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谈论自己，是一件难为情的事，直到陈卓先生下令说，写个后记吧，你说说你自己，感性一点。
成为一名写作者，就意味着躲在文字后面，那些词、句子和段落是我的堡垒，更多的时候，是以言辞的方式与这个世界打交道，并在空间意义上明确私人性的疆域。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如此胆怯与虚弱的行为。那些词、术语、概念如果没有裹挟个人意识、经验以及思想挣扎的痕迹，写作的虚弱性就会被虚假所侵蚀。当里尔克说挺住就意味着一切的时候，其实就是虚弱—救赎降临的时刻，这个时刻，你义无反顾地想把自己已拥有的一切全部交出去，重返一无所有的原初境地，未来其实就待在起源处。
记得那是2005年夏天的黄昏，下班途中，我深陷在广州祈福小区专线大巴的软椅上，昏昏沉沉，被这种机械交通工具的节奏所支配，自我厌弃感隆隆升起，一个莫名的问题出现了：是，我为什么必须得这样？虚弱与无助是瞬间的事物，她顷刻缴获你如此存在的理由。没有巧合，电话铃就响了，是老朋友朱大可，他没头没脑地就问：“你愿意来上海工作吗？”“愿意。”这几乎没有经过大脑的两个字从心底蹦出，清脆响亮。
就是这样，“愿意”没有对立面，在没有任何细节询问之前，“愿意”先于一切发生了。接着的事实就是：同济大学愿意接受一个批评家团队，去充实他们正在发展的文科。远在上海的大可和张闳向我发出邀请，再加上一个刚好博士毕业的王晓渔，就这样将组合的意志安放在了一个所谓的学术空间之中，作为理想的形象，这就是一切。性格各异的三男一女，共同的举动就是：故意遗忘了任何生存利益的考量以及体制运作的实存条件——因为重要的是批评事业，批评家并不重要，我就这样来到了这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工科院校。
那年11月，上海的冬夜，冷风清冽，福州路杏花楼门前，我们四人迎来了同济方面的三位代表：首先是重要的牵线人陈家琪教授，温厚仁慈，见面就说，我读过你的文章。还有两位标致的美男子，一位是当时文法学院的院长章仁彪先生，另一位是哲学系主任孙周兴。章院长身姿清扬，长大衣温暖挺括；哲学系孙主任长发飞舞，轮廓线条如雕塑般优美。杏花楼的菜品端然清好，人、事、物历历合辙，而我要做的仅仅是把书房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随后，个人资料送达学校人事处，第二年春节过后，就接到了人事处的报到通知。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卖掉正在月供的房子，刚拿到的驾驶证肯定会作废，和我热爱的男人女人们依依惜别，情意绵绵的饭局吃了整整三个月。还有老东家《南风窗》杂志社的同仁朋友，那些在新闻现场南征北战的好男儿，一贯的冷静克制，我与他们话别，接受他们罕见的柔情的拥抱。
铁路局派来的物流大卡车停靠在小区设计考究的园林路旁，车里塞满了我的书、家具和衣服，也许还有我全部的广州故事。在关上车门的一瞬间，具有海洋脾气的广州暴雨倾盆而下，我已经没有力气躲避了，站在风暴的中心，一动不动。
其实，自己已经站在了另一个轨道上，尽管写作是恒常的状态，但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共同构成了智性生活的紧要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对我产生了困扰。一个突然厌烦写作而又通过写作获取存在感的人，也只有在坠入僵局的那一刻，遭遇到一种强烈的写作意识，如一场私密的精神风暴对人性的启蒙，混乱是秩序感必须重建的征兆。
2005年7月1日这天，上海高温达40℃以上，我和我的一百件搬迁物来到了同济新村一套破旧的寓所内。搬迁师傅开包的时候，居然发现香皂都打包运过来了，他的一个上海式玩笑就是：好吧，你以为上海是乡下，买不到香皂吗？但我知道自己是安全感的缺失，以至于所有必需品必须触手可及。此时，心理图像显示的是：学院生活肯定和修道院没什么两样，尤其当我获知自己的收入将比过去减少五分之四的情况下。
更多的时候，人其实不是经济的动物，人是任性的动物，做什么动物都得付出代价。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还好，这是自己想要的状态，书桌是最忠诚的陪伴。离开广州，和书桌不离不弃的日子一晃就8年了，时间的时间性就是绵延，绵延的事物就是永恒。而与此同时，绵延不是真空的，绵延被无数的细节和环节填满。在另外的生活样态中重新起步，我还得为现实轨道的常规运行做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包括：重新捡起已被丢弃多年的英语，系统复习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尤其经典原著的细读，做大量的笔记和卡片，除了迎接博士资格考试的具体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了崭新的写作方向。因为我是一个对考试完全无感的人，驾驶证都考了两次，博士资格考试也不例外，想到自己这么大岁数还考试，不禁思之欲泣。
当然，作为高龄考生，我清楚这是自己是其所是的一部分，如萨特所言：人被宣判为是自由的，外部因素不过是以考验的形式，进入到自由的生成之中，可以为难自己，也可以顺应自己，但人必须做决断，正如政治的显形，是和决断一同发生的。
人文院的氛围简约清新，尤其同事们大都能秉持知识分子的基础人格，一种弥足珍贵的沉思生活才可由此展开。写作行为本身亦如生命体，新陈代谢，更苏焕然。既有的知识结构得到扩展，对事物探根究底的兴趣没有改变，于是有了这本文集。上一本文集《持不同性见者》，是一种即时的在场的批评家式的写作，因为急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迷恋纯正精微的符号解读，而忽略了文化现象自身的非稳定属性。当然，我们身处的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奇异性与显示度都是浓墨重彩的，它们更容易作用于敏感的神经，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头脑。文化批评如今已成为某种宽泛的公共言论，笼统的常识才刚刚走进这样一个奇妙而复杂的社会，人们的行为除了直观易懂的利益原则之外，对更为内在与深远的根据，开始有了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反应，于是，各种思潮与立场开始聚集与争辩。而与此相对的就是，一种更加冷静、理智、细腻与复杂的思考作为平衡力的另一端，亦有存在的理由，写作行为必须和自己的生活世界血肉相连。在处境和意志之间，寻求理智和阐释的可能性，这本文集的编排也就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
批评指向的是对身处世界的宽广理解，并非简单的否定，而当我们否定的时候，也往往是在提请某种解放诉求。文章集合起来，书稿以完整的形象出现了，女性主义的光谱一直闪现在我的写作之中，这一点不会改变，这是经验实在的出发地，是比成为左派还是右派（之于当下的中国现实而言）更为清晰与肯定的位置，因为经验的驳杂需要某种意识为其定秩。写作当然不是孤立的行为，她需要外援，一同为人的自我发现及其惊诧而努力，让正常的智性力量自由生长。必须感谢文集的出版机构新星出版社以及我的编辑、博学而敏思的陈卓先生，还要感谢颇具哲学素养的出版社副总编刘丽华女士以及促成这套新人文丛书顺利出版的史仲文先生，而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日趋淡薄但同时又不可或缺的人文信心。
2013年酷暑于上海同济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