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在《也说曾祺》中对他们这一代人的学问情况作了印象式的概述——

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多半是半路出家的。比起王国维、陈寅恪那一代人，哪里好比；就连王陈的一传、再传弟子，加上横空出世的钱锺书和傅斯年从“北大”挑出“尖子”放在“史语所”里读死书、作研究的那些人，也都说不上比。曾祺是西南联大文学系的，可谓正途出身，但他在大学里到底受到多少传统训练，实在难说。像朱自清那样正规学术研究的课，曾祺不能接受，逃课，挨批。他读书，用“随便翻翻”的方式读书，加上社会人生阅历，积累了零零碎碎的知识碎屑，要说“学问”，也是这样攒得的。我们这些人积攒知识大抵都走着同样的路，说“学问”都是谈不上的。只凭一管笔，闯入了文坛。

请留意，“学问”二字，始终扣上了引号。

可是，汪曾祺和黄裳，在现今的人看来，是敬而仰之的。

他这么说，有自谦的成分，也有参照系的选择问题。

汪曾祺写《迟开的玫瑰或胡闹》，说唱花脸的邱韵龙是个很称职的二路。海报上、报纸广告上总有他的名字，在京戏界“有这么一号”，挣得也不少。比起挑班儿唱红了的“好角”，不是一个层次。但比起三路、四路乃至“底帏子”，他可是阔佬，“别人骑马我骑驴，回头再看推车的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黄裳给自己这代人定的比照对象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傅斯年，确实有点不妙。等于骑驴的，只想着跟骑马的比试高低，完全忘了回头这事。

他这么说，还有美化过往的思维惯性在作怪。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古时的“狂”“矜”“愚”也是好的，也是香的。

朱熹说：“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后之人则以石为玉而又炫之也。”

朱光潜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还说，“‘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

“古时”“从前”是光，是电，是唯一的神话。

“古”到何时？“前”到哪个地儿？是否有一条明显的界线？

周作人答：“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这并不一定由于什么保守，实在是因为这些过去才经得起我们慢慢地抚摩赏玩，就是要加减一两笔也不要紧。”

对“古”的颂扬，隐含对“今”的冀望。

因为，“现在”呢，不见骑马的，也不见骑驴的，推车的汉也没几个。

鲁迅小说《风波》里的九斤老太：“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俗语：一蟹不如一蟹。

《沈从文的寂寞》，汪曾祺引用了老师沈从文的一段话：

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汪曾祺续写道：“寄意寒星荃不察”，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

读书这个事，大略可分为几个层次：“顺读”，作者的心思，都领会周全了，一滴水都没有洒；“深读”，道出作品潜伏着的深层意义，作者都不曾知悉，好的评论家就身怀这个本领；“错读”，好端端的给理解歪了，南辕北辙，离题万里，走向了反面；“误读”，也是不在一个频率上，走了岔路，但风景美妙，别有洞天，有意外之喜。还有就是沈从文说及的这个情况，姑且称之为“盲读”，明明在眼前，偏偏看不见。着急是干着急，叹息是空叹息。

没法子，好的写作不一定意味着被欣赏，在一些人的心坎上就是激不起涟漪，引发不了共鸣。好的写作需要知音，也一直在找寻懂自己的读者，找到了，对于彼此而言，就有着“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惊喜。可惜知音难觅，茫茫人海，懂自己的人、与自己“贯通”的人在哪里？

2016年3月4日晚上央视三套播出的《中国好歌曲》节目，香港19岁女孩刘晓盈唱了一首自己写的《献给冥王星的歌》。台湾歌手范晓萱和大陆歌手胡海泉分别为她推杆，肯定她的创作，愿意把她招至麾下培养。

交流时，范晓萱说：“你的歌曲，让我们跟你一起不知道飘到哪一个星球去了。你是从哪一个星球来的呢？”

刘晓盈答：她给太阳、地球写过歌，还准备给火星写一首。

范晓萱说：“这好像是你来做人的任务的感觉，其实你有某一些使命在身上的。”

刘晓盈选择加入范晓萱的“战队”，尊她为师。

两人相拥时，刘晓盈带着哭腔说：“谢谢！谢谢你懂我！”

“懂我”，就是这么重要。

人生在世，磕磕绊绊，满地鸡毛，几缕欢欣，一腔愁苦，谁人能听？

有了同类，有了知音，也就有了安全，有了勇气，纵使倦意深浓，眼神里依然有光。

汪曾祺说，沈从文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总是希望着”。

有个女作家，笔名鱼禾，写过一篇创作谈，叫《在迟疑处确认》。她说，再“私人”的写作，“我”也不在“众人”之外。写作者的个人经验与他人经验的贯通，是在深度而不是广度上发生的，“我们各自站在自己的地面上，但我们却有共同的‘深处’——地心。沿着纵深线向地心掘进，我们必会在某个点相遇”。

这个点，因为神圣、高贵，所以隐藏得深，来得也晚。那就慢慢等。

汪曾祺笔下的女孩子，是一道风景。

不只是因为好看，更因为性情。

《寒夜》，汪曾祺21岁时写的。

下雪天，车棚里，伙计们在逗乐。

太保巡更刚回来，一群壮小伙异口同声，“都怕话给别人抢去似的”，对他说：“花儿不要你了！”

太保还真给吓着了：“年青人正提着火上煮着的大紫泥壶，壶嘴送近嘴边，一听见，马上把壶嘴挪开，睁大了眼睛，向四面搜寻。”

花儿的爹也在。

过了一阵子，花儿来了：“爹，我来带你了。”

这个当爹的有几分淘气：“你是来带我的么？——花儿，人家说你不要太保了！”

“‘谁说的？’花儿冲冲的说出这句话。”

有一股英气。

《河上》，也是汪曾祺21岁时写的。其中有这么一个片段：

“三儿，你再不理我，我要跳河了。”

“跳河，跳河，你跳河我就理你。”

他真的跳了。

三儿惊了一下，但记起他游水游得很好，便又安安稳稳的坐着。本来也并未生甚么气，不过略有点不高兴，像小小的雾一样，教风一吹早没有了，可是经他一说出生气，倒真不能不生气了。她装得不理他。他知道女孩子在这些事情上不必守信用。

怎么说呢？电影《七月与安生》，周冬雨饰演的安生说，男人都是简单生物。潜台词是女孩子都是无法战胜的生物。

《结婚》，汪曾祺写于1942年。即将步入婚姻的姑娘，内心千回百转：

作女儿时，衣裳腰身大了，谁拿错了她的碗筷，小猫扑黑了绒线球，她都会大闹一场，即无一事不称心，春天生一片红叶子，也会惹她发一通脾气。

就是这么任性。

小英子更是。明丽，干练，一个辣妹子：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透着一股狠劲。

一股可爱的狠劲。

一股无以抗拒的狠劲。

所谓“女追男，隔层纱”。小英子直接把这层纱给掀了。

跟小明子一样，读的人毫无招架之力。

《滇游新记•泼水节印象》，汪曾祺发现，泼水、泼人、被泼，都是未婚少女的事。已婚的也过泼水节，但只是看看热闹。不再穿鲜艳的筒裙了，背上大都要用兜布背一个孩子，精神状态显得冷静、淡漠，也许还有点惆怅、凄凉，“不再象少女那样笑声琅琅，神采飞扬，眼睛发光”。

《川行杂诗•媚态观音》，汪曾祺写道：

少女无邪，

儿童无虑，

即此便是佛意。

我于是告天下人：

与其拜佛，

不如膜拜少女！

人生的晨光，总是最美好的时节。

《冬天的树•公共汽车》，汪曾祺写了北京公交车上“精力旺盛的、机敏灵活的、不知疲倦的售票员”，他们其中的一位有着“一副配在最大的演出会上报幕的真正漂亮的嗓子”，另一个小伙子则总是“高高兴兴而又精细认真”。

读毕这篇小文，我用铅笔在天头写下两行字：“感到深深的悲哀，好东西都让人给写完了。2016年9月18日上午8时39分。”再从书房移入卧室，将自己往床上一扔，把头埋在枕头里。

脑海闪过一名售票员的影子。

北京52路公交车上的。

顶部微秃，头发干枯、稀疏，无精打采，软绵绵地趴着。0600×××，是工号，立在工服的胸部位置。工服是浓郁的深蓝色，颗粒松散地连缀着，敷衍，拖沓。淡红色领带，白色条纹等比例倾斜。右手戴粗布白色手套，左手裸露，待遇有别。

就像汪曾祺说的，北京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上下班高峰时一般都得扯着嗓子喊：

“挤挤，挤挤，多上一个好一个！”

“上不来了！后边车就来啦！我不愿意多上几个呀！我愿意都上来才好哩，也得挤得下呀！”

这个更普遍了：

“往中间走！往前后门走！动一动！把门口让出来！”

有点声嘶力竭，尖锐，急促。

坐车的，人挨人、脚抵脚，而且由于拥堵，车辆给钉住了，一动不动，内心的烦躁逼近临界点，再来这么一下子催促甚至是号令，凝重窒闷的气氛加码升级。

52路上的这位，有自己的路子：

“老师傅，少师傅，小师傅，走一走，移一移，挪一挪哩！”

腔调脆响，近乎唱。

无望之际，听了这么一嗓子，焦虑感被冲淡稀释了。

他叮嘱要下车的：

“下车记得刷卡！不刷卡浪费你的钱不带商量的！”

报站，一般来说，要么是“下一站，西单路口东”，要么是“西单路口东站到了”，规范，标准。他不走寻常路：

“门开开，西单路口东。”

或者是：

“坐着的，站着的，眯着的，注意啦！到站了！看景的，看手机的，听着点，东单路口西到啦！”

而且老是有新花样：

“往里走走啊，把东西往里边挪。劳驾，那个男同志，看手机的师傅，对，说的就是你，等会儿给朋友点赞也不迟，先动一动，啊。”

有时还来这么一出：

“门口要下车的几位，来！听我口令，齐步走！”

这就顽皮了。

沉闷清冷的车厢，他以一己之力，点燃了。

汪曾祺发现，公共汽车上张贴的《公约》，第一条是“热爱乘客。”他遇见的一位司机冷静、坚定，225号售票员小伙子有着“开朗的笑容”，都是因为热爱。这位0600×××，变着法子给乘客带来欢乐和新奇，也是因为热爱吧。

《游黄龙洞》：

索溪峪自索溪峪，

何必津津说桂林。

谁与风光评甲乙，

黄龙石笋正生孙。

这首诗作，写于1988年5月。当时汪曾祺应邀参加在湖南常德召开的北岳通俗文学讨论会，顺道游览了索溪峪景区。这里新发现了一个黄龙洞，“同游人中，有人说比桂林的芦笛岩还好，有人说不如”。恰好景区管理处嘱写一诗，他就在车上想了这么四句。

“津津说桂林”，蔚然已成风。

君不见，旅游景区，“南有×××，北有×××”的横幅高高飘扬，或者打个颠倒。前一个必定声名显赫，后一个往往初出茅庐。

2017年春节，在九江火车站，看到一则灯箱广告，说某地是“中国人自己的马尔代夫”。

一部电视剧，被说成是“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完全不考虑电视剧、电影是两码事。

图书的腰封，是个重灾区。

比如文学作品，为了跟世界接轨，给作家戴上的帽子都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海明威”之类。给作品的定性则是“中国版《战争与和平》”“中国版《悲惨世界》”“中国版《百年孤独》”⋯⋯

除了国外的，中国古代的，也闲不着，“当代《史记》”“《红楼梦》姐妹篇”。

现代文学经典也不放过，“新时代，新《围城》”。

想不到的是，竟然还出现了“去年读×××，今年读×××”。

你咋不来个“上半年读×××，下半年读×××”，或者“二月读×××，六月读×××”？

这么玩，无非是找个肩膀靠一靠，找条粗腿抱一抱，强行请出“大神”，彪悍地给自己站台，闹热闹热，以提高自己的进阶。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没办法。这样的套路看多了，已经是“老司机”很多年，免疫了。

心思都放在低劣忽悠手段的翻新上了，忘了人的智商在日益增长。

起初还挺天真的，真的信了，兴冲冲地照着“桂林”的模样去想象和期待。不一会儿，傻眼了，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得骂上几句脏话，对不对？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稍事安静，发现也是好事：这么干，只会重新勾起人对“桂林”的好感与想望。

《沈从文的寂寞》，论及如何成为一名好作家，汪曾祺亮出自己的观点：

首先要对生活充满兴趣，充满好奇心，什么都想看看。要到处看，到处听，到处闻嗅，一颗心“永远为一种新鲜颜色，新鲜声音，新鲜气味而跳”，要用感官去“吃”各种印象。要会看，看得仔细，看得清楚，抓得住生活中“最美的风度”；看了，还得温习，记着，回想起来还异常明朗，要用时即可方便地移到纸上。什么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它的诗意，它的亚细亚式残酷和愚昧。

要保持对生活的新意，日复一日的老日子，也要自造出酵母，酿成新日子。

要在不经意间发掘出美意，在平常之中扬起簇新的帆。

2015年6月15日，在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上，韩国作家李承雨说，人年岁越长，越不轻易再为普通的事情兴奋或激动，这的确有益于日常生活的安定和内心的平静，“但我怀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益处吗？”

“见一知十”这个俗语，就包含有世间的道理不过如此、没什么了不起的想法。不必仔细端详也看得清楚，大多已经经历过，经历了也就明白了，即便没有经历过也能推断出没什么大事，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去激动，没有心思去动情。看见可笑的事情也不笑，心情不好也不发火，心如止水，波澜不惊，坐怀不乱，安如泰山。这种处世方式有时被认为是圣者的追求。

所谓“几十年如一日”，既然大半辈子一天时间就过完了，那有什么必要再过下去？

李承雨倡议，看待事物，即便是习以为常的，也要怀着初次体验的心境。昨天看到的树木与今天看到的树木是不同的，昨天看到的面孔与今天看到的面孔是相异的。

所有事物每一个瞬间都是崭新的。李承雨说。

手头留存一个小册子，是当时参会35位作家的个人介绍集锦。有些作家提供的个人照片极富雕塑性，眉目间蓄满了方正与端肃。照片上的李承雨，笑意盈盈，热情都要漾出纸张了。

“不要变得娴熟，不要草率界定、不猜测、不囿于惯性，突然醒悟，专注，培养忍受孤独的耐力；像初次那样对待所有事情，像初次那样面见所有人，像初次那样聆听所有的声音；夕阳西下的天空，树木婀娜的身姿，小路上悬挂的招牌，招牌上的灰尘，书桌上咖啡杯中的咖啡底儿，无论什么，都要像见到新生事物般用诧异的眼光去观察。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姿态。”韩国作家的劝说近乎絮叨了。

苦口婆心，几人听？

《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留孩是农场的“新鲜人”，就要到这里来干活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新鲜的，“有玻璃房子，好几排，亮堂堂的，冬天也结西红柿，结黄瓜。黄瓜那么绿，西红柿那么红，跟上了颜色一样”。

这是写于1961年的文字。现在，上街买菜，如果黄瓜太绿了，西红柿太红了，是要存疑的。“跟上了颜色一样”在那个年代是“仿佛”，是“好像”，是个类比，如今“上了颜色”却可能是个事实。

《人民日报》2017年1月29日报道，针对“现在的西红柿越来越没有以前的味儿了”，中美科学家组成了20人的联合研究团队，历时4年有余，终于发现了西红柿风味调控机制。

结论是，现代育种过程中过于注重产量、外观等商品品质，导致控制风味品质的部分基因位点丢失，13种风味物质含量在现代西红柿品种中显著降低，口感自然大打折扣。

“西红柿那么红，跟上了颜色一样”，说的恰是外观。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时日之子》，从1月1日写到12月31日，都是几百字的短章。开篇题为《今天》：

对于玛雅人、犹太人、阿拉伯人、中国人以及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许多人来说，今天不是新年的第一天。

这个日子是罗马、古罗马帝国设立的，由罗马教廷赐福，因此说全人类庆祝这一年岁交替之日是非常夸张的。

但是确实，必须承认的是：时间对我们这些匆匆过客是相当仁慈的，它让我们相信今天是所有日子的元日，让我们希望今天像蔬果店里的颜色一样愉悦。

这位乌拉圭作家或许不知道，这个比喻，蹩脚，拙劣。

如今蔬果店里看似令人愉悦的颜色，反而让人不放心。

而且，从“今天”开始，日子并不总是令人愉悦。

2017年1月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

2017年1月1日，中国北京，重度霾。

《旅途杂记•伏小六、伏小八》，汪曾祺说：

中国的造像人大都无姓名可查。值得庆幸的是大足石刻有一些石壁上刻下了造像的匠师的姓名。他们大都姓伏。他们的名字是卑微的：伏小六、伏小八⋯⋯他们的事迹都无可考了，然而中国美术史上无疑地将会写出这样一篇，题目是：《伏小六、伏小八》。

至今尚未到过大足石刻景区，但好感陡增，以致神往。

忽视“人”的存在，不知怎么成了一个惯性。回望历史，匆匆掠过，竟然是由“无名氏”串联起来的。

因而，见着对“人”这般敬重，就按捺不住。

在西安的博物馆，一块砖上刻印着“官匠杨志”。这个让我印象深刻，兴致浓郁，盛盛然，直至写下这么几段文字才罢休——

“一块砖上说华年，听取赞声一片。”

西安有一方砖，稳稳地躺在柜子里，供人观瞻。

它来自大明宫遗址，这就已经够厚的了，让迷恋盛唐华章的人士喝上一壶。它更是狂狷，上边镌刻着“官匠杨志”的字样。

实名制。就像现今下馆子，有些饭店在餐盘上也标注厨师的名姓：“×号厨师××为您服务。”

都是为了溯源。

“只见那汉子头戴一顶范阳毡笠，上撒着一托红缨；穿一领白缎子征衫，系一条纵线绦，下面青白间道行缠，抓着裤子口，獐皮袜，带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条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腮边微露些少赤须；把毡笠子掀在脊梁上，坦开胸脯，带着抓角儿软头巾，挺手中朴刀⋯⋯”《水浒传》第十二回刚开张，林冲细细打量的这条汉子也叫杨志，青面兽。

一个唐朝现实人物，一个明朝作家塑造的宋时人物，是否有一些隐秘的关联？

唐时的杨志，衣着、行囊自然与宋时有所区分。但身为工匠，会不会偶尔也这般豪迈、洒脱一把？酷热难耐，砖型设计方案卡壳了，会不会也“坦开胸脯”，发一通盛气牢骚？

然，你是“官匠”，在体制内，是有身份的人。这么说来，言行是不是有一套严密的规范与框定？

目下，“大国工匠”是个热词。“劳动的手”亦可缔造神话，人所敬仰。

真正的匠人在将自己精心打磨的产品脱手的那一刹那，愿意饱含情愫地将之端详，耳朵大张，倾下身来，聆听产品的“哭泣声”。

官匠杨志，你有没有像善待自己的孩子一般，摩挲过这方砖？

哈雷戴维森工厂的装配工总是欢喜地对孩子们说：“街上那些漂亮的摩托车上都有我的签名。”说话间，豪气堆满脸庞。

你是否也手向大明宫，跟自己的孩子说，“彼有吾之名。汝当勉力，承吾衣钵，至要。切切”？

似乎有些莽撞，这方砖参与了你的人生，留下一串串谜，供后来人释读。

一块砖，因了刻上人的名字，而成了一块历史的砖、文化的砖、令后人欲罢不能的砖。

细读《论语》可见，谁向孔子发问了，孔子跟谁说话了，谁怎么想的，谁干了啥，都是实名制，一一对应，不含糊。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张问崇德辨惑。”“子夏问孝。”“子使漆雕开仕。”“孺悲欲见孔子。”“宰予昼寝。”“季康子患盗。”⋯⋯

《宪问篇•第四十四》：“阙党童子将命。”倒是没有明确这个“童子”的名与姓，不过还是尽力给出信息，这个童子是从“阙党”来的。

但是，在有着“现代性”的当下，“人”的名字时常处于遗失状态。

君不见，报纸上还是这么写着的：“北京市民说⋯⋯”图片说明八九不离十是这样的：“一位游客在天坛祈年殿前自拍留影。”电视荧屏上一个人在接受采访，说着对新上映电影的观后感，聊得正欢，字幕却是两个冰冷的“观众”。

为什么不留下他们的名字？——当然，有个前提，即事先要征得同意，不可侵犯人家的隐私。

1993年12月23日，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写下过一则值班日记：

现在有些发奖会的报道，新闻主体成了领导人，如今天一版报眼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评选揭晓，18位受奖的科学家一个名字都没有，只登了领导人的名单。后来夜班费了很大力气与地矿部联系，请他们电传来了名单，才补充上去。这个问题请各部注意，今后写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劳动模范等等受接见、受奖励，一定要以他们为新闻主体，要有他们的名字。

谨记教诲，并力行之。

2010年8月8日，我到中国美术馆采访“锦绣海西——福建当代美术（晋京）大展”开幕式。当时想通过图片新闻的方式加以报道。不过，展览现场是很混乱的，抓拍好的场景不太容易。只能说边走边瞧，等待时机。几轮逛荡下来，无甚收获。

恰好，一个小姑娘，正在跟名为“亲爱的孩子”的一组铜像比身高，背景也干净、利索。难得！赶紧按下快门，抓住这个瞬间。

我当即跟小姑娘的家人说明情况，告知我是记者，拍了这么个照片。可能会在报纸上登出来。如果愿意，请告知小姑娘的名字，到时写在报纸上。能留下手机号码更好，如果刊出了可以邮寄样报，算一个纪念。

家人稍事迟疑，还是同意了。她叫赵恬田，当时就读于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铁路第四小学，一年级学生。一位女士留下了手机号，看得出，目光里还残留着异样的成分。

第二天，这则图片新闻刊出了，题目是《欲与“铜娃”试比高》，不仅标出了小姑娘的名字，还把铜像创作者蒋志强的名字一并署上。

跟小姑娘的家人取得联系，得到是一连串的“是吗？”“不会吧？”“真的呀？”

收到样报，这位女士发来短信，内容大致是：非常感谢！我是她的姑姑，在北京的大唐公司上班，暑期领着她出来旅游。没想到还上了报纸。相信这是她一辈子特别美好的回忆。我作为姑姑也为她感到开心。

那时，入职4年，正在步入倦怠期的当口，我深深体验到作为一名记者小小的荣光。

汪曾祺在《昆明菜•炒青菜》开篇写道，袁子才《随园食单》说，炒青菜须用荤油，炒荤菜当用素油，很有道理。

这是个什么道理？

中医讲究“冬病夏治”。说的是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提前下手，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战备”足了，冬天来了也不怕了。比如“三伏贴”，一直很受推崇的。

还有一个“南病北治”。在南方生活着的，有些疾病，要么是由于气候炎热，或者是空气潮湿，还有饮食习惯而引起的。换个环境，到冰凉的北方，也就给身体重装了一套系统，小毛病也就自然修复了。

要说，这也是一个“战术”。

跟京剧名家尚长荣老爷子聊天。谈及父亲尚小云对他的“耳提面命”，话就更稠了。他说父亲跟他说过一则演戏箴言，一直记着，即“文戏‘武’唱，武戏‘文’唱”。

比如说，有出戏，叫《张飞敬贤》。这是出文戏，得“武”唱。而张飞这个人又是一员武将，得“文”唱。演绎这个张飞，不仅要有“勇”还要有“智”，不仅要有“莽”还要有“仁”，不仅要有“粗犷”还要有“细致”，不仅要有“暴烈”还要有“妩媚”。

尚小云是旦角演员，依常理，他的舞台表演节奏应该是文的，但他却选择“武”唱。

这里的“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功、武术、武侠，舞刀弄棒，“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这个“武”唱，“饱含激越、昂扬、爽朗之气”，也就是对一出文绉绉的戏，进行热处理。

当然，凡事有个度。文戏“武”唱，实质上还是一出文戏，不可“武”唱得过了头，以致丢了“本”。

尚长荣说：“文戏可以‘武’唱，并不是要把文戏唱野，而是要唱得炽热。”

戏里戏外有“戏理”。

再说，尚小云是七尺男儿，却把一个王昭君演得婉约动人。

梅兰芳的杨贵妃、虞姬，程砚秋的薛湘灵，荀慧生的红娘，戏曲舞台上经典的女性形象，多是由男性演员塑造的，而且比女性塑造得更丰饶，更见分寸。

男扮女装、男唱女腔，端的是一桩风月幽梦。

何止是戏曲。

当一个老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枪击倒地，他应该是一个什么反应？答：嚎叫。这是人之常理。但文艺作品的处理，不能仅仅停留于嚎叫。美国电影《教父》第三部结尾处，女儿玛丽就在麦克的眼前倒地身亡了。他眼神无着，懵了，张大嘴巴，五官狰狞，画面静音，天地无声息。

没有呐喊，但依然排山倒海，你分明能听到一个老人从灵魂深处掏出的惶恐与绝望的声音。

有声电影，最大的发明是“静默”。

沈从文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

艺术——烹饪也是一门艺术——这个东西，有时不能太老实、直着走，要拐弯，要绕一绕，甚至偶尔要耍性子，来个南辕北辙。不那么顺畅，人为设置一点点障碍。这样戏份才足，也更有味。

当然，再怎么折腾，最终还是要抵达目的地。

要说西游取经，唐玄奘授权，孙悟空翻几个跟头，拿着他的亲笔信跑一趟不就行了？

不行的。要不然天下“无事”，搞得无聊无趣无生气。九九八十一难不可或缺，一路奔走，遍尝艰辛，抱得真经，方可画圈。

就像人类，刚出生的小婴儿是难分男女的。经历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到了耄耋之年，生命迟暮，鹤发童颜，老太太依稀有老头子的模样，老头子也见老太太的轮廓。

我的初中是在赣北一个偏僻的乡镇上读的。当时学“直线”，感觉很神奇，一条直线可以向两端拼命跑，无限延伸，就没有个尽头？

课间问老师：直线的两端，会不会在某个地方相交？

老师迟疑片刻，说：

会的。

老师的名字我一直记着：邹贵森。

汪曾祺给老友朱德熙写信，告知自己的一个计划，即准备给“花大姐”也就是瓢虫写写诗。下放张家口，他才知道这玩意有两大类：一类吃马铃薯等作物的幼芽，是大害虫；一类专吃某种害虫，如蚜虫，是这些害虫的天敌，是大益虫。

这两大类看起来长得还挺像，“这首诗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外表相似的东西，实质常常大不相同，凡事不可粗枝大叶”。

老子说：“为腹不为目。”心当不为形所役。外表往往是为眼睛准备的。要看到“内”，看到“里”，看到“本质真实”。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汪曾祺发现，赵树理总是一身蓝卡其布的制服，偶尔也穿一件水獭皮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体不好，怕冷，冬天出门就穿这件大衣。令人不解的是，下乡体验生活，回到山西上党农村，也穿着这件大衣。那时作家下乡，总得穿得像个农民，至少像个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獭领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乡亲并不在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

“看来，能否接近农民，不在衣裳。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农民见外的，恐怕也只有赵树理同志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没有考虑穿什么衣服‘下去’的问题。”汪曾祺说。

老百姓心如明镜，这个人始终是他们的“老赵”，上不了天。

赵树理的这个能耐，汪曾祺颇为赏识，稍加改造，顺手挪移到了自己的小说里。

《寂寞和温暖》，写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一个中年技师，叫俊哥儿李。这个人长得端正，衣着整齐，冬天也不戴帽子。这地方冬天有时气温跌至零下三十七八度，大家都要置办一顶帽子，唯独俊哥儿李光着脑袋，头发一丝不乱。

他是个谷子专家，认识好几个县的种谷能手，他们常来找他。一来，就坐满了一屋子，“看看俊哥儿李那样一个衣履整齐，衬衫的领口、袖口雪白，头发一丝不乱的人，坐在一些戴皮帽的、戴毡帽的、系着羊肚子手巾的，长着黑胡子、白胡子、花白胡子的老农之间，彼此却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亲热，是很有趣的”。

设若一身“行头”，就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吹弹可破”，那就意味着不是真交情。

《八千岁》，八千岁让八舅太爷拿了。宋侉子跟八舅太爷的秘书套近乎，试探需要多少银两打点。秘书传话，至少一千现大洋。

宋侉子求情：“他拿不出来。你看看他穿的这身二马裾！”

秘书接腔：“他拿得出，我们了解。”

为何这么说？

“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

坏人其实不傻。

读汪曾祺年轻时的作品，感觉文字一蹦一跳，情绪一惊一乍，抓不住，很纯正的现代派、意识流。

他也承认，当年自己“有些作品很‘空灵’，甚至很不好懂”。读大学时，有两个同学在前边走，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答：就是写东西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那个人。

1987年出访美国，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系统地谈及了这个问题：

有些作家——主要是为数不多的青年作家，声言他们是不考虑社会效果的。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们表现的是自己。我年轻时也走过这样的路。后来岁数渐大，经历了较多的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在看法上有所改变。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一篇作品，放在抽屉里，那是他自己的事。拿出来发表了，就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总是对读者的精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正如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说的那样：作家写作，不能像想打喷嚏一样。喷嚏打出来了，浑身舒服，万事大吉。

在汪曾祺，“表现自己”的一个标志，就是大量使用欧化句子，艰涩，乏味。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转向的？有人确定，“自1945年之后，汪曾祺毅然和欧化的白话文分了手，再没有回头”。也有人考证这个分手的时间来得要晚一些，是1947年。相差两年。且不去管他，汪曾祺的风格拐了个弯是事实。

为何要转向？历史原因，“现代派”好长时间都没有拿到登台亮相的“通行证”。还有汪曾祺个人的原因，玩腻了，就收手，重新回到梦里“老家”：土地、传统、民间。

喝过可乐的人，或许更能懂得茶之滋味。

想起常沙娜。“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女儿，“敦煌之花”，在工艺美术设计上大有建树。

在讲台上，她要求学生在传统色彩的临摹和运用上下苦功夫。有人不同意，说时代一日千里，把精力放在临摹上是没有必要的。常沙娜循循善诱：还是要回到原点，临摹的目的是为了让你通过自己的脑、眼、手的实践，加深对临摹对象的认识，理解其精髓，再输入自己的脑中，加以储存，供日后随时调遣。这个过程，也锻炼了眼、手、心的协调能力。

她对写生也有严苛的要求。学生觉得这是旧路子。她苦口婆心：写生是向大自然学习的一条路径，撷取自然美的造型、构成和色彩，怎么可能过时呢？只是不同的时代，赋予自然美的形式和意念不同罢了。

有人说她是“保守派”。那就不客气了：“我从里到外都‘洋’过，我知道选择什么。当我面对‘洋’的东西时，我非常冷静。艺术不必今天染一撮黄毛、明天染一撮红毛，不能赶时髦，要立足自我，立足自己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根深叶茂。”

她说这话是有底气的，也是服人了。看看她的履历：生于法国里昂，学在美国波士顿，祖籍杭州，又自称“敦煌人”。

汪曾祺也是“洋”过的人，浪荡一番，还是回来了。

话又要说回来，这番“浪荡”，是不是就了无价值？

不是的。得明白，经验是一种很玄的东西，不如影，不随形。有时经验真真只是别人经历的总结、提炼，跟他人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切身的痛与痒、欢与悲，经验是很干巴的，没有体温，没有色泽，没有呼吸，只能“高高挂起”。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写了维也纳曾经的繁荣，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社会的动荡，写了二战前夕纳粹思想的笼罩与蔓延。整部回忆录译成中文将近37万字，最后一句是：

只有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呢。

事不亲为长不大，事不经历不知味。

——22岁时，汪曾祺写过一篇《结婚》。办事的当日，新娘子宁宁迷迷瞪瞪，“一切都平淡无奇，想不到结婚便是这个样子”。结尾处说，“她成熟了，因为她已生了个孩子”。


“这类事，美国、中国，都一样”

喜欢一个人的文字到了痴迷的程度，怎么形容？

张晴在《那美文一样的美食》中说，捧卷读汪曾祺的美文，“你会觉得连纸张的味道都变得很美好”。

是的。读到好的文字，纸张再粗糙“即之也温”，还羡慕纸张有幸，载着美好的思想、美妙的文字，来到有缘人的手边，给人以愉悦和欢喜。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时日之子》中写道，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书籍避难所经受了战争和火灾的考验。这个行走的图书馆是10世纪末期波斯帝国大宰相阿卜杜勒•卡塞姆•以实玛利想出来的主意：

400匹骆驼背负着11万7千册图书，形成了长达两公里的驼队。骆驼们还充当图书目录：根据分类，每一组骆驼载的是书名以波斯语32个字母中其中一个开头的书籍。

向这个“有远见的人”致敬！

向伟大的骆驼致敬！

向这些幸运的书籍致敬！

有时想，假如纸张是有意识的，是会思考的，是有选择权利的，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

你说那些干瘪无趣、面目可憎的文字是否就无法面世了？

或者说当纸张懂得反抗，你说情况是不是有所改观？

《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汪曾祺写道：“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

所以，多地尚有惜字塔的遗存。

现在看，有的纸张自暴自弃，不足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