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与母亲
《花园》，载于1945年6月第二卷第三期《文艺》杂志，汪曾祺写道：“荷叶上花拉花响了，母亲便把雨伞寻出来，小莲子会给我送去。”
这么一句，让我遁入回忆。
南方的雨，说来就来，不打招呼的。小时在老家上学，出门天气好好的，上课中途，往往雨就开始下了，铺天盖地，不由分说。这个时候，“母亲便把雨伞寻出来”，小莲子换成了我两个姐姐中的一个，“会给我送去”。
姐姐们说，天一落雨，母亲神色就慌乱了，不管她们俩手头有什么事，责令赶紧放下，稍有迟缓，还要骂上几句。在她的心目中，给儿子送伞是第一位的。于是，下雨了，于我而言，意味着很快就有人推开教室的门，喊一声“细佬”，把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节奏打乱。这是屡试不爽的，而且送伞的队伍，她们多是最先抵达的。
当时觉得这太烦人了，让同学看笑话。有时伞夹在腋下，淋着雨回家，让路人看笑话。
如今，母亲离开已有9年。3200多天，我这个没有娘的孩子，一对肩膀，扛着一个脑袋，在人世慌乱前行——恐怕比母亲的神色还要慌乱吧？
《北京的秋花》，汪曾祺说，他的母亲去世前患上了肺病，怕传染给别人，就在一座偏房耗着日子。房子外边的两三棵秋海棠，令他印象深刻，“花色苍白，样子很可怜。不论在哪里，我每看到秋海棠，总要想起我的母亲”。
“母亲便把雨伞寻出来”，这一句，让我想起我的母亲。
《泰山片石》，汪曾祺感慨：“人的一生，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之中，艰难辛苦，受尽委屈，特别需要得到母亲的抚慰。”
如今，我时不时感觉焦虑，惶恐，没有着落，没有依凭。
被天狗咬过一口的月亮再清朗也是一轮残月。
失去了母爱亲抚的人生再荣华也是浮萍飘荡。
闲翻《天津诗人2016夏之卷》，曾经写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诗人梁小斌，在诗评中引用了一位他忘了名字的黑人诗人的句子：
清晨，微香的风轻轻吹过
地上，人们在那里种下稻谷
地下，我的妈妈已经睡熟
那些失去了母亲的孩子，请时刻铭记：不要惊扰大地的安宁。
“幂”与“冖”
《沙岭子》，汪曾祺写的是1958年到1961年“我”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果园里干活的事。当时主要工作是喷波尔多液，也就是硫酸铜加石灰兑水，果树防病所需。
果园有一本工作日记，每天由果园组组长填写。这个组长写“葡萄”，把里边的“甫”和“缶”给省了，剩下的两个“字”一个样子，但读出的却是两个字音。汪曾祺说，不知道什么道理。
这道理，似乎他在《新校舍》中自己解答了。读西南联大时，每月一号，都要举行一次“国民月会”，全称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但没有人用全称，“实在太麻烦了”。
一个事。“葡萄”，又不是“芍”，按一点就完事。里边的空间本来就逼仄，还要塞上“甫”和“缶”，太占地儿了。
日常生活中也能遇到的。那天，大街上，饭馆前，6岁的儿子指着“歺厅”，问：“爸爸，‘夕厅’是什么意思？”
我看有人患上了“职业性省略症”。
那天在武汉火车站候车。身边一位大姐跟一个年轻姑娘聊天，口口声声“renzi”这样不好、那样不对。我还以为这是个人名，这两位在嚼舌根。偷听了半截，才得知，人家说的是人力资源部门，正在冲着单位吐槽。
当你到银行办点业务，有人问你“要死还是要活”，你猜想一下自己是个什么表情？
这是银行业的行话，存款分活期和定期，其中定期俗称“死期”。
节省了两个字，生生把人的血压蹿升两位数。
当我得知，“柴氏”指代的是大胡子柴科夫斯基时，一时适应不过来。
你说这让柴姓家族如何是好？
害得每次读到刘长卿诗句“柴门闻犬吠”时，感觉怪怪的。
还有“陀氏”“莎氏”“卡氏”⋯⋯是不是有点玩坏了？
看过一篇文字，有人提出要发展“汉词”。就“发展”举例，这是“两字一词”，说可以取“展”的部首“尸”，下面再写一个“发”，组成“一字一词”。再比如“空白”，“穴”下边加个“白”就可以了。“祖先”，“示”字旁加个“先”就行了。
他觉得，这样一来，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记忆了，用着也方便，还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书写时间和至少三分之一的印刷空间。
还说，“我已向国家汉字改革委员会写信建议，成立‘汉词’研究机构，我乐意去充当打工仔”。
这也叫“创意”？
这些人，太正经，不如我老家的人有幽默感。
不知是个什么原因，在老家，上一辈取名字，喜欢用“滚”字：森滚、星滚、春滚、夏滚、秋滚、冬滚、牛滚、华滚、元滚、林滚、艳滚、花滚、菊滚⋯⋯还有东滚、南滚，但不见南滚、北滚。而且“滚”字身手比较灵活，可以两边自由“滚动”，就拿“金木水火土”来说，有金滚也有滚金，有水滚也有滚水。不过，木滚、火滚、土滚都有的，但不见滚木、滚火、滚土，搞不清是个什么规律。
我哥在乡里的供电所上班，按月收电费。我看他的用户登记表，“滚”字只写右边“衮”字的上半部，三分之二都省了。
还有节省得更彻底的。高中数学老师姓陈，名述道，上课时，渐入佳境，板书的间隙，左手大开，右手紧握成一个结实的拳头。大开的左手用力摩挲这个拳头，拳头随之扭动，就像两个相嵌着的零件在友好地合作，确保机器有效运行。讲着讲着，劲头上来了，语速加快，声调抬高，手与手摩挲的频次与力度也欢了。这么大的动静，惹得我们这些学生听课难免走神。更令人诧异的是，他板书“幂函数”，把下边的都省了，只写一个“冖”，按笔画算，省了六分之五。
当时觉得这也太懒了吧，有损汉语书写的完整性与纯洁性。现在回想，蛮有趣味。同学聚会，也是一则谈资。
老家是个出故事的地方。话说有个屠夫，不识字，平日都是搭伙的记账。一天人家有事，他一个人撑起肉铺子。写数字没问题，卖了多少肉，直接写就是了。“2”就是两斤，“1”和“5”中间按一点，就是一斤半。卖了肠，又卖了肝，问题来了，容易乱。
怎么办？他就画个河流状，中间打个结，这就是“肠”。画个树叶状，中间画几道虚线，有点儿“肝”的意思。
这已经不是省事了，他在创作了，要是如今挂到金碧辉煌的展厅，那就真的是“艺术”了。
《观音寺》，汪曾祺说的是在昆明北郊一所中学教书的事。师生合作演过话剧《雷雨》。演周萍的老兄叫王惠，一上台就晕头转向，站错了位置。导演着急，在布景后边喊：“王惠，你过来！”他以为是提词，就在台上大声嚷嚷：“你过来！”同台的演员当下就懵了：不是这么个套路啊！找不着北。
事儿巧了。我打小也听说过这档子事。
我老家在江西九江鄱阳湖边上，之前叫星子县，现在更名庐山市了，所在的苏家垱乡又划归共青城市了。这里有土戏，叫“西河戏”，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徒弟戏”有师傅传授，台上正式演出，有人光明正大地在一旁专职提词，我们那里叫“报本”，戏班师傅说一句，台上的徒弟唱一句，就像自带回声，或者准复读机。
有一出戏，这个登场演出的，按说要紧冠、捋须，他给忘了。师傅着急，轻声提醒：“紧冠啊！捋须啊！”人家的心思都在师傅的嘴巴上，反应敏捷，无缝对接，很见韵致地跟了一句，“紧冠⋯⋯捋须⋯⋯”师傅当下就懵了：不是这么个意思啊！莫名其妙，台下哄笑一片。传开了，代代传。
据说还是这出戏，唱着唱着停电了。一团黑，戏班师傅朝后台喊：“拿油灯来！”这位的精力还是高度集中，紧跟着念起韵白：“拿只油灯而来！”
细心琢磨，人家还是很用心的。“紧冠啊！捋须啊！”很口语，他没有照搬，而是把“啊”给抹除了，更紧凑，更纯正。“拿油灯来！”属于祈使句，他略加改造，“拿只油灯而来！”韵白的味道更浓了。
得承认，人家还是讲究，紧绷着，始终在戏的状态，一心追求“戏味”。
这是否符合布莱希特的“间离”学说？
汪曾祺写有一篇《川剧》，以为川剧是真正有意识运用“间离效果”的，“不要求观众完全‘入戏’，要保持清醒，和剧情保持距离”。他说看过一个戏，两个奸臣在台上对骂，一个说“你浑蛋”，另一个说“你浑蛋”，帮腔的高声唱道：“你们两个都浑蛋喏⋯⋯”
要这么说，“举贤不避亲”，老家的西河戏全程“间离”。
专人提词、“报本”，就不说了。唱戏的过程中，演员有点小失误，比如帽子松了，胡须歪了，戏班师傅就直接上前协助整理了，而且是穿着便装，大摇大摆，没有什么忌讳的。关键是演员可能就停下来了，任凭戏班师傅处置，戏就中断了。这也没有关系，唱的、听的都不介意。
要说这属于旧制，叫舞台“检场”。新中国成立，推行“改人、改戏、改制”运动，把这个环节给取消了。但“西河戏”似乎免疫了，顽强地将之保留至今。
演戏跟过日子，感觉没有界线，“来去自如”。敲锣的、打鼓的，在戏台的角落坐着。谁家有人登台演出，他（她）的家属亲戚还有个礼节，就是给这些人敬烟，或者是送瓶饮料。戏照常唱，大家在台上来来回回、客客气气，有时还要逗个趣，乐呵乐呵，也是很自然的，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还有小孩子，大人穿着红的绿的在台上咿咿呀呀，他则爬上台蹦蹦跳跳、嘻嘻哈哈，不太过分大家就视而不见，如果幅度太大，还要打打闹闹，就对大人的忍耐力构成挑衅，一把就被拎下戏台。
你可以说这很混乱，但也很热闹。
记得我爱人第一回看西河戏的演出，问：这是在彩排吗？
方言之妙趣
《学话常谈》，汪曾祺寄语写作者，要对各地方言保持浓厚兴趣，“能感觉、欣赏方言之美，方言的妙处”。
谨遵教诲，悉心留意，陡然发现，方言之妙，妙不可言，方言之魅，魅力无限。
夏季的一天，进家门时，汗流浃背。我丈母娘见了，说，“你看你，背了个湿脊梁”。她是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的，跟山西晋城相邻。听她这么一说，我觉得炎热程度降了一截。
还有一回，我家孩子闹别扭，“哼”了一声。他姥姥接话：“你这是耍脾气，用鼻子打人。”鼻子还能打人？有意思。
说完鼻子，该说脸蛋了。人脸上有些黑褐色小斑点，官方说法是雀斑。我们老家的先民没有采纳这么个说法，而是就近取材，名之曰“蝇的屎”。毕竟是鱼乡，麻雀不如苍蝇普遍。是俗了些，但更具体、更形象了。
方言总是可感可触的。
比如，形容一个人身体健壮，我老家的说法是“结棍”。
我远房的一个堂哥患病去世了。我父亲感慨：“那么结棍的一个人，一棍子都打不倒。”
家乡话说“墓碑”，用的是“望山”。墓地多是依山傍水，“望山”点出了画面感和方位感。
喝粥，有时老家人说“吸粥”，并没有什么吸管，而且“喝水”也不说“吸水”，算是“专字专用”。其实，想想，粥真是用来“吸”的，而不是用来“喝”的。
老头子，我们家那边说是“老旦的”。我宁愿相信这跟戏剧里的“老旦”有关。有时逗孩子，特别是缺牙的男孩子，也说“老旦的”。我儿子在缺牙的年龄回老家，他一笑，老家人就说，“呀，一个北京来的缺牙老旦的”。
犯困，打瞌睡，老家方言过滤一道，成了“栽瞌睡”。想着人在公共场合闭着眼睛，神色肃穆，东倒西歪、左一下右一下的样子，用这个“栽”字，实在是妙哉！
方言总是把一个事情搞得很活泛，很有生气。
看到过一篇名为《湖北巴东话ABB型三音格固定语研究》的论文，得知在巴东方言体系，“ABB型”的说法很普遍。比如，“白丽丽”，用来形容动物毛色很白、很好看；“洗白白”，说的是愿望落空，空欢喜一场；性子急，火急火燎的，巴东人说“忙搞搞”；太胖了，怎么说？“胖挤挤”，例句是：“那个人长哒胖挤挤的，身上的肉一堆一堆的。”肉都挤成一团了，肩摩袂接，能不胖吗？
读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说在河北平山县，童养媳用本土方言讲，就是“屯香”。把“香火”屯着，踏实地等着抱孙儿。
“香”字一般都跟女人有关，比如香艳、香闺、香水，这里直接成了女人的指代了。“屯香”就是把女人储备着。男人被储备着就是“储君”，旧时代就是太子。女人被储备着，旧时就是童养媳了。
不过到了如今，在情感领域，被储备着的都叫“备胎”，这个不分男人女人。
随时随地寻找句子
《小说笔谈•语言》，汪曾祺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他举例说明：
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这两句“很好的语言”，估计是他在街上随机捡到的。正如他在《“揉面”——谈语言》中自问自答：“怎样学习语言？——随时随地。”
这的确是个办法。
叶燮在《原诗》中就透露了苏轼的一个秘密，也就是“师四海弟昆之言”。
既然是“四海弟昆之言”，就要用心搜罗。一用心，俯拾即是。
形容一个人犹豫不决，左思右想，朝令夕改，不笃定，应该怎么说？我有次听在老家农村生活的兄长这么说过：
“站一个主意，躺一个主意。”
我外甥写字不太好，让他干木匠的叔叔看见了，一通批评：
“你写的这个字，都要倒在地上了，撑杆不够用。”
传个话，难免要遗失几句、掉落一点，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某个部位描粗描重描黑，反正是走样了。对于这个现象，我老家的乡亲是这么说的：
“一碗水覆不了一碗水。”
老家冬天冷，湿冷。用汪曾祺的话说，“南方冬冷难耐，不如仍到北京吃涮肉为好”。以前，没有什么取暖设备，也没有热炕头。晚上上床，被子是凉的。早上起床，空气是凉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王诗洪就去世了。他留下的一句话，至今经常被家人提起：
“冬天每天人有两死。”
大字不识的一个人，归纳总结却很到位。
我老父亲也大字不识，现在每次回家，他几乎都要跟我念叨这么一句：
“人不能只是盯着脚尖尖。”
转为书面语言，就是人要把目光放长远。
我视之为“家训”。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语言。
有个老太太，名中医。看不惯年轻姑娘为了俊俏疯狂减肥。有瘦瘦的小媳妇来看病，不孕不育。她眼皮一抬，老大不高兴：
“地不肥，怎么长苗！”
后来听说这位大夫平时喜欢读武侠小说。
见过一个人，全程用浓郁的家乡口音吹嘘自己。他说自己开讲座，很受欢迎，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惜他说出来的却是：
“驴鸣般的掌声”。
多妙的一个反讽。只是委屈了现场那些很有修养的听众。
跟一个朋友相见，他的朋友恰好也来了，还是我的江西老乡。聊得欢了，这位老乡开始冲着我冒金句：
“你跟他是好朋友，我跟他也是好朋友，我们俩也要成为好朋友。这样才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估计这位仁兄的语文课是数学老师教的。
跟一位从事宣传管理工作的领导接触过，他用一套“猫狗论”述说着专业的道理。
现在的舆论环境大不一样了。吃公家饭的，八小时内外都要走得直，行得正，不要干些乌七八糟的事，抱着侥幸心理，想着蒙混过关。这么个道理，这位山东大汉脱口而出——
“三个猫，六个眼”。
得知道，身边的“猫”不少，不是一只、两只，不仅在明处，还在暗处。而且三个猫，都很健康，一只猫两个眼，盯得紧，还心怀绝技，手机就是轻便“武器”。反过来说，行得正，走得直，不必心存寂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猫”都看着，心如明镜。
这么说话，不是耍小聪明，是大智慧。
2016年9月底，我到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卓洋乡庄里村采访。村支书周炳耀在抗击台风“莫兰蒂”时牺牲了。出事的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多少年一遇，最大降雨量××毫米，数据确凿。
74岁的村民周传义不关心这些，他说：“你们读书人不是说‘倾盆大雨’吗？那天不是这个样子。要我说，是‘倾缸大雨’！”
当时，电视剧《西游记》中龙王作恶的画面不由得在脑海中闪现了。
女孩子找对象，大致来说，要么找有宝马有豪宅物质条件好一点的，要么找无房无车但情投意合一起看流星雨的；要么找“我爱的”，要么找“爱我的”；要么找老实巴交的，要么找爱折腾的。
有个川妹子问：“你说我找男朋友，是找务实一点的，还是找务虚一点的？”
我当时就给愣住了：还有这么说话的？
真好！
在江西九江的高速路上看到过一块标示牌：
“开车看手机，事故跟着你。”
直截了当，让人瘆得慌。即便是坐车的也乖乖把手机放下，正了正身子。
还有更惊悚的。
从云南昭通市区到大山包景区的途中，有一个“U”形急转弯，侧面就是悬崖。路旁立着一个牌子：
此处翻车
死亡2人
当时我坐在车上，昏昏欲睡，一晃而过的这两行字，猛的，甩来一个耳光。
副词“结实”
我老家赣北的方言很涩的，外地人听着都是懵的。自己说习惯了，也就亲切了。甚至有些字眼还令人着迷，比如“结实”。
“结实”，词典释义有二，即“坚固耐用”“健壮”，都是形容词。但在我的老家，“结实”化用为副词。典型的例子就是“结实好冷”。太冷了，冷到什么程度？用一个“好”不够带劲，再加个“结实”，寒冷的程度给加宽加粗加厚了，冷得密密匝匝、严严实实，横到底，纵到边，不留一丝缝隙。
“风结实好大”“水结实好热”“他的学习结实好厉害”“这个人结实好差劲”“那只牛跑得结实好快”⋯⋯
不承想，在汪曾祺的笔下，“结实”也化用为副词，而且力度更深了一层。
《故里杂记•榆树》，写侉奶奶一年到头，三顿都是喝粥，就着自己腌的、咸得发苦的红胡萝卜。
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不过不是俗常意义上的节日，而是过继给她的侄子“牛”登门之时。侉奶奶都要上街的，切二百钱猪头肉，用半张荷叶托着，再买几根大葱、半碗酱，就着“牛”带来的三斤重的一块锅盔，“娘俩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山东饱饭”。
就“结结实实”，杨红莉分析道，这个字用得“极其准确”。
一则，与照得见人影的稀粥相比，这顿饭本身很“结实”。
二则，传递出两人吃饭时投入专注的神态。
三则，写出了生活的悲苦，“只不过是锅盔、猪头肉、大葱、酱，就足以让辛苦、善良的母子‘结结实实’地享受一回，就足以安慰他们的精神，他们对生活的期待该是多么微渺，他们的生活质量又该是怎样地低劣！”
结论是：“一个‘结结实实’就将一个人、一种人、一批人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准确地传达出来了，同时，将一个丰满充盈的生活世界也暗示出来了。”
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是一台机器，任何一个零部件他都要自个儿设计、制作、打磨、清洗、安装、调试，全方位掌控、全流程参与，就是要让它们个个“生龙活虎”，在各自岗位上“意气风发”。
这就是为何“汪氏机器”运转得水灵、欢快、久远的原因。
卸下千斤担，且忘心事稠
汪曾祺在名篇《受戒》中写道：“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透了。”
这事，曾经每到夏季傍晚，是我的一项规定动作。
牛也知道的，撒欢的时刻终于来了。前往“汪”的路上，起初还有些矜持，悠悠然，低头款款迈步，闲散的姿态，偶尔抬头，望一望落日余晖洒下的金针银线，余光瞄一瞄我这个小主人，“昂——”，尽管劳作一天，身子也乏了，底气略显不足，但还是很有“牛教”。
眼看“汪”就在眼前，顿时就零乱了，脖子是直的，步子迈得急促、密实，打打打打打打打，惹得我手头的牛鼻绳一紧，牧童放牛的传统意境遭遇断崖式破坏，只能跟着跑了起来。
冲入“汪”的那一瞬，一声闷响，天摇地动。浊水混着泥浆，朝“汪”外四溅，蹦得几尺高。“汪”的近处，是备有大石块的。我速速把牛鼻绳系在大石块上，以防它中途逃窜。（要说，这是对牛们多么的不信任！又是多么的不懂“水牛心理学”！）再退至三五米开外，将它的“打滚扑腾”细细地看。
真是享受呵！左边身子来一下⋯⋯起立。右边身子再来一下⋯⋯起立。前腿跪着，闷头冲，撞墙般果敢、刚烈⋯⋯闭上眼睛，晃晃脑袋，狠狠甩个几下子。
“吃——”，一声长吁。
卸下千斤担，且忘心事稠。
夫复何求！
星星点点，咬碎黑幕，眨巴眼睛。
双人徐与言午许
《滇游新记•大等喊》，汪曾祺写了在云南瑞丽一个傣家村寨住了几天的所见所闻。“等喊”是傣语，意思是堆金子的地方。恰好当地有两个寨子，都叫“等喊”，这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就各在前面加上一个字，以示区分：大等喊，小等喊。
此类思维方式，典型的“简单粗暴”，有点欺负人！
我也算个“受害者”。
上小学时，跟同班同学重名了。我年龄小一些。老师先是让我写名字时在后边缀上一个括号，标注一个“小”，字体也要跟着小一号，也就是这个样子，“王国平（小）”。后来觉得麻烦，直接让我更名为“王小国”。直至上初中，那位同名的辍学了，我才重新捡回我的名字。不过，留下个“后遗症”：至今同学相见时，还是称呼“小国”，让我一顿恍惚，缓不过神来。
也有处理得不错的。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就是每年正月有胡集书会的地方。这里有两个村子，一个是“徐”村，一个是“许”村。一个阳平，一个上声，读起来特别是用方言读分不清。
按照惯常的路子，可以从方位入手，东南西北，这个好办。如果要分大与小，则要定个标准。至于怎么定标准，各有千秋。比如，哪个村子的面积大，或者人口多，再不济打一场群架，以拳头定输赢。——那天在北京东花市大街上走着，眼瞅两辆车有了点剐蹭，两位司机竞相大吼，拼着嗓门，肚子都贴在一起了。一骑车的路过，拉车闸，右脚点地，亮起纤细的嗓子：嘿！别介！哥们！这算什么事！打呀！×！右脚收回，用力一踩，走了。
民间处理或大或小的纠纷，办法总是有的，有时还很激烈，放大招。
岳南的《那时的先生》，写了抗战期间一批知识分子流亡到四川宜宾李庄的来龙去脉。说历史上李庄有张氏、罗氏、洪氏三大家族，张家和罗家总是磕磕绊绊，结下梁子，经常口角相向，继而互殴，恩怨难解，无休无止。洪家想着张家顶子多，罗家银子多，就出了个馊主意，“即以武林惯用的华山论剑之法予以办理”。具体方案，就是在李庄对岸桂轮山一个高处平台，张家备好朝廷命官，罗家备好银子。双方向江中扔活人与白银。张家扔下一个官员，罗家扔下一筐白银，直至一方宣布败北才鸣锣收兵。
这就野蛮了。哪知盛气之下，张、罗两家同意了，还真玩起了这个“游戏”。结果张家耍了滑头，令罗家举手投降，从此趾高气扬。
整个看下来有点像民间传说。
汪曾祺写有一篇《水母宫和张郎像》，也讲了一个“不可信”的民间故事。说山西太原有一股很粗的泉水，名为“难老泉”。东边和西边的村子都要饮用这个泉水，怎么分，是个问题。两个村子连年打官司、打架，刀光剑影的。后来一个地方官脑袋发热，熬了一锅滚开的热油，扔进十个铜钱，让两边各出一个人，伸手到锅里捞，哪边捞出几个钱，就分几股水。
——这要是路遥笔下的金富在场，就不在话下了。《平凡的世界》详细写了金富向王满银传授偷盗的功夫：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戳去。每天清早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五百下。一直练到伸出手时，中指和食指都一般齐，这样夹钱就不会拖泥带水。另外，弄一袋豆子，每天两只手反复在豆子中插进插出几百下。练好了基本功，再加码，上更难的，那就是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薄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速度自然就要加快，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能夹出来，就说明功夫到家了。
扯远了，回到泉水的事。东边村走出一个后生，伸手到油锅里捞出七个铜钱。一锤定音，东边用七股水，西边用三股水，认了，不再有争端。
再回到徐村与许村的事。当地有高人支招：一个叫双人徐村，一个叫言午许村。
天下太平。
关键是还有点意思。
桃树•李树•柳树
《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汪曾祺说詹大胖子工作的校园没有多大点，有两棵桃树，两棵李树，一棵柳树。一笔带过，“今日无事”。于我却勾起一段回忆。
早年，家乡有为官的，传言贪腐几乎是“明码标价、公开透明”的。亲属提醒官太太，还是小心为好。官太太不屑，先是谩骂这是没影的事，乱讲的，心术不正，不干好事，看不得人家过好日子，造谣之人，生孩子没屁眼，洗头都要给淹死，走路跌到坑里。有本事来查呀！
中气十足。
再退一步说，家里有大树罩着，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一棵“柳树”，怕什么，冇事，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她的意思是，她家官人的上游，有姓陶的、姓李的、姓柳的帮忙撑腰，总之是“上头有人”。
这是公开警告：少给我捣乱，没用的。
也是自我减压：树下好乘凉，没事的。
坊间女人智慧，地气盛，又直冲云天。
不知道现在这些人都是怎么过日子的。
寿材
《小学同学•少年棺材匠》，汪曾祺写道：走过棺材店，总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别的店铺都与“生”有关，所卖的东西是日用所需，棺材店却是和“死”联系在一起的。别的店铺都是很热闹的，唯独棺材店没法子热闹，过年也不贴春联，“如果贴，写什么字呢？‘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同学徐守廉子承父业，“我觉得当棺材匠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我也说不出来”。
说不好，很复杂。
高中时，跟同学殷宗茂在外租住。小平房，独立的，朝北，就两间，我们占了一间，另一间长期锁将军把门。房东是一位老太太，住的也是小平房，朝东。正值高三，冲锋的架势，沉浸在题海里，早出晚归。
一个周末，天气晴好。南方出太阳，跟北方下雨，都是同等的好事。每家都要趁机晾晒的。老太太挪着步子，往太阳底下搬这搬那。被子，褥子，枕头，陈年的衣物，换季的鞋子，赤橙黄绿青蓝紫。
柜子也抬了出来，以抽屉为单位，依次排开，接受阳光的检阅。纸片，四环素药片，孙辈小时一脸无邪的照片，两三粒葵花籽，一根折断了的香烟，棉签，樟脑丸，缺了牙的梳子，乾隆年间的铜线⋯⋯散了一地。灰尘顺着空气蹦跳不息。——汪曾祺在《最响的炮仗》里是这么形容的：“一片阳光之中，尘埃野鸟浮动。”《落魄》中则说：“太阳如一匹布，阳光中游尘扬舞。”
收拾乏了，还要冲着一个不期而遇的什么物件嘟囔几句：啊哈！躲在这里，害得我寻不到，气死个人！
她还把我们隔壁的门开了锁，看着是要来个底朝天。
我恰好去提开水，一口寿材，直挺挺地冲着我们的床。
“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
空暖壶出，空暖壶进。
殷宗茂“呀”的一声，出门，瞄了一眼，神色惶恐，混杂着肃穆。
当即商定，搬！现在就搬！反正当月房租已经上缴，两不相欠。
年轻人，还是有忌讳的。
老人家可不这么想。
多年后再相聚，这些事自然是要翻出来说说的。同学付典龙接话，说他奶奶听说儿女们要给她做寿材，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选什么木材？选哪个木匠师傅，都要过问的。
杉木？榆木？柏木？还是柏木最好吧？杉木朽得快，榆木容易变形。
要说手艺，还是张家坝的老五数第一，但毕竟是外人，不同姓，就不亲。本家的华仔也不差，看过他给陈家爹打的那口寿材，结实。于是就定下来了。
木匠师傅进门，饮食安顿很用心。问的最勤的是：华仔，嗯欢喜洽么事？（你喜欢吃什么）她知道，把木匠师傅伺候好了，自己的后事安稳了一半。
木匠师傅在厨房一角的八仙桌上吃着喝着，她在灶台前拨弄柴火，拿起干净的锅盖再擦一擦，端详一下搪瓷碗上的花纹，眼神余光却投向八仙桌，随时准备做点什么，比如再盛碗饭、递个水，或者该敬烟了。
木匠师傅吃完了，她才动筷子，端着碗，米饭上横七竖八摞着几片菜叶，到制作现场观摩，眼神放着爱抚的光芒。
有了雏形，还要躺下试一试尺寸大小，亲身感受是不是舒适，跟试新衣服一样，“要得要得！还有么事说的！”应该把隔壁的老姐姐请过来，看看！
一颗赤子心。
巴金《随想录》里边有一篇《怀念方令孺大姐》。其中写道：“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乡下访问时，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农民家里，旁边放着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几天。”
没有什么可忌讳的。
读关于农村空巢老人的纪实文字，作者说到某个村庄，竟然看见老人家跟寿材相伴！大发感慨，对老人晚景的凄冷鞠一把泪，对老人子女一顿声讨与批评。
这就是“想当然”。
读周喜俊的《沃野寻芳——中央工艺美院在河北李村》。20世纪70年代初，中央工艺美院全体师生到河北获鹿县李村接受再教育，其中就有袁运甫。刚到房东家，把行李放下，房东老汉没有寒暄几句，就要给他看件好东西。指着吊在屋檐下的五块板材，自豪的神情：看见了没？这可是啥都买不来的平安梦啊！
在南方城市长大的袁运甫不知这是个啥意思，“经询问才知道，这是为老汉百年之后备下的‘寿材’。五大块板材是用整棵大树破开的，吊在屋顶自然风干，做出的棺材上几层油漆，不走形不裂缝不渗水，连个蚂蚁都钻不进去。对老年人来说，准备好寿材，就没了后顾之忧”。
大字不识的，并不总是大老粗。这东西，是自己的归宿，他们敬称为“寿材”，或者是“喜木”。
袁运甫画了一幅水粉画，《房东家》，五块板材抢眼夺目。
村上春树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汪曾祺还写有一篇《鉴赏家》。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五十岁时，儿子要给他做寿。他不肯，说儿子要是有孝心，就打一口寿材。“这里有这样一种风俗，早早就把寿材准备下了，为的讨个吉利：添福添寿。于是就都依了他。”
叶三和季匋民相熟，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全县第一大画家，并奉为知己，“他把季匋民送他的画都放在他的棺材里”。
不是储物室，是保险柜。
都说，中国人把必然降临的死亡描述与想象得过于阴森、可怖，不如西方人来得坦然、明快。殊不知，真的民间，则是另一个样子。
“老老实实，不装门面”
汪曾祺在《名优逸事》中写到了郝寿臣。说他就任北京戏校校长的当天，拿着秘书拟好的稿子，照本宣科地读了起来。
秘书熟悉“行情”，控诉旧社会梨园行的种种弊端，说不少艺人唱了一辈子，下场是又冻又饿，倒卧街头，一命呜呼。目的很明确，劝导在座的要记得旧社会的苦，要感恩新社会的甜。
说到这里，郝寿臣激动不已，一手高举讲稿，一手指着讲稿，说：“同学们！他讲得真对呀！”
汪曾祺说，这件事，大家都当笑话传。但细想一下，这没有什么可笑的，“这正是前辈的不可及处：老老实实，不装门面”。
读到这里，七上八下。看来，我曾经把一件事给办砸了。
一个工科单位要出一本部门志，我稀里糊涂受邀去参加座谈会，就志书的初稿提提意见。里边就说某年某月要组织召开一个很重要的行业会议，单位专门成立会议材料组，负责起草会议主题报告和有关文件，特别是领导讲话稿，起草小组人员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不断修改完善，多达12稿。效果如何呢？
汪曾祺说，用文笔描绘少女的外形，是笨人干的事。好的办法是“不直接写本人，而写别人看到后的反应，使观者产生无边的想象”。
志书编撰者恰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记载的——某某局长在会场讲到某段内容时，特别激动，脱口而出：“同志们！这段话写得很好，我讲得带劲！”
我觉得这很不妥，有“黑”领导的嫌疑，振振有词地亮出自己的“人生感悟”：有些事，大家心知肚明，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不适合拿到桌面上来说，领导随口说的，不一定要变成白纸黑字，要慎重，要甄别，要斟酌，何况还是志书，这是要把领导往哪里摆？
记得几位起草者埋头奋笔疾书，边听边点头。现在想人家是涵养好，他们的心思哪有这么复杂？或许正纳闷着：事实就是这样的啊！局长就是这么说的，不这么写不就是不尊重事实了么？
“老老实实，不装门面”，汪老爷子的总结轻淡、平常，但深刻如刀。如今，这也是个稀缺，要尊重，要呵护。
当以戒。
有创伤的“贵族”
《傻子》开篇，汪曾祺写道：“这一带有好几个傻子。”
文末说：“北京从前好像没有那么多傻子，现在为什么这么多？”
我在北京住处的附近也有好几个。
一个是卖气球的。小伙子，大高个，立正姿势，站在路边，目光漂浮无着。脚边放着一个包，手举一个气球，男的路过，他说：先生，买个气球吧！女的路过，他说：太太，买个气球吧！人都绕着走，边走边回看，表情复杂。
冬季有一回见他时，裤裆已经湿了一片，瑟瑟发抖，依然在喊：先生，买个气球吧！
一个走路不顺当，口齿也不清。经常坐在公交车站旁的椅子上，大声嚷嚷，自己跟自己说话，一浪高过一浪，越说越生气，抡起拐杖砸得广告灯箱“咣咣”响。
车站旁有个修自行车的摊点，这时修车师傅都要吼一声：嘿，别砸了，嘿！他就停手了，乖乖地低头，轻声嘀咕，酝酿声浪，渐次加码，“咕噜咕噜”往上涌，眼瞅着到了爆发点，又动手了，“咣咣，咣咣咣，咣——”
修车师傅正跟豁嘴老头下棋，“车”快保不住了，心急，大喝一声“嘿！”嘎嘣脆。又静了下来。
一个是在小区里住着的。总是穿着一个肥大的白背心，胡子拉碴，脖子上挂一牌子，上写有家人手机号码。牵一条小狗，在院子里四处巡察，见谁有空就聊几句。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边说事儿，脏话顺口滑溜而出，说上一通，末了不忘缀上一句，“你知道吧？”
小区业主停车不顺畅，他顺畅地介入，很热心，“左⋯⋯往左⋯⋯×，使劲呀！⋯⋯多了！⋯⋯再来！⋯⋯×，行不行，您哪！⋯⋯停！×，真‘面’！”
谁非过客，他是主人。
还记得老家有一个。小时，在乡村引发孩子集体兴趣的，除了追赶路过的汽车，还有就是他的出现。
孩子们喜欢围观，他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当然会保持适当距离。他烦躁了，就掉头来追赶，孩子们“呼啦”四散，慢慢又聚拢在一起，像是在玩一个游戏。
课间他冲到教室，在黑板上端正地写下三个字，再把黑板擦往桌上严肃一拍，凶巴巴的样子，开始上课：
“跟——我——读——周——慧——敏——”
他说周慧敏是他的“浑家”。
后来再也没见着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当时不知道还有“一期一会”的说法。
李修文在《山河袈裟》里边说：在这世上，我们总是只能用扭曲和诋毁当作武器，才能最终完成对不能理解之事的命名。
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他们盖上“傻子”或“疯子”的戳印，再往床上一躺，享受着当正常人的快感与满足。
幸好，总是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
美国摄影家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喜欢拍摄“怪人”，她为这些人身上的某种特质着迷：
就像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人物，拦在你面前，让你回答一个谜语⋯⋯大多数人都在“恐惧未来会有什么创伤”的担忧中生活，而怪人天生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所以他们是贵族。
1808年1月22日，当拿破仑践踏欧洲版图，正在穿越葡萄牙边境线时，葡萄牙王室仓皇出逃，场面混乱如疯人院。率先迁移的玛丽王后脑子不太好，她反而劝告大家：“别跑得太快，好像我们是逃跑似的。”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评点道，这是“那个疯人院里唯一的一句清醒话”。
所谓的贵族，还不如有创伤的“贵族”。
这些人，有时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
可惜，他们的命运和生活时有令人唏嘘之处。
老家还有一个，轻微的病，后来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了。但是方圆都知道有这么回事，讨不到媳妇。他有个妹妹，很好的一个姑娘，放出话来，“哥不娶，妹不嫁”。如果哪一家也是兄未婚妹未嫁，那就互换好了，她对男方不设防。
上次回家，听说没有后续。
现在九月中旬了，老家的天还热着，三十度以上。
五行八作的柔软处
《唤车》，写于1942年。看22岁的小伙子汪曾祺是如何写一个人力车夫的：
一早上，车夫拉了车出去。火车站，旅馆，人家，街，巷，全城到处跑。“车！”——“哪里？”——“×××”，立刻，他心上画出一条路线，从哪里，穿过哪里，拐弯，到了。“请坐！”车上是各样的人，各种东西。那是车夫所不计及的，他只是依自己的习惯，一拉起车杠就走，路上有人注意车座上一个女人的眼睛，或因为车板上一筐橘子，而想起已经秋深了，这样或那样都与他无关。他从不回过头来看一看，倒是此外从身边经过的事事物物，有时，画入他脑子里。留下个影子。
汪曾祺是一个旁观者，顺着车夫的行踪，一路进行忠实的记录。他更是车夫本人，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工作的习惯，内心的波澜，端了出来。所以，我们读到的，是车夫这个群体源自心底的声音。
有的职业，不打眼，不声张，却有着撼人心魄的柔软处。
一次，在西安至北京的高铁上，身边坐着一个姑娘，很大方，自来熟，说自己是足疗技师，陕西有个姐妹结婚，她强行向公司请假，来见证幸福时刻。
她说店里有一套规定，一条一条的，很细。比如，你今天给顾客——她说的是“贵宾”，进门的，不认识的，都是“贵宾”——做了个足疗，人家很满意，记下了你的工号。下回人家再来，提前给店里打电话预约，或者进门时直接报你的工号，这样你就可以多拿10块钱。也就是回头客。有时忙，一个晚上连轴转，要给六七个人做足疗，客人跟流水一般，没有什么印象。而且，人家半躺着，她低头专心捏脚，偶尔聊一下你是哪里人，多大了，一个月能挣多少，再谈几句当日的天气，就无话可聊。有的客人实在乏了，鼾声大作。她一声不吭，按部就班，埋头干活。
有时来了回头客，看着脸庞、身形，完全记不得。但自己的基本情况人家是熟悉的，看来必定有过一面之缘。但“彼”知“己”，“己”却不知“彼”，信息不对等，处于弱势。
当人家光着脚，伸到手边，她捏了几下，记忆复苏，想起来了。都说识人主要看脸、看五官，甚至传言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但于她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认得这只脚”。
她说完，望向窗外。
我看不见她的眼睛。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郑州东站⋯⋯”
岂有此理
汪曾祺对“岂有此理”很有感情。
《岁朝清供》：“在安徽黟县参观古民居，几乎家家都有两三丛天竹。有一家有一棵天竹，结了那么多果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初识楠溪江•传家耕读古村庄》：“芙蓉是灌木，永嘉的芙蓉却长成了大树，真是岂有此理！”
《天泉洞》：“泉来天外，天在地底。千奇百怪，岂有此理。”
有点耍性子、闹脾气了。
不过，有一次却是严肃的。
《悬空的人》，汪曾祺写的是他在美国时跟两位黑人学者交流的点点滴滴。最终的感想是：“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
文末，提及在美期间，听说有一个留学生叫嚣自己宁愿在美国做狗，也不愿意做中国人。
“岂有此理！”
汪曾祺怒了。
他有篇文章，题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是一个中国人，说你千遍也不厌倦。
2005年8月中旬，我还在读着研究生，到京城的一本国际时政杂志兼职实习。偶然看见一条消息，说中日大学生要在北京搞一次交流活动。经杂志社同意，我前往跟踪采访。
最大的感觉是，两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办事的认真程度上有不小差距。
前期筹备阶段，双方约定就中日关系开展问卷调查，会上公布结果。日方学生拿出的调查报告很精致，内容丰富、饱满，只有两张A4纸，双面打印，安插了不少图表，还是彩色的，一目了然。而中方学生的调查报告没有图表，字体斗大的四号，很生猛，还是单面打印，没有干货，但一份报告耗费了四张A4纸。
跟参会的一位中国大学生私下聊天，他说日本学生很细心，一看就是有备而来。虽然活动是在中国举行，但整个局面基本上由日方学生掌控，包括说什么、做什么。按照约定，双方要进行民俗展示，日方学生给每个中国学生准备了一套和服，而且数量刚刚好，然后带领大家逛庙会似的一个接一个地玩日本传统游戏。而中方学生除了耍几下武术套路，就剩下包饺子了。
离开时，跟一位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同路。他是随团翻译，准备跟在北京生活的家人见面。他说这还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探亲时间，经过日本学生集体举手表决，而且只有两个小时。
我问他留学期满有何打算，他说争取移民日本吧，拿到了日本国籍在两边跑更方便些，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愣了，苦涩地笑了笑，说：跟你不一样，与骆驼相比，我更喜欢马！
他一愣。
岂有此理！
北京！北京！
《晚饭后的故事》，写学唱戏的郭庆春跟许大娘家相熟，特别是和她女儿招弟，年幼时玩游戏，“谁输了，就让赢家弹一下脑绷，或是拧一下耳朵，刮一下鼻子，或是亲一下”。大了一些，不再这么玩了，“有时眼对眼看着，看半天，不说话”。后来，他倒仓没有倒过来，形势也变了，只好拉菜车、卖西瓜、卖柿子。许大娘也搬家了，搬到哪里，他也没打听。
“北京城那样大，人一分开，就像树上落下两片叶子，风一吹，各自西东了。”汪曾祺写道。
陆游有诗：“水流云散各西东。”
曾经耳闻，有外地的中途来北京工作。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感受如何，答：“地面大，人情薄。”这么一个城市“巨无霸”，都是陌生人，人来人往，擦肩而过，留不下印痕。
又耳闻，一位福建籍的文化人客居京城，生命垂危，梦回老家，呢喃自语：福建人，亲！
人生终点，老人家流连于彼此相熟的那份浓郁的烟火气。
出差，到县上，进小超市购物，跟店主闲聊，冷不丁就送上一句：你是外地的。
是肯定句，不是疑问句。
开始很惊讶：你怎么知道？答：一看就是外地的，不认得。
——汪曾祺的《皮凤三楦房子》，写了一个修鞋手艺人高大头，戴着一副黑框窄片花镜，在大街上干活，连头也不大抬，“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
在北京街上与熟人不期而遇是奇迹。记得一回，坐地铁在北京西站下车，从地下转到地面，去赴一场小型聚会。路过一个落地玻璃快餐厅，听见“磅磅”的敲玻璃声音，急切，沉闷，欢快，五味杂陈。
讶异地抬头一望，一张熟悉的脸。大学同窗周枫，来自河南焦作的一个无法无天的胖子，拉二胡的，睡在上铺的兄弟。七八年未见，脸蛋又胖了一圈，轮廓依然在。他在兰州任教，领着学生到天津参加比赛，在北京中转，也就一个多小时的富余时间，居然遇上了。
两个男人，喊着对方的名字，一个大大的拥抱，眼神里有异样的情绪在流动、在升腾。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有几人知晓，两片叶子，风一吹，各自西东，再一吹，又落在同一棵树根下。
话说，这也是北京的迷人之处。
后来的日子，郭庆春不仅偶遇了招弟，还偶遇了她的女儿。“北京城并不大”，汪曾祺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