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西方的世界？马可·波罗的游记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使他们意识到，在远东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有很多大城市。然而，第一个写《欧洲游记》的中国人是谁？他的名字是樊守义（1682—1753），山西平阳人，早年与外国传教士有联系，并于1707年随意大利耶稣会士艾逊爵（Provana，1662—1720）前往欧洲，曾在意大利都灵（Torino）求学，也去过罗马和意大利北部的很多其他城市。他于1709年加入耶稣会，1717年被祝圣司铎，后从葡萄牙里斯本乘船归国，但陪同他的艾神父在途中去世。1720年樊守义在广州将其在西洋的历年见闻写成报告，送给两广总督杨琳，并将葡萄牙国王所给的护身票（该票持有者受国王保护）及书信一封交给清朝官府。同年7月杨琳派人护送樊守义进京，9月樊神父在热河（承德）面见康熙帝，还将他的报告交给康熙，书名《身见录》。

《身见录》是一部很了不起的著作，虽然只是一份不超过4000字的14页手稿。耐人寻味的是，这么重要的小册子在中国并没有发表。直至20世纪，1937年历史学家阎宗临（1904—1978）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它，并于1941年在国内将它发表在桂林《扫荡报》的《文史地副刊》上。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人知道樊守义和他的《身见录》。2015年，北京学生关于欧洲的知识要远远超过欧洲青年关于中国的知识，无数的西方著作被译成汉语，但很少有汉语著作被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知识的传播方向为什么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中国的传统中难道没有值得全世界的人学习的东西？

樊守义这样描述他去往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是年八月初，始抵大西洋波尔多嘞尔国（Portugalia），进海口，多有筑防守炮台，凡洋物至此，则发号炮查明报知有司，方许入。行五里，即见京城，城有大河一道，从内地出流于海，停泊洋船三四百。是日也，余登岸，居耶稣会院，修士乍见，殷勤如故，即送安顿，银器俱全。视风景，壮丽可观，允称富国，无物不备。”当康熙在热河看到这段文字时，他会有什么感受呢？这里有一名中国人，他说到葡萄牙后见那些外国人而能“乍见，殷勤如故”，这怎么可能？当然是因为樊守义有沟通的能力，他的拉丁语肯定很好，而在漫长的航海旅途中，他又有很多机会和他的意大利伙伴说拉丁语。康熙帝如果读到“洋船三四百”的文字，就应该意识到海上贸易在当时已经有多么重要，而中国也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也许樊守义在这方面向皇帝提出过自己的一些看法吧。樊守义的《身见录》还介绍了罗马的喷泉和意大利的水力机械，比如水力锯：“不用人力，其轮自转，作就缘线，旁着二人，可抵五六百人之工；其一有巨木，欲为板者，不用人力，乃制之水中，其锯自能推收其木，又用一绳，自能伸缩相凑，便成为板矣。”遗憾的是，关于“机械化”的信息无法在中国传播开来，无论是早期的发明家邓玉函（Schreck）和王徵（1571—1644）的《远西奇器图说》还是樊守义的描述，都没能推动中国人发明和使用类似的机械和工具。

樊守义的记忆力非常好，他不仅能记住那么多欧洲地名，而且为很多城市发明了自己的汉译名！他从葡萄牙“起程东行，过意大里亚国（Italia）、地中海、南望亚非利加（Africa），北眺大西洋，程途一月，风阻马斯尼亚国（Bosnia），有城如波尔多嘞尔亚国者，忘其名矣。又一地，人皆安分不炫富贵，爱清雅，惟喜亭囿，大率如是。两朋后乃至意大里亚国界，曾入一国，宫城宫室，悉以石造，多天主堂，产阿里伐果（Oliva）、榛子树，风土温和，最为丰厚；有耶稣会院，无论内之规模，见其外貌庄重，已令人景羡矣。余于此留住一日，因大舟难进，易小舟行，二月下旬，至蛇奴划国（Genoa？），其属国名格尔西加者（Corsica），风土无非富足，亦产阿里伐果，可造油&&至都司格纳（Toscana）诸侯之国里务尔诺府（Livorno），城虽不大，然坚固齐整可观，风土人情丰厚。余于此始行陆程，至比撒府（Pisa），乃古府也，犹有古时宫殿宝塔遗址，周城水绕。又至西捺府（Siena），有总学，招四方弟子学习格物穷理（物理学）。有耶稣会院，余居数日而后行，往教化王之国，其京都名罗玛府（Roma），乃古来总都，城围百里，教王居焉。城门暮夜不闭，余至此二日，见教王，承优先，命阅宫殿内外房宇，几万所，高大奇异，尤难拟议&&罗玛府城内学宫：一乃热尔玛尼亚国（Germania）公侯子弟之学宫；一乃厄肋西亚（Alesia，即法国地区）国世家子弟之学宫&&王公家筑园于城外三十里。有城名夫辣斯加的（Frascati），如园囿、水法、水琴、水风、种种异奇。又有城名底伏里（Tivoli），亦去府城三十里，类如此，虽西洋亦素著名园者也，居罗马五月，乃至热尔玛尼亚（Germania）之属国挪波里国（Napoli），中路经各所，富足无比&&在罗马起程，回至都斯噶纳国（Toscana）都城，名福乐冷济亚府（Florentia = Firenze），内宫殿露台，堂殿学宫，修道会院，略与罗马府相同”。后来他还提到“波罗尼亚大府”（Bologna）、“莫得纳”（Modena）、“巴尔玛大府”（Parma）、“弥辣诺大府”（Milano）、“撒索尼亚及波禄尼亚”（Saxonia, Polonia）、“都利诺都城”（Turino）等。

从利玛窦以来，外国地名的汉译就是令人头痛的事。樊守义在他的小册子中对Toscana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译法，即“都司格纳”和“都斯噶纳”，也用了不同的名字译“葡萄牙”，即“波尔都尔国”“波尔多嘞尔国”“波尔多嘞尔亚国者”。在利玛窦于1602年发行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大西洋”“意大里亚”和“罗玛”与樊守义的名称是一致的，不过利氏将Portugal译为“波尔杜瓦尔”，将Germania译为“入尔马尼亚”，将Napoli译为“那波里”。

直到今天，外国人名和地名的汉译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当我翻译《古代教会史》时，就遇到了很多有两三个汉语译名的地名和人名，这令人非常不满：Antiochia为什么同时被译为“安提阿”“安提约基亚”和“安条克”？显然，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多用ABC，少用汉字。北京自古以来是多语言、多文字的京都，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仍然抵制ABC呢？什么时候能统一Gregorius的“额我略”“格列高利”和“贵格利”？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汉字的译名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只要用汉字，中国人就永远都不会意识到“那波里”“挪波里”“那布勒斯”都来自Nea-polis（希腊语：nea＝新，polis＝城市），而“那波里”是“新城”的意思；而“拿破仑”这个名字的来源也是这个地名——“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