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张念长达八年的同事，我目击了她的生长过程：以一名资深编辑和小说家的身份，向文化批评家转型，并以女性主义的立场，成为中国女性的理论守护者之一。她蛰居在同济新村的陋室，访问者需要费力爬上六楼，敲开简陋生锈的铁栅门；她独自坐在逼仄的小室里，被大量凌乱的专业图书所环绕，俨然是一名不称职的图书管理员；她收入低下，却经常用上好的普洱茶款待客人，偶尔也展示一下她精湛的厨艺；她点燃的薄荷烟，燃烧在茶与书的缝隙之间，犹如一种细小的信号，向访问者表达沉思的价值。
张念的存在模式，在中国是极其稀有的，它已成为我们用以验证某种信念的范例。在金钱焦虑症笼罩的中国语境里，纯粹的思想、学术和主义都是冗余物，它们是黯淡的，几乎无人问津，仅在换取岗位津贴、职称和稿费时，才会跟日常生活擦出一点稍纵即逝的微光。张念放弃优厚的薪酬，又以亏本价卖掉她在广州祈福小区的房子，义无反顾地奔赴上海学术前线。这种选择违背经济学法则，更触犯女性生存的基本原理，却塑造了一个中国女性主义的“新人”。
女性主义理论的目标，旨在通过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等路径，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本质和起源，并寻求解决问题的社会方案。但真正的女性主义，正是中国社会的重大缺环。中国的女性主义，早已被各种官方研究的空话和套话所替代，以“女仆主义”的面貌，成为学术垃圾场的优秀成员。
不仅如此，在一个强悍的男权国家，女人的权利，只能是一种政治口红，在每年3月8日那天，涂抹于国家庆典的嘴唇。居委会、妇联和工会式的“组织关怀”，成为男权统治的蕾丝花边。多年来如雨后春笋的高校女子学院，培养以男权趣味为标准的所谓“淑女”，甚至提出“贞操”口号来满足男权的处女膜崇拜。在中国，几乎所有来自官方、媒体和学界的“尊重女性”叫喊，都可以纳入文化时装秀的范围。
最近十几年来，曾有多个事件足以催动女性主义运动的萌发，如虹影小说《K》的司法判决，木子美的博客遗情，流氓燕裸身舌战男网友，深圳警方将妓女游街示众，等等。但中国女性总是错失在日常生活里展开权利博弈的契机，不仅无法发育成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甚至难以形成独立的女性主义批评。而现在，它只能是张念等人零星的学术抗议，静止在都市书斋的深处，等待一个福音时刻的降临。
“不咬人的女性主义”，这是张念给自己第一本文集的命名，此标题向读者传递了张念式女性主义的特征。张念据此分裂了女性主义运动，将其划分为“咬人”和“不咬人”两类。张念试图告诉我们，她拒绝成为“女性沙文主义”的成员，也拒绝将女性主义视为“政治正确”和“受害者政治”的同义语。在日常生活中，张念性情温和、单纯而通透，对来自男性世界的嘲讽，总是给予宽容的一笑。
而在另一方面，张念也坚持认为，人的生理性别及其气质，都是后天符号交流和话语（意识形态）制造的结果；人总是在规训中接受关于性别的定义，由此确认自身的性别身份。我们曾为此多次发生这方面的争论，但此类符号互动理论，已经成为支撑张念信念的坚硬支架。她要从这个立场出发，去展开她的理论清道夫工作。她的活动范围，由过去的文化女性主义，转向政治女性主义。她站在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门槛上，眺望中国妇女的解放进程，形而上地痛悼她们的命运。张念的学术眼泪，滴落在键盘上，凝结成一部长达25万字的博士论文，聪颖、锐利、宏大，足以向我们证明女性思辨的力量。
本书是张念最近几年来关于政治女性主义的思考凝结物。它们大多发表在吴亮主编的《上海文化》杂志以及相关学术期刊上。越过黑格尔式的谨严框架，她拓展出更为松弛的言说空间。张念在这样的领地自由地絮语，没有时间的边际，仿佛是一种没有对手的独白。张念悲痛地看到，“上帝没有性别，但传说、启示、福音书是有性别的，犹太王、使徒、先知（女先知只在庆贺的场面出现，她们从不预言什么）都是男性。”同时，张念也意识到所有中国女人的实存困境：“与男人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女人成长为母亲的生命史。从嫁到陌生人家的新妇开始，女人的生存技巧在于，熟悉儒家主流文化的道德程序，她只需摁下确认键，就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与生存权。”不仅如此，“任何男人与女人，将家庭生活作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所有人都躲进私人领域的小空间，我们知道，专制与集权比任何人都喜欢也更享受这样的局面”。这是张念情感的逻辑起点。她形单影只，向需要被质疑的世界进发。
张念的事业注定是孤寂的。在一个由男人宰制的学术场里，女性主义几乎没有生长的缝隙。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窒息性生态。在如此严酷的山谷里，张念的女性主义叙事，究竟会获得多少悦耳的回音呢？据说，在当下中国，女人做学术就是错误，而做女性主义学术，则是错上加错。但我依旧要祝贺张念能够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这是张念的意志，也是孕育中的中国女性运动的信念。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一百年即将流失，而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女性从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它依然在期待某种触及本质的现代性转型。张念及所有女性主义思想者，都将是这场思想—生活革命的先驱。
2013年5月28日写于上海梅陇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