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家豆腐店的女儿》，汪曾祺写道：豆腐店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干了这一行也只有一直干下去。常言说：“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磨豆腐。”

这话有意思。

“黑夜”限定了环境。白天那么忙乱那么火热那么麻辣，脑袋都是短路的，只好乖顺地跟着螺旋转，哪有时间与心思去盘算沉重一点的话题。黑夜就不一样了。黑夜有多黑，就像永远有多远，静谧、安妥、辽阔、曼妙。

老人常说，白天做不到的事，夜里能做到。

夜里，是一个可以任性铺张的空间，也是一段沉潜着暗力量的时间。

白天哪懂夜的黑？黑夜有撩人的妖娆，有呼吸的自由，有思绪的远眺，有梦境的迷离。

于是，郑板桥惯于在黑夜向内用力，思量绘画的义理：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李白画风大变，挂念在黑夜里怎么个玩耍：

“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李清照则是“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闺怨一整天了，还在为“酒意诗情谁与共”而神伤，空对孤灯，剪弄灯花，百无聊赖。

可惜，卖苦力的哪来这般兴致。黑黑明明讨生活，为“柴米油盐酱醋”冲锋陷阵，“茶”都顾不及喝一口，直至夜深才得以喘口气，捋一捋漫长人生的“子丑寅卯”。

再说“千条路”。当然是夸张，道出的却是思量的广度，思维的臂长延伸的宽度。到底干点啥把剩下的日子对付过去呢？

孔子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哪两端？上下、左右、前后、正反、表里、始终，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脑海中“过电影”，又不得不一个连着一个地自我否定。这个似乎有点眉目，兴奋被点燃，但旋即发现纯属异想天开，自己都要笑话自己，微茫的希望熄灭得干脆利索。一声叹息。继续辗转反侧，眼睁着把出口寻。上半夜为自己想，下半夜替别人想，想来想去一锅粥。

月无华，星已坠，彻夜无话。天蒙蒙亮，东方现鱼肚白，一脸倦容愁绪，顶两个熊猫眼圈，“清早起来”，涛声依旧。

我之生活，概也这般，“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写稿子。”

其他人呢？想来也差不离：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把街扫。”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上学去。”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开出租。”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送快递。”

“黑夜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依旧是科级。”

《故里三陈》，打头的是“陈小手”，男性产科医生。汪曾祺写道，这人手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柔软细嫩，专治难产。

有一年来了联军，驻扎在一个寺庙里。团长的太太要临盆，怎么也生不下来，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陈小手进了寺庙，团长正在团团转，直愣愣地喊话：“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陈小手真有一手，虽然“筋疲力尽”，还是一举拿下。团长添了个“男伢子”，摆了一桌酒席，并掏出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一边说“太重了、太重了”，一边还是揣上告辞，“得罪！得罪！”出了寺庙，跨上白马，绝尘而去，想必路上在想：只有经历过急难险重考验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哪知团长掏出枪来，“当当当⋯⋯”了却了他的性命。说：

“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

分段，另起一行，汪曾祺续上一句，“团长觉得怪委屈”。结束了。

陈小手不明不白。

再说，明白了又如何？

所谓命运，不过是指缝间一粒沙。

见过一种零食，叫“树上干杏”。这杏熟了也不掉落，直接在树上风干，产自新疆伊犁霍城县，元代这里是阿力玛里古城。

说是1218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至阿拉山口，部队染上了不明疾病。随军医生没法子，贴出悬赏布告，向民间征集方子，允诺能治病的赏牛羊各百只。

阿力玛里部落的一位商人恰好在阿拉山口跑生意，揭下布告，说有一种野杏，不仅能治好这怪病，常年食用还可长寿。获悉这么好的消息，成吉思汗来了精神，一举把阿力玛里部落攻下，强迫百姓交出杏干，供将士治病。这些当兵的每天每人食用10枚干杏，过了一段时间，发现确有疗效，强身健体，士气大振。从此，杏干姓了“皇家”，百姓不得吃食。

商家很直白：你瞅瞅，“树上干杏”有历史，有故事，营养还出奇的好，更重要的，曾经的贡品，天上之物，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买买买！

我想着的是，汪曾祺笔下的故事与“树上干杏”的传说，一呼一应，说着什么道理。比如，权势的脾性不可捉摸。比如，命运之手对人的调控与戏弄。

那个商人，或许为了“牛羊各百只”（想起团长拿出的二十块大洋），或许纯粹一片菩萨心肠，送上“锦囊妙计”。结果呢，自己的部落被“一锅端”，人亡家破，世代受辱。

劫难降临之际，他的父母呢？妻儿呢？

他是在混乱现场目瞪口呆亲眼见证，还是生意归来满目疮痍不知缘由？

真令人操心。

这个商人，生不如死，还不如陈小手。

《笔记小说两篇•捡烂纸的老头》，故事的地点在北京虎坊桥一带，具体来说，是一个平民化的清真馆子，烤肉刘。汪曾祺一一介绍了光临这个馆子的老主顾，另说还有一些流动客人，有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这个馆子，既生猛，又有烟火气。

女人敞开怀喂奶，是伟大母爱在发光。男人剔牙，是个大场面，颇为可观。

在云南大理古城偶遇过一个店主，卖眼镜的。汪曾祺有篇小说，《卖眼镜的宝应人》，大家知道他姓王，宝应人，就顺口喊他“王宝应”。那就姑且喊这个店主“王大理”吧。

见着时，王大理正在躺椅上舒坦，咧着嘴，牙龈外露，左手执牙签，在左侧的牙齿下端部位卖力地捣捣捣，那个力度，尽管“咔嚓”声是听不见的，但感觉是存在的。

好一阵子，再撤下牙签，上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并肩作战，冲着同一牙齿部位揪揪揪。这个阶段，手指甲是主要工具。看脸上表情，有些杠上了：小子，你在哪儿呢？躲！躲！再躲！×！看你再躲！

你追我赶捉迷藏，施工暂告一段落，撤出手指这等设备，放在眼下验证成果，很遗憾，好像一无所获。合上嘴巴，腮帮鼓起，又使劲地嘬嘬嘬。

折腾下来，也不知战绩几何。

反正先是疲了，王大理瘫坐着。长吁一口气。

这自然不雅。却又冒着热气。

况且，我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下来的。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说沈从文有个习惯，喜欢在读过的书上写两行题记。有时记个日期，说说当日天气如何，有时也发一点感慨。比如，他在一本书的后边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让汪曾祺纳闷不已，“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才子多情，一缕幽思，雪泥鸿爪，飘过心际。

25岁时，汪曾祺写下《花园》：“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息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的飞在墙角花阴，不知甚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看来，师长的“衣钵”，他是囫囵吞下了。

莫名的难过，怎么破？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漂亮的女孩子都已成为漂亮的外婆和祖母。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难过。人生就是按照诗的安排过下来的。”

——跟他们俩都有过深交的黄永玉，以诗的语言作答。

《八千岁》，汪曾祺写了一个米店掌柜。每年他到底要过手多少稻子，他从来不说，但是这瞒不住人，包括同行、邻居，尤其瞒不住挑夫的眼睛。因为这些挑夫给各家米店挑稻子，一眼就可以估摸出哪家的底子有多厚，“他们说：八千岁是一只螃蟹，有肉都在壳儿里”。

把肉藏在壳儿里，是螃蟹的能耐。但“蟹算不如人算”。

可惜，人有时偏偏要学螃蟹。

新闻界老前辈范敬宜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期间，坚持写值班日记，出了一本《总编辑手记》。1995年4月4日，他写道：当日有个二三百字的短新闻，是夜班编辑从一篇千余字通讯中截取下来的一个小镜头，“成了一条鲜活的小鱼”。

范敬宜评点：“我们有的同志写稿，最善于把肉埋在碗里，而不愿意把它挑出来加以突出，总是舍不得，结果珍珠被埋没掉了。”

这则日记的标题是《把埋在饭碗里的肉挑出来》。

《皮凤三楦房子》，汪曾祺写了一个省报下来的记者。

他原本是来了解当地秋收分配情况的。但谭局长以为他是来调查自己修盖私人住宅一事的，于是让人接二连三地上门，告诉这个记者没有那回事，纯属造谣中伤。

送上门的线索，引起记者的兴致。着手调查，发现是条大鱼。就以“本报记者”名义发回报道。一经发表，全城轰动，“很多居民买了鞭炮到大街上来放，好像过年一样”。

这个记者不赖。

刘醒龙的小说《天行者》也写了一位省报记者，还是高级记者。界岭小学教师张英才向报社投寄了一篇《大山•小学•国旗》，这位记者被委派到学校核实情况。实地考察一番，他被震撼了，拍着胸脯保证：“如果这样好的事迹都不能用在头版头条位置上，那就不是新闻而是丑闻了。”校长余实认定这是个假记者，“记者是无冕之王，就是刮十二级大风也吹不来，不请自来的全是清一色假货”。结果张英才的文章确实在头版发表了，但不是头条。头版头条是呼吁大力发展养猪事业。

教育重几许？版面语言作了解答。

这个记者是尴尬的。

还是刘醒龙，小说《蟠虺》。青铜器研究权威曾本之收到一封用甲骨文写的信函，署名“郝嘉”，可是这个人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曾本之没有在意，认为可能是媒体精心设计的某个娱乐陷阱，“现在的新闻界没有文化记者，只有一群接一群的狗仔队”。

一群记者要反思。

《王全》，说“我”到农业科学研究所没有几天，业余剧团的小张拿着自己写的快板，请他提意见。这个名叫《果园奇事》的作品，讲的是所里单株培育的各种瓜果“大王”，有一颗大牛心葡萄掉在路边，恰好一个眼睛不好的工人走过，以为是一只马的眼珠子掉下来了，大惊小怪起来。

“我”说最好能写一个具体的人，眼睛当真不好的，这样更有效果。哪知道大家一起哄叫起来：“有！有！瞎王全！他又是饲养员，跟马搭得上的！”

“我”又说这得问问他本人，别到时候上台数起来，惹得本人不高兴。

正说着，有一个很粗的，好像吵架似的声音在后面叫起来：“没意见！”原来这个人就是王全。

在新闻学上，这就是“知情同意原则”。

教材上的解释是：

进行采访时应确保当事人对事情知情并且同意。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要告诉受访者，采访报道可能对其学习、工作或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确保其知情和同意。

这也涉及另一个原则，就是“减少伤害原则”。

操持文字的，或者拍摄影像的，涉及具体的真人真事，不能你酣畅快活了，却把别人的生活闹得一团糟。

美国的芭芭拉•艾伦瑞克著有《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服务女生》。在序章，她就特别声明：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本书中所有名字和个人细节都经过更改，包括所有同事和出现在计划中的其他人士，以便保护他们的隐私。我也更改了大多数的工作场所名称及其确切地点，以便更确实保证我所遇到的人们身份不会曝光。

这还不够，或者说不放心，行文中屡次明示：

老果园海滩镇上的格林伍德公寓（假名）推出一周租金65美元的公寓⋯⋯

在此我连驾驶员的名字也不想指出，以免即便是假名，还是因为一些蛛丝马迹而猜得出是谁。

1969年，美国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到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对当时还处于采集狩猎社会的昆人（!Kung）进行一系列跨学科的田野研究，并写就《妮萨——一个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

在“序言”里她明确：“为保护传主及其他人的隐私，本书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均为化名。”

在“致谢”部分，她说要特别感谢那些跟自己分享了她们生活和跟自己合作过的昆族女性，“我本想道出真名感谢，但这就不免会暴露她们的隐私”。

还声明自己在跟昆族人交流时表达过这么一个意思：“只要我在这里或者重返这里，所谈的一切都守口如瓶。但我告诉她们，我将跟自己国家的人分享这些故事，让他们知道她们的生活。”

什么是行事周全，怎样才是尊重人，这就是。

中国的纪实写作，包括新闻报道，多数时候不太在意这些，显得蛮横、冷漠、粗陋。

也有例外。2013年12月28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播出《性侵犯：隐蔽的罪恶》。说的是几个成年的小伙子站出来，公开曝光幼时遭受男老师性侵的事实。节目刚开始，镜头远远的，两个人坐着，女记者的面目比较清晰，对另一个男人镜头刻意保持着距离。他们俩开始说话了：

问：我们的采访可以开始了吗？

答：可以了。

问：你确定自己想好了还是露面接受采访？

答：是。

问：你犹豫了一段时间，来考虑到底要不要露面接受采访，你的顾虑主要是什么？

答：主要是担心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原来是受过这样一个侵害的人，会不会对我的个人生活带来一定的干扰。

问：那为什么最后还是决定我要面对镜头来讲这件事情？

答：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超越了个人的影响。

不少的新闻学教材认为，记者要搭建一个自如的谈话场，聊着聊着，就进入采访的具体情境，最笨的，就是以“我们的采访可以开始了吗”之类的话开场，迫使人家把腰板挺直，拉进那个叫“采访”的特定情境，不得不让人端庄、警惕起来。好好的气氛顿时给糟蹋了。

我要说，这里以“我们的采访可以开始了吗”开场，再也恰切不过。

这是在给采访对象以明示：请注意，镜头开着呢，如果想拒绝露面还来得及。

向参与这期节目制作的所有人点赞！

《王全》写于1962年。为汪曾祺鼓掌！

不过，他也没有把这个事干彻底。

1981年6月7日，他给同学兼好友朱德熙写信，说自己刚写了一篇反映联大生活的小说，就是《鸡毛》，“想让你审查一下”。小说写了一个偷鸡的学生，曾经给一个女同学写了情书，随信附上金戒指一枚。这个女同学不仅把情书公布了，还把金戒指钉在布告栏展览，“这件事是实事，联大很多人知道。我怕小说发表后，为此公所见，会引起麻烦。但是，听说你到密云去出试题了，而索稿者又催逼甚急，只好匆忙寄出，文责自负了”。

可惜了，要走一百步，已经走了九十步，停了下来。

催稿再急，不如捍卫人之尊严事大。

《鸡毛》，说西南联大新校舍住着一位文嫂。她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而是一个住在校园里的编外之人。

这个新校舍，择的是昆明大西门外的一片荒地，原来住着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学校征地，动议大家搬迁，补偿金是要出的，保证逐个安顿好了。进展不错，但还是有例外。“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说什么也不搬。她说她在这里住惯了。”这在理，但还是有些不讲情面。

文嫂成了“钉子户”。

看看联大当局是怎么处理的。先是态度很明确：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这是前提。退一步想，也是个头疼，她的两间草屋，破烂，“不当不间地戳在那里，实在也不成个样子”。新校舍建筑虽然也简陋，但是经过土木工程系名教授设计过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间利用十分合理”。这么一个环境，两间草屋有碍观瞻。怎么办呢？主其事者就跟文嫂商量，草房还是拆了为好，另行盖一间，许诺质料比她原来的要好一些。文嫂是通情达理之人，同意了。不过还是有诉求的，她想再添一个鸡窝。答复是“那好办”。

胳膊竟然拧过了大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任何人都是需要尊重的；

二、遇事要有大的格局，放长远眼光；

三、还是要沟通，坐下来，好好说话，交交心；

四、人还是要讲道理的，有问题要放在“理”的轨道上来解决；

五、要允许每个人有基于自己立场的合理诉求。

——汪曾祺写有《云致秋行状》。说当时京剧演员扮戏，都已经改用油彩了。但云致秋坚持用粉彩。这属于标新立异、标旧立异，还是玩世不恭？都不太像。汪曾祺站出来替云致秋做了一个解释，亦可视为对大家的一个忠告：

致秋是个凡事从众随俗的人，有的时候，在无害于人，无损于事的情况下，也应该容许他发一点小小的狂。这会使他得到一点快乐，一点满足。

汪曾祺对国人心态的捕捉与描摹，精准而灵动。

《黄开榜的一家》，日子不好过，无隔宿之粮。平常尚可，凑合着对付，要是赶上连阴下雨，特别是大雪天，那就真是揭不开锅了。这个时候，黄开榜两口子就吵架，“黄开榜用棍子打老婆——打的是枕头”。这是吵给街坊四邻听的，告诉大家：我们家没有一颗米了。紧隔壁邻居丁裁缝就倒了一升米，再跟邻居“告”一点，给黄家送去，这才天下太平。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为填饱肚子的事，《安乐居》里的老王也犯愁。不过他使的可不是“苦肉计”。

老王曾经是扛包的，同理，平常好办，就怕下雨，“赶上连阴天，惨啰：没活儿。怎么办呢，拿着面口袋，到一家熟粮店去：‘掌柜的！’‘来啦！几斤？’告诉他几斤几斤，‘接着！’没的说。赶天好了，拿了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为人在世，讲信用：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少！⋯⋯”

多干脆，人来了，拿着面口袋，喊一声“掌柜的”，话只说半句，不必再言语，彼此心里跟明镜似的，该干什么，按规矩来。

从旁道或看似无意间把信息发出，尽管难免艰涩，但心知肚明，知音是在的。就像一起玩个游戏，合作者有着等同的文化心理和思维路径，是熟悉规则的，嗅觉也灵敏得很，“会来事儿”，对信息内容照单全收，而且还能逐一解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对信息传递过程检修补漏，再及时做出反应，给予恰当反馈。信息沟通的一个闭合过程，一步不落。

再看一例。

《故里杂记•李三》，汪曾祺写的是一个地保，也是个更夫。一看谁家失火了，他就拿起更锣，用一个锣棒使劲地敲着，没命地飞跑，嘴里还大声地嚷叫。一坊失火，各坊的水龙都要出动，这是规矩，同舟共济。待事态平稳下来，李三相机行事。如果这一家损失不大，他就跑去道喜：“恭喜恭喜，越烧越旺！”如果这家烧得片瓦无存，他就向幸免殃及的四邻去道喜：“恭喜恭喜，土地菩萨保佑！”他还会接着感慨一句：火势没有蔓延，也多亏水龙来得快。言下之意，他是有功的。听话的人并不是傻子。于是，李三没有白忙乎，“总是能拿到相当可观的酒钱的”。

一点儿颜面与尊严留住了。

“凡事有个面子，人是为人活下来的。”《最响的炮仗》，汪曾祺写道。

直愣愣地挑明了，就没有味道了。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

《觅我游踪五十年》，说昆明翠湖近西岸有个圆圆的小岛，“我”曾在一个月夜和两个女同学到岛上去玩。岛上没有什么景点，平常也不见游客，晚上更是阒无一人，很幽静。

不料来了一队警备司令部的巡逻兵，一个班长，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半夜三更，你们到这里来整哪样？你们呐校长，就是这样教育你们呐！”语气粗野狂妄。

“这不但是煞风景，而且身为男子，受到这样的侮辱，却还不出一句话来，实在是窝囊。我送她们回南院（女生宿舍），一路沉默。这两个女学生现在大概都已经当了祖母，她们大概已经不记得那晚上的事了。”汪曾祺写道。

这里的“我”，应该可以等同于汪曾祺本人的。

如果成立，这么坦诚，难得。毕竟是一桩糗事。

我们习惯了掩藏、包裹自己。

《灯下》，汪曾祺早期作品，写了一群人围着店堂海聊、打趣，谈点“新闻”。难免冷场，活跃分子开动脑筋，想着新的话题，不至于让气氛肆意下沉，“大家都尽可能的说别人的事情，不要牵涉到自己。（自己的甘苦，顶好留到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一个人说说去）”。

说别人总是安全的，也是有快感的。

实在要牵涉自己，那就把“甘”拎出来，浓妆艳抹，热热闹闹，歌舞升平。

至于“苦”，先含着，吐不掉，就静悄悄吞下去，侵入血液，渗入骨髓。

周杰伦唱：“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

俗话说，报喜不报忧。

积极地看，这是好心，也是好意。但转眼一想，“忧”并未稀释、流失，反而正在生长发芽，以待时机，各个击破，横扫千军。

能不能活得坦荡一点？

《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马驹子”丁贵甲是个无事忙，精力过剩，不找点什么重实点的活儿消耗消耗，就浑身不舒坦。要说冬天刨冻粪，最费劲了，他倒是愿意揽这个活。使尖镐对准一个口子，憋足了劲：

许一个猪头——开！许一个羊头——开！开——开！狗头也不许了！

这是哄石头的。汪曾祺有注释，说这本来是开山石匠的行话。在石头未破开前许愿：如果开了，则用一个猪头、羊头作为“贡品”；但当真开了，则不管不顾了。

不厚道。

过了30多年，汪曾祺另写一篇《公冶长》。说这个人懂鸟语，乌鸦对他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个虎拖羊。你吃肉，我吃肠。”他试着到南山一看，果然。不过，他把肉弄回家吃了，却什么也没有给乌鸦留下。

过了几天，乌鸦又喊了一遍。经验告诉公冶长，好事眼看着就来了。到了南山，只见了一具死尸。正准备抽身离开之时，走出几个差人，一顿暴打。这个事说不清楚，民不告、官不理，就不了了之，公冶长生猛地吃了个哑巴亏。

这回公冶长不再承认自己有这个绝活，“人话我都听不懂，懂得什么鸟语”，尽管不乏激愤，但毕竟老实了。

万物不可欺。

“尔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负。”

这是南北朝时期八十岁的阎姬在家信中对儿子宇文护的叮咛。

宇文护，北周权臣，三次弑君，权倾朝野。

沈先生曾说过，对于兵士和农民“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温爱”，我觉得提得很好。他不说“热爱”，而说“温爱”，我以为这更能准确地说明作者和人物的关系。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

《两栖杂述》，汪曾祺这么说着沈从文，其实又在说着自己，“夫子自道”。

汪曾祺笔下的人，还有生灵，不少被他那温爱的眼光抚摸过。

《鸡毛》，文嫂养了一群鸡。傍晚时分，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进窝时还有个仪式，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些鸡还要两脚并齐，站在门坎上，再向前一跳，“这种礼节，其实大可不必”。

鸡有鸡的礼数，老虎有老虎的情怀。

《虎二题•老虎吃错人》，有一段老虎的内心独白：

老虎吃人，本来不错。老虎嘛，天生是要吃人的。如果吃的是坏人——强人，恶人，专门整人的人，那就更好。可是这回吃的是一个穷老奶奶的儿子，真是不应该。我吃了她儿子，她还怎么活呀？老奶奶哭得呼天抢地，老虎听得也直掉泪。

善之德，闪光亮。

不都是这么温顺可亲，也有调皮的。

1946年的《复仇》：“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

还有惹人烦躁的。

《昆虫备忘录•花大姐》，说“花大姐”瓢虫分两大类。一类吃蚜虫，是益虫；另一类吃马铃薯的嫩叶，属于害虫。他就禁不住要做思想工作了：“我说吃马铃薯嫩叶的瓢虫，你们就不能改改口味，也吃蚜虫吗？”

是不是有点像中学老师的口气：我说你们这几个叽叽喳喳说话的，就不能学学人家×××，认真听讲，也考一百分吗？

一切景语皆情语。生灵被人性普照，皆因人在发光。

2017年1月24日的《人民日报》有个标题，《蜜蜂之于我们，不只一罐蜂蜜》。这个道理，汪曾祺懂。

《寒夜》，是他21岁时写下的。开篇，他就关心牛的“人生”。说冬天来了，牛应该有一份休息，“卧在温暖牛房的温暖稻草上咀嚼些往事去，（谁知道是些甚么事呢。）”顺带还关心起“风”来，“车棚到这时候也应该让流浪的西北风来寄寓了”。

《王全》，说起牲口，王全都是这个味儿：“人家孩子快下了，别叫它驾辕了！”这个地方有个习惯，管小猫小狗、小鸡小鸭，都叫“孩子”，甚至还包括小板凳。

风，小板凳，无生命之物，都有着温热的灵气。

王安石有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一片碎瓦，也是有灵魂的。

《塞下人物记•陈银娃》，汪曾祺提醒读者：采石的山头已经劈去了半个，露出扇面一样的青灰色的石骨，间或有几条铁锈色蜿蜒的纹道，“这石骨是第一次接触空气呀”。

真正的有心人，盘算着石骨的履历，惦记着石骨的呼吸。

我又想，《受戒》问世时，眼看着一股清流汩汩而来，当年那些有幸读着的人，是不是也有这般温热的欣悦，“这小说是第一次接触空气呀”。

《旅途杂记•兵马俑的个性》，说兵马俑多是直立着的，两脚微微分开，和后来的“立正”不同。大概当时还没有发明立正。如果兵马俑都是绷直地维持立正姿势，“他们会累得多”。

替“古人”担忧。

新闻上说，西安有个所谓的“景点”，摆放着山寨兵马俑，“双眼皮，红嘴唇”。既然这么卖力，那就“立正”吧。

不过后来被集中销毁了。

万物有灵，假的不行。

《结婚》：“窗外一丛树，自以为跟天一样高了，便终日若有其事的乱响。”

——这叫傲娇。

《滇游新记》，说叶子花好像一年到头都开着花，没有见它枯萎凋谢过，“大概它自己觉得不过是叶子，就随便开开吧”。说一品红，北京的都栽在盆里，高二三尺，而在芒市、盈江，一品红长成了一人多高的树，绿叶少而红叶多，“这也未免太过份了！”

——这叫嗔怪。

《夏天》，说栀子花粗粗大大的，香得掸都掸不开，文雅人不喜欢，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这朵栀子花，跟口水歌里唱的“栀子花开啊开栀子花开啊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大有不同，有着一股浓浓的摇滚味儿、朋克范儿。

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则更进一步。他写道，诗歌可以“用栀子花的呐喊/令祖国回归”。

《果园的收获》，说山西有个梆子演员叫丁果仙，人称“果子红”。山西人非常喜爱她，在现场听戏，听得过瘾，就扯起嗓门大声喊叫“果果！”

“这真是有点特别，给演员喝彩，不是鼓鼓掌或是叫一声‘好’而是大叫‘果果’！我还没有见过。”汪曾祺觉得新奇。

现在呢？如今已觉不新鲜。

“春春”“周董”“笔笔”差不多可以划入专有名词了。

玉米、钢丝、羽毛、燕窝⋯⋯这些词语都有着字典、词典规范之外的意义。

由于各大支持阵营的“派系”力量势均力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于是有人只好享有一串的昵称：清晨的小鹿、京城鹿少、玛丽莲萌鹿、鹿八岁、鹿爷、鹿honey、梅花鹿、鹿酱、鹿苹果、怒怒、努努⋯⋯

那天听人自称“稻米”，让我摸不着头脑：兄台是喜欢吃米饭的南方人氏，还是打小就有着这么个小名？

人家面露愠色，解释一通。

哈，真是冒犯，失敬失敬！

原来“稻米”二字已经被网络小说《盗墓笔记》的“粉丝”集团独享了——攻城略地，防不胜防。

为什么要叫丁果仙为“果果”呢？汪曾祺试着作出解释：“大概因为丁果仙的嗓音唱法甜、美、脆、浓。”

真是个“落伍分子”，如今哪需要这么复杂？

要说，在这个事上，山西人“开风气之先”。

《七里茶坊》，说“我”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有一天生产队长要派几个人到张家口去掏公共厕所，叫“我”领着他们前往。到了地点，拿着介绍信去找市公共卫生局的一位“负责同志”。这位同志看了介绍信，冷不丁来一句：“你带来的人，咋样？”

“咋样？”——不太懂是个什么意思。

“他们，啊，啊，啊⋯⋯”——搜肠刮肚中，寻找合适的词句。

“这位负责同志大概不大认识字。他的意思我其实很明白，他是问他们政治上可靠不可靠。他怕万一我带来的人会在公共厕所的粪池子里放一颗定时炸弹。虽然他也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但还是问一问好。可是他词不达意，说不出这种报纸语言。”汪曾祺替他说话。

最后问了一句：“他们的人性咋样？”

“我”答：“人性挺好！”

“那好。”——长舒一口气。

“他们的人性咋样？”汪曾祺评点说，这是“一句不很切题的老百姓话”。

但得承认，这个真实。

这位负责同志大概是这么想的：眼前的这位，一看就是文化人，（有交代“我”正揣着“两本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看来说话不能太土气，免得人家听不懂，瞧不起自个儿。能坐到这个位置，算是祖上积德，再说自己也是吃了苦头的，不能让人冷眼相待，要有坐在这个位置的样子。可惜自己也就半桶水，合适的词儿到不了嘴边来。昨天看的报纸上是怎么说的来着？

于是“啊，啊，啊”了起来，相当于一些人的“这个、这个”口头禅，边应付边寻思。

总算有了点眉目，但又不是很清晰，严丝密缝不上，“啊”得又够充分的了，不好再拖了。于是，来一个“他们的人性咋样”交差了事。

半中半西，半土半洋，半口语半书面。折中。

一次，我到福建宁德采访。村支书在抗击台风中牺牲了。请村上的老人家谈谈对这个后生有什么印象。收集到的句子有“他这个人团结很好”“平时没有一点生气的态度”。

我理解老人的心思：头一回接受采访，要说点有水平的话。电视上是怎么说的来着？

尽着力往“字儿话”上靠，又无法完全靠上，只走了五十步，于是成了夹生的“字儿话”。

我就觉着这语言鲜活，装入了老人的内心活动。作家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记者则要尽力保留采访对象的句子，别自行横加改造，让人物说着一个腔调的书面语：

“他注重团结同志，富有协作精神。”

“他待人温和，以身作则，跟村民打成一片。”

黄裳的《也说曾祺》，提及1992年初汪曾祺给他写过一封信，交代了近况，包括徽班进京演出，“热闹了一阵，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一场也没有看”。理由是“因为没有给我送票，我的住处离市区又远（在南郊，已属丰台区），故懒得看”。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没有看这个系列演出的原因，“没有给我送票”是第一位的，进而也可能影响到了对这个演出的整体印象，“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跟老友私下叙旧，姿态心态都属于原生态。汪曾祺似乎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一个小心思：看演出，是要等着人家赠票的。也可以倒过来理解：不赠票，就不看演出了。反正要自己掏钱看演出，没门！

书非借不能读也，演出非送票不能观也。

不少人就是这么想的。有姑娘在微信朋友圈晒了几张观看演出的图片，留言不是“哪儿弄的票啊”，就是“求捎带！共文艺！”姑娘急着解释是自己掏的腰包，回复很及时：“呵呵！”

有时候去剧院或音乐厅，临时买票，售票处说没票了。但进了剧院的，发现演出开始了，不少座位是空着的。内行告知，有一部分是赠票，但人家不赏脸，没有到场。也就是说，送归送，礼到了，来不来，是另一回事。

进了场地，同一区域往往是同一个人送出的票。于是，多时不见的老相识经过共同的朋友牵线搭桥，拐个弯竟然在剧院见了。点个头，握个手，“您怎么来的？”“身体可好？”“改日聚聚！”“好哒，回见！”窝着嗓子这么相互致意一番，再也正常不过。

想起村庄上唱大戏。曾经那可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小孩子们围着货郎摊子转，年轻的小伙边溜达边物色意中人，姑娘也是花枝招展欲迎还拒，七大姑八大姨则忙着寒暄拉家常，“瓜拉瓜拉”的，没完没了。谁要是有个意见，问题就大了：

“这野台子戏，也不是你家的，你愿听戏，你请一台子到你家里去唱⋯⋯”这属于发散思维，直中要害，一下子就可以把人给噎住。

“哟哟，我没见过，看起戏来，都六亲不认了，说个话儿也不让⋯⋯”绵里藏针，时刻不忘“维权”。

“小养汉老婆⋯⋯你奶奶，一辈子家里外头磨受过谁的大声小气，今天来到戏台底下受你的管教来啦，你娘的⋯⋯”这有点咬牙切齿了，算是狠狠地亮了一下刀子。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的描摹，传神，生动，带劲。

村子里搭台唱戏，是不收门票的。

在写作上，汪曾祺是一个富有执行力的人。

沈从文说：“要贴到人物写。”

汪曾祺写《大淖记事》，在“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续上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他说这是自己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只好添上这么一句，“我的老师教我们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人不懂他这句话。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

可以肯定，汪曾祺是知道这个“理论”观点在先，并悉心领会，继而在“实战”中用上了。

汤显祖说，结尾不外乎两类。“煞尾”，好像“骏马收缰，寸步不离”，咔！就截住了。“度尾”，就像“画舫笙歌，从远处来，过近处，又向远处去”。

汪曾祺写的《八千岁》，结尾处，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戛然而止。这属于“煞尾”。

《受戒》则是这般收结的：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延宕，缠绵，粘乎乎，典型的“度尾”。

汪曾祺是先知道了汤显祖的“理论”，在写作中自觉按照这个思路来，还是自己原本就是这么想的，恰好在汤显祖那里找到了印证，英雄所见略同？不得而知。

不过，这多少说明了一个道理：“理论”不一定都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