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的“桥都”，她曾是新艺术和新风格的桥梁。将西方风格带到中国的人物中，最有名的是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他生于米兰，1715年来到北京。其他的传教士将他介绍给康熙帝，说他是“画家”，因此，他在皇宫开始陪伴另一位意大利画家：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不过这位马国贤不太喜欢北京皇宫的工作，所以他在1723年时返回意大利，并把第一批北京留学生带到了意大利。马国贤于1733年在那布勒斯创立了著名的那布勒斯中国学院，这是欧洲最早的东方语言学院！

郎世宁先为北京“东堂”（即王府井的教堂）画了一些宗教画，同时和中国画家年希尧（1738年去世）编写了一本介绍西方视角的著作，书名为《视学》，这本书于1729年和1735年印刷过两次。乾隆登基后，郎世宁受到了青睐，皇帝很喜欢他画的像，但乾隆反对任何明暗分明的脸色。根据儒家传统，皇帝是理想的人，是全民的榜样，所以皇帝脸上当然不可能有任何黑点或影子。西方的画家必须放弃或调整他们的画法，而要放弃阴影也意味着要放弃立体感。一位法国画家，也是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Denis Attiret，1702—1768）曾在1743年的一封信中说：“我在这里必须忘记我原来所学的一切东西，要创造一种新的风格，这样才能符合这个民族的品位。”这些耶稣会画家也无法画任何宗教性的画，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迫放弃原来的“用艺术传教”的使命，就和中国的著名耶稣会画家吴历（1632—1718）一样，他虽然在澳门接触西方美术，自己都没有画一幅有《圣经》题材的画！

郎世宁想用西方的新因素引起中国人注意：线条透视、阴影和立体感、人和动物身体上的细节、动态的自然描述。这一切因素在20世纪深深改变了中国画家的眼睛和风格，产生了所谓现代中国艺术。然而，在乾隆的时代，任何新因素都不可以太突出。虽然郎世宁画的马很著名，比如他的《百骏图》（1728年，原来在北京，今天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而且在这里他用了这些新因素：马的身体有阴影，有立体感；马很有力量，它们跑、跳、打滚在地&&而且其中很多细节吸引着人们的注意：马的鬃毛和眼睛、脖子、背、腿，都画得很自然，很像。这一切应该在中国画家当中引起一种全新的思维，可能会改变和丰富传统的画法。但很有意思的是，正如《几何原本》没有发动中国的数学教育改革一样，《百骏图》也没有吸引更多中国画家学习西方的风格。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画家并没有很好的素描训练，他们并没有注意到马或其他动物的轮廓、毛、肌肉。因此，郎世宁的“马”的新风格没有得到继承，也没有发挥应该可以产生的文化交流作用。相反，老年郎世宁的画越来越接近中国的传统风格，他自己被同化了，而没有很成功地介绍新的因素。

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在各方面都受西方的影响，那时中国画家开始研究和接受西方艺术的影响，形成两派：“原封不动的”国画和“完全西化的”油画。耐人寻味的是，如今国画的处境和三百年以前一样，很害怕新因素的传入，要小心翼翼地保卫自己的古老传统。我和一名画国画的画家谈话后有这种感觉：很少有人想创造一种中西合璧的风格，要么是中风压倒西风，要么是西风压倒中风。

在艺术领域中有没有平等对话和彼此学习的可能性？有没有中西合璧的可能性？我认为北京的老辅仁大学美术系曾经进行过结合中西艺术的努力，而且硕果累累。

北京辅仁大学于1926年正式成立，1930年创立美术系。在所有的私立大学中，唯独辅仁大学有美术系，而且主要是以中国美术传统为主。当时的四名教师主要教中国书法、国画、刻章和西方美术史理论。辅仁大学的毕业生不需要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北京很多学院都需要美术老师。辅仁的美术系到1943年时才分为两个部分：国画组（七位教师）和欧洲绘画组（5位教师）。满人贵族溥雪斋自1931年开始担任美术系的系主任。

当辅仁大学的创立人设立美术系时，他们是打算用中国艺术来传播基督信仰，但实际上辅仁大学的美术系并没有开设关于基督宗教美术传统的课程。然而，在1930年代出现了一些中国画家，他们用基督信仰的题材（比如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诞生等）和传统中国的风格来创造一种新的“国画基督教风格”。这种风格不是“从上面”接受或发展出来的，而是通过个人的爱好和珍惜形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人物是中国画家陈缘督和意大利主教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

刚恒毅在学习神学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创作，他自己喜欢画画并研究美术史，1908年在意大利编写过一部《基督宗教美术史》，1909年还负责了一部《美术史》的编辑工作。1910年他出版了一部专著，其中谈论了美术史中的“十字架”，即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1913年到1921年间，刚恒毅是一家基督宗教美术杂志的主编。自从1918年以来，他成为了意大利北部阿奎雷亚（Aquileia）考古学博物馆的馆长，并以这个身份指导考古学研究和发掘工作。

这位对美术有浓厚兴趣的教会外交官（他是教廷的使者）1922年被派到中国，而他自己从一开始就强调要降低或淡化各国传教团的外国色彩，重视本地文化，重视本地圣职人员的培养，要求让更多中国司铎有机会领导中国教会。

1923年刚恒毅向两位传教修会会长上写信，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基督宗教美术传统，传教时不应该在中国照搬自己的教会艺术风格。传教士应该重视本地的文化和艺术。天主教被称为公教（即普世性的），要超越一切地区性文化，接受本地的美术因素。教会在很多地区都利用了本地的文化风格来传播信仰，在中国也应该这样做。刚恒毅的这些思想反映在了1924年在上海召开的主教会议。该会议的文献强调，外国传教士应该重视中国文化和这种文化的种种表达。

刚恒毅想在两方面实现他的理想，即教会建筑和绘画。在建筑方面，他于1926年促成辅仁大学的校务长邀请荷兰本笃会会士葛亚伯（Dom Adelbert Gresnigt）来中国，为各地教堂、主教府和修院等教会建筑创造一种中国式的天主教风格。葛亚伯本来是著名的教堂建筑师，1925年开始与刚恒毅主教合作，曾于1927年在华南地区设计中式的教堂，采取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后特聘他为北京辅仁大学建筑群设计方案，并于1930年落成；他为许多公教建筑物设计蓝图，其风格很成功地结合了东西方传统；他设计的建筑包括香港修道院、开封修道院、主徒会在宣化的教堂、北京辅仁大学。仅仅在六年内，葛氏就创造了很多结合中西风格的天主教教堂和建筑，但1933年他在中国的工作结束了，这一点与辅仁大学的发展有关系，因为1933年罗马教廷将辅仁大学的管理权从本笃会转到了圣言会（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刚恒毅觉得绘画方面不需要引进外国专家，在这方面中国人应该可以自己进行新的创造，因此他开始接触一些中国画家。在1926年，刚氏在北京参观了一次画展，其中特别注意到一位年轻画家（陈缘督）的作品。刚恒毅通过自己的秘书问陈，他是否想尝试教会的题材，比如圣母像。很可能刚恒毅还给陈缘督看了一些意大利画家的作品，这样也给了他一些灵感。大约在1928年或1929年，陈缘督送给刚恒毅了自己第一幅具有基督宗教色彩的画作：圣母玛利亚在一个中国式的房间中坐在一把椅子上。因为陈觉得这种尝试很有意义，他便继续画了一系列基督宗教题材的画，而刚恒毅也由此看到这种工作有发展的潜力。1930年，他鼓励辅仁大学的领导接受陈进入教师班子，因为他认为一个教会外的（即非基督徒）艺术家也可以创造基督宗教艺术。然而，陈缘督走近了基督信仰，学习天主教教义，并于1932年四旬节受洗入教，取圣名“路加”。这是很有意思的名字，因为在四部福音中“路加”描述妇女最多，尤其关于圣母玛利亚的记载很多，而陈缘督也很喜欢画玛利亚的像。

陈缘督（1902—1967）是1930年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基督徒画家。他出生在广东省梅县，17岁来北京，当了印刷工，同时开始画画，而著名艺术家金北楼开始注意到这个具有才华的青年。1923年陈缘督搬到金老师的家，向他学习国画，并加入湖社画会。因为陈缘督画的观音菩萨和中国妇女，刚恒毅在一次画展中开始注意到他。1928年以来，陈缘督研究欧洲美术，尤其从文艺复兴风格获得了一些灵感。不久后他的画刊登在美国的天主教月刊上，比如他画的《孟高维诺主教祝福蒙古大汗》《和德理的讲道》《东方三圣的朝拜》等。

1930年秋天，辅仁大学的美术系创立，而陈成为第四位教师。当时他还兼任华北学院的美术教师。这时他继续为刚恒毅画一些来自《圣经》的题材，比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场景、牧童的朝拜、天使报喜、天使围绕着圣母等。陈1932年受洗入教，但始终支持他的刚恒毅1933年回了欧洲。当时，意大利人已经开始用彩色印刷技术传播陈缘督的画，而在罗马1934年的第三届国际宗教艺术展览会上也有他的几幅画作。1938年方济各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一次传教展览会，其中有陈缘督的33幅画。在中国，上海1935年的画展第一次展出了他的作品。因为他的画很受欢迎，他成为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正式教授，负责人像画。

从1928年到1933年间，陈缘督是中国唯一画基督宗教题材的画家，1933年后，他的产量下降，其中一个原因是支持他的刚恒毅离开了中国。然而，在辅仁大学美术系任教的奥地利修士白立鼐（Berchmans Brückner）在1934年秋天鼓励他的学生为当年的圣诞节画展画一些与圣诞节有关系的画。当时接受这个挑战的学生包括王肃达、陆鸿年和徐济华。

这位奥地利修士是谁？Franz Brückner（会名Berchmans，汉语名称白立鼐）1891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19年加入天主教传教会“圣言会”，1923年到山东服务，1923年至1929年间在济宁北戴家庄的师范学校和济宁的高中任教，1928年宣发终身愿，1929年至1933年在兖州小修道院任教，1933年后在北京辅仁大学教授德语和艺术，1936年任西方美术专修科副教授，1934年至1949年间教授绘画、美术和美学。他搜集了许多中国圣画。他在1949年到了罗马，1977年又回到奥地利圣加俾尔修院（St. Gabriel），1985年在那里去世。

白修士请一些学生画与圣诞节有关系的画，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其影响很大，因为一些外国人去看了这个小型的圣诞节展览并非常重视那种新的风格，将展出的画都买光了，而且开始请学生继续画某些题材。这样，辅仁大学美术系有部分学生意识到，他们的新尝试很受欢迎。第二年（1935年9月8日至15日），上海组织了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基督宗教美术展览，以此庆祝上海的“天主教日”（即天主教活动日）。在那次展览中有100幅基督宗教画，20幅来自陈缘督，其他80幅来自他的学生。也许陈老师让他的学生完成了他自己设计的一些草图，但很可能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是根据自己的独立理解作画的。以此， 1935年上海的画展已经显示出不同人的不同风格。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并不多，1933年至1941年间总共四十个人，而选择“人像画”的学生人数更小，但其中有六名画家尝试画基督宗教的题材，这算是很高的比例。

第二次大型画展在1936年12月。北京公教大学（辅仁大学）展示了五十多幅画和草图，其中有八幅来自陈缘督，七幅来自王肃达等。部分的画于1937年2月在马尼拉展览，另一部分则到巴黎的世博会参展。

辅仁大学在1938年3月又办了一次展览，二十五幅画本来计划去维也纳展览，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个计划就没有实现。辅仁大学在1939年、1940年、1943年分别举行了基督宗教艺术展览会，并准备进行一次巡回画展，在中国天主教的重要地方展示这些新风格的画。然而，因为社会不稳定，这个项目也没能开展。

陈缘督、王肃达、陆鸿年和徐济华是20世纪30年代最杰出的基督徒画家，而且他们也都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这里简单描述一下他们四人画法的特点。

陈缘督的圣母像比较多，早期以圣母为主，晚期更强调环境（云彩、海浪）。另外，他的晚期作品更重视圣婴，以大自然衬托耶稣圣婴的伟大。

徐济华（1914—1937）于1932年来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同年也加入了湖社画会，1935年毕业后成为北京一家私立学院的美术老师；他喜欢看《圣经》，并于1933年接受洗礼，取圣名Karl Borromaeus。他的早期作品主要是对陈缘督作品的模仿，但后来他走出了自己的路，善于利用大自然来表达某种感受。他画耶稣在船上向湖岸上的人讲道，这幅画表达的是平静和安宁。他画的《最后的晚餐》具有中国特色，也暗示了门徒们将要面对的痛苦。这幅画的结构非常精致，“同时表达宽阔和狭窄”。

王肃达（1910—1963）的家族来自绍兴，但他在北京出生，父亲是医生。他认识陈缘督，并于1933年9月来辅仁大学，1937年圣诞节时接受圣洗进入天主教会。他最喜欢“丰富多彩的巴洛克风格”，而不是陈缘督那种“文艺古典风格的隆重气氛”。同时，他想将传统中国的技法用于新的题材。

陆鸿年（1914—1989）来自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政府高官。小陆于1933年来辅仁大学，1934年以来开始画宗教画，到1950年才接受洗礼，但早期的作品也有很浓的宗教气氛。他的画多有“悠然见南山”的逍遥胸怀，具有“诗意”（Lyrik, Poesie），“他的画是真正的诗，为想象力留下尽可能多的空间”。

在1939年，比利时画家和圣母圣心会司铎方希圣（Edmund Van Genechten，1903—1974）也接触到了陈缘督和中国画家。这位神父于1930年来华，1938年以来在辅仁大学美术系任教，但在1946年回国。这位外国画家最著名的作品是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周围有很多受苦受难的中国人陪伴着他。

北京的辅仁大学曾经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它引介西方美术因素，又很好地和中国传统结合为一种新的、具有创意的风格。如果郎世宁看到这些中西合璧的作品，他会有什么感受？肯定高兴得跳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