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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都:一位奥地利学者的北京随笔 完结

作者:(奥)雷立柏

 

中国最古老的西文图书馆可能是在澳门,因为澳门和西方的合作最早,而且没有中断。但北京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西文图书馆:北京北堂的图书馆。

在中国所有的西文图书馆中,“北京北堂图书馆”历史悠久,极负盛名。这座图书馆的前身是利玛窦在南堂创办的书屋,它后来经受了很多历史考验。

可以说,所有的耶稣会会院(早期的有肇庆、南昌、南京等)都有小型的图书馆,以罗曼语系(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的书为主。耶稣会的北京南堂和东堂在17世纪都有藏书馆,除此之外还有私人的藏书馆,比如嘉乐(Mezzabarba)的藏书、耶稣会的索智能主教(de Souza,1740年至1757年担任北京主教,115卷)的藏书和方济各会第三会会士汤士选主教(Gouvea,512卷)的藏书。另外,中国内地各省在1800年前已经有十多座小型图书馆,其中的部分书籍在乾隆和嘉庆镇压教会时期(1785—1826)传到了北京北堂图书馆。1948年,北堂图书馆有4101部书,共5133卷,其中有2855卷提供了书的来源。

意大利人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是科学知识和书籍;他还请在欧洲的友人寄给他一些书,1605年5月16日他写信说:“在与几何学、钟表和星盘有关的问题上,我获得了许多书籍,足够了,够我用了。”利玛窦在意大利的老师是丁先生(Clavius),而这位学者也曾是伽利略的老师!在北堂图书馆保存了这位著名学者的一本书。

因为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陈桥抨击外国传教士,北京礼部下令逮捕和放逐传教士们,南堂的住院也被出售和拆毁。虽然北京的基督徒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反对这个命令,传教士们还是被放逐到了澳门,龙华民(Longobardi)和汤若望于1623年才回到北京,收回南堂的住院。在这次教难间,南堂的书籍大概保存在栅栏,由两名华人耶稣会会士看守。

为了回应利玛窦和龙华民的计划和要求,法国人金尼阁(Trigault)于1613年至1616年间在欧洲请教宗捐赠一些宝贵的书籍,耶稣会想将这些书运到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一座吸引人的豪华图书馆,以此影响皇帝和贵族人士。七年后(1620),金尼阁返回中国,当时他带来了罗马教宗给他的457卷书、圣洛朗(Jean de St. Laurent)修道院捐的29卷书以及其法国、意大利、德意志地区的人所给的几百(或几千)卷书,早期的文献,比如杨廷筠《代疑编》、李之藻《天学初函》,传说有7000卷,但没有更具体的凭据。这些书成为南堂图书馆的珍贵基藏。明末清初,管理南堂的汤若望保护着南堂的书籍,但1664年他自己也被控诉而入狱,栅栏墓地被夷为平地,南堂被没收,五年后(1669)才由利类思(Buglio)收回。当时可能损失了图书馆的汉语书籍,但外文的仍得以保存。在18世纪初,北京耶稣会学院(即南堂图书馆)至少有738卷书,包括拉丁文和法文的自然科学著作。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北京的主教汤士选(Gouvea)接管了北京的图书馆。

北京东堂的图书馆比较小,创建于1655年,开始由利类思和安文思(Magalhaes)管理,1800年前后由遣使会会士接管。1812年,三名会士夜里准备搬走东堂的书籍,但一场火灾烧毁了整个图书馆和住院,只剩下13卷书。此后,皇帝不允许他们重建住院,并要求传教士们移居南堂。

原来的北堂在南海西部,它是1704年由两名耶稣会会士(洪若翰和刘应神父)建立的,他们也有一个小的图书馆,其中存有“有关代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等著作”,“拥有关建筑术的著作;具有充足的医药、外科学、自然史、物理学著作,还有很多宗教灵修方面的著作”,但“地图集很少&&也没有任何拓片&&非常希望拥有驳异教的偶像崇拜和自然神论等方面的著作&&只有很少的《圣经》解释学著作&&我们几乎完全没有教父们的著作”。1785年,三名遣使会会士,即罗广祥(Raux)神父、吉德明(Ghislain)神父和巴茂正(Paris)修士被派往北京,以接管耶稣会的房产。他们与那些留在北京的耶稣会会士居住在一起二十多年,著名的《圣经》翻译家贺清泰(Poirot)于1813年在北京去世。然而,嘉庆1805年下令驱逐传教士们,所以此后没有任何西方人获准进入北京,南弥德(Lamiot)主教1819年也被驱逐到澳门。1827年,最后的外国人离开北京,皇帝下令拆毁北堂。当时中国神父薛玛窦决定把那里的书运到南堂。1828年或1829年,薛神父也被迫离开北京,他和几位中国神父搬到张家口地区的西湾子,南堂的书则被送到北京正福寺墓地,在那里有一名杜姓的鞑靼教友看守,他属于苏尼特部的蒙古王公家族。根据另一种记录,北堂的藏书被委托给了一名满族教友保存,而他因为害怕将书埋在了正福寺。1838年8月,法国传教士孟振生(Mouly)在一封信中报告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一名叫孔山林的天主教徒从山西运送一些宗教物品到北京,但途中被巡捕查获,被盘问时他供出自己是将物品送到北京的一名信徒那里,而这个人恰好是那位看守正福寺的教友。那位杜先生得知自己将要被捕的消息后,马上和村里的教友们设法隐藏或销毁一切和洋人有关系的物品,所以他们在正福寺的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将所有的图书都埋进了坑里。那些书籍是1827年北堂拆毁前搬过来的,著名的老北堂图书馆的部分书籍就这样“从地面上消失了”。然而,部分北堂书籍肯定被搬到了西湾子,甚至有一种记录说,薛神父“很明智地将北堂大部分的书带来了”(即带到西湾子)。

在北京的书籍由于俄罗斯教团的协助而得以保存,因为毕学源(Pires-Pereira)在1838年临终时写下遗嘱,请俄罗斯教团的魏若明(Benjamin Morachevich)司祭“负责其殡葬仪礼、看守其栅栏墓葬地,并在那里根据需要而从事必不可缺的维护,最后是出售他逝世时所有留下的一切,将其价款寄回葡萄牙以转交给有权获得的人”。这份遗嘱没有提到北京的书籍,但根据书中的记号可以认定(至少部分的书),在1828年已经转入了俄罗斯教团驻京的图书馆,并在那里得以保存。俄罗斯的教士保存这些书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其中有宝贵的希腊文著作和《圣经》的希腊文版本。1860年,通过俄罗斯第一位驻京大使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ff)将军和法国葛罗男爵(Baron Gros)的协助,法国的孟振生主教才能够获得在俄罗斯教团保存了三十年的书籍。他将它们迁到原来的北堂,在那里重建一所小房子,狄仁吉(Thierry)神父则编写了一份藏书目录,其中写道:“由俄国东正教修道院长归还的图书总数为5400卷左右。遣使会士们于1860年至1862年间补入的图书总量达500卷左右。其全部总数(不包括汉语书籍与几种小册子)为5929卷&&”

此后,北堂的图书馆随北堂迁移,1889年搬到了西什库,1900年也没有因义和拳而遭受损失,但1949年后被分给了国家图书馆等机构,部分的书甚至被送到了宁夏。

1948年,北堂图书馆保存的一些书中有特殊的记号,比如“济南府住院藏书”,这就意味着这本书来自耶稣会士法安多(Faglia)于1700年在济南创立的小型图书馆。除此之外,还有杨若翰(Joao de Sao)大约于1727年在镇江创立的图书馆、1661年前后卫匡国(Martini)在杭州创办的图书馆、1700年前后创立的淮安图书馆、1634年由毕方济(Sambiasi)在南京开办的图书馆、1720年代在正定开办的图书馆以及17世纪曾在开封、上海和绛州创办的图书馆。

2015年春天,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书展陈列了部分来自北京北堂的古老书籍,这是北京,也是全中国最古老的西书,那时我亲眼见到了伽利略的老师Clavius(丁先生)的书。大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Clavius”的名字被译成“丁先生”?原因是,在拉丁语中clavis是“钥匙”的意思,而古代钥匙的形状就像一个“丁”字,所以“丁”不是音译,而是意译。不学习拉丁语就无法体验到西方文化原来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