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古时代开始，北京一直都有外国人。然而，到了康熙末年和乾隆时代，对外国人的管理和限制越来越严格。康熙和乾隆的政策是为皇宫吸引优秀的外国专家，但又不让外国传教士很自由地接触乡间的中国百姓。因此他们都不太支持中国天主教的发展，最多就是容忍它的存在。到了18世纪末，教会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比如，1784年山西、陕西、四川、贵州等地掀起了仇教的风潮。当时一共有18名在乡间秘密活动的外国传教士被逮捕，并被押送到北京，乾隆下令将他们囚禁。到1785年春天，已经有三名传教士病死狱中。1785年7月，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吴斯德望（Etienne Devaut）和贲若瑟（Joseph Delpon）在北京的监狱中去世，而几个月后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毕亚基尼（Atto Biagini）也在狱中去世。

1785年11月9日，乾隆皇帝终于回应了那些在朝廷供职的传教士的联名恳求，决定释放仍然活着的12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大多数人选择继续留在北京。不过因为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都没有继续聘请新的外国专家来朝廷工作，所以在北京的外国人人数逐渐下降，到1810年时就很少了，1820年只留下四名葡萄牙遣使会会士，其中一位就是毕学源（Pires-Pereira）主教。1838年11月2日，毕学源主教在北京逝世，他是在北京工作的最后的天主教传教士。直到20世纪初，他的墓碑仍然保存在车公庄外的栅栏墓园，墓碑的拓片也还在，上面还用拉丁语写着：A Russis sepultus（由俄罗斯人埋藏）。这说明当时为他举行葬礼的是驻北京的俄罗斯教士团的人，因为北京的天主教中国司铎都离开了北京，他们已经于1828年迁到了张家口地区的西湾子。

这里的俄罗斯人指的是康熙时代以来驻北京东直门内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士团。在19世纪初，北京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教士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好的，因为毕学源在1838年11月去世之前，将宣武门南堂藏书楼和栅栏墓地产权转交给了俄罗斯东正教教士团的大司祭魏若明（Beniamin Morachevich），请他保管天主教的教产。毕学源一去世，南堂教产被中国官方没收了，住房被拆除，教堂也被查封。在此之前，皇帝已经下令查封或拆除了很多教产。1826年10月，毕学源已经成了唯一一位留在北京的外国天主教教士。在1826年到1838年间，他目睹了北京教堂一座座被毁：1826年北堂的住房被迫出售，1827年北堂被毁；留下的是南堂、栅栏和正福寺。

18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北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北京没有西欧人士，只有一些俄罗斯人。1840年的俄罗斯人属于东直门内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士团，而1950年代驻北京的俄罗斯人是一些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随着1958年前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恶化，所以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有一个人和“外国人回北京”的事件有特别的关系，就是孟振生主教（Joseph-Martial Mouly，1807—1868）。他是一位法国遣使会会士，年轻时就想去中国传教。他学习神学，被祝圣司铎，并于1834年达到澳门。19世纪初的澳门是准备中国传教工作的重要地点，比如葡萄牙的江沙维（Affonso Gonsalvez）就在1813年到1841年间在澳门的神学院培养了一些中国修道生并编写了好几本双语词典，比如拉汉词典和葡汉词典（那个时候的“拉丁语”称“辣丁文”）。1835年2月12日，澳门的法国遣使会会士决定秘密派遣孟振生神父到北京，希望他可以去西湾子。这位28岁的法国神父每天晚上用茶水洗脸，希望把自己的肤色染黑一点儿，不要让人发现他是“白人”！他在马车上和小船上都会装扮成一个行动不便的病人，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他知道，如果被发现他是不被允许进入内地的“外国人”或“泰西”来的人，就会被押送到广州或澳门。那时外国人都不被允许去北京，所以孟振生去北京是件很冒险的事。他于1835年6月到达北京，在那里偷偷地和中国遣使会会士韩若瑟神父见了面。孟振生曾在北京的正福寺停留过三天，此后他去了西湾子，但他也很关心北京的教产。

孟振生1835年在北京的日子肯定是忐忑不安的：他害怕自己外国人的身份被发现。在偏僻地区的西湾子，他可能会感到安全，因为那里是教友村，但在北京时他绝对不能公开露面。可能他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中还能有机会在白天公开地行走在北京的街头。1860年，局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对北京的天主教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英法联军在1860年10月24、25日强迫清廷分别和英国、法国签订《北京条约》，而根据条款规定，中国政府应该归还此前没收的教会财产。英法军队很快从北京撤离，但清廷根据所签的条约恢复了北京天主教原来的教产。北京的天主教教友可以重新看守和管理那些古老的教堂和文物了，比如正福寺和栅栏的老墓碑。南堂、东堂、西堂和北堂都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1867年孟振生为北堂的落成主持了祝圣礼，但两年后他便不在人世了，61岁的他于1868年12月4日在北京去世。他的接班人，苏主教（Guierry）为他举行了葬礼，参加葬礼的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美国大使和使团人员，以及海关总署的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和东正教大司祭巴拉第（Palladius Kafarow，1817—1878，1850年来北京）。这就意味着，1867年在北京活动的外国人已经不少了，他们也都是桥梁人物，他们一步步地学习汉语，教授外语，向本地人传播外国文化，介绍国际上的知识和科学技术，进行汉学研究，做翻译，建造西式楼房，拍摄照片，等等。

今天的北京人几乎都不知道孟振生（Mouly）主教是谁。他原来在正福寺所立的墓碑在20世纪60年代的混乱中失踪了。如果没有孟振生的勇气和努力，今天北京天主教的教产可能有一部分就没有了。北京的天主教应该纪念这位在特殊时期完成特殊任务的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