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次改朝换代的历史变化中，有没有一些稳定的、长期保持自己特征的机构？我看在北京只有宗教团体可以很成功地保持自己的特色。无论是潭柘寺、牛街的清真寺或天主教的教堂，都代表了一种长期稳定的精神，无论是在元代、明朝、清朝、民国时期、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佛教的香火、阿訇的礼拜和基督徒的歌声都没有中断过（虽然在很困难的时期香火、礼拜和歌声可能变得很微弱）。与此不同的是，国子监彻底成了一个博物馆，失去了生命力。
北京天主教的传统是从1294年开始的，那时有意大利人孟高维诺（Montecorvino）来首都传教，但在1330年后，北京的天主教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当利玛窦在1601年来北京时，他必须从头开始建立一个信仰团体，而在清人入关时，这个团体差一点儿又被毁灭。如果没有汤若望这样的高官保护教会的房产，可能一切属于教会的教堂和地产都会被没收。在1665年到1666年的“康熙历狱”教难后，一直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皇宫服务，而他们的存在确保了北京教会的生命。然而，在乾隆晚年和嘉庆的年代，北京的教会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在1820年代，皇帝下令拆除部分教堂。因此当外国传教士都去世后，中国的教士决定从北京撤退，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是薛玛窦。
虽然薛玛窦是中国教会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他经常被后人忽略，因为关于他的资料不多。在《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中，他被列为中国遣使会第51位会士，而在他的时代有几位中国司铎在北京修道院学习拉丁语，包括韩若瑟（北京人或固安人，1772—1844，他的拉丁语很好，所以曾任修道院副院长）、申司铎（Cyrus Chen，山西潞安人，1769—1827）、邓保禄（Paul Teng，1771—1803）、宋保禄（Paul Song，河南开封人，1774—1854）、王若瑟（Joseph Wang，北京人，1777—1814，“能讲很流利的拉丁语”）、何依纳爵（Ignace Ho，北京人，1781—1844）、沈方济（Franciscus Chen，1780—1825）、郑安多（Antonius Tcheng，1778—1835）、康若望（Joannes Kang，1764—1814）等。
薛玛窦比较突出，因为他成为教会的长上，并在最艰难的时期决定将北京主教府迁到西湾子（河北崇礼）。《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有这样的记录：“薛玛窦于1780年生于山西省，于1805年3月8日在北京被接收进入修院，于1807年3月9日在那里发愿，并于1809年晋铎。1819年，被驱逐出北京的南弥德（Lamiot CM）先生指定他为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区的长上。1827年，当关闭北堂时，他与一众人等退至南堂，后于1829年出发赴宣化府，再从那里到当时内蒙古的西湾子。1848年，他奉命负责宣化府，并在这一职位上任职长达十年。薛司铎于1860年11月29日在孟家坟去世，其墓地在宣化府的东部。”
薛神父的老师是罗广祥（Nicholas Raux，1754—1801）神父和吉德明（Jean-Joseph Ghislain，1751—1812）神父，他们都是遣使会司铎。吉德明尤其重视本地圣职人员的培养，他本来是医生，也可以在钦天监工作，但是他更关注堂区的牧灵服务和中国神父的培养。他管理北京的修道院，前后培养了十五位神父和两位辅理修士。中国的韩神父（1772—1844）曾经当过他的副院长。这所修道院应该比较小，但根据一些法文资料，前后有两百个修生毕业于这个修院，其中有十八位被祝圣司铎。
美国历史学家这样叙述薛神父和韩神父的贡献：对北京的传教士来说，1826年到1831年这五年肯定是最黑暗的时代。皇帝1805年和1811年宣布的敕令仍然有效，这就导致北京四座教堂中的第三座被关闭，这就是北堂，法国人的教堂。因为法籍的传教士已经离开了，两名很能干的中国会士就开始管理它：薛神父——他是长上——和韩神父。但是后来（在1819年）他们被迫逃难到南堂，与毕学源（Pires）主教一起在那里避难。北堂的地产被占，教堂也被拆毁。薛神父继续管理那些原先属于法国人管理的教会团体到1828年，此后他被迫隐藏起来。当时他搬迁到西湾子，一座内蒙古小镇，今天属河北崇礼。这个地方成为北京教会的新基地。薛神父还继续培养八名修道生，他们和他一起从首都搬到了西湾子，而且还很明智地将北堂图书馆多半的书籍搬到西湾子。在1840年部分修道生从西湾子转到澳门，另一些暂时留在那里以完成他们的学习，此后也到澳门。管理这个修道生团体的任务大概为薛神父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薛神父的同伴是热爱学习的韩神父，他的法语及拉丁语非常好，还为学生们翻译了法国作者比瑟（Busee）的默想书，该书从17世纪以来在遣使会中被普遍使用。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不利的环境中完成的，因为他们同时还要完成很多牧灵任务，并且面对着长期的教难。
1840年，薛神父又决定要建立一所小修道院。他继续在西湾子培养大修生，将小修生派到小宣沟镇（小通沟），“在西湾子的西边，离西湾子120公里”。
遣使会的长上，尤其是南弥德（Lamiot），计划把中国的年轻会士送到欧洲接受教育，所以1828年有四名中国修道生来到法国，1829年又有两位。他们的到来在巴黎引起轰动，因为那时很少有中国人去欧洲。法国人最佩服的是，部分中国修道生的拉丁语能力很强。然而，因为法国1830年的革命，这些学生在法国的培养计划落空，1830年返回中国。不过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在法国推动了部分法国人的传教热忱。1831年被认为是遣使会历史上的转折点，因为从1831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法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比如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1807—1868，1834年来华）、秦噶毕（Joseph Gabet，1808—1853，1835年来华）和董文学（Jean Gabriel Perboyre，1802—1840，1835年来华）以及那位1869年发现熊猫的谭卫道（David Armand，1826—1900）。
由此可见，在1829年至1850年间，北京的基督徒必须藏起来，他们不能公开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然而，学习拉丁语和“西学”的热忱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外国人无法进京的情况下，中国神父自己培养了一些神父。随着清廷1840年后一步步地开始和外界接触，北京的宗教生活再次有了恢复的可能。
我很敬佩老一代的中国神父，他们都必须学习拉丁语（还有法语），其中有很优秀的学者和文人，还有一些主教。北京的主教多是法国人，比如孟振生主教（Mouly，1856—1868）、苏发旺主教（Guierry，1868—1870）、田类斯主教（Delaplace，1870—1884）、戴济世主教（Tagliabue，1884—1890）、都士良主教（Sarthou，1890—1899）、樊国梁主教（Favier，1899—1905）、林懋德主教（Jarlin，1905—1924）和满德胎主教（Montaigne，1924—1946）。1946年，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北京总教区的主教，就是山东人田耕莘（1890—1967）。遗憾的是，他在北京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年&&
但在19世纪末，北京的教会早就培养了一些中国主教。赵怀义主教（1880—1927）就是其中的一位。赵怀义又名赵秉义，他的圣名是斐理伯（Philippus），1880年10月4日生于北平十五里的正福寺。他的父亲和老舍的父亲一样，都牺牲于庚子事件。赵怀义有两位兄弟，他们也都是神父：一位在北京以西灵山地区的杨家坪熙督会隐修院，天天在那里祈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另一位是北京教区的神父，曾在北京备修院任教。赵怀义的母亲虔诚热心，虽双目失明，但每天都在儿媳的伴同下去圣堂参加弥撒。赵怀义于光绪十九年（1893）11月进入北京修院，当时在栅栏（车公庄外）。光绪三十年（1904）2月27日被祝圣司铎。此后他在北京备修院任教四年，在宣化传教两年半，之后在新安传教十年。他还曾任北京“毓英中学”校长四年之久，1923年1月出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的汉语秘书。由此可见，赵怀义的拉丁语和法语应该达到了对话无障碍的水平，难能可贵！赵怀义学识渊博，也精通法文，因为他在法国人的修院学习神学。1926年10月28日，他和另外五位中国司铎一起在罗马被祝圣为主教。赵怀义成为宣化教区的主教，于1927年10月14日因病逝世于宣化。北京还有赵家的亲戚，在谈话中，其中一个人对我说：“好像赵主教当时在宣化看到了一个穷人，这个人没有衣服，而10月的天气已经很冷，所以主教就把自己的外套给了这个穷人，但因此自己着凉生病，不久后去世。”这就让我更敬佩赵怀义主教，他确实心中“怀义”，有正义感，想要帮助穷人、坚持基督徒的精神。
根据教会的传统，每一位主教可以选择《圣经》的格言当自己的座右铭。赵怀义主教选择的格言是：“至于我，我甘心，情愿为您们的灵魂付出一切，并将我自己也完全耗尽。”（拉丁语：Impendam et superimpender。）赵怀义主教当年的主教座堂位于宣化县城内，教堂虽屡经战火和运动的破坏，但主体结构依旧，9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修缮。赵怀义主教的墓就在教堂内，至今墓碑依然保存完好，就镶嵌在教堂内祭台的西墙壁上。这尊墓碑也是双语的墓碑，碑文有拉丁语版，还有汉语版，都表达着这位可敬的赵主教一生的使命：他成为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之间的桥梁，真是一个怀着“北京精神”的人物，一位沟通中西、古今的天主教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