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波伏娃，是因为手里偶然有一本《美国精神的封闭》，此书开卷就清算女权主义，作者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学派红人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卷一“大学生”，指责“俗丽”的流行文化败坏了年轻人的审美趣味，摇滚乐是“使年轻人随着性欲亢奋的节律一起摇摆”的垃圾文化，性解放摧毁了淑女气质和典雅的男女关系，年轻人已经不会“爱”，用现象学的话说就是，他们只知道“FUCK IS JUST FUCK”。

淑女气质即女性气质（Female），是男女关系的构成因素还是男女关系的结果，波伏娃的名言是：女人是后天形成的。用福柯的句式就是：性是被性化（Sexuality）的结果，女人是被女性化的结果。女性主义一直在两条路线上作战——争取人权（启蒙逻辑）和去女性化（反思人性论的后现代逻辑），而《第二性》恰好是这两种逻辑承前启后的产物。1949年《第二性》两卷本一出版，就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是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先声之作，女版的《存在与虚无》。此前，即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问世，此书末尾萨特写道：“一个要求自由的自由，事实上就是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的存在，这个存在把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选择为理想存在。因此，这存在不是选择使其复活，而是选择的自我逃避，不是选择与自我合一，而是选择了总与自我保持距离⋯⋯自由由于把本身当作目的，它逃避了一切处境吗？⋯⋯这些问题可能在道德的基础上找到答案。我们将在下一部著作中研究这些问题。”① 翻开萨特创作年表，这下一部著作大概是1960年发表的《辩证理性批判》，宣告了萨特“干预”、“介入”（engagement）的政治学主张。但女版的《辨证理性批判》却没有出现，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存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在波伏娃（女人）那里，是太男子气的疯狂想象。1974年，萨特病情稍有好转，但视力恶化已不允许他写作，波伏娃建议以谈话的方式，来完成萨特的自传。萨特去世后，波伏娃将这次长达一个月的谈话内容整理出版，构成了《萨特传》的主体内容。在《萨特传》“政治”一节，萨特承认：“我不再是一种政治的存在。我不认为它是根本的。政治是人的尺度，其实它不是我的尺度⋯⋯我有一种政治唯美主义⋯⋯”② 看来，老萨特又回到了存在与虚无。在传记中，波伏娃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她和萨特去伦敦旅游，她选择去博物馆，而萨特宁愿去无产阶级贫民窟考查。

波伏娃没有选择“无产阶级贫民窟”，她甚至比萨特还了解萨特自身，她执笔的《萨特传》复原了一个萨特，守住了“存在主义”的防线。那么可想而知，与性解放运动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即“自由女人”的议题，不仅是自由的深化，民主与平等的方案已经变成了经由女人发挥的产物，并且是更加自由的发挥。这些预设性的计划，即存在主义意义上人被抛入其中的计划（project），和布卢姆教授所迷恋的“天然的男女关系”、“相濡以沫的两性结构”之间的对立，难道仅仅是女人与道德、与伦理、与世界的对立吗？这种对立，从女性主义的维度考查，是如此古老、如此刻意。

二

布卢姆教授的话，主要是说给他的学生听的，正如《创世纪》中，上帝的话是说给亚当听的，夏娃是无辜的，但还是受到牵连——女人是引诱者。其实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之内的宗教》里告诉我们，人连作恶的资格都没有，只有精灵才可以作恶，说的是那条蛇。但后来的宗教题材绘画中，蛇全部变成了女人的形象。这个“聋哑”的夏娃成了替罪羊，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丽叶•克里斯蒂娃解释说，这是因为恐惧，从原始犹太教到一神论的基督教，从母神崇拜到父神崇拜，男人们克服自然（physic）的过程，就是对母性权力（maternal right）的克服。① 是的，上帝没有性别，但传说、启示、福音书是有性别的，犹太王、使徒、先知（女先知只在庆贺的场面出现，她们从不预言什么）都是男性。为了让天国降临尘世，基督教宣讲了一个“处女怀孕”的故事。神意授精的奇迹，即保持处女膜的完好无损，使得政治神学的权力推导，继续沿袭城邦父权制的逻辑。从《旧约》的原罪说（人自我招致的恶果），到《新约》的“处女怀孕”，女人两次被征用，邪恶与圣洁，有一种确定的关于女人的真理吗？这本身就暴露了真理形象一直处于非稳定状态，一次理性穿刺的意外事故，让人得救了。现代版的性别政治问题，依然矛盾重重。霍布斯说：“我全部的激情来自恐惧。”恐惧什么？自然状态下的人人自危，克服恐惧是为了迈向自由，即公民社会。

为什么“人人自危”？那是因为在“原始状态”下，谁也不敢肯定自己的胳膊最粗、拳头最硬，所以必须把合法暴力委托给一个“主权者”，服从他，尽享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但男人的胳膊永远比女人的胳膊粗，这个怎么解决，霍布斯也没有办法，《利维坦》第30章“论主权代表者的职责”留了个“原始状态”的尾巴。在家庭中，妻子应该服从丈夫，原始性的服从，丈夫没有必要放弃自然状态下的绝对权力。服从的前提不是“契约—权利”，仅仅因为他是男人。从1790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ry  Wollstonecraft）出版《女权辩》起，女人们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才割掉了这条“原始状态”的尾巴——当然是法律条文层面的。而文化意义上的“男女关系”，则是波伏娃《第二性》所清算的目标，或者说是男人的恐惧激发了女人的恐惧。

波伏娃专门和“是其所是”作对，她勘察了女人一生的处境，这和她是不是女公民没有关系，因为现代政治学有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性别的文化政治的隔离策略。一个拥有投票权，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稳定职业的女人，她同时还是女儿、妻子、母亲和情人。在身份辨识中，文化往往更认可后者。这也正是哲学家列维纳斯受女权主义诟病的地方。他的“爱欲现象学”① 把女人们的这种身份夸张到极致，称之为爱欲关系中的女人。这种伦理尺度上的爱欲关系，把所有女人还原成“安提戈涅”，让他的“他者”与“他异性”理论又落入男权-Logos中心的陷阱中。这是一个男性解构者的宿命。

布卢姆教授的“淑女”正是波伏娃笔下的少女、女儿、妻子、母亲、情人和社交中的女人。前者认为，一种抽象的克服男性霸权（控制）的正义观抹除了“男女”之间的浪漫吸引，使得男女关系和一名飞行员与律师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但波伏娃的逻辑却是文化意义上的控制性的男女关系，即使他们同时是飞行员和律师，也依然存在。布卢姆关心的是，“典雅关系”的优先性，即必要条件是女人必须得像女人；波伏娃则注重“自由原则”的优先性，极力摧毁“典雅关系”的男权神话，在经验主义的维度上告诉人们，淑女的日子并不好过，她们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从文化史来看，“淑女”恰恰是自由主义中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在习俗举止以及性爱模式层面，作为历史上的新兴阶级，他们费尽心机模仿老贵族的做派，以获取尊贵的正当性。而“自由原则”的对立面不是“淑女”，其着力点在于考查权力结构，即一种给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制造了某种自我满足的幻觉。

 ①Julia Kristeva，“The Mother at the Center”，About Chinese Woman，Marion Boyars Publisers Inc，1986.

三

这被布卢姆指责为蛮横的“意识改造”，女性主义则称之为“意识觉醒”。所谓意识改造，首先得确定改造前的意识是怎么来的，当然，这个答案很简单，即女人是天生的，生理差异决定了性别差异。因为你生为女人，所以是女人。正如“我是我”需要《精神现象学》来论证，那么“女人是女人”呢？如果生理决定论成立的话，那么克里斯蒂娃所描述的多神教及母神崇拜时期如何解释？在自然宗教和艺术宗教时期，女神和女英雄如何解释？恩格斯说，国家、阶级和女人是在历史上同时出现的，女人是政治的产物，国家权力的父亲原型从城邦政治开始，就以性别的名义，驱逐“女人”并构建“女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女公民”，是刻意的变性手术，布卢姆解释为是对“两性平等”的古老讽刺。《理想国》第五卷成为女权主义者们激赏的篇章，如果对照柏拉图的《蒂迈欧篇》来读，就会发现柏拉图的确是在讽刺。因为《蒂迈欧篇》里认为，女人仅仅是一种叫“切诺”的容器（希腊语，子宫），她仅仅是工具和途径，等待理性的刺穿。① 在古希腊城邦，赋予女人公民身份，是为了生出一个合法的小公民，因为公民资格的获得必须保证父母双方都是自由民。而一个男人成为父亲，不仅是一种政治任务，而且承担着培养公民的主要责任，孩子一出生，就被抱离母亲身边。女人依然守护着自然伦理，她们是公民社会的“内在敌人”，这是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判词。至于何谓公民，安提戈涅不清楚，她也不想理解。她违抗命令，埋葬自己的哥哥，她认为自己获得了幸福的满足感。这是布卢姆教授的“淑女”原型吗？从抵抗的意义上说，女人的确是政治的产物，但她们从不知晓敌人是谁。

从违抗城邦律法到违抗淑女气质，这期间女人们经历了什么？她们更愿意待在自然社会还是公民社会？反正她们都是被审判者，要么是“内在敌人”，要么是“反生命”的破坏“典雅关系”的女权战士，她们披挂面纱，出没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现代社会，只要她出现在公共领域，她就受到私领域原则的攻击；反之，只要她出现在私领域，她就受到公共身份的干扰。从《美国精神的封闭》来看，布卢姆教授的“淑女”轮廓，大概是封建时期的贵族妇女，因为他举了《包法利夫人》的例子：爱玛，这位郁郁寡欢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对破落贵族充满了同情与感伤式的怀旧。这是一个糟糕的例子，福楼拜这位操持着柳叶刀的小说家，把过去的和即将到来的世界，统统剖析给你看，他的爱玛不管做淑女也好，做荡妇也好，同样没有出路。

女人自己开口说话的时候，历史哲学的逻辑已经左右围堵，波伏娃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她的《第二性》是描述性的，一个诚心诚意的存在主义者，她的“独立女人”，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是什么让女人落得如此境遇？比如，她先接受做一名淑女，同时她开始拒绝她，她意识到自我，同时反对做自己。和流俗所理解的女权主义就是“女人打倒男人”不同的是，女权主义没有给出理想方案，甚至《第二性》也没有，因为波伏娃的“独立女人”依然持有恐惧与不安——当然已经超越了“淑女范畴”。这使得被公认是启蒙理性延伸产品的女权主义，脱离了启蒙理性的轨道。因为理想社会一目了然（主流的美国方式），而理想女人，连女人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就是说，当女人谈论权利的时候，他们用文化加以反击；在女人们谈论文化的时候，他们用理性加以嘲讽。同一与差异，作为西方理性传统的事故高发区，在何谓女人这个问题上，使得历史看上去更像一出情景剧。

平等就意味着“像男人那样”，这是布卢姆教授深感索然无味的地方。让布卢姆教授激动的“性”——异性恋的性爱文化，在《第二性》中，波伏娃以同样的文化分析的方式早就予以了反击。布卢姆认为怦然心动的地方，波伏娃认为如笼中困兽。女人气的嫉妒、等待、占有和奉献包装下的控制，被劳伦斯这样的男性作家斥为“热情的锁链”。非常有趣的是，布卢姆一厢情愿地相信，存在一种藏在习俗之内的文化，但不是现代社会之后的文化，她更加古老，但古老到什么程度，性/性别的文化传统回溯到哪个时代，布卢姆教授做的是个人的趣味化选择，实在没有必要扯上“美国精神”。

即使安提戈涅们被现代社会改造成了女公民，但她们依然是安提戈涅。当然，热爱古典悲剧的布卢姆教授，若让他在安提戈涅和麦当娜之间做选择——尽管她们都是抵抗战士——他肯定要安提戈涅，因为前者的抵抗是自然的，后者的抵抗则不自然，破坏了性别差异。古典与现代的冲突，或者现代性的批判，被简化成了一道幼稚的选择题。在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周转不灵，虽然他认为安提戈涅的存在是片面的。在《法哲学原理》的家庭篇，首次提出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但黑格尔强调“爱”只能在双方平等的前提下实现。在黑格尔时代，妻子并没有财产的自由支配权，直到1965年，法律才规定妇女可以在丈夫允许的前提下开设个人账户，这比担保人格尊严，确定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罗马十二铜表法晚了近2000年。当然，按照布卢姆教授的逻辑，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因为女人在历史理性之外，在主体论之外，她们保持一种“淑女”的轮廓就够了。这个有关主体性的难题，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发作了。《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抨击资本主义大生产，工人阶级的妻子们被撵进了大工厂，本来应该待在餐桌旁的女人，现在跑到了生产流水线上，这是资产阶级道德的败坏。男工人被剥削，是资本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秘密；而女工人被剥削，则是一个道德问题。一遇到性别问题，激进的马克思和保守的布卢姆教授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相比较而言，黑格尔的性别观是可以忍受的，尽管他封闭的宏大体系让人喘不过气来。

争取主体资格的女人，是不是落入了男权中心的圈套呢？这也正是《第二性》引起质疑的地方。但人们忘记了存在主义的主体是破碎的、二元的，萨特是在强意义上使用“他者”的概念。“选择自我逃避”的女人首先得弄清楚这个自我在什么位置，即存在主义的处境论。这个非稳定的主体，被男权主义者们刻画成令人揪心的“平等”。“平等”并不意味着同样或同质（Homology），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依瑞格瑞（Luce Irigaray）的《此性非一》① ，就反对扬弃与综合，拒绝同化；《蒂迈欧篇》的子宫—容器—空间说，恰恰是女人可以任意表演的场所。这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对“酒壶”的发挥，但他的“林中路”上，有没有女人，这是一个问题。德里达就认为没有，海德格尔遗忘了女人，所以他遗忘了存在，重返形而上学的迷途。为什么回避女人，这个戴面纱的女人（处女膜隐喻），确实让人恼火，但德里达认为，在尼采那里，尼采的女人“不止一个”，所以尼采没有性别问题。① 

黑格尔也没有性别问题，如果雌雄同体是合题的话，他已经把“女人”给解决掉了。他哀悼古典战士的消亡，布卢姆痛恨女权战士的诞生，都处于同样的哲学情绪之中。

前现代的安提戈涅坚持“掩埋”自己的哥哥，逼得爱人（国王的儿子）自杀。究竟何为布卢姆教授津津乐道的“自然本性”与“家庭价值”？恰恰是拥护家庭价值的安提戈涅摧毁了“自然的男女关系”。她古典的“女性气质”在两个男人（家庭和城邦）之间，怎么实现，如何实现才是恰当的？除非把“男女关系”等同于“夫妻关系”。

争夺女人和争夺真理类似，在《马刺》这篇演讲稿中，德里达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真理的形象和女人的形象参差斑驳，女性解放恰恰是要反复列举真理的伤口，后殖民理论家、女权主义者斯皮瓦克在为《论文字学》所写的译者前言中，称之为松解（undo）文本与重解（redo）文本的过程，让意义主权永久流放。这仅仅是言辞而已，真理的工具箱里装满了工具，正如马克思把男女关系称为人和人之间最“自然”② 的关系，如果文明的进程是对自然的克服，那么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经用“自由”替换了“自然”，而自由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一个激动人心的所在。

 ①Emmanuel Levinas:“Phenomenology of Eros”，Totality and Infinity:An Essay on Exteriorit，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9，pp.256-267.列维纳斯通过对女性生理现象的分析，强调女人的“自异性”，就是说，女人一生都与“他者”为伴，“她”总在变化之中，“她”永远不可能被充分理解，这种内在的“他异性”，使得“她”对外在的“他者”保持敞开的姿态，保持着一种深邃的、同情的理解。列维纳斯试图用“她”来补充理性的Ego（自我）。
①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47—49页，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