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家”是一个温暖的字眼。家庭是中国人情感运作的第一界面，是承载传统文化的枢纽地带，是决定人际关系亲疏远近的唯一尺度。从宗族家庭、父系家庭到夫妻家庭的历史演变中，有关“家”的核心价值，是在人们的情感体验中得到确认的。这些核心价值与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归宿感、准宗教情绪、安全感、充实感相关，并以家庭生活的实际效果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是否快乐，是否健康。当一个人处于极端糟糕的境地时，人们会形容他“如丧家之犬”，“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诅咒。国家意识的具体落点依然是“家”，所以才有了“国”与“家”的汉语联合词组，而英文中的“NATION”与族群相关，“COUNTRY”则与地理意义相关，汉语中的“国”则与“家”相关。

正是“家”凝聚了中国人的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所谓价值共同体，其内核就是“家”。儒家文化的天、地、君、亲、师，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同时还是内在的精神结构，其中各项的矛盾对立与转换并置构成了人们的世界观、政治观和伦理观。因此，家庭场域的私人性并不突出，个人是婚姻关系的产物，婚姻关系受制于宗族原则，而宗族则成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物。个人进入集体就像水融入水中，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二元的，反而是同构的、蔓延的、网络状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恰恰是极其活跃的家庭生活，使得女人的身影像幽灵一样，游走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实践，对男人的要求其实更为严苛。在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其主要的言说对象是男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实际上是把女人放在了“君子道德”的对立面，就是说传统文化并没有要求女人去做“君子”，严格履行“礼”。这本身就意味着，被划定在“内闱”之中的女人，在家庭生活的内部，有了相对宽松的操作自由。女人游弋在文化内核的边缘区域，而作为道德理想的总体化身——国家，对男人实施步骤严密的个体训诫，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经典《大学》中的“齐家治国”，就是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才能治理好国家。而女人是“齐家”这项道德事务的协助者，但实际上却成了主要的操作者——习语中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

成为操作者，并不意味着在传统文化的架构中，女人的家庭地位就得到认可。因为在妻妾制度、父权中心、生育制度、婚嫁习俗以及性生活的运行过程中，女人的选择权受到限制。但从文化自身内部来看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容易陷入迷宫式的话语陷阱中。并且作为历史书写的缺席者，我们听不到女人自己的声音，我们只知道这些女人是母亲、妻子、小妾、女仆、女儿、内室、家眷等。

对于家庭的起源问题，人们最熟悉的回答是恩格斯的版本。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将家庭放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里，认为人们组织家庭是为了私有财产得到传承与延续，家庭承担了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功能。但对于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这项生产任务，女人的付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正如无产阶级一样，女人成了家庭内部的无产阶级。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恩格斯强调：社会经济领域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决定了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而消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女性获得最终解放的必然途径。但在经典马克思著作里，家庭内部的生产－生育机制是如何运作的——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生产方式：社会生产与家庭生产，几乎没有给出任何阐释。恩格斯仅仅是指出了社会性别制度存在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阶级压迫论的补充物，所以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才说，应该有人重写一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精心而深入地研究性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性关系，并且意识到，其中任何一方面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是惊心动魄的。

中国家庭作为道德实践和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在对女人所实施的性/性别交换过程中，制造财产继承人的目标并不是第一位的。中国文化崇尚“天寿绵延”，宗族生命的延续是第一位的，是自然规律的延展。与生殖崇拜不同的是，女人的生殖能力并没有成为朴素自然观的讴歌对象。在道德体系中，与生殖无关的性活动受到排斥，生育事件与道德事件就具备了某种内在的可通约的价值。孩子生出来，教化职能的第一承担者是母亲。如果儿子功成名就——成为道德典范是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母亲就会得到族人与社会的尊崇。一个含辛茹苦、无私奉献的光辉母亲形象，只有作为道德产品，才能够在文化系统中流通。成为“君子”们的母亲，不是一桩私人事件，而是一桩道德事件，女人在付出道德努力的同时，也收获了道德嘉奖——人们的尊敬与传诵、死后高规格的葬礼仪式等。在一个女人成为“母仪”的路上，我们看到道德指向其自身，自己同自己交换，而女人自身成为道德交换的中介，和道德一起被高度符号化。

性与生殖永远处于隔离状态，性是讳莫如深的事情。将女人作为单纯的性对象，不仅道德社会不允许，女人自身也是不情愿的。于是，性交换必须完成其文化符号的语义转换，女人被物化成商品符号的事实披上了“温良宽厚”的面纱。因为缺乏婚姻的自主权，传统婚姻模式受制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无疑像一场冒险。但在冒险的历程中，作为妻子的女人——结发夫妻，不一定惶惑不安，因为有一套现成的道德程序，她要做的只是准确摁下确认键。

既然道德是传统中国家庭可通约的文化货币，与其说女人是嫁给了一个男人，不如说她是嫁给了道德程序。在血亲关系复杂的陌生的大家庭中，一个新媳妇、新妻子，全凭某种道德直觉与道德悟性磨砺着自己的生存技巧。中国家庭所强调的“夫妻恩爱”，实际上是协同丈夫完成好一项又一项的道德任务，上奉长辈，下育佳儿，人生目标清晰而明确，私心无从安放。在一个相对公共的大家庭环境中，中国女人反而具备了某种管理自治才能。从妻子到母亲的漫长路途中，因为游戏规则是男人制定的，控制与反控制，权力博弈的资格全靠正房名分得到保证。“妻”并非单纯的经济交换关系——男人供养制，同时也是女人参与道德生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正房所拥有的文化特权就是，这个女人是所有孩子文化意义上的母亲，包括丈夫与妾生的孩子。

对男人的生命活动进行严苛管制的“礼”，同样适用于家庭内部的尊卑秩序。妻妾制度的弹性设计在于，一个女人尽管也许会丧失掉丈夫“宠爱”的份额——具体指性活动，但她得到了相应的更多的权威，妾是亦仆亦主的模糊存在，妾必须遵从妻的指令。尽管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秩序做出如下排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妻妾妾，但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一般指的是前两项。妾一般来自于社会贫困家庭，是更加赤裸裸的性交换的经济学案例。但中国思维一般排斥直白的、互不亏欠的纯经济行为，道德在此再度成为文化生产的界面，将妾的暧昧身份放入情趣、生育、亲情以及稍微明朗的性欲诉求中。但在家庭结构内部，妾不是一个单独的词汇，伦理语法可以对其进行修改。妾亦有扶正的可能性，一个靠超群生存智慧而行事的妾，刷新身份的记载在中国家庭史中大量存在。

妾、妻、母的道德价值晋级制度，反而让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领略到不同的世态景观，而男人从14岁束发而冠开始，他就进入了铁板一块的成人世界。他们的压抑在自己的书房中得到些许的缓解，比如赏风弄月，吟词作赋。妻妾对于男人，享乐还在其次，首先是道德资本的系列产品，这就要求他们在一堆女人之间，在家庭内部继续做一名君子。对于女人则是文化命运使然。这命运并不一定印证了“受害/压迫”话语，但有一点是明晰的，道德原则之于女人，其付出总有或多或少的回报，她们依从诚实与智慧，来支配自己的生命行为。诚实与智慧的品质会激发道德更新的能力，在有限的家庭生活空间内部，在既定的规则之下，她们随身赋形，这些道德幽灵哪怕有时候被摆在了道德祭坛之上——贞节牌坊，但只有她们才深谙“绵延”的深幽的义理。权力是博弈的产物，在承载权力的个体生命现场，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呈现出的是纤维组织般细密而复杂的结构类型。

中国历史的书写，尽管一直是由男人掌控，但对于女人的记录一直没有间断过：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卜辞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就有女人带兵征战、参加祭祀、负责农业和担任地方长官的记载；汉代的《淮南子》中，也有关于母系社会女性风姿的零星描述；《战国策》中则有许多王后、太后的故事：比如秦宣太后，生性不羁、桀骜不驯，常常在议事厅语惊四座。有一次讨论解救韩国的军事问题，在外国使臣面前，她竟然以性爱姿势来比附用兵策略，据史家称：这是有史以来中外第一例女性公然表达性爱快感的记录；《后汉书》中的“列女传”则开创了正史为女人立传的先河⋯⋯

对偶制婚姻家庭的出现，使得女权旁落，母系社会走向了父系社会，被恩格斯称为女人们所遭遇的“世界意义的失败”。但对于这将近一两千年“失败”过程的全貌，考古学依然束手无策，女人依然并且永远是一个谜。女人是什么，怎么才能做好女人，中国历史以及文化传统本身并没有给出统一而标准的答案。

自由发挥，考验着人们让道德本身成为再生性资源的创造力。作为道德界面的家庭依然存在于文化惯性中，但道德话语的更新步履维艰。传统道德话语几乎被透支，其赖以运作的道德生态已经不复存在，道德符号及其幻觉四处流传。制造“君子”的传统文化机制，被过度阐释的结果就是伪君子的盛行，导致了道德符号的灾变。

但并不“君子”的女人们，这幽灵般游荡的文化谜面，依然处在家庭模式的中心地带。当代中国家庭结构模式发生了动迁式的巨变，由于人口流动和夫妻家庭的普遍存在，与嫁给道德程序的女前辈们不同的是，不是道德话语而是其幻觉的阴影依然盘桓在家庭生活之中，男人与女人都不自觉地陷入这幻觉之中。城市职业女性遭受着商业型社会和乡土型社会的双重撕裂，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力学平衡，像一道物理试题一样充满困难。

过去道德中心型社会生产的道德形象系列产品，如今已周转不灵。是否做母亲、是否做妻子正在成为一桩私人事件，而不是道德指令与道德交换。在成为现代人的路途中，男人们一方面揣着“妻妾成群”的旧式残梦——这是一种色情转喻的心理幻觉，一方面得回过头面对夫妻型家庭，这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是痛苦而又沉重的难题：成为现代人，首先得处理好独立而单独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意味着没有现代家庭观念的转型，就不可能有中国现代社会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