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我在住宅之外另设了一间工作室，每天早上乘公共汽车再转乘电车前往那里。某天，在公共汽车上我突然想道：“人的大脑分为左脑与右脑，如果其中一半与其他人的大脑交换会怎样呢？”当然，这个想法也不是凭空而来，当时我对人脑很感兴趣，读了好几本相关著作，所以才会产生这个疑问。而这个疑问又转化成小说的灵感，我下车的时候已经构思出大部分故事情节了。整个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左右。
本来，这种灵感突然涌现的情况在我身上很少发生，甚至可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平时我都是绞尽脑汁，想破头才想出来的。
那时，讲谈社为庆祝建社八十周年而推出特别企划，邀请我写一部新长篇，所以我就决定写写这个替换半边大脑的故事。这就是《变身》。
这是我出道六年以来写的第十四部长篇小说。当时，我的书根本卖不动。我暗暗期待《变身》这本书能卖得好一些——不求有惊人的销售量，只求能造成一点儿话题就好。
但是，《变身》依旧卖得很差。评论家对此书视而不见，文学奖也没能入围。屋漏偏逢连夜雨，讲谈社的特别企划突然中止，也就是说，连宣传的机会都没有了。
此书虽然命运多舛，但是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影视圈的人来找过我几次，希望把这本小说改编成电影。在我的印象中，这些企划到最后基本全军覆没，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有人带着同样的企划找上门来。
我一般是先在头脑中形成映像，然后再用文字表述出来。而且，比起文学性，我更注重作品的娱乐性。所以对于影视圈的人来说，也许更容易把握我作品中的意象。但从相反的角度出发，文学评论家就会觉得我的作品比较低俗吧。
在这样的背景下，《变身》终于改编成电影。看过试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竟然拍得如此出色”。电影中包含了我试图通过小说传达的所有信息。两位年轻的主演把主人公的痛苦、恋人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另外，此前所有改编企划案中认为必须改动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也几乎没有变化，我要向以导演为首的所有工作人员致以敬意。
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看这部电影。
“搞笑”的教材
（致立川志之辅先生的个人专场演出）
我出过两部短篇小说集——《怪笑小说》和《毒笑小说》，怎么好像一上来就自我宣传似的？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推理小说家，但是这两本可不是推理作品。我想很多人从书名就可以推测出两本都是以“搞笑”为主题的。
推理作家为什么要写这种书呢？首先是因为我喜欢。当然，不是喜欢写，而是喜欢读。但是近来可以写出能把人逗笑的小说的人真是越来越少，因为文学界普遍认为“搞笑小说”的地位低下；比起让人发笑的作品，那些读后让人心情灰暗的书似乎格调更高。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不少人怀疑写“搞笑小说”很轻松。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和同为“搞笑小说”支持者的京极夏彦先生都很愤慨。让人笑的表演比让人哭的表演不知要难多少倍，同理，写出让人笑的作品也非常困难。事实上，这就是我写这两本书的第二个理由。换句话说，写以“搞笑”为主题的作品对我而言，是作家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种修行。
写这类小说时，落语① 是绝好的教材。分析古典落语中的段子和结尾的包袱，就会发现其实每个部分都经过精心编排，把观众瞬间引入故事世界，并精准戳中他们的笑点。我在阅读落语的时候心里一直在默念：“真是了不起！”
难道不能在小说中展示落语的世界吗？构思“搞笑”作品时，我总会这么想。我有一个短篇小说名为“要杀就趁现在”，落语爱好者肯定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向古典落语名篇《要死就趁现在》致敬。
正当我拿落语当范本创作小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立川志之辅先生提出要以我的小说为蓝本创作落语。得到他青睐的就是之前提到的《怪笑小说》中收录的《尸台社区》这个短篇。对我而言，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那种作品承蒙您不弃，尽管拿去用好了。”我怀着送笨闺女出嫁的心情再三低头行礼。
公演那天我十分紧张——要是观众觉得不好笑可怎么办？要是观众觉得无聊想要退场可怎么办？我坐在车里，一路都在忐忑不安。
但是，我的紧张完全是杞人忧天。改名为“尸体的下落”的落语极其有趣，就连我都猜不到结局。邻座的一位女观众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放心的同时也受到了强烈震撼，因为我明白让观众爆笑的不是我的故事，而是志之辅先生的表演。当然，落语的魅力也不仅仅取决于段子。
把落语的艺术通过文字展现——这正是我当前的目标。
写在电影《信》上映之际
（电影宣传手册 二○○六年）
①日本的传统曲艺形式之一，无论是表演形式还是内容，都与中国的单口相声相似。
写在电影《信》上映之际
（电影宣传手册 二○○六年）
①日本的传统曲艺形式之一，无论是表演形式还是内容，都与中国的单口相声相似。
每天都有恶性犯罪发生。我们看到这些报道时会感到震惊与愤慨，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渐渐淡忘。就算还记得，一旦犯人被逮捕，我们也只会感叹一句“啊，真是太好了”，然后在心里把这件事画上句号。对大多数人来说，“犯罪事件”就是这么一回事。
直到接触到与这类犯罪事件的判决相关的信息时，我才意识到事件其实尚未终结。很早之前就应该已经解决的事件，竟有许多人在多年后仍未得到解脱，认识到这一点让我非常吃惊。
我首先想到的是凶杀案中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时而要为嫌疑人在法庭上是否说实话而烦恼不已，时而又要为法官能否依据法律定刑而寝食难安。当然，失去所爱之人的痛楚更是无法摆脱。社会大众将他们视为“受害人家属”，也许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对当事人来说，“犯罪事件”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呢？不，该问的是，真的能够结束吗？
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推理小说，而且写的主要都是凶杀案，真相大白时故事也就完结了。但是偶尔我会突然产生疑问，自己真的把“案件”全貌都写出来了吗？凶手被捕，警方的搜捕活动停止之后，案件相关人士永无止境的痛苦是不是也有必要写一写呢？
于是，我决定写《信》这部小说，故事聚焦于加害人的家属。
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要如何对待他们。如果身边有类似遭遇的人，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写这部小说就是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连载期间，我一直很苦恼。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都不是用简单一句“不能差别对待”就可以应付的。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长期遭受欺凌，他从自身的经验中又会找到怎样的解答呢？我写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
然而，小说的最后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写完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道无解之题，从一开始便矛盾重重。你问是怎样的矛盾？矛盾就是无法脱离与他人联系的人类却杀害了其他人类。
不过，世间本就充满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如此痛苦。直面无解之题却只能束手无策。
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十分精彩，非常尊重原著。演员们的表演令人感动。看过的人内心大概都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吧。
不过，我不希望大家误会，如何与加害人家属相处这一问题其实并不需要答案。不得不慨叹的是，我们竟然必须要寻求这一答案。
我心中的城市——大阪府立大学周边
（《文艺春秋别册》二一三号 一九九五年十月）
让我以此主题写文章，我觉得自己还太年轻了。怎么说呢，应该等到成为更加明练通达的老人后再写更合适吧。
当然，记忆中，我到过很多城市。我偶尔会出门旅行，户籍也从大阪、爱知、东京、埼玉、神奈川一路迁来。但是说实话，很多城市离开之后就渐渐淡忘了。
所以，我想把这个题目稍微变一变，改成“我心中构建的城市”。这样的话，还是能数出几个的，我在小说中虚构出来的城市也可以算在内。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学城杀人事件》中描绘的城市。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城市也是该书的主题之一。
虽说是虚构的城市，但其实也是有蓝本可以参照的。我上的大学旁边的街区就是这个地方的原型。
坦白说，那是个土里土气、毫无格调的地区。我们的大学以“屌丝”多而出名，这帮人三五成群地走在街上，让这里显得更加低俗，与“大学城”之名不甚相符。然而，当我打算以一个城市为背景创作推理小说的时候，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地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也许这里是我留下回忆最多的地方吧。
当年，我这个笨蛋学生去大学就是为了到弓箭部练习，练完就跑到大学城里闲逛。一想到自己即将成为上班族，每天穿着西装挤在满员的电车里，就感觉毛骨悚然。我心中只希望这一天晚些到来，能拖延一刻是一刻。不想入职，那就应该积极寻找其他出路，而我只是和几个伙伴成天在咖啡馆里发牢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想成为上班族是因为没有自信。
在回忆起那座城市的同时，对那样的自己的厌恶之情也一起复苏了。这种情绪也反映在书中，大家阅读拙作就能窥见一斑。
我在小说中把这个地方设定为旧大学城，另外还有一处繁华热闹、时髦商店鳞次栉比的新大学城。但是这个新大学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是我当年的梦想。写于《大学城杀人事件》之前的《毕业》就是以这个新大学城为背景的。
顺便说一句，我心里正惦记着那个大学城最近有无变化，没想到却意外地得知了那里的近况。从网上的推理小说论坛里得知，我的粉丝们特意到实地走了一趟，他们的感想是“没啥可看的”。嗯，我估计也是。
特殊的才艺学校
（《小说现代》 一九九七年四月号）
我当过整整五年上班族。那时，我在某汽车零件制造公司从事生产技术的研究工作。后来辞职是因为我得偿夙愿获得了乱步奖，想朝着作家之路迈进。
辞职至今已经十一年了，按理说应该把上班时的事情忘得差不多了，但其实并非如此。出现在我梦里的绝大多数都是那时的场景和人物。有人经常梦到学生时代被考试折腾得焦头烂额的事，而我则会梦到自己回到以前的职场，因为工作不顺利而焦虑不安——这种梦甚至已经半常态化了。“啊啊，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实验报告搞定，但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呀。”我经常像这样在梦里苦苦挣扎。虽然看不到自己的睡姿，但是这种时候我一定睡得很不安稳吧。
但是，我绝非不愿回忆上班族时代的经历，或者倒不如说正好相反。虽然我只上过五年班，但那却是我现在最宝贵的财产和武器。请大家试想一下，现在被称为作家的人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但是曾在制造业当过工程师的又有几个呢？除我之外，就再无他人了。
至于那时的经历以何种形式运用到目前的工作中，看看我写的书就明白了。很多故事都与科学技术相关；如果出场人物是公司职员的话，那这个人毫无例外是搞技术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其他作家则常把人物设定为贸易公司、广告公司中从事事务性工作的职员。这种情节与人物的设定能为我的作品增色多少不好说，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凸显了我的特色。
我把上班的五年当作上了五年特殊的才艺学校，这并不仅仅指那五年给我的小说创作带来的灵感。置身于那个巨大的组织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见到很多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和他们不算脾性相投，也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但是我在这种上班族的日常生活中学到了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心得足够让我以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为题目写一篇报告了。以前，某出版社的某部门还因为我打电话时过于礼貌而议论纷纷，这显然是上班族时代留下的习惯。要是我大学毕业后不工作而直接当了作家的话，也许又会被人鄙视说：“连打电话的基本礼仪都不知道，真幼稚。”
诸位新人，请一定要在公司里多学点儿东西。那里教材之多，倾尽一生都学不完。而且，大家还能从这所才艺学校领到钱，这不是非常划算吗？
时间隧道
（《小说SUBARU》 一九九七年七月号）
距离我大阪老家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一座足代公园，这是周边最大的公园了。上小学时，我每天都要去那里玩躲避球或棒球。
公园旁盖起了一幢大楼。不，说“盖起了”也许并不准确。那幢大楼外壁建好了七成，但是内部建设就烂尾了。墙壁、地板、钢筋都暴露在外，水泥楼梯勉强建好了台阶，连扶手都没有安装。
大楼里铺设的通风管道被孩子们称作“时间隧道”，这一灵感来自不久前流行的美国电视剧。
四角形的通风管道如同迷宫般蜿蜒曲折，我们在里面匍匐前行，勇敢越过蜘蛛网、死老鼠等障碍物，最后钻出管道，来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对孩子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玩的游戏了。
现在，我每两个月在本杂志上刊登一篇小说，这些故事最后将构成一部长篇作品。我想描写的不是案件，而是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整个故事的时间线会拉得极长。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该从哪里写起。
发表在本杂志上的小说是从主人公的初中时代开始写的。然而，其实在那之前还有一篇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将会写到前面提及的时间隧道，预计在之后的某一期刊登。
写小说时，必须要沉浸在相应的氛围中。而我是通过回忆起那条尘埃密布的通风管道来进入小说世界的。
格言是正确的？——以贫穷为傲
（《ALL读物》 一九九八年九月号）
上大学的时候本可以一直住宿，但是大三下学期我就搬出去住了，因为我一直有个计划——到了二十岁就一个人住。
父母说“不会给我经济援助”。当时我的收入只有当家教挣得的两万日元，所以必须得把房租和伙食费控制在这一范围之内。
我租的是一间三叠① 大小的平房公寓。不知道称为“平房公寓”是否正确，不过，那幢建筑很奇特，实在找不到其他名称指代了。厕所是公用的，而且是蹲坑。洗脸池也是公用的，而且在户外。当然，也没有煤气，做饭是不可能的。但是房租只要五千日元，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给我介绍这间公寓的是好友A，他从入学起就住在那里。当然，他还教给我各种生活小窍门。他最先教给我的就是如何在三叠大小的屋子里住得宽敞。他把壁橱的拉门全部拆下，睡觉时把被褥的下半段铺在壁橱里。简单说，就是下半身伸进壁橱里睡觉。的确，这么做让房间显得宽敞多了。我也立刻采用了这种方法。
而且，A对于自己的房间中没有蟑螂而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严格贯彻了绝不把食物拿进房间的铁则。但是，他房间虽然没蟑螂，却有蜈蚣。两相比较，我宁愿选择蟑螂。
公寓附近有一家杂货铺兼卖面包，我们的生活用品都会去那里买。其实我们的目的是店里摆着的那些袋子，袋子里装着几十片面包切片后剩下的边角料。虽然标价一袋十日元，但是买其他东西的话就会免费赠送。这是我们缺钱时重要的食物补给。
而这些边角料的吃法很重要。正统吃法是像吃吐司那样，烤过之后再抹上人造黄油。但我发明了用番茄酱代替人造黄油的办法，烤得酥脆的面包皮和番茄酱一起吃，真是绝配。A也很喜欢这种吃法。我们把这个叫“披萨”，吃得可开心了。要是有什么高兴的事，我们就会在当天晚上边喝啤酒边吃这种“披萨”。现在想想，那时每天都吃面包的边角料，居然没把肚子吃坏。
临近毕业时，我才知道A其实是富二代。他父亲开着奔驰来公寓取他的行李。A秉承了“年轻时要多吃苦”的家训，他如今已是某一流制造公司的精英技术骨干了，前些日子刚刚完成了全世界首次人造卫星的无人对接。
那时的阴影
（《小说SUBARU》 一九九九年一月号）
①约五平米左右。
以前，我曾经在《小说SUBARU》上连载过一组名为“那时我们是傻瓜”的随笔，如实地描述了我童年和学生时代的蠢事。这些随笔已经结集出版，连文库本都出了。我收到一位读者写的读后感，现摘抄如下：
本以为当作家的都是个性突出的人，但是东野先生您小时候就是一个放在人堆里都没人多看一眼的普通小孩儿呀。我身边有好多有个性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有些瞧不起普通人了⋯⋯
后半部分相当气人，不过倒也没什么。我想，看过《那时我们是傻瓜》的读者八成都会觉得，东野圭吾这个人的少年时代完全是一幅欢乐天真、无忧无虑的图画。大家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从各种往事中只选取了快乐的片段，写成了这部文集。
但是人生有光明就会有阴影。所以，下次我想写写那些阴郁的回忆。但是不管怎么想，我都不觉得这样的随笔写出来会让人感到有趣。那么，如果写成小说又如何呢？
《白夜行》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构思的作品。当然，故事纯属虚构，不过其中也包含了某些个人的真实体验。诸位读者有时间的话，不妨想象一下哪部分是根据我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白夜行》每次在本杂志发表的部分都可作为独立的短篇小说，但是整个连起来又是一部长篇作品——这是我此次尝试的着眼点。至于结果如何，一直阅读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写到一半便无法维持短篇小说的形式了，完全变成长篇小说连载。创作历程十分艰难，不过我也从中获益良多。
“准”作家时代
（《周刊文春》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号）
作为作家，我是在昭和六十年（即一九八五年）出道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至今都直冒冷汗——一方面惊讶于我当初的那种写法居然真行得通，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能下决心以写作为生感到震惊。
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小说是什么。我只读过推理小说，所以打算动笔的时候，完全没考虑过其他小说类型。而且，我还把推理小说擅自定义为“描写用合乎逻辑的手法解决杀人谜案的作品”。当然，我认定小说中一定要有杀人案，并且不能缺少诡计。反过来讲，只要具备了这两点要素，就是推理小说。
诡计、意外的动机、意外的凶手——我出道头几年整天都在琢磨这些。当然，我非常关注受到好评的作品，也努力在自己的书中“刻画人性”。但是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只是为了让读者更加信服故事的情节，而故事情节又是为了设计诡计服务的。
我写作最关注的是逻辑上不能出现矛盾。我像解开棋局那样写小说，每次写完都自我感觉很好。
一部分读者宽容地接纳了这样的作品，然而我不知道，他们虽然被我书中的诡计所震撼，却完全没有被感动。
正是因为逻辑上有矛盾，人这种生物才会如此有趣，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大家也明白。而我出道后又过了好几年，才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
契机就是我意识到，迄今为止，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矛盾。其中最大的矛盾，当属讨厌读书的人居然成了作家这一点吧。
少年时代的冲动
（收录于《成为推理作家之前》① 二○○四年二月文艺春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