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写作的原始事件，一直被某些清晰的意义所封闭。在革命的谱系中，现代作家们被塑造成统一的精神形象，被复制、传播、加工、提炼、伪装与增值。这些过剩而膨胀的形象雄踞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研究者不得不费力地重排座次，重列名单，重新打捞一些被遗弃的蒙尘的名字，去恢复文学价值自身的独立性与纯粹性。作为一种政治抵抗的文化策略，记住某些人与忘记某些人就这样符合逻辑地发生了。更好地忘记，也许让接近能够如期而至，这是历史哲学玩弄的诡计。就是说，在接近历史真相的时候，历史反而不断后退。然而，恰恰是历史的暧昧性，让当代人的心灵能够获得更多的解放。
忘记鲁迅，也许发生过，也许从来没有发生过。但被记住的鲁迅，却成了文学史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重大事件。独立、不合作、批判、硬骨头、斗士、旗手等等这些造型词汇，不管从强权者嘴里说出，还是从知识分子嘴里说出，双方都故意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的革命首先必然是自毁性的，这种牺牲是绝对的直接的，非政治、非辩证法、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牺牲只针对自己，没有结果，不需要回应。只有观看者才会看到审美意义上的独立精神，牺牲者只看到深渊与悬崖。就像盲目听从指令的约伯，他走上山头，举起刀，朝向自己的儿子，与其说是朝向儿子，不如说是朝向他自己，这是著名的存在主义的原始事件。没有先知，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发生革命的循环，从前的革命与现在的不革命，从前的保守与现在的激进，只有互为镜像，才能保持其对自身想象的完整性。卡夫卡曾说：弥赛亚只在不需要他的时候才会来，他在降临之后的某一天才会来。在最后审判那一天不会来，他第二天来。
所以，在原始事件的原点上，只有在那一刻，意义才是唯一的，意义杜绝复制。《野草》就是具有象征性的现代汉语写作的原始事件，尽管很多人把《野草》放在什么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维度上来分析鲁迅的精神历程，但历程所描述的演变，是为了等候一名“斗士”的降临，一位民族主义者的降临，一个爱国者的降临。然而，鲁迅曾说，他自爱他的野草，但厌恶以野草做装饰的大地。“野草”不是修辞以及鲁迅精神的论证，“自爱”，只有野草，仅仅是野草，没有其他。
仅仅是野草，这是现代汉语写作之初非常罕见的现代主义气质、存在主义风度，这个个人，怎么成为一桩事件，这桩事件怎样艰难地在没有个人主义传统的文化土壤里发生了？《野草》无可避免地被识读为情绪低落的反应。
绝望、焦虑、恐惧与战栗，是情绪吗？在知识界思想模态发生巨变的20世纪之后，这些是个人的基本处境。这些处境作为精神意象、符号以及诗性隐喻，在张闳先生解读《野草》的博士论文中，以严密的结构方阵，游弋盘旋，回复往返。张闳在任何已经被界定的意义与结论的缝隙，去倾听声音的形象，这是分析理性的态度。十年之后，这篇博士论文才公开出版，这就是《黑暗中的声音》。
这些低吟、晦暗、梦呓般的声音，是《野草》的声音，是“黑暗”中的声音。张闳的工作在于，他提着话语分析的留声机，去辨析其频率、音量、音区以及共鸣效果，让声音独自呈现。这声音时而飘到现代主义的空间里，时而飘到世俗生活的场景中，时而又飘到传统话语的系统里。鲁迅这个个人，还谈不上主义，这主义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完整地亮相。但这个个人是天赋，是现代汉语的奇迹，是某种神秘而非凡的力量，张闳称之为“普遍的废墟感”与“文明的颓败感”，是汉语之于现代性的初次发声。这是近代以来进步、强大、科学、民主等大合唱中的杂音与异类，但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之际，在知识分子亲近胡适、忘掉鲁迅的时刻，《黑暗中的声音》却发出了另外的声音。这声音与《野草》一道，像一棵杂草一样，被忽略了。
朝向个人的生命哲学，清算自我，不是忏悔，不是感召，不是恩怨情仇，不是对与错，甚至也不是审判，这口气在《野草》之后就断掉了。《野草》之后的鲁迅的写作，张闳认为是写作意义上的“自杀行为”，正因为“野草”变异为“投枪与匕首”，宗教意义上的、存在意义上的“自毁”就终结了。
“投枪与匕首”让作家赢得了更高的声望，然而一株“喃喃自语”的野草，怎么能刺破坟墓、寒夜、梦魇、逃亡、复仇以及死的永恒意象？正如萨特当年企图结合存在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实践知识意愿的时候陷入了革命的魔障之中，这戏剧性的结合，无可避免地掉进理性的破产之中，因为权力游戏已经跑在了人们的前面。“自爱”野草的鲁迅，在《野草》之后似乎去领受令箭，奋勇前行了。他接受了阶级论，不再喃喃自语，不再游荡在个人的精神迷宫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迷宫的消失，因为战斗的另一种虚妄随时都在提醒一个写作者、思想者的无力与无奈感。鲁迅的冷静、清醒以及随之而来的坏脾气，让他悬浮在任何阵营任何党派之外，《野草》所铸就的思想基调，一种底色，来自自由本身的魅力，而不是以自由为工具达成的某种历史契约。喃喃自语是一个思想者的恒常姿势，尽管这声音如此微弱，但恰恰是微弱、复杂以及自毁性的独白，让我更加思念他，思念的不是一个杰出的名字，而是一种非凡的力量。
《黑暗中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次思念。在《野草》诞生近七十年之后，张闳循着声音的轨迹，让薄薄的一本《野草》呈现为一面弯曲的镜子，《黑暗中的声音》则是镜中之镜，声音里的声音。张闳以其哲学式的头脑，同样诗性的语言风格，让象征更加深远。这是思想者与思想者的对话，不是为了解密，不是为了一个苍白的答案、一次空洞的解说。《黑暗中的声音》是一次加密的行为，来自语言的诱惑。在通往知识分子精神构建的奇崛之路上，这诱惑来自自身，是一面内视镜，拒绝表演与粉饰，照出生命自身的破败、荒谬以及奇妙，让人对自身的兴趣超出现实，因为现实已经是魔幻现实，已经无法出示一个明确的真实的形象了。
一种自言自语的声音形象，其可疑程度超出了人们对现实的怀疑与批判。后者是在对话框架中产生的，比如东方与西方的对话，激进与保守的对话，事实与应当的对话。沟通是一桩从未发生的事件，沟通是作为某种欲望发生的，欲望来自永久的匮乏。对话使得对立更加明显，一种伪装的现实感，伪装的理解力，伪装的话语姿态，强化了各自的理论依据，让他者更加他者化。人们感叹，要是没有民族解放运动，要是没有谁谁谁，要是谁胜过谁，就不是这样了。假定代替了现实感，很多问题争吵了一百年，真理空间的争夺战也持续了一百年。一旦关注现实的意愿将现实打扮成一个听众，这个听众自身早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样子了，现实变异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所以先知弥赛亚总是迟到。
相对可靠的自言自语，一盘吱吱呀呀的原声带，没有听众。《黑暗中的声音》只是在“应当”与“事实”之外，去侦查声音的痕迹，这些痕迹被各种各样的标记所指认，像猜谜游戏，谜底却迟迟不肯露面。张闳就像一名语言丛林的探险者，他只作记号，但不标出方位箭头。可能还会撞上树妖，但去和树妖周旋一阵，打败他，让他露出意义的原形，张闳对此没有兴趣。因为《黑暗中的声音》的记录者与书写者，隔着七十年的时空距离。张闳的绝望也许是《野草》中那个言说者的希望，于是，言说者与倾听者也没有达成阐释与被阐释的默契，或者《野草》中的沉默间隙被张闳标记为尖叫，于是启蒙、历史、时间、空间、个体、民族、国家、家族、爱与恨⋯⋯构成了另外一种混音效果，让言说与书写同时发生，谁也不具备天然的优先权。
尽管张闳为《野草》的言说者，为这个孤独的个人描画着所谓的自我意识，在某个章节停下来，在某个词面前停下来，在某次梦魇的咕噜声里停下来，把这个个人放到某种精神依据—限制、某种精神谱系中，让“自我意识”得以显形，但这个孤独的“个人”依然漂移不定，依然处在永远的生成之中。
电影导演伍迪•艾伦曾说：我一想到人永远处在生成之中，就泪雨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