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北京，那时自行车多，汽车少，三环也还没有立交桥。我还记得当时西直门和东直门的样子：自行车可以在平路上直行，而汽车需要走高架桥或从下面驶过。也就是说，骑自行车的人是“主体”，整个路口以他们为中心。我当时觉得这样太好了，西方人应该向北京学习，这样可以改善环境。另外，北京是最适合推广自行车出行的城市，因为这里没有山坡。而25年以后的现在，在北京骑自行车的人很少，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我自己也很少骑自行车，主要是因为太危险，开车的人经常注意不到弱势的出行者，甚至欺凌或危害他们，很少有“让”的态度。

据说今天的北京有500多万辆汽车，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德国汽车在其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但我觉很多人不应该开车，也不应该开那么大的车，他选择“大车”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财富或地位。而今很少人知道，世界上的第一辆汽车是在北京发明的。那是在康熙时代，发明者是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在北京最有名的拉丁语墓碑群（今车公庄外，北京市委党校校园内）中，人们还能看到他的墓。这个人和利玛窦一样也是耶稣会会士和传教士，他于1658年与柏应理（Couplet）来华，先到澳门，后在西安传教，1660年奉召到北京，与汤若望（Schall）一同治天文历法，铸大炮，做翻译。1664年到1665年，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等人，南怀仁也被株连入狱，但后来获释。在1668年，康熙亲政后，南怀仁重获重用，任钦天监监副，制造了多种天文仪器，对钦天监进行了改革，绘制了世界地图。南怀仁还在清廷与俄罗斯、葡萄牙的使者往来中充当译员。他于1688年1月29日在北京去世，汉语著作有39部，包括《教要序论》《善恶报略》《坤舆图说》《仪象志》等。其《七奇图说》介绍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宙斯的雕像。他还编了一部《满文字典》。南怀仁的《穷理学》（60卷）是对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部分著作的汉译，但因为康熙对其中的内容没有兴趣，这份稿子便没有出版。

在皇宫中，南怀仁发明了很多仪器和工具，比如他曾经帮助当时的工程师将巨石运到城内。有一天他请康熙欣赏他的新发明，一辆“可以自己走的车”：小车的平台上有烧水的锅子，从锅盖喷头吹出的热气吹动一个风车，而这个风车又推动了小车的轮子，所以小车就会慢慢地动来动去，“自己推动自己”，所以是名副其实的“自动车”（英语auto-mobile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意思是自动车）。遗憾的是，这个发明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改进，所以18世纪的英国人推动了火车的发展，而现代“汽车”的前身在19世纪才出现。

我建议每当北京人开车时就纪念汽车的鼻祖，即南怀仁的小车。为什么还没有给南先生建立一个小博物馆或至少竖立一座纪念碑？

我第一次来北京时汽车很少，而自行车很多。我还记得，自行车很少有变速的，而且所有的自行车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一个牌子。25年后，北京的自行车已经各种各样，有500元的，也有5000元的，还有5万的赛车，而且很多人都能买得起一辆好的自行车。

另外，1991年的公交车较少，上车很难，车上的味道不好，人太多，非常拥挤，但25年后的今天公交车很多，而且经常有座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是地铁的发展。

公交车的司机一般也很负责任，开车比较谨慎，但有一点我觉得还可以改进：进站和出站时他们刹车比较“狠”，又猛踩油门，经常有年龄较大的乘客无法站稳甚至摔倒。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日本的公交司机很多是年龄较大的人，他们开车很谨慎，你甚至感觉不到车已经开动了，出站和进站都很安稳。”这当然是我的梦想：感觉不到自己已经在走动。可能在日本的公交车上有很多人会安稳地睡着，但在北京的公交车上，乘客的睡眠是不会安宁的，因为颠簸很严重，而且部分售票员每次进站都会大声喊：“有没有下的，有下的先换出来，准备下！”有时候还用麦克风喊，更使乘客感到不安&&

在上课时我向学生介绍“巴士”或“公交车”来自西语的omnibus，大概是19世纪末法国人用来指称“公交车”的单词。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omnis（所有的人、每一个人），而omnibus是复数与格形式，所以翻译为：提供给一切人的（英语：for all people）。英语和其他语言后来只用这个词的后缀“bus”称呼这种车，而这个bus变成了汉语的“巴士”和“大巴”。

2000年后，北京的很多条地铁线路都开通了，同时也在建设“四环”“五环”“六环”，这样汽车也会更多。北京的人口不断增加，所以交通的问题肯定越来越严重。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所以不是很喜欢大城市，认为小城市更好，更有人情味，不会太拥挤。北京的人口为什么不断增加呢？因为北京是首都，而首都要有全国最好的资源、最好的设备、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因为大家觉得北京的一切都更好，所以那些有机会的人都很想在北京定居。人民大学的很多学生都来自北京以外的地区，来自南方或西北，但其中很多人并不想回到家乡，而要留在北京。

这种现象也不能怪现在的北京人，而是要怪秦始皇，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并且使首都垄断了很多资源，而后来的皇帝们都模仿他的中央集权，就是说，中央要控制整个国度，而地方的资源不能超过中央。这种思想在17世纪的法国（以巴黎为中心）、19世纪的奥地利（以维也纳为中心）和19、20世纪的俄罗斯（以莫斯科为中心）都出现过，但对于中国的广大地区来讲，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大。可能德国是最理想的：有很多中小城市发展得很好，有很好的学校，一切设备齐全，这和德国19世纪才统一为一国的特殊历史有关。老子不是说“小国寡民”好吗？我的理想是：中国的每一个省会都有一所和北京大学一样好的学校，这样不会有太过畸形的发展，不会使所有的人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北京。

今天，很多外地人会来北京治病，因为他们对自己地区的医疗机构不信任。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建设外地的学校和医疗机构已经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我有时候也想，我不应该在北京工作，而应该在西北或西南，在所谓“落后地区”工作。但那边的孩子可能不愿意学习拉丁语，他们先想到的是英语。贫富不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要不断改进吧。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其他人的经济负担仍然非常重。在北京也有很多人（包括学生）生活在很穷困的条件下，在地下室居住&&

一名来自新疆的同学告诉我，他圆了自己的梦，就是将父母带到北京旅游一趟。这件事才令我意识到，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到北京旅游是一个“梦想”，可能不会实现，而且从新疆到北京的路很长，车票很贵。但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圆”这个梦，那么北京的交通就会彻底瘫痪。而且交通越方便，来京的旅游者就会越多，每年会不会有几千万或几亿人来北京？故宫一天又能容纳几万人？据说在南方有一个“模拟故宫”，和北京故宫很像，而去那里的旅客比去真故宫的旅客还要多&&我赞成在各省发展自有的旅游点，不要认为北京的故宫是唯一的、最了不起的文物！多去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或易县的清西陵，那比故宫还要好看！山西人啊，你们应该重视山西文物！湖北人啊&&

北京不应该成为一个垄断资源的城市，而应该是“桥都”，和全国分享自己的资源，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比如北京大学的老师可以去保定，一周在河北大学讲一次课。有多少地方需要好老师，为什么北京名校的毕业生都想留在北京呢？因为“外面”的生活比较苦。这是中央集权思想造成的后遗症，平均分配资源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需要所有的人考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