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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理想国 完结

作者:张念
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家”是一个温暖的字眼。家庭是中国人情感运作的第一界面,是承载传统文化的枢纽地带,是决定人际关系亲疏远近的唯一尺度。从宗族家庭、父系家庭到夫妻家庭的历史演变中,有关“家”的核心价值,是在人们的情感体验中得到确认的。这些核心价值与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归宿感、准宗教情绪、安全感、充实感相关,并以家庭生活的实际效果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是否快乐,是否健康。当一个人处于极端糟糕的境地时,人们会形容他“如丧家之犬”,“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诅咒。国家意识的具体落点依然是“家”,所以才有了“国”与“家”的汉语联合词组,而英文中的“NATION”与族群相关,“COUNTRY”则与地理意义相关,汉语中的“国”则与“家”相关。
正是“家”凝聚了中国人的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所谓价值共同体,其内核就是“家”。儒家文化的天、地、君、亲、师,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同时还是内在的精神结构,其中各项的矛盾对立与转换并置构成了人们的世界观、政治观和伦理观。因此,家庭场域的私人性并不突出,个人是婚姻关系的产物,婚姻关系受制于宗族原则,而宗族则成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物。个人进入集体就像水融入水中,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二元的,反而是同构的、蔓延的、网络状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恰恰是极其活跃的家庭生活,使得女人的身影像幽灵一样,游走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实践,对男人的要求其实更为严苛。在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其主要的言说对象是男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实际上是把女人放在了“君子道德”的对立面,就是说传统文化并没有要求女人去做“君子”,严格履行“礼”。这本身就意味着,被划定在“内闱”之中的女人,在家庭生活的内部,有了相对宽松的操作自由。女人游弋在文化内核的边缘区域,而作为道德理想的总体化身——国家,对男人实施步骤严密的个体训诫,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经典《大学》中的“齐家治国”,就是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才能治理好国家。而女人是“齐家”这项道德事务的协助者,但实际上却成了主要的操作者——习语中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
成为操作者,并不意味着在传统文化的架构中,女人的家庭地位就得到认可。因为在妻妾制度、父权中心、生育制度、婚嫁习俗以及性生活的运行过程中,女人的选择权受到限制。但从文化自身内部来看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容易陷入迷宫式的话语陷阱中。并且作为历史书写的缺席者,我们听不到女人自己的声音,我们只知道这些女人是母亲、妻子、小妾、女仆、女儿、内室、家眷等。
对于家庭的起源问题,人们最熟悉的回答是恩格斯的版本。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将家庭放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里,认为人们组织家庭是为了私有财产得到传承与延续,家庭承担了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功能。但对于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这项生产任务,女人的付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正如无产阶级一样,女人成了家庭内部的无产阶级。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恩格斯强调:社会经济领域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决定了家庭内部的各种关系,而消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女性获得最终解放的必然途径。但在经典马克思著作里,家庭内部的生产-生育机制是如何运作的——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生产方式:社会生产与家庭生产,几乎没有给出任何阐释。恩格斯仅仅是指出了社会性别制度存在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阶级压迫论的补充物,所以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才说,应该有人重写一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精心而深入地研究性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性关系,并且意识到,其中任何一方面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是惊心动魄的。
中国家庭作为道德实践和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在对女人所实施的性/性别交换过程中,制造财产继承人的目标并不是第一位的。中国文化崇尚“天寿绵延”,宗族生命的延续是第一位的,是自然规律的延展。与生殖崇拜不同的是,女人的生殖能力并没有成为朴素自然观的讴歌对象。在道德体系中,与生殖无关的性活动受到排斥,生育事件与道德事件就具备了某种内在的可通约的价值。孩子生出来,教化职能的第一承担者是母亲。如果儿子功成名就——成为道德典范是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母亲就会得到族人与社会的尊崇。一个含辛茹苦、无私奉献的光辉母亲形象,只有作为道德产品,才能够在文化系统中流通。成为“君子”们的母亲,不是一桩私人事件,而是一桩道德事件,女人在付出道德努力的同时,也收获了道德嘉奖——人们的尊敬与传诵、死后高规格的葬礼仪式等。在一个女人成为“母仪”的路上,我们看到道德指向其自身,自己同自己交换,而女人自身成为道德交换的中介,和道德一起被高度符号化。
性与生殖永远处于隔离状态,性是讳莫如深的事情。将女人作为单纯的性对象,不仅道德社会不允许,女人自身也是不情愿的。于是,性交换必须完成其文化符号的语义转换,女人被物化成商品符号的事实披上了“温良宽厚”的面纱。因为缺乏婚姻的自主权,传统婚姻模式受制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无疑像一场冒险。但在冒险的历程中,作为妻子的女人——结发夫妻,不一定惶惑不安,因为有一套现成的道德程序,她要做的只是准确摁下确认键。
既然道德是传统中国家庭可通约的文化货币,与其说女人是嫁给了一个男人,不如说她是嫁给了道德程序。在血亲关系复杂的陌生的大家庭中,一个新媳妇、新妻子,全凭某种道德直觉与道德悟性磨砺着自己的生存技巧。中国家庭所强调的“夫妻恩爱”,实际上是协同丈夫完成好一项又一项的道德任务,上奉长辈,下育佳儿,人生目标清晰而明确,私心无从安放。在一个相对公共的大家庭环境中,中国女人反而具备了某种管理自治才能。从妻子到母亲的漫长路途中,因为游戏规则是男人制定的,控制与反控制,权力博弈的资格全靠正房名分得到保证。“妻”并非单纯的经济交换关系——男人供养制,同时也是女人参与道德生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正房所拥有的文化特权就是,这个女人是所有孩子文化意义上的母亲,包括丈夫与妾生的孩子。
对男人的生命活动进行严苛管制的“礼”,同样适用于家庭内部的尊卑秩序。妻妾制度的弹性设计在于,一个女人尽管也许会丧失掉丈夫“宠爱”的份额——具体指性活动,但她得到了相应的更多的权威,妾是亦仆亦主的模糊存在,妾必须遵从妻的指令。尽管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秩序做出如下排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妻妾妾,但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一般指的是前两项。妾一般来自于社会贫困家庭,是更加赤裸裸的性交换的经济学案例。但中国思维一般排斥直白的、互不亏欠的纯经济行为,道德在此再度成为文化生产的界面,将妾的暧昧身份放入情趣、生育、亲情以及稍微明朗的性欲诉求中。但在家庭结构内部,妾不是一个单独的词汇,伦理语法可以对其进行修改。妾亦有扶正的可能性,一个靠超群生存智慧而行事的妾,刷新身份的记载在中国家庭史中大量存在。
妾、妻、母的道德价值晋级制度,反而让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领略到不同的世态景观,而男人从14岁束发而冠开始,他就进入了铁板一块的成人世界。他们的压抑在自己的书房中得到些许的缓解,比如赏风弄月,吟词作赋。妻妾对于男人,享乐还在其次,首先是道德资本的系列产品,这就要求他们在一堆女人之间,在家庭内部继续做一名君子。对于女人则是文化命运使然。这命运并不一定印证了“受害/压迫”话语,但有一点是明晰的,道德原则之于女人,其付出总有或多或少的回报,她们依从诚实与智慧,来支配自己的生命行为。诚实与智慧的品质会激发道德更新的能力,在有限的家庭生活空间内部,在既定的规则之下,她们随身赋形,这些道德幽灵哪怕有时候被摆在了道德祭坛之上——贞节牌坊,但只有她们才深谙“绵延”的深幽的义理。权力是博弈的产物,在承载权力的个体生命现场,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呈现出的是纤维组织般细密而复杂的结构类型。
中国历史的书写,尽管一直是由男人掌控,但对于女人的记录一直没有间断过: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卜辞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就有女人带兵征战、参加祭祀、负责农业和担任地方长官的记载;汉代的《淮南子》中,也有关于母系社会女性风姿的零星描述;《战国策》中则有许多王后、太后的故事:比如秦宣太后,生性不羁、桀骜不驯,常常在议事厅语惊四座。有一次讨论解救韩国的军事问题,在外国使臣面前,她竟然以性爱姿势来比附用兵策略,据史家称:这是有史以来中外第一例女性公然表达性爱快感的记录;《后汉书》中的“列女传”则开创了正史为女人立传的先河⋯⋯
对偶制婚姻家庭的出现,使得女权旁落,母系社会走向了父系社会,被恩格斯称为女人们所遭遇的“世界意义的失败”。但对于这将近一两千年“失败”过程的全貌,考古学依然束手无策,女人依然并且永远是一个谜。女人是什么,怎么才能做好女人,中国历史以及文化传统本身并没有给出统一而标准的答案。
自由发挥,考验着人们让道德本身成为再生性资源的创造力。作为道德界面的家庭依然存在于文化惯性中,但道德话语的更新步履维艰。传统道德话语几乎被透支,其赖以运作的道德生态已经不复存在,道德符号及其幻觉四处流传。制造“君子”的传统文化机制,被过度阐释的结果就是伪君子的盛行,导致了道德符号的灾变。
但并不“君子”的女人们,这幽灵般游荡的文化谜面,依然处在家庭模式的中心地带。当代中国家庭结构模式发生了动迁式的巨变,由于人口流动和夫妻家庭的普遍存在,与嫁给道德程序的女前辈们不同的是,不是道德话语而是其幻觉的阴影依然盘桓在家庭生活之中,男人与女人都不自觉地陷入这幻觉之中。城市职业女性遭受着商业型社会和乡土型社会的双重撕裂,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力学平衡,像一道物理试题一样充满困难。
过去道德中心型社会生产的道德形象系列产品,如今已周转不灵。是否做母亲、是否做妻子正在成为一桩私人事件,而不是道德指令与道德交换。在成为现代人的路途中,男人们一方面揣着“妻妾成群”的旧式残梦——这是一种色情转喻的心理幻觉,一方面得回过头面对夫妻型家庭,这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是痛苦而又沉重的难题:成为现代人,首先得处理好独立而单独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意味着没有现代家庭观念的转型,就不可能有中国现代社会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