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场合，常常会面对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女性主义总是喜欢谈论性？我只能揣测提问者的前提：性是私密的，个人的以及低层次的，性是自然行为，不应该对此说三道四。具体个人的性行为与有关性的观念在此被混淆，而女性主义要质询的是：何种性观念在支配着人们的性行为；是什么力量热衷于性管制；性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话语秩序中被安排与理解的；在习惯之中，性与什么事物的关联最为密切；男人与女人的性魅力是怎样被定义的。彼此的需要当然不仅仅受到荷尔蒙的支配，与其他社会关系不同的是，爱欲是其主宰，这神秘的力量丰富并美化彼此的存在，索取就是给予，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完整性与内在性。就如何对待彼此，除了抽象意义上的人的观念以外，女性主义还关切身体经验，男女之间的身体形象、身体语言，以及身体意识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而在生活经验与文学经验之中，绝对的两极化叙事，使合辙和弦的相契变成了单方面的幻觉，而理想女性则成了男性理想的产物，反之亦然。

基于上述疑问，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博士论文《性的政治》在1969年首次出版，并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影响了几代人。非常有意思的是，该书中文译者钟良明在1998年的译者前言中写道：“在这个称得上微妙的问题上，欧美人士居然已经作出了这么多的思索、研究、‘实验’，说了这么多俏皮的、聪明的、发人深省的、莫名其妙的话。”如今，该书问世已历经差不多半个世纪，“性”对于我们的处境而言，应该依然是“莫名其妙”的。

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汇与西方意义上的“性”相对应。正因为传统的格调在乎的是“天人合一”，使得汉语思想之于自然欲望的态度，是包容的、隐匿的，带有一种心领神会式的暧昧。在主流的道德实践中，性活动与子嗣论共同构成了一种有关绵延的生命价值观。而同样与永恒性相交织的道教养生学，更是把性放在了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位置上，留下了大量的令人惊叹的性文本，在养生的伪装之下，性愉悦是值得肯定的，有时还带有诗意化的审美取向。性作为禁忌，被纳入管理权的范围之内，是现代以后的事情。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性”（sex）的历史一直与其知识传统相关。在古希腊，身体欲望受灵魂支配，既然节制是美好德性，禁欲哲学家就成了沉思生活的最佳榜样。而对性采取一种罪感立场，是在基督教出现之后。接着，文艺复兴的人文中心视角，重新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性终于成为可谈论可思考可表达的对象。思考的结果便是知识理性的兴起，健康学、神经学、心理学、人口学、优生学接管了“性”，性知识成了指导人们性生活的法则。就是说，作为自然欲望的“性”，必须服从于一个人作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要求。自然与文化的严格对立所形成的二元认识论，撕裂了人的存在的完整性，因为性是负面的、消极的、客体化的存在。在启示与理智的范围内，性自身遭到了贬抑与排斥。而一种更为深邃的人文主义，出现在弗洛伊德之后的反现代性话语之中，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性压抑所造成的不祥的精神状况。弗洛伊德在其晚期著作中，将本能定义为一种回复原初状态的冲动，比自由主义所坚持的自我持存本能更进一步。弗洛伊德的问题是，如果政治存在的理由是为了呵护这种自我持存的本能，那么在文化上，我们该如何对待性本能？显然后者并不在国家管理的范围之内。

米利特在《性政治》中，举了两种国家类型作为例子，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热衷于性管制。这两个国家一个是纳粹德国，一个是苏联。在日常习俗中畅行无阻的男权中心主义，是如何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的？在此，性政治与集权政治的同构性昭然若揭。

在西方社会，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老左派与60年代的新左派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就是：是否关心性权利。在此背景下，女性主义重启了解放与自由话题，阶级论显得力不从心。老左派们魂牵梦萦的社会主义运动，经由女性主义者们的检视后发现：在性—性别问题上，极左与极右的政权的做法居然惊人相似，在这两种政治形态之中，都没有女人的立足之地。这也是米利特逼近自由核心问题的路径。

作为纳粹宣传部长的戈培尔直言不讳：“当我们将女人清洗出公共生活，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她们，而是因为我们要将她们最根本的荣誉还给她们⋯⋯妇女卓越的最崇高的事业永远是妻子和母亲的事业，如果我们竟让自己从这一立场转移开，那真是不可思议的最大的不幸。”而仇恨犹太人的理由居然包括：“犹太人通过鼓吹性的民主，偷走了我们的女人。”其实不是偷走了女人，而是偷走了“性对象”，而号称发现人类内部世界之秘密的犹太人弗洛伊德，也就只好跑到英国躲起来了。

歌颂母职在苏联1930年的大清洗时期，也盛行一时。斯大林还专门跑到高加索探望老母，并大肆宣传。其中一个根本的理由是，国家的事业需要多产的女人，而纳粹也说过此话，生理属性与国家目标完美地结合起来了。

生育权在传统西方社会里，一直掌握在丈夫手中，但国家法律无从干涉。而在纳粹与苏联，不生育的女人本身就成了一桩政治错误。性与生育被捆绑起来，希特勒认为生育才是女人的“至福”；同样禁止堕胎与节育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给家庭价值这种定义也基于同样的理由：国家需要稳定的家庭。女人在这样的国家眼里，只不过是一台生育机器。

在性自由的问题上，苏联的革命者是如何转化成反革命的？无论如何，转化已经发生，这也清晰地呈现了一个自称革命的政党在革命成功前后的两副面孔。当然，历史分析与理论分析有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激进在于，不仅家庭，甚至连国家都是自由的牢狱；仅就苏联政权之于性的治理来看，显然违背了经典的意识形态根据，革命的目的赤裸裸地显现为统治权的占有，并从革命走向了反革命。

米利特也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完全背叛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的思想。恩格斯认为，女人类似于家庭之中的“无产阶级”，而列宁则说，女人是一种生物性的悲剧。当然，自由主义中的保守派欣欣然了：看吧，这就是所谓革命的下场，他们不还是回到家庭之中了吗？显然，此家庭非彼家庭，欣然者所说的家庭，被现代政治严格地划定在私人领域，与私有财产一道，免于遭受国家权力的侵犯与控制。

《性政治》的写作背景，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民主运动浪潮之下，仅仅清理极权主义的反女权立场，还非本书的主要目的，其真正攻击的对象，就是这个所谓的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划分所掩盖的微观权力场对女人所实施的宰制。显然，工作权、投票权、婚姻制度设计上的自主权等外在权利的获得，不可能使一位真正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停止对于何谓自由的思考。因为法的规定必然滞后于，也不可能同步于人对于生活世界的真切感受。

这是一本勇敢而奇特的博士论文，还从侧面反映出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开放程度。论文开篇就引用擅长性描写的天才作家亨利•米勒的小说段落，并且用大量的篇幅去检视男性作家们的性描写如何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关性权力的政治联盟。这份名单还包括D. H. 劳伦斯、让•热内以及诺曼•梅勒。严谨的立论使得这部文学批评经典之作本身具有一种卓越的政治实践价值。让凯特愤怒的是，米勒将性爱简化成器官运动，却并未就此打住。如果就此打住的话，米勒作品的先锋气质可与萨德侯爵媲美：即彻底消解主体性，人彻底地属于性器官，而不是性器的拥有者。但米勒的人性真空是暂时的。有些时候，男人的性器被神化为“三位一体”，这操翻世界的器物及其真理，作为“一”的癫狂，如何反映在人们的世界观、政治观与伦理观之中，即他者缺失了，这一点值得注意。性政治成了一个可供观察的角度，就是说，当男人的失败被全部社会标准所否决时，他还有一个可能占有的领地，这就是“性”。之于男人，这时候的性爱就存在两种类型：放纵与救赎，要么女人比他更下贱，要么女人幻化成了“女神”。性政治在此触及了性别的认识论问题：他是天生的武器携带者，实存的，可表征的；而她则是空虚的“洞”，乌有之乡。她是什么？或者是天使，或者是荡妇，这取决于男人是在什么状况下将她模印出来。正如在集权者眼中，大众有时是人民，有时是暴民一样。在这隐秘的人类性行为之中，女人的欲望找不到自己的词汇，她的绝境在于完全被动，与物体没什么两样；如果采取主动，像查泰莱夫人那样，让性爱的光辉照亮生命，男作家又会告诉你，这太阳是男人。

这样一来，情况就发展为一切都围着“太阳”转，女人们像小行星一样，为了获得阳光的照耀，有时会脱离自己的轨道，发生相互碰撞。这在恶俗的当代婚恋电视剧中，成了被反复使用的剧情模式，并美其名曰“保卫婚姻”。太阳—中心—权力，这也是政治的故事，当支配权被美化成一种阳刚荣耀的时候，这主体的幻象需要弱者的镜面反射。而在性别伦理之中，相互的拥有如果与爱欲无关，而是建立在拥有权的基础之上，争夺总是不可避免的，两败俱伤的后果是男人亦成为物件，而不像他们所沾沾自喜的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奏。

因此，尽管《性政治》一书被后世的读者视为激进主义的女权批判，一种夸张的抗辩，但并非如女权仇视者们所说那样是为了阉割男人。作为人类的共同成员，阉割谁都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新的平衡，创造出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迷人的性别关系。如果我们的文化经验含有太多的性别偏见，对女人的贬斥，以及对女性自由的诸多不友好乃至恐吓，那么激进女权的回击只不过说出了这个真相。性的遮蔽，如密室政治一样，在一种晦暗神秘的氛围中，将恐惧外化成一种羞耻感，拦截人的自觉意识。大声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与需要，在性政治的实践中，会培育出一种权利自觉，女权主义者称之为“健康的愤怒”。愤怒与仇恨的区别在于，前者并不构造敌人，而是疼痛喊叫。疼痛伴随着新生，是对世界的吁请。理论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她们不是供人品味欣赏，站在她们之外的远距离观望的，而是需要人进入其中的。身体的带入感而形成的思考空间使得自由在深度与广度上获得一个恰当的视角，正如哲学家梅洛•庞蒂所言：“我就是我的身体。”

经由女权理论以及女权运动所主张的性革命，并非意在控制权的争夺。在女性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女权”是作为生命经验的增补性或者平衡性话语出现的。而在第三阶段的女权理论中，问题得到了推进：政治的定义并非仅仅存在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中，还在于寻找多种中心，多种身份的实践方式，权力的稳定性受制于个人多重身份的交叉运动。当我们说自下而上的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对最为切身的权力模式都浑然不觉，盲从一个有关性别的真理，并把它当成妇女指南或者幸福指南，去迎合这一中心，这“一”的旨意，那么每个人只不过是这个权力构造的零件而已。

男人与女人，不是相属关系，而是他们一起共属于爱欲。在爱之中，才有可能容纳差异，并打破“一”的钳制。性不一定与爱相关，但爱欲一定是性的真理，我之中有他，他之中有我，如果非要为政治寻找敌人的话，在女权主义的爱欲原则中，这敌人其实就是你自己。人们常说女人不可理喻，正是因为物种基因所决定的非稳定性，使得她天生就是一位抵抗者，一位解构者，一位对丰富多样秉持开放立场的包容者，她的“淫荡”就是对世界最为纯洁的忠诚，并扩展了人们之于革命的真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