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在汉语思想中，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尽管欧美女性主义一直内在于现代性以及反现代性逻辑，但作为现代性的标记，女人是否成为一个问题，成为某种历史范畴，是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在汉语思想中依然欠缺。女人形象被各种力量与思想所征用，女人被幽灵化，随着社会文化气候的变化，她们随声赋形：可以是红颜祸水，也可以母仪天下；可以撑起半边天，也可以为私人化代言；可以比男人更男人——铁姑娘，也可以比女人更女人——时尚代码⋯⋯女人自己的事，人们无从知晓，包括女人自己。

假设没有女人本质这种东西，她们逃离自我，躲在“面纱”后，与真理和历史保持距离——真理和历史由男人写，说给男人听——女人们看上去无所事事，那是因为她们无所适从。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使得传统资源和现代资源都没有对怎么做女人给出恰当的方案。要么把女人看作局外人，比如“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要么对她们进行文化变性手术，纳入进步中心论的阳具化历史观中。传统道德实践与进步解放的现代性、悖论性张力，使得女人的形象充满歧义，女人的自我认同正如民族身份认同一样，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文化运作。女人形象的混乱，反而让性别身份的焦虑感被悬置，存在的遗忘就发生了。资本全球化、中心化、一元化的阳具形象，逼迫人们重新思考民族身份的问题，反而在逻辑的背面，强化了弱势话语，在文化姿态上，使得弱者更弱，强者更强。这同样也是性别理论的悖论性处境，但是否像男人那样行事，在中国女人内部并没达成统一的协定。女人形象的纷乱，来自真理的深渊，以深渊的距离去丈量女人，是徒劳的，所以性别身份的焦虑被改装成各式各样的文化政治面貌，这不确定性反而让女性主义在中国充满各种可能。民族身份以及文化自主性的重新思考，则显得有些女人气。

在互为他者的前提下，自主性变得如此紧迫，只有当对现实的体验不自主的时候，自主才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中，自主性不是一个问题，来自宇宙观的阴阳学说，已经为世间的男男女女框定了位置，而不是身份。如何定位，才是关键。以家庭为核心价值的文化中，秩序与安稳是目的也是起因，秩序是在等级中建立的，等级是天命，不可违背。男尊女卑非关歧视，和价值无关，是自然秩序的表征，性别差异并没有导致冲突，实现的是互动性的和谐。和谐说既是生命观，也是伦理观，男女各司其职，化成岁月静好，福寿安康。因此，想在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现代性冲突的解决方案，无异于向空气出拳。

女性解放说了一百多年，解放是被召唤的结果，因为人们本不知晓压迫为何物。整体性的形而上的压迫感和紧张感，在古代生活经验中，不仅女人没有直接的体会，整个民族似乎也没有。在女人被卷入了现代性解放的方案之后，她们成了醒目的受迫害标记，裹足、封闭、胆怯、愚昧，现代性之初，女人成了典型的解放目标，划开一道历史偶然的伤口，罪恶之花才得以绽放。从此之后，女人作为重灾区，是解放召唤机制的发动引擎，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领袖，都曾著文阐述女人被压迫的事实，觉醒是在男人的催促下发生的。

母权

最早为女人立传的文献是《后汉书》，里面有道德楷模，也有另类女子，她们的勇气与智慧同样得到记录。在阴阳秩序中，尽管有主次与尊卑之分，但阴性的力量不容忽视，大化运转，阴阳相济，讲究的是平衡与和谐。而西方思维一出场，就将男女对立起来。真与非真的辨别，刺穿事物的本质，是男人的本领。女人被物质化，客体化，工具化，女人能够生育的事实，是男性哲学家必须处理的问题。在通往真理的路途上，没有女人的足迹，她们的子宫是途径，路自身是没有目的的。女人被彻底他者化，在负面价值这边，女人和诱惑、情欲、堕落、非理性、盲目、邪恶站在一起，“阁楼上的疯女人”，几乎是西方文化对女性形象的哲学表述。

但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作为道德实践载体的家庭，持有对女人形象的发布权。身体、性、性别以及权利问题，都服从于家庭生活的恒常运转。家庭是文化操作的权力场，女人身处其中，在权利的核心位置上，与父权共谋，反而让女人获得了生活的重心，持有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而性别差异的冲突与对立，就这样被化解了。

与男人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女人成长为母亲的生命史。服从第一，权力随后。据史学家们的研究发现，母亲具备社会与生理的双重含义。如果写下《第二性》皇皇巨著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熟悉传统中国女人个体生命历程，她会重新改写“自在”与“自为”的含义，中国女人在成为母亲的路上，有着更强的存在主义意味。培养“君子”是女人成功的道德诉求，就是说她自身的道德必须投射于外在的目的，自身的价值必须投射在伦理关系之中，经由他人的眼光，获取自我的认可。在严苛的道德规范之中，“自为”不需要建构，“自为”被叙述成天生的道德本能，内在于女人的意识之中，进行着自动书写。道德编程已经植入了女人的头脑，为别人——从宗族、家族到家庭、丈夫、儿子而活。一个社会意义的母亲，是家庭权威的次级符号——相对于父亲而言，她保证了权威的柔性运转。尤其在严明的妻妾制度之下，女人内部的尊卑秩序已经细化了。尊卑秩序本身，渗透在政治、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绝对的主权者是不存在的，所以，女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命运共同体，在传统文化中十分少见。

道德实践的微观操作，使得性别的对立与冲突不那么剧烈，女人可以享有尊严、尊敬与权威，她们附着在中国道德机制之上，通过馈赠，和男人－君子分享着道德利益，在家庭领域，展现着自己的生存智慧与治理才华。一个处于卑贱地位的性别，反而获得了相对的权力运作空间，并非像古希腊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女人不具备德性与智慧，她们在精神层面无所作为。

母亲和故土相关，作为故土情结的表征，是在外漂泊的仕途游子的道德源泉。以秩序和谐为主导价值的传统主流文化，就这样整合了性别矛盾与差异，将差异进行功能化处理，古代女人的主流形象，就呈现为一个宽厚、仁慈、包容的，同时与苦难相关的母亲形象。

女权

苦难是因为女人的坚韧，贞洁的女人总是和苦难相关。女人的贞洁还投射在一个民族的坚忍不拔的集体性格之中，表现为对异己和陌生力量的排斥与吸纳。中国文化不仅处理外部矛盾具有强大的整合－吸纳特征，就是在处理性别问题的时候，同样将差异进行整合与吸纳，回避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男与女的冲突。一旦正视这一冲突，现代性转型就开始发生了。

1840年之后，这种自给自足的文化形态受到强烈的冲击，内与外、东方与西方的正面撞击已经发生。“妇女”作为政治—革命动员的专属词汇，开始进入汉语思想系统。女权运动与家国兴旺及民族主义国家的独立纠结在一起，这项由男性革命家为主导的宏大历史任务，与传统的道德的吸纳整合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母权转换成了女权，似乎性别纲领凸显，但实际上性别诉求依然被掩盖和忽略。也就说，当女性革命者在为独立自由奉献自我的时候，她们转过身来，面对的还是具有男权思想的男人。自身的独立与自由从来没有发生过，独立自由属于一个抽象的领域，属于信念、理想与献身革命的动力，女权是革命发生之后的微薄的额外红利，在革命逻辑继续演化的进程中，女权被征用到更加抽象的社会主义革命洪流之中。

包括革命先驱在内的思想者，都看到家庭是封锁革命力量的堡垒，反抗包办婚姻，实际上是为了冲破家庭的封锁线，动员起最广大的革命力量。女性的反抗成了最瞩目的革命行动，“新女性”应运而生。在现代文学的浩瀚作品中，85%都和家庭冲突有关，女人的出走是那个时代最具革命意义的行动。但放弃母权的女人，并没有天然地获得个体意义上的女性权利，在此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女人作为半边天，被整合成不可估量的劳动大军，女人的身影淹没在更加疯狂的、超级魔幻的、冒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之中。

整个冷战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将女人推向比革命更加剧烈的运动之中，反封建的革命女儿成了反资产阶级的政治妇女，高强度的工作与劳动，撕碎了家庭的传统价值，作为母亲的女人转向了公共生活，母亲身份被淡化甚至被剥夺，关爱小家庭成了必须克服与清除掉的资产阶级毒素。生理意义上的母亲继续存在，但女人们争先恐后靠近革命、靠近真理。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给予、献出自己，但她们并不占有什么，在革命红利的份额中，她们得到的十分微薄，女权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出现过。但从“新女性”到“英雄母亲”，从“封建道德”的奴隶到政治标兵，女人形象一直被男人们主导、刻画以及推崇，女人们似乎一直受到重视，但这“重视”，是对女性符码的重视，是对伤残记号的重视，是一副革命的兴奋剂，性别差异从思维模式到社会实践，都被综合与阉割了。

性权

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的中国女人形象又发生了变化，在媒体与消费文化的共谋下，女性权利的表述更加困难与复杂。

作为性别发声，这是新时期的形象特征。道德与革命话语已经周转不灵，但女性形象被消费主义滥用——女人被征用的命运还在继续，“美女”和当初的女革命家一样，成了凝视与观看的焦点。男权思维变得更加隐晦，他们已经不需要“战友”和“同志”了，女性主义成了惑众的“妖言”，女人的身体表述反而落入了商业的圈套，与道德腐败与经济主义一道被质疑与批判。

开口说话的女人变得危险而且可疑。网络频道上，脱衣服的女人越来越多，女性写作和对女作者的容貌评价、色情窥视勾兑在一起，一个身体文化欠发达的社会，展示自我与窥阴癖不谋而合，性、性别与身体，回归到性别问题本身的努力，常常受到文化惯性的围剿。大众文化——这一粗鄙与解放力相混杂的文化形态，扰乱了人们的视线，女性主义的形象表达四面楚歌。

性符号与性权利混为一谈，女性形象在新时期，既轻浮又严肃。性别政治问题凸显，在商业逻辑的主导下，人和人的关系变得简单与粗暴，两性关系在考验着人们对自由平等的基础性实践。女性形象的假面舞会盛行，性从来不是主题，假以自主之名的最为原始的性交换依然存在。一边是艰辛独立、孤寂无助的职业女性形象，一边是公权力对性资源的无度占有——据新闻报道，90%的贪官都拥有情妇。就是说性在女人这边，作为可流通的货币，依然可以转换成现实利益；性的古老交易法则依然存在。尽管生活方式已经和世界同步，但女性形象还在前现代、现代的边缘漂移不定。在经由网络发展起来的公共批判空间，女性主义依然被视为次要以及多余的问题。

一个清晰的现代女性形象，一直没有出现。受外部力量的牵制，女人形象如一堆作案现场的可疑脚印。在现代性以及反现代性的知识模态中，辨识中国女人及其生活经验，得具备刑侦学的存疑－质疑能力。中国女人形象还隐藏在面纱后面，她既反对本质主义，同时又试图接近本质主义，在这种既是又不是、非驴非马的状态中，对女人的指认，变得无比艰难。

拿破仑说过：女人要在政治事务中保持沉默。这话没错，女人还必须在女人事物中保持沉默，她们离真理越远，其形象就变得越丰富。她们的怀疑开始无边无际，在奉献自我的同时，对自身的主体性保持沉默。她们向世界出示了丰富性，其内核的空无，却一直与理性的深渊一道，嘲弄着真理的饱满形象——女人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