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研究中国女性经历了大概这样几个阶段：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教士文本；二、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学－社会史文本；三、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文本。200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就是第三个阶段妇女史研究的成果总汇。

这些面向西方读者的研究，每个阶段都和西方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受当时学术兴奋点和中西方关系变化的触动，妇女史研究刻写着这样一些关键词：中西比较、文化批判、家庭模式、宗族组织、中国革命、现代化、现代性、文化多元、性、性别、权力、身体等。1892年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儿•涂尔干在波尔多大学开设家庭社会学导论课程，奠定了该门学科的基础研究方法，框定了将女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位置，但定位仪的轴心依然是家庭。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女性主义理论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尽管对于女性主义是后现代哲学的补充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最佳落点依然争论不休，但西方历史学研究者们以其坚韧而笃定的学术态度，克服语言及文化想象的双重障碍，在零星、残缺、杂乱的与妇女相关的史料里，捕捞中国女人的生命气息。这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时下汉学热、中国文化热、异国情调以及解放－压迫、文化多元话语的围困。研究者们需要思索如何安静地进入中国女性的历史“内闱”，而不至于成为手持话语武器的鲁莽闯入者。从文化想象到文化描述，从惊心动魄的男权历史到细若游丝的阴性现场，从社会学的统计迷信到中国历史的数字淡漠，从二元思维到混沌体验型思维，这些高难度的跨越都将考验西方学者的学术技能。

阅读女性系列丛书本身，也是一次历险。作为一名中国读者，一个中国女人，历史、文化、尊卑、男人、情欲、身体和技术，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语境、文化前提，是从心里从肉里长出的东西，是困惑、欢乐、痛苦、迷茫交织的布匹。首先，妇女史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将刚性的历史言说转换成“情景真理”，经由这个秘密通道，是要看清个人经验以及个体生命的来龙去脉，将问题意识安放在个人焦虑的精神空间，随后再来打量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这既是钱穆先生的“温情与敬意”，也是鲁迅先生的“吃人”说。这看起来既不对立，也不矛盾，因为历史本身正如伊沛霞描述的宋代妇女生活一样，是“流动的、复杂的，谜一般的⋯⋯”。

以文化为载体和机制而运行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教、政治和伦理一锅煮的社会，任何概念的刺探都显得捉襟见肘。比如为什么见了皇帝要跪拜，不关乎平等，是某种宗教情怀的转喻行为，跪拜高堂父母亦同此理。为什么讲阴阳平衡，而又阴阳有序，而女人服从丈夫，丈夫服从父亲，父亲服从父亲的父亲，没有谁不服从谁的，服从是每个人的核心命题。为什么“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大家都争着当君子——当然伪君子不比君子更多或者更少，避开做小人，却没有谁避开做女人呢？做君子真不好玩，在外君子，在家也君子，这累坏了男人，于是一堆女人围着他们——妻、妾、仆。不做君子的女人就有了相对宽松的行为可能性，比如不想生孩子或者生不了孩子，就让妾去干这事儿；比如不想做妾，可以让父母或者相好的把自己赎回去，还可以离婚，带着孩子到另一个地方生活。这些《红楼梦》里全有，但残忍、虚伪和“吃人”也同样真实，也同样是历史。不仅女人，对男人而言家庭也是他们主要的活动空间。一个不商业、不公共、不民主的社会，男人们也没有多少工作要做，男性精英们泡在书房，只关心文化、个人趣味、品质、性情以及少量的仕途安危，而家庭内务交给妻子管理，类似今天的公司管理。中国古典精英文化的涵养与传承，是在家庭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得力于女人们的默默奉献。默默奉献的女人们都是一些即兴表演者，勤劳、朴实、善良以及隐忍，是男人们派发的道德符号，因为得到的回馈同样多，比如尊重、安全、物质保障以及家庭空间内部的主导权。像贾母那样做一个女人，在今天看来也是无比成功的。因此，今天的一位中国大陆职业女性（台湾与香港有些例外），对丈夫与家庭的期待，和宋代、明代的女人也没有多大区别，文化的魔力就是如此顽固，谁要叹息传统文化的沦丧，就多少有些表演的成分了。

复兴传统文化，让男人做回君子，这无异于天方夜谭；让女人回归家庭，这比较好办，但前提是一个男人得打三份工，买十份保险，才能保证家庭的供给。文化焦虑的思维困境依然没有摆脱对比模式：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通过妇女史去体会历史中的女人，不是谁更好或者更坏的问题，而是在历史中找到古人的深幽智慧，看看他们如何处理困难，如何安顿精神，如何体验快乐与自由的深意，并在学术研究领域拓展新的思维空间，为理论阐释者标示更多的思考方向。

海外女性研究丛书就提供了这样的范例，性别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范畴，意味着方法论的革新——一种方法论的想象而不是西方中心的文化想象。正如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对物质生活十分关注，而当代中国新史学学派则对历史进行“情境化写作”。复兴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范畴，正如当时的宋明理学，在“复性”——挽救人心，培养德性——的诉求中，让女人收获了缠足的推广、烈女和贞节牌坊的剧增。当然，从现成的主流结论出发去关照古代妇女的生活不是女性系列丛书的套路，同时给“受压迫”话语翻案更加不是此套丛书的宗旨。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了陈东原、谭正璧、陈顾远、金仲华等人的妇女研究著作，其中以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影响最为深远。该书对妇女作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从周以前至民国止进行了历史的系统的论述。女性研究丛书的新意在于，尽量找到性别理论和历史史料之间的平衡点，低调处理史料以及理论相激发的新结论。于是，人们获得了这样一些古代女性的另类形象：既不英雄也不凄惨，既不绝望也不乐观，既不温良也不刁蛮，历史亦如生命本身一样，是抗争与妥协，偶然与必然，文化制度与文化操作的复杂织体。因此，也许在主流史家看来，妇女史有冒名顶替之嫌，是这样一些“断断续续，声音微弱，需要更多注意力才能捕捉到的信息”，妇女史本身像女人说话一样，无中心、无主角、无主线，显得蔓延、随意与松散，历史不再显得雄辩与无可置疑。但恰恰是这种被男性中心历史故意疏漏与覆盖的占全人类一半人口的声音，让历史自身显得完整。于是，性别成了历史实践其学术公正的一种努力途径。

海外女性研究丛书的“海外”二字，使得研究者们面对中国文化这庞大而悠长的历史文本，不约而同地呈现出礼貌与温情的学术姿态，这是本人作为一名中国读者的直觉印象。她们，那些海外学术同行们，不满足于现成结论的学术创新姿态与这种礼貌态度一道构成某种奇怪的书写风格，因为颠覆总是在自身话语系统中进行的，比如尼采、福柯、拉康、德里达，甚至包括史学界的布罗代尔等。说到中国的事情，因为有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汉学研究的分寸感始终是一个微妙的距离，是带着手套的触摸。这样的礼貌属于文化空间地理学的问题，或许从侧面给予人们这样的启示：对自身所浸淫的文化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解剖，并不意味着背叛与自轻自贱，自家人说自家事，因为熟悉，倒是少了些温情，多了些凶猛，比如鲁迅先生，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正是这痛苦，才能完成蜕变，完成理解之后的更高认同。

道德、个体以及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永远都在生成之中，会在扔掉一些东西的同时吸收一些东西，汉民族本身也是在兼容并蓄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没有哪一种文化哪一种制度能够一劳永逸地为人类提供解决方案。即使在某一类文化共同体内部，人们接受什么或者排斥什么，都不是恒定与决绝的。这是历史的吊诡，这是历史告诉人们的虚无的力量和力量的虚无，但创造与扩展自由的边界，是人类历史共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