶了！不过后来我想，如果是台湾人，他们可能还会把原来的书稿弄成竖排版，那就更可怕了！

饮水思源，北京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横排版的书籍？双语字典，比如19世纪初在香港和澳门出版的双语词典大概从一开始都是横排的，但民国时代仍然有很多书是竖排的。我感谢在这方面卓有贡献的南方人：钱玄同！

钱玄同于1887年生于浙江吴兴（湖州市），1906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10年回国，曾任浙江一所中学的教员，后在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任职，不久后到北京，从北京大学转到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1939年因脑部出血而去世。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反对文言文，支持学生用白话文写作，始终在考虑“国语”（即普通话）的问题，1917年成为“国语研究会”的会员，1919年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钱氏在1925年与志同道合的人创办《国语周刊》，与别人合编《国音字典》，这部字典用一种拼音方式为汉字表音，而发音则以北京人的发音为标准。因为他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阻碍知识传播，不利普及教育，便主张完全废除方块汉字，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

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的《汉字改革号》特刊上，钱先生发表了《汉字改革》一文，他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在他的眼中，“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中国人应该用拼音来代替汉字，而不应该发明新的符号，“拼音字母应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

钱玄同对简体字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1922年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1934年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而大学院（教育部）1935年公布其中324个字正式可用，这就是第一批简化汉字。

另外，钱玄同还主张汉语文献中应该使用西方的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法以及汉字的横行书写方式。这四个建议都很重要，并且基本上都得以实行，但在台湾地区和香港不一定都被采纳。

钱玄同先生，我是在中国写书的人，是你的受益者！谢谢你如此热切地推动了书写的“四个现代化”（标点、数字、公元、横排）！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力因你的“四个现代化”而提高了很多。我因你而更爱北京。同时我怀疑：你自己是南方人，但你的改革工作却在北京进行；也许只有北京那开放、多元的空气能为你的思想和改革工作提供“呼吸的空间”，北京人应该为你立一座碑，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