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女人
1932年,照片上的曾志身着一件深色毛线衫,领边和袖口处,浅色毛线挑出几道细细的条纹,打底的是一件薄呢衬衣,不对称的领口裁剪,显示着主人不凡的着装品位。浓黑的秀发,安静地簇拥着她秀美的双颊,她21岁,有着21世纪文艺女青年的神态,眼神飘忽忧郁。这位气质脱俗的女人,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当时她正在厦门从事着危险的地下工作,不惧砍头。6年前,15岁的曾志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唯一的女兵,接受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有天夜里,出身官宦之家的男共产党员夏明震(大名鼎鼎的夏明翰之弟),以夜深城内戒严为由,在曾志的床边和衣而眠。讲习所舆论哗然,促成了曾志并不情愿的第一次婚姻。曾志的母亲是女儿坚定的支持者,这位出生在前清、裹着小脚的湖南女人,出面退还了女儿7岁时接收的包办婚姻聘礼,让女儿放心去做她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
而在1936年,遥远的北平,有位文艺女青年杨沫,刚刚怀上了教书先生张中行的孩子,她已经厌恶了围着锅台转的生活,正准备和张先生分手。她爱上了一位英俊儒雅的共产党人马建民,她想入党,她认为革命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于是她就怀着张中行的孩子,成了马建民的妻子。
依然是这一年,华中大武汉,容貌出众、口才卓越的中学生范元甄,正在救亡运动的讲台上演讲,给共产党人王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明说,这个人应该让她入党,得到的回答是,她已经是党员了。当时,小知识分子范元甄还处在热恋之中,她的爱人就是党内的才子加美男、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李锐。
铭记这些个人生命的场景,是为了返回革命的原点,就是说,没有任何历史类型学的裁判,可以抽象地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全部涵盖,从而抹去时代、欲望、品质、天赋、个性等因素在历史中的结构性功能。整体的错误并不能推导出个人的失败。因为只有在个人的维度上,真理才会发生。
如果将一种革命的精神现象学,投射到这三位女性共产主义者身上,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们都堪称女性精英:秉持理想、渴望超越、敢于行动。之所以强调她们的性别身份,是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历了战争与各种政治运动之后,当她们忘记自己的性别身份,被锤炼成一名忠贞战士的时候,她们已经身为人母。成为母亲的女人,还没有等到历史的裁度,首先迎来的是子女们以母爱匮乏之名,对她们进行的评判;或者来自自身的,以性别名义进行的自我勘察——这在男性革命者那里比较少见,革命后代回忆父亲,大多记录其功绩,较少追讨父爱的缺失。对于女战士来说,做母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曾志在其自传《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前言中,坚定地写道:“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更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一种圣斗士般强硬的头脑,支撑着生命的全部价值与意义,思想有多坚定,行动就有多执著。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女兵,到胡耀邦麾下协助其平反冤假错案的中组部重要成员,半个多世纪,曾志的一生涵盖了中国革命的各个环节。尽管她在自传中偶尔流露出母职疏忽的遗憾,但“更多是一名战士”,如此壮志凌云,被其女儿陶斯亮理解为比“母亲”更多的“精神遗产”。可以看淡家庭,但孩子却无从、无能、无力看淡母爱,这是“身为女人”的伦理困境。作为母亲的杨沫和范元甄,就遭遇了成年子女的倒戈与审视。
范元甄的女儿李南央几近控诉的文字《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曾在多年前的思想界掀起波澜。私领域的事物再度曝光,比如家庭生活,夫妻间的日常龃龉,革命者的情欲关系,婆媳关系等,所有的问题的纽结在范元甄这边:她多疑、暴戾、冷血,在这些多边的折磨关系中,一个早熟的革命者怎么成了伦理视线中的疯女人?但这并不影响她依然是一位“革命者”,除了背叛有关“女人”的普遍属性,她从没有背叛她自己——她痛骂定居海外的女儿是资本主义的走狗。在信仰的维度上,理性与疯癫互为镜像,母亲会变成“圣徒—妖怪”。终极信仰与普世价值、垂直维度与水平维度、空间与时间的矛盾体,纠结在脆弱的母女关系中。向冷漠的历史理性(必然性)讨要母爱,这是李南央的误判。千差万别的个人已经打包成人民意志,到了人民“苏醒”成个人的时代,女革命者依然蜷缩在“政治信仰”的硬核之中,缺乏现实感以及时间性。或者说,一种革命的原质性的存在看上去就像贝类生物一样丑陋。如果没有贝壳的包裹,这无形无状的存在,作为本质的形象,是人们不愿直视也不敢直视的。
据阿伦特考证,“革命”一词在拉丁文中指的是某种宇宙运行规律。革命的深奥表征在黑格尔那里,就是历史哲学,也即辩证法。革命如果是某种历史内核,是深不可测的“理性深渊”,那么孕育历史万物的母体,其显与隐的运作,就发生在有关真理的话语实践之中。当个人被拽入极端的实践,这个个人应该披盔戴甲,不是为了抵御敌人,而是为了抵御革命本身,比如曾志常常告诫自己的:尽点妻子的义务。
当革命被指派为身份功能的时候,殉道者的功绩才具有时效性,这是政治的显性运作。而当革命还原成某种思维模态,革命的隐性运作使得革命本身必然遭到怀疑。这并非意识形态之争,女革命者没有及时更换身份马甲,就是说她们还沉浸在本质即现象的同一性之中,无需征用原质的母体形象,女人就是某种特别的母体。一个女革命者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革命,她不用装扮,她就是革命本身。因此,她们也显得更加忠贞,或者更加顽固。
在作家老鬼(马建波)的眼里,母亲杨沫可爱又可恨。他怀着不可遏止的恋母情结——可能与其作家气质有关,尽可能地去理解母亲的“反常”。回忆母亲的文本,实际上是作家本人,携裹着坎坷多艰的激情,刻写自己的生命曲线。他在时间的单行道上,总结着母亲晚年的“善行”,抱怨着母爱的匮乏。但在情感深处以及空间层面,母亲不费一兵一卒,完全征服了儿子。一个红卫兵革命小将追忆老革命家,不肖之子书写革命母亲,“革命”话语搭建起层叠结构,参差对照,《母亲杨沫》是作者不自觉地完成了的有关革命的隐性书写:他不关心成败,他注重火焰本身。革命的炼金术在于铸造不屈而高贵的灵魂。
这些智慧、美丽而勇敢的女人,被历史看见的女人,被儿女书写的母亲,当她们老了,被后来的人们冠以“马列主义老太太”之名。她们刻板,严厉,不近人情,不可理喻,甚至歇斯底里,这些性格形象意味着她们把全部的激情与爱,都献给了一种主义,无对象,无客体,正如她们年轻的时候,爱一个男人和热爱共产主义是对等的一样。她们并不通晓政治,她们只知道“爱”,无条件地爱。如果要审判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就意味着审判一个“女人”,如果女人是非政治的,那么审判女人就具有政治价值。
革命与存在
在革命的谱系中,中国女性革命家堪称世界之最。她们参与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对信念的忠贞,克服险恶的勇气和意志力的强悍,在世界革命史中都属罕见。革命与工作的同义反复,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因此,女性解放的诉求内在于参加革命。革命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革命,泛革命化导致的泛政治化,意味着革命的超越性价值与生存劳作的水平价值高度统一。从生物需求到精神需求,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延续性到创造性,从革命婚姻、革命家庭、革命工作到革命理想,生命存在的全部现象几乎都可以被革命所修饰。革命既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本质,又是历史现象。从逻辑上讲,革命是一个否定判断:否定父权,否定宗法,否定伦理,否定传统,否定压迫,包括否定革命本身,依然是革命的。当否定逻辑普遍化之后,革命管辖了存在的方方面面,因为革命经验被体验为“航行——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个有着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度,幻想着海洋经验,于是,一个“航行”的世纪就展开了。
正如五百多年前,哥伦布将旧大陆狠狠地甩在身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当新的地平线出现的时候,他甚至有些沮丧,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原地。革命和冒险相关,革命成了某种公共艺术,而非政治。革命作为希腊式的洞穴外的太阳,无上的理性之光,革命领袖理所当然就是红太阳,这是“道成肉身”的中国革命,革命获得了信仰的属性。
唯物主义者的两难,让神圣与世俗并轨,这是革命的显性运作——即政治——必须解决的问题。革命直抵存在,没有中介及缓冲地带,没有经过争辩、考量、深思熟虑的制度安排以及权力秩序的制定。因此,表征的匮乏导致革命空降人间,革命直面个体,直抵肉身,这本身就具有神学意味。压迫是被召唤的结果,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中,人们本不知晓压迫为何物。政治包括反抗,但不等于反抗。而在传统的基础、原则及其运行生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革命作为症状,是社会肌体的生理反应。中国革命启动引擎是从文化——即习俗与生活方式——开始的。撬动习俗的第一支点,就是妇女问题。家庭成了政治发生的第一现场,这就是“娜拉出走”的女性解放命题。在革命赋予生命崇高感之前,革命被大众体验为空间位移。“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受到冲击,不成体统的叛逆儿女向父权开炮了。处在父权制最底层的女儿们,锁在深闺的女儿们,走了出去,去做什么?读书和自由恋爱,或者说读书是为了培养自由恋爱的能力。情欲自主作为个性解放的第一步,是对女人赋权的基础。男人则不同,漫长历史中,他们的情欲架构得到妻妾制度及娼妓制度的支持,尽管前者依然是在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中。个人自由的传统资源有多稀薄,女性解放的征途就有多艰辛。最基本的天赋自由就是人身自由,这在中国女性解放征途中尤为突出。与人身自由从天而降的西方女性不同,中国女性的解放是从“脚—脚步”开始的。辛亥革命撵走了皇帝,而辛亥革命之于女人,则意味着她们可以放松行走了,这就是孙中山曾一度倡导的“天足运动”。
文化—习俗方阵受到冲击,政治学理论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实,他们更愿意谈论制度方案、权力原则以及客观精神,但中国革命若从女性解放的维度考查,其存在主义意味不可否认。在肉身现场,人的处境、人际关系、家庭、身份确认及再造、微观权力的整饬等方面,革命的汉语思想与某种生命哲学的命题联系在了一起。
爱情、理想、自由、叛逆和革命,如果时间停滞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让所有年轻人蠢蠢欲动、血脉贲张的生命元素,至少在杨沫等三位女性身上,得到了戏剧性的呈现。不管革命的性质如何,革命本身注定让那一代人的青春不朽。因为在生死对决之中,克服死亡恐惧的一方,是为了争取主人的地位,用命押注,赎回正义。走向解放之路的中国女人,必然面临这样的考验,这比西方女人争取女权运动,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残酷性和特殊性。在历史的非常时期——抗日战争与内战,个人不足挂齿,个人解放与民族解放画上了等号。政治问题是一个复数,牵涉到理想、政权、阶级、社会性的贫困以及始料不及的战争。在革命策略上,还涉及模仿苏联还是自主创新的问题。走出深宅大院的女人,如果长于思考,关注私人生活之外的问题,必然就会厕身于政治活动空间(上海是个例外,有着数量惊人的职业女性,而不是职业女革命家)。这些站出来的女人,20世纪前半期的精英分子,还来不及应对性别问题,就投身到一种以革命自居的政治力量中。就是说,个人自由与解放仅仅作为一个原初的助推力,性别问题只在世纪之初昙花一现。比如杨开慧,作为中国女权先锋,在日记中就曾主张废除婚姻制度,本着不婚原则,对毛泽东最初的追求态度漠然。反清侠女秋瑾,还是一位不自觉的同性恋者。这些自由在个人维度上的行进速度,受到了大革命的席卷,将复杂艰深的有关自由的运作,托付给告别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一揽子方案。新政权的合法性就是来自革命,并不断走向革命,无需论证,在信仰层面获得担保。解放就这样从个人出发,以个体的泯灭而告终。
人性与母职
作为革命符号的自由恋爱和情欲自主,并非指向私人幸福,而是某种权力表达,是为了批判旧事物、旧制度而产生的。自由的纵深度被取消,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双双毙命。以这两种自由为前提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显得多余。战争结束后,女革命者被巨大的空虚感所袭击。作家杨沫曾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记中流露了这样的情绪:烦躁,突然闲下来的生理反弹,使得疾病乘虚而入。范元甄也因为得到的工作安排与其革命资历不符而愤愤不平——一般被人们理解为权力欲作祟。性情圆熟、阅历通达的曾志是这样宽慰自己的:女人不要太出风头。敏感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空虚,实际上是“革命如何继续”的问题。何止工作权力职位高低的权衡,一个连思考权力都成为禁忌的时代,正在向所有人走来。“革命如何继续”,这是领袖的思想特区。
解放在某种换挡加速器的机制中,继续运作。政治符号的空间位移并没有停滞,革命走向了新领域。而空间位移被意识形态建构成时间维度上的进步理论:仿佛封建已经被打倒,现在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假想敌。更解放更进步的观念则是:私人幸福不仅不值得追求,同时成了某种资产阶级式的政治罪恶。革命依然遵循某种排斥原则:要么进步要么落后。在和平时期,这些曾亲历沙场、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的女人们,反而害怕了。害怕什么?害怕自己在革命工作中的缺席。这缺席已经不由自主了,是国家权力的男权属性对女人的自动排斥。除了政治清洗,一种不自觉的性别清洗,在女人身上自动发生了。
要么是政治进步的新社会成员,要么就是被性别标签所预设的小资产阶级——女人总是在儿女情长、个人主义、消极落后这边。当初的革命同志成了革命包袱,身为女人似乎成了某种天然的政治错误。
“娜拉出走”是女性解放的形象表达。在西方,出走后的娜拉们成了职业女性和女性公民,因为工作权、投票权、财产权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早期诉求。托克维尔的《论民主》一书,在有关美国妇女教育的章节里这样写道:个人的独立自主,这样的信念一直贯穿在女性教育中。一旦女人通过教育,拥有了判断力、理智以及冷静的德性,那么她们的家庭生活多多少少是令人不快的。但托克维尔继续说,这是次要的缺陷,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不去计较。托克维尔所说的更大的利益,是指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和民主素质。即使结婚,也是女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她们可以改变婚前的生活方式,但独立自主的思维方式已经成型,她们可以从容应付一切变化。
出走的中国娜拉们,她们的生命图景似乎更加轰轰烈烈。理智、判断力以及冷静的德性,在生死搏斗的烽火岁月里,对于任何一位革命者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品质。当革命逻辑继续支持生造的差异与对抗的时候,性别差异是判断力遭遇的一大难题。“从容应付一切变化”的前提,是广泛的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当然,这两种自由也是从容智慧的群体产物,比如美国革命。没有任何革命者比美国人更早意识到人性的脆弱、自私、阴暗,他们的做法是保存人性,同时在制度设计上限制贪婪人性的扩张,在三大自然权利的前提下,为公共利益、公意与公民腾出更多的自由空间。因此,杨沫等革命母亲对人性的克服,将儿女情长划入自私范畴,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限制自私的结果,走向的不是公民社会,而是狂热的社会运动。在自由国家没有出现之前,崇高与平实,超越与世俗,真理与常识,全部无法幸免于难。在个人这边,革命者代替哲学家的思考,并模仿他们的生活,即忠贞、清贫与苦行。
将性别责任美化成母爱,这是对幼弱生命的特别关照。但将母职强加给每一位女性,性别霸权就产生了。将人性概念等同于母爱是可疑的,正如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并不意味着人就等于动物。人性包含母爱,但同时又多于母爱。这多出来的部分,在曾志那里被其子女称作“精神遗产”;而在母爱匮缺者李南央那里,“精神遗产”被放大变形后,与反人性的“变态”互为因果。在人性视野的交叉小径上,只有自由体量逐级递增,才能担保人性的模糊不至于伤害到人自身。强化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类的生物性存在,杨沫曾说这样做“不那么高级”;而强化人的“人造”属性,则是强化杨沫言外之意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等。是否做一名称职的母亲,在个人自由匮乏的年代,并不是一个女人所能做出的自由选择。
20世纪的纳粹政权,是母职的坚定拥护者。德国妇女最崇高的事业,就是服务于德国男人,政权意志管制妇女的原则,也是建立在人的自然属性之上。问题应该回到母亲本人这里,回到女人这里:是否搭建起了历史、自由及个人的三维运思结构?从整体而言,完全摧毁家庭生活不仅是个人的灾难,同时也是时代的灾难。但逆向也可推出:如果男人与女人都将家庭生活作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所有人都躲进私人领域的小空间,专制与集权比任何人都喜欢也更享受这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