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依然是人性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思考。不仅政治运作依赖这个起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人性的揣摩与理解都决定着结果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比如经济行为中的赢利是否有意义，就在于是否制造了一种新的欲望。尤其当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这个困扰我们的过去，我们需要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比如，如果中国近现代史被称之为“革命”史，那么20世纪这个强意义上的政治世纪在重述中一定是一个有关革命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革命人的故事。
革命不是自然现象，不管是政治革命还是文化革命，都是人为的。那么是谁在参与革命，他们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真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吗？这个特殊指的是超越人性，还是反人性，抑或非人性？如果不能够在人性框架之中来辨认他们，就会存在两种对立的革命形象：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正是在这种悖论性的历史言说的语境中，单世联先生的《革命人》一书，把这些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还原到了一种人性限度之内，在丰富庞杂的历史文献中，经过一种深思熟虑的编排、筛选、裁度与阐释，重构了革命生活的“场景、情景与氛围”。
从《革命人》的体例来看，以单个人独立成章，像是为这个个人所制作的精神切片，当这些单独的精神切片，一起涌入我们的阅读与思考活动之中时，我们才能感受作者的良苦用心。《革命人》一书隐藏着一个艰难的任务，这就是革命的精神现象学问题。作者已在后记中明确指出这不是历史研究，并自谦为一名历史的业余爱好者。从这个角度而言，《革命人》一书意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中国革命经验的理性认知问题摆在一个明确的学术方向之上。因为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任何主义或者现成的理论，都不足以让我们毫无疑虑地去把握革命历史及其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不解决革命意识的问题，现代中国的历史理性就将无从着手。而理性地去理解非理性的经验，跳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这一较为容易的思维模式，在有限感知的范围内，重新思考并重建人性概念本身的条件与规定，这必然会成为“中国问题”研究的题中要义。
“告别革命”作为新时期的开场白，其中蕴含着两个意思：第一，革命真的发生过；第二，再也不愿与革命照面。当然，此处的“革命”是一种笼统的经验性表述，这其中包括国家权力的转移、战争以及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从晚清开始，就整体性而言，20世纪的中国经验里，“革命形象”已深入人心。如果革命的世纪换来的仅仅是“告别”的研判，这表明我们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的历史赌气，由此，与历史对话的可能性被取消，从而也就丧失了理解自身的必要条件。而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环节，就是去理解革命、研究革命、思考革命。只有在对革命具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与革命相关的暴力、血腥与残忍，才可能从恐怖与惧怕中走出，走向对法的全面认同与信赖。
与历史照面，首先能想到的就是严格的史学研究方法，正如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指出的那样：为了概念、价值和意义，回溯性地将所发生的事件，编织成一个具有完整性的故事，从而遗忘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弃历史理性，福柯的目的在于探究历史感性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加深我们对历史理性的认知。对于所发生的一切，还有一个路径，就是还原处境，或者说，回溯的目的就是将人们带入当时的氛围之中。正如单世联先生在其著作《革命人》中所做的那样，在叙事性的阐述中，我们会发现那些不可思议、令人不安的人与事是如何发生的，其中的偶然性与情境性因素，是基于一种什么前提，到底是心理的还是外部的力量，导致个人记忆之间、个人记忆与国家叙事之间，针对同一件事情居然形成了不同的印象与轮廓。个人理由在斗争机制中的作用，有时不是被夸大，就是被完全忽略。我们还会发现，从政治革命的严酷到文化革命的疯癫，如何在精神气质上影响了一个组织的性格。那些从血雨腥风中走出的铁血将军们，怎么会在内部斗争中倒下，他们惧怕什么？显然，怕死根本不是理由。如果“忠诚”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党”是谁，在哪里？但是，信念的超验维度又不适用于这些唯物主义者。功利主义同样没有说服力，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这样无休止的内部斗争，已经给生物意义上的党的肌体造成严重残害，其自毁的强烈冲动，是不是需要去咨询弗洛伊德呢？难道“革命”应该是一个精神分析的术语？
基于这些疑问的重叠与交织，在不符合理性的情况下，如何在人性限度之内，在人性知识的基础之上，去理解革命人？单世联先生首先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题。但悖论却是，如果不从这个角度进入，在感知范围之外，存在类似于外星人的“革命家”吗？这也是为什么该书没有采用“革命家”题名，而将那些处在风口浪尖的人们还原到人的水平线上。人性话语如何才能渗透到革命话语之中？在此情况下，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苏联革命理论家托洛茨基指出的：革命到底是统治的终结，还是一种统治类型？
托洛茨基的革命定义包括三个层面：超越既有的条件；人与人之间的戏剧；作为一种创造活动，超越时间。来自革命者内部的理论，即亲历者的经验抽象，将革命理解为一种断裂，一种超越，那么，这里的条件如果与第三条联系起来，逻辑上显然是指时间之内的所有现实基础，我们能够认识到的因素，都被革命所超越了。更进一步就是，革命是处在历史理性之外的事物，否则，要么是革命有问题，要么是历史理性存在局限性。托洛茨基的自问自答表明，革命即是统治的无限终结，而无限性本身也会变成一种统治类型，即政权就是革命。带有古典政治学倾向的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论证了革命的创造性壮举，并将革命行为与古典英雄的荣誉，与生命所能出示给世界的最高尊严相提并论，但她否决所谓的“无限性”，并将哲学家的自由意志与政权意志做了区分：后者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政治是有关人间的事物，不可能超越于时间之外。
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并没有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重量级理论家，使得人们对于中国革命倾向于一种印象式的解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革命变成怪兽，革命被等同于屠戮、血腥与残暴，而在这个前提下，政治也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污秽、肮脏以及秘密的“宫廷斗争”。其中一个最为有害的感性印象就是“政治是专属于高层人物的特殊活动形式”，从而形成一种怪异的狭隘的政治文化意识，而与“党文化”有关的所有“内部消息”，成了人们理解政治的唯一秘密通道。长期以来，这种在闭塞、狭小、黑暗的空间中发酵的政治文化，蔓延到日常文化的人际沟通之中，提防与怀疑是人人自保的唯一武器。扭曲的政治文化已经侵蚀了我们正常的生活世界，而本该属于阳光下的事物——人类发明的一项追求幸福与自由的事业，即政治，反而成了不宜公开的秘密勾当。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我们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最终受益者。
“革命”一定是非法的，康德就不赞成革命。对于将伦理道德问题都转移到法律与契约构建之中的哲学家来说，非法就是邪恶的。但问题是，在法到来之前，人们能够做什么，或者说为了争取法的尊严与独立性，在没有神律的情况下，法理该如何奠基？
革命的确不具备一个合法性的理由，因为革命是创造正当性的奠基行动，革命一旦发动，其风险也就内在于其中，正如单世联先生在《革命人》后记中写道的：“革命是暴力的，也应当是庄严的；革命是坚毅的，也应当是纯洁的；革命和革命者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应当得到其所推动的社会进步的补偿，应当能够在历史的法庭上得到辩护。”如果有一种经验，在我们的历史中被称之为“革命”，对于没有直接经验的人们，他们该在何种程度、什么层面、以何种方式明确意识到革命遗产的存在，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受益于这项正义的事业，从而把革命的珍宝传递下去？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革命真的发生过，那么她到底创造了什么新的事物？
显然，对以“革命”命名的事物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但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以美国革命的经验为例，将革命定义为一种政治创造（creative）行动。这一行动奠定了权力的基石，明确了国家的原则。正如新生儿的降临必然是在血污之中，暴力也是革命的必要手段。更为独特的是，阿伦特是将革命放在政治范畴之中的。这一点有别于现代政治学的观念，因为通常意义中的“政治”手段是指在法的框架之内，通过协商、谈判、对话与相互妥协，达成共识，从而避免血腥的争斗。
如果以此来观察中国革命经验，真正的革命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辛亥革命——告别帝制，创立了一个理论意义上的现代共和国。因为就世界历史范围而言，从王权的束缚之下挣脱出来的行动，都称之为革命。尽管新生的共和国一出生就夭折了，但出生的事实不可磨灭。人们习惯于将责任推卸到理论家头上，马克思主义的到来仅仅是应和了这个“夭折事实”的惨痛感受，正如《革命人》一书瞿秋白一章中，作者敏锐地指出的那样：这位号称最有学问的党内理论家，连《资本论》都没有看过；反而是列宁的“党国一体化”一直左右着现代中国的政制设计思路，而瞿秋白误打误撞的俄文学习经历，让他极其被动地走向了“革命”征途。命运的偶然性，在大多数革命人那里，可能是连自己都哭笑不得的戏剧性因素。但作为历史逻辑的断层与缝隙，将恢宏的革命叙事还原到卑微的个人处境之中，有益于我们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找到一个接近革命、造访历史的恰当路径。迷信与排拒都会将历史撕成碎片，至少，《革命人》一书清晰地向我们显示出这样的立场：可以质疑革命，但革命人真的存在过，应当还原他们人的形象，既非神圣，也非恶魔。
理解革命，其实就是理解我们自身。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要得到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的特殊性，必须开放自己的经验，与自己的历史对话，与世界对话。让记忆敞亮，是为了更好地确定方向感，这依然是一项需要勇气的工作，因为革命历史的解释权只能存在于革命事实之中，并挣脱经验主义的惯性依赖。理性批判的深度在于恢复理性尊严。封存记忆，禁止研究，不单是革命人自身的损失，同时也会让一个民族的历史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在没有方向感的情况下，做一件自己为难自己的事情，肯定是不明智的。
以牺牲、苦难、委屈为代价所经历的革命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我们的苦难怎么可以仅仅是一种惩罚、一种自我招致的罪？如果革命不是作为现代宪政国家原则的奠基行动，那么我们的革命真的发生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