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战时的两种政策
敌后继续存在着战线一事，不仅表明人民的不可征服和顽强的爱国主义，而且也表明中国农村抗战和建设的潜力。
在正规战线后面统治这个国家的国民党政府认为，经济危机、军事上的失败以及国民党军队没有能力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是因为国际援助不足。但是，在抗战的头几年中，国民党中国在陆上和海上始终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触，也持续不断收到越过“驼峰”源源空运进来的物资。它控制了城市和乡村。它拥有从沿海内迁的工厂和军工厂以及农业和手工业。1943年以后，美国空军在它的领空廓清了日本飞机，消除掉敌人的主要军事优势。
对比之下，解放区没有得到过外国的一枪一弹。他们没有空军。以国民党为一方和日本为另一方的双重封锁，使他们得不到外国进口货，也得不到本来应该是中国所有军队的共同储备库——即尚未沦陷的中国本土的后方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唯一能依靠的是农村和他们在那里发展起来的力量，这些乡村并不像国民党后方那种殷实富裕未遭战火的乡村，而是普通的遭到敌人蹂躏掳掠的乡村。
恰恰是这些地区，后来成了发展而不是倒退、打了许多（虽说是小规模但毕竟是）胜仗而不是败仗、经常采取进攻行动而不是后撤、从日本人那里收复失地而不是继续丧失领土的地方。敌人保住了城市和交通线，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重武器无法将它们攻下来。但是，同正规战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收回了对没有公路的偏僻农村的控制权。
国民党中国包括富饶和文化较为发达的粮棉省份，有外国贷款，在国外有巨额财产。但是，它却成了经济空前瓦解和人民极其穷困的地方。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气候及土壤条件远没有那么好，开始时根本没有现代工业，可赚钱的手工业不多，人民比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民落后得多，是以封建形式组织起来的。他们没有外汇或贷款，他们同中国其余地方的商业往来几乎完全断绝了五年。但他们还是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和工业。到1943年，人民不仅比1939年或1935年大大富裕，而且生活水平还超过了国民党后方的人民。
这些都是事实，有必要加以调查。调查这些事实不是为了诅咒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而颂扬另一部分，而是为了达到谴责一方而证明另一方是施行德政典范的目的，调查的目的是，要弄清哪条发展路线对抗战中的中国来说是正确的，哪条是错误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将告诉我们，为了这个国家战后的进步，哪条是正确的道路，哪条是死胡同。做这样分析的目的不是要把中国分成两个。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它的两个部分在战争时期的不同状况也许会通过暂时的分治而导致新的统一。除了教育和生活方式略有不同之外，战时中国这两部分的人民是一样的人民。他们的能力和潜力相同。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在吃苦耐劳、聪明才智、爱国或勇气方面有什么天生的差异。他们是在同一时间阶段抗战。他们在初期的落后状态和不利条件各不相同，但是最成功地解决了同样问题的一些地区的不利条件却比较多。如果说八年抗战给他们的经济和生命力带来非常不同的变化的话，那么，可以逐件逐件事一步一步地追溯出这是怎样发生的。这种测试对两者都是灵验的。只是解决这些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截然不同。
任何政策都必须解决一些问题。是谁在执行政策？政策对谁有利？政策要实现什么目标？实际结果怎样？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国民党的政策，是由越来越密切地代表着统治中国许多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的官僚政府所执行。这个政府保护和喂肥了极少数高级官员、军国主义者、地主、高利贷者、大商人和囤积居奇的投机倒把者，再加上他们的代理人和食客，使抗战、通货膨胀和行政管理腐败的全部负担落到了老百姓身上。这个政府搜刮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倾家荡产，使士兵没有装备和食品，使拿工资的中产阶级（原文如此——译注）生活极为艰难。它使工业界资金奇缺，使合作组织和私人经营的手工业以及工厂的工人都蒙受损失。
重庆所颁布和执行的政策都清楚地表明，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从农民和工厂那里收税，不是鼓励他们的生产。其结果是中国军队的战略后方瓦解、人们极其厌战、普遍的饥馑，还有社会和政治关系急剧紧张，以致国民党政府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和剩余军队用于监视和镇压自己的人民。让我们用同样的测试来检验我们这些战时访问者亲眼看到的各解放区执行的政策。
那里的政策是谁制订的？
政策的主要原则由共产党确定，诸如发挥所有团体的抗日干劲以及把各团体之间的摩擦减少到最低程度等等。总的政策同国民党自己1938年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致，但国民党从未在自己的地盘内执行过这个纲领。这个纲领在各个解放区的具体实行各有所不同，由当地政府机构自行决定。
谁来实施政策？
中国解放区和边区的9000万人民选举自己的各级政府。所有18岁以上的男女都有选举权，在与自己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地方运用这种权利，选择管理村子的村长和委员会。他们还选举参加乡、区和地区人民委员会的代表，这些委员会不同于国民党中国的任命及纯粹是磋商的机构，他们确实制定法律并进行治理。任何人都必须先被选入这些委员会，然后才能成为当地或地区政府的成员。每100个成年人中可以选一名代表参加最基层（区）的委员会。
到1944年，单是约10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下属14个主要地区的区委员会委员就有9967人。这些代表按社会地位的分类精确地反映了人口的组成。
以下是统计数字：
表12-1 陕甘宁边区下属地区委员会成员人口构成
经济地位 人 数 百分比
地主和士绅 174 1.8
富农 690 7
中农 2435 24.4
贫农 5549 55.6
佃农 46 0.5
雇农 502 5.1
工人 394 3.9
商人 177 1.7
总数 9967 100
在这9967名代表中，2477人是共产党员，占24.4%；352人是国民党员，占3.7%；7138人是无党派人士，占71.7%。
国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孙科1944年申斥他自己的党说，在国民党控制的中国各部分，任何一级政府中都没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官员。当我们想到他这番责备时，我们就能够理解人民委员会这种组成所代表的革命。现在还是那样。尽管两种统治区的人口构成相同，但国民党统治下各省的官员都来自地主、士绅和富农阶级。在解放区，10名地方官员中只有1人出自那些阶级。在国统区，几乎所有官员都是国民党员，每个官员都由国民党任命。在解放区，担任官职的人，每10个人中有7个像大多数人民一样根本不属于任何政党。政府中直接同个人有接触的各部分，单是贫农就占绝大多数。权力已转移给老百姓，根据老百姓的利益运用权力。
我们必须不厌其烦地回过头来再谈谈作为中国“普通人”老家的乡村。在国统区，尽管城市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旧中国的典型乡村其特色却丝毫未变，地主或有钱人最有势力。他们拥有的土地和债契使他们成了当地经济的主人。他们同上级当局的社会和其他关系，以及往往作为村里仅有的知书识字的人，使他们在村里必然成为代表政府的政治首领，在同政府办交涉时，只有他们被承认为“代表”村子。他们完全控制了当地的警察和治安队，常常捐款支持他们。如果农民起来反对地主，他们就可以用官方名义给这种抗议扣上“闹事”或“盗匪活动”的帽子，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动用国家所有人力物力来加以镇压。
如果国民党政府需要从农村征税或抽壮丁，就由地主头子来办理，他向国民党政府纳税交人，他自己和亲友们则不必出钱，也不把儿子送去当兵。这就是他的权力赋予他唯一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对上不对下。只要他履行这种职责，他就可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随心所欲地统治。由于不属于正式编制，这掩盖了他的地位的真正性质。这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叫作采邑的领主，就是向首都的封建主纳贡以换取在地方上享有专制权威。不同之处是，欧洲的领主不仅要纳贡和提供军队效忠，而且在乱世时还必须召集和装备一队人，亲自骑马率领去勤王。比较幸运的中国地主可以太太平平待在家里，只要把农民送到战场上去就行了，也不需要给农民配备任何武器。
这就是中国封建主义的状态。中国的中央政府为了给它的法律装点门面，为了使它的立法人员产生正直的自豪感，以及为了博得别国法学家的赞美，不时通过一些开明的土地法。但是，由于这些法律必须通过我们刚刚说起的结构层级才能下达到乡村，因此这些法律仍然是虚设空文，不仅这些法律要帮助的农民不知晓，就连地主和地方官员也不知晓，对地主和地方官员的生活和多年来的习惯做法来说，这些法律完全不相干。但是，即使农民知道有这些法律，也帮不了他们的忙。中国有句老话说，“天高皇帝远”。国民党政府还远得很。地主倒离得很近，又有势力。不论是帝国还是民国，中国的绝大部分乡村在地主的统治下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①1
在解放区中国，仍然有地主，他的财产权受到尊重。但是，抗战那几年夺去了他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他不再是村里的主人。选举村长和委员会时，地主像他最穷的佃农一样，只有一票。人民选出来的首领也许不识字，但始终是多数穷苦农民尊重其农业知识并深信能维护穷苦农民利益的人。尽管有时也选出一个在当地表现良好、作为最有文化的居民的地主当村长，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农民过去害怕的农村警察和治安大队已完全销声匿迹。村里唯一的武装力量是民兵，是农民自愿组成的力量，其对他们选出的代表负责。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里，不仅是战士（像中国所有军队一样），而且多数指挥员都是佃农或贫农出身。他们以红军的名义和目前的番号为农民的利益战斗了17年。
新的村政府不仅对延安负责要全面执行政策，而且对当地农民负责要使政策执行得公平合理。他们的农民选民把权力交给他们，但也随时可以把权力收回。在国民党统治下，农民的利益不可能有保障。在解放区实行的制度下，不可能忽视农民的利益。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基层单位中，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已被民主制度所取代。
① 哈佛大学毕业的能干且口才流利的教授、联合国救济总署领导机构中的重庆代表蒋廷黻博士的一次讲话，典型地说明了中国的地主和官员向来是一回事。他在美国曾出席一次招待会，有人谈起中国的弊病是由于土地所有制造成的，必须实行土改。蒋博士说，问题不在于此。“除此之外，”他说，“我家里已当了一千年地主，我们不想改。”
二、农村中的新式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解放区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并没有触及基本的财产所有制形式。除了亲日的汉奸外，大的房地产并没有被分发掉，土地仍然私有。但是，中国相当于佃农收获量1/2～3/4的过分地租至少已减去25%，而且绝不允许地租超过年产量的37%。
债务奴役——这是束缚了许多名义上是自由农民的看不见的地主所有制——已经不那么厉害，因为规定了最大利率是每年10%，而不是从前的30%～100%，由标准合同而不是封建的反复无常做法来规定租地。这种合同由农民和地主双方签字，村里最强大的组织农民协会作证，并在村政府里登记。地主不得提高地租或收回租地。另一方面，佃户有法律义务缴付按新合同规定的合理地租，如果佃户不付地租，地主可以请求政府帮助收租。
农村里的税减少了。村民要付的唯一的税就是缴公粮。征得的公粮其年总产量的15%交给政府处理，作为军队和其他税收需求。根据累进制，最穷的农民不缴，小土地耕作者缴纳收获量的0.05%，最有钱的地主缴纳作为地租收入的粮食的30%。这种赋税的负担形式同《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有钱出钱”的原则一致。但是，即使落在地主身上的赋税也不算高，他也不再付别的税。政府节约开支，消除了贪污造成的损失，完全禁止军队直接从地主或农民那里征用。许多地主亲口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在新政权下许多方面比在旧政权下更有保障。
这场反封建革命的政治方面已经完成。权力已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其他阶级的联合。但还没有进行全面的社会或经济革命，只是调整了地主和农民的负担。
农民竟然自己当家做主，这是令人惊奇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但是，这场变革的后果竟然“半途停下”，这更令人不可思议。有了权的穷人不没收他们自古以来的压迫者的财产、勾销全部债务和除掉地主是怎么回事呢？
我从1944年领导中国共产党群众运动委员会的邓发那里得到了答案。邓本人是工人出身，担任解放区各工会的主席。他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曾在船上当炊事员。他在抗战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农民运动，因此他的陈述是有价值的。
“我们不想在抗战期间或战后的建设时期挑起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邓发说，“我们不想分裂社会，而是要让社会团结起来。出于我们要求全中国实现这种团结的需要，我们在这里不能不很好地执行，因为我们是领导人。不实现团结，我们在敌后，就不可能争取所有党派团体参加抗日，从而可能造成重大牺牲。”
他说，“为了争取每个人的帮助，必须公平对待每个人。在中国农村社会，要实现公平就首先要减轻农民过重的负担。我们军队的胜利使人民在政治上有了威信。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开会和谈判来调整阶级关系，不需要通常的阶级斗争。当农民不再是无权的人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把地主打倒在地来求得正义，他可以把地主叫来谈话。
“我们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立即宣布农民和工人可以自由组织起来。如果人民没有经验，我们便告诉他们别的地方是怎么干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告诉他们，他们有权利享受减租和较好的工资。新组织一旦建立，就把地主召来谈判。军队和政府不加干涉，既不向地主下命令，也不给他以前他享受的官方支持。假如谈判谈僵了，我们的政策是，如果要求我们，我们就仲裁。”
邓的讲话采取摆事实的方式。“这是革命的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情况，”他说，“许多地区的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并没有得到新的权利，但由于我们的胜利，他们得到了。他们以前从来未能打败地主，因为就乡村而言，地主就是国家。因此，开始时他们往往不敢做我们提议做的事。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军队忽来忽去，标语口号贴出来又被雨水冲刷掉，但地主总是在那里。常常有这样的事，农民在会上表示同意减租决议，然后又到地主家去，私下保证他们愿意缴付同过去一样的老地租！有时候，他们同地主签订新式合同后，并不要求地主遵守。遗留下来的封建恐惧心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
“我们第一个解决的问题是壮起人民的胆子，使他们产生自信心。我们发现，不论多少宣传，其效果也比不上在一个乡做出一个成功的榜样。于是，我们的方法是选择一个可能成功的村子，把有经验和有说服能力的群众工作人员集中到那里，同比较勇敢和聪明的农民谈话。这些农民又去同了解和相信他们但对我们仍然半信半疑的人谈话。最后，我们向地主说明新形势，使两派来到一起谈判集体合同。
“在一个地方成功以后，我们就贴出布告，不谈一般原则，仅仅是发布消息：‘王村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向地主提出要求，赢得了某些让步。这个村就在附近，谁想要核对事实，可以去看看。’我们宣传工作者使附近的农民都看到了这些榜样。当他们在开会时提出：‘我们这里也试试，怎么样？你认为这样行吗？’这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成功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邓幽默地说，“这个工作真不好做，书本上是学不到的。我们有些人攻击‘人民’落后，想用行政命令走捷径。我们立即制止了那种想法，因为持久的变革决不能靠上面，必须是人民的行动。一个官员可以发布许多极其激进的规定，认为自己比谁都走在前面，但是只要他一离开，一切又都很快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如果人民靠自己的努力和组织向前迈出一步，他们必定坚持在那里。即使敌人用刀枪取消他们的收获，也不能从他们的记忆中夺走这些收获，他们一有机会还会这样做。
“当我们的工作方法对头时，事实证明人民毕竟不是那么落后，”邓闪烁着他的黑眼珠笑起来，“事实上，许多农民很快就比我们‘左’得多。在他们觉得自己已强大得足以叫老东家做出让步时，他们便开始问道：‘为什么不能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他们压榨我们的时间够长了。’我们试图制止他们，他们却想出一些只有最好的律师才想得出的巧妙借口。我记得，有一次，佃户们一条接一条提出了23条要求。他们说：‘我们一向被告知，革命是在1911年推翻皇帝那天开始的。’于是提出减租减息从那个时候算起。他们还要求放债人以银元代替纸币退回从1911年起多收的利息，因为以前是用银元付息的。通货膨胀使一个银元值400元纸币。即使地主把地卖了，放债人完全放弃债权，也无法满足这些条件。”
邓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我想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们认为人民的这些要求完全正当。他们的一生，还有他们的祖祖辈辈一直受压迫。即使是粗暴对待了仅仅是几星期前他们还非常惧怕的地主，又有谁能责怪他们呢？但是，如果发生了这种事，商人们就会把他们的货物秘密运到日本人占领的城市去。心惊胆战的地主试图把地卖掉逃走，甚至不卖地就逃走。靠地主借钱的小厂商只能让工厂关门。在和平时期，发生了这种事可以调整。在战争时期，不能两条战线同时作战。
“我们怎么能制止这种‘左’呢？唤起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利用这种力量，是我们自己的政策。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权力反对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我们就会抑制和毁掉他们刚刚产生的信心。唯一的办法还是辩论和教育，让穷人自己明白，极左行动在目前不仅不正确，而且不利于人民。
“使事情更为棘手的是，许多共产党员过火了。他们自己毕竟也是农民，有时候，有人要求他们在地主和农民之间进行仲裁，他们便拿着手枪接见地主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这些得意忘形的寄生虫，阻碍人民前进！’因此，我们首先组织干部讨论，他们如果执行一条他们不同意的路线，工作肯定做不好。我们解释说，要是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势必把地主和商人驱赶到物质上已经比我们强大的敌人的怀抱中去。日本的主要弱点是它不能得到任何还有一点爱国心的中国人的支持。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事实作为我们的基础，我们解放区就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蒙受损失。新的社会和经济形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建成的，与此同时，生产和商品流通恰恰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减少。
“我们告诉我们的干部，新民主主义政府使得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广大群众不会受苦，但所有的阶级都可以参与。谁都不必担心我们的政府会再次落入旧统治集团手中，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只有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才能孤立敌人和反动派，而不是我们自己。农民的命运已经在改善。今天，只有确保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才能保持那些收获并为未来更好的日子打开大门。
“此后，”邓发说，“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做法，写成法律，明确规定了减租减息的标准。新法律没有批准从民国元年起修订利率，但现有利率大大减低。工农业劳动的时间不能缩短，因为人民为了使自己免于奴役，需要每一丁点的产品。但劳动的收益则重新分配，穷人得到的大大增多，富人得到的大大减少。我们禁止以任何逃亡地主都是敌人的工具为借口没收逃亡地主的房地产。如果没有证据能证明逃亡地主同日本人积极合作，例如担任汉奸职务，我们仍然让他们的亲属经营他们的土地，并要求他们回来。要是地主家里没有人了，法律规定由当地政府代为耕作，地主回来后把地还给他们，从地租中扣除管理费。但是，假如地主确实同敌人合作，我们就通过法律程序，根据没收通敌者财产的法律接管他的财产。
“我们在实地工作的组织人员工作非常复杂，要确保农民不仅服从，还要积极支持这项政策。他们必须教育农民从比村子范围更大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决不能申斥和批判人民。我们的主要口号是：‘不要给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泼冷水。’如果我们泼冷水，我们会失去一切。中国的弱点的根源在于把人民看作仅仅是臣民。我们必须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公民。
“我们的人从早谈到晚，”邓发继续说，“他们要求人民考虑，商店为什么关门，资金为什么外流，流到哪里去了。这样增加我们自己的困难而帮助了敌人对不对？要是我们今天失败了，还有什么前途呢？
“另一方面，我们把新法律通知已经逃亡或正准备逃亡的地主和商人。我们告诉他们，人民的要求可以理解，但我们已说服农民接受法律的限制，把抗战的利益放在首位，承认地主和商人也能成为爱国者。逃跑的地主商人会不会否认农民过去的日子艰苦呢？他们会不会宁肯为掠夺所有中国人的敌人效劳也不愿向自己的人民做少许让步呢？新法律要求政府保证地主和农民双方都履行修订后的合同。法律明确规定商人有做生意和投资的权利，农民由于减租而生活较富裕这一事实也使商人有了较大的市场。我们保证小厂商不断有定货。有钱人如果不出力打敌人，而是跑到敌人那边去，怎么能指望人民原谅他们呢？
“逃亡人员的亲属看到我们在民族团结方面说话算数之后．便开始写信给外逃人员叫他们回来。回来的人又写信给别人告诉他们怎样适应环境，许多外逃人员由于觉得每见到日本岗哨都要鞠躬很不愉快，收到信之后便回来了。我知道晋西北有个地方，抗战开始以来逃亡了100户地主，有人跑到天津北平，现在已经回来，把他们的钱也带回来了。再过两年，你就可以看到许多地主积极地帮助政府的技术工作。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以不让敌人损害我们的利益，我们还将证明，尽管他们再也不指望称王称霸，我们可以同他们公平交易。”
三、官兵“自己动手”
“但是，新法律本身无法解决为我们的军队提供经济基础的全部问题，”邓发说，“单是章程法令和规劝告诫也不能把调整后的阶级利益永远固定下来。要真正取得任何成就，我们都必须从生产本身着手加大生产。”
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扩大农村的经济以实现安定的生活。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挺进一步，便使日本人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消灭他们。必须反封锁。人民要活下去。爱国精神、公正对待和良好待遇，能使游击战维持1年、2年或3年，但是要使人民6年、7年或8年地战斗下去和不怕报复，那还需要做很多事情。必须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来供应军队越来越庞大的需求，修复敌人造成的破坏，保持一般的生活水平。如果不做到这点，就越来越难以说服普通人民相信他同战争有什么利害关系。
在各解放区，这点是做到了。在那里，第一步也是减租、减息和减税。在人民的记忆中，第一次缴了这些款之后手头还有剩余。剩余的钱使农民能购买新的农具和牲畜，推动他们更卖力地干下去，他们知道自己可能生产的任何剩余东西都会被别人拿走，所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干劲了。由于税率确定下来，法律禁止额外的征收，执行法律的又是农民自己选出并且可以罢免的地方官员，每一个农民都明白，增产就意味着自己谷仓的粮食增多。
第二步是以前不大听说过的。先是延安后方基地地区，后来是所有解放区、驻军部队、政府机构和学校都接到命令要尽可能自己生产自己的食品和服装。每—个小组都分到一小块农民觉得耕作不合算的荒地。每个军官、士兵、官员、教师和学生，每天至少要用两小时开垦这些荒地或从事其他生产性劳动。每个机关都必须自己种菜，自己解决一部分需要的粮食和肉类，还有棉花，由它自己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纺、织并裁制成衣服。
只有病号可以免于这种劳动。甚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政府的委员们都按时到分配给他们的小块地里劳动。烟瘾很大的毛主席利用他的小块地为他自己和书记处的其他“烟囱”种烟草。朱将军为八路军总部的官兵们种莴苣，这在中国西北是新作物。他为自己拌制了各种各样的沙拉，并经常敦促在人民以粮食为主的食谱中添上沙拉作为保健食品。为了解决牲口问题，所有骑乘的马都被动员来拉犁。这些牲口或是用于机关的土地上，或是租给缺少牲口的农民。总司令有一次又悲又喜地对我抱怨说，他心爱的坐骑已经被这样用毁了。但是在这方面，他也不能例外。
作为中国所有解放区的指挥和训练中心的延安，其边区的官员、医务和教育人员有10万余人。当他们开始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生活需要时，这个地区150万人民承受的供他们吃饭的负担便解除了。随着战争的进展，地方征粮逐渐减少。人民看到，政府要求他们多生产，并不是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寄生虫。在过去的封建时期，在农民的思想上，政府的含义只不过是养活寄生虫。现在这个观念变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边区一个县看到的一位老农，这位老农捶拍着原来是他村里一个苦孩子的年轻县长的背说，“你看这家伙背了多少筐粪到我们地里？有谁以前看见过这样的官？从前，当官的闻的是他们姨太太的香水味，怎能闻这样的大粪呢？”年轻县长希望不要用这样赤裸裸的语言同一位外国“贵宾”谈话，但老人对于什么是值得称道的有他自己的想法，因此不听劝告继续讲下去。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官员，也没有人见到过这样的情景。
边区军队生产自给是37岁的王震将军指挥的八路军120师359旅于1940年开始的。王将军原来是火车机车司炉，以在激烈战斗中身先士卒著名。他身经百战的部队在敌后同日本人打了三年仗后刚刚调回驻防。他们带回大量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火炮、机枪、迫击炮和步枪，几乎每—位经过战火锤炼的战士都有一件亲自从日本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如一支手枪或一把日本军刀。这个旅在1940至1941年的内战危机期间调回，其任务是保卫边区不让日本人渡过黄河以及防备国民党封锁部队从南面进攻。如果它不受到攻击，它除了保持和改善训练外，就没有军事任务。
当时正是封锁最严的时候，毛泽东发出了新的警报。他宣告，假使边区和各解放区人民要生存下去，不仅必须在军事上战胜敌人，还必须打赢突破双重封锁的经济仗。当时迎战经济仗唯一可用的资源是，土地及其生产潜力，武装起来的人民，还有政府和党的领导水平。
毛号召实现粮食、衣服和基本必需品的自给。他提出两个口号——
“组织起来”和“自己动手”。他召见王震说，359旅要带头。359旅必须证明，土地还有尚未被认识的可能性，正确的综合努力能使它为抗战和人民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个旅被派到广阔的南泥湾。南泥湾在19世纪60年代的回民大起义后，已从一片富饶和人口稠密的农田衰败为荆棘丛生的豹、熊、狼和山鸡出没的荒野。359旅的任务是把这个谷地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使之成为边区的粮仓。
“在开垦之前，”王震对我说，“我们首先要砍倒小树林，挖掉树桩，建立我们自己的营地。毛泽东同志说过：‘要打仗，必须有枪炮，要生产，必须有好工具。’我们到南泥湾时，除了刺刀外，没有工具。做锄把和犁架的木头倒很多，但没有做锄头和犁头用的铁。我们的一个连长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把一些破庙里的钟卸下来。我们请铁匠来锻造工具，但他们害怕到荒山沟里来。最后我们找到一位老头，多付他点钱，并且派士兵当他的下手。
“我会打仗，但不懂农业，特别是不了解当地的黄土土壤。我的部下都来自全国条件完全不同的各个地区。我向毛主席报告了我的困难，他写了一封短短的复信——‘记住你是为人民工作。动员他们的积极性。学习他们的经验。发展互利。’我把士兵和附近的村民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当兵的不一定懂得种地。这是需要大家一起干的活。不论他们担任什么职务，必须由掌握技术的人来领导，其余人必须听指挥。’那些会制作工具的士兵便干起来了，我们当指挥员的往往成了他们的学徒工。但农民们仍然不大相信，反应迟缓。
“我们起初没有什么牲畜，我们的人就像贫苦农民在牲畜死了以后那样，自己拉犁。几乎人人都理解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有几个从华北国民党军队那边过来的士兵发火了。‘我们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来当牛马的，’他们嚷嚷说，‘把我们送回前线去。’有少数几个开了小差，但是对抓回来的，我们不予处分。他们都是能打仗的好人，我们用榜样让他们自己感到不好意思，让他们看到身为团长的同志，即使手掌磨出泡流血，也在不停地干活。我自己每天都同这些人一起劳动，我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看我手上的硬茧。”说罢，王震摊开了手。
“农民们悄悄到附近观察我们。士兵们干牲畜的活这种景象比我们的动员报告更起作用。有一天，有几个农民同我交谈起来；‘你们真是一支好军队。有谁见过当兵的劳动？但是，原谅我们说你们白费了许多力气。看，你们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不久，我们就一起笑我们的错误做法，农民为了避免使我们不好受，便说，‘也许在其他省份你的办法是对的。’
“隔阂打破了。在家里不需要干活的老人们开始到我们这里来，整天同我们待在一起，教士兵们在当地的土壤上怎样下锄，怎样挥锄合适。过路的青年人常常停下来帮助干活。我指定了一些人，既有年轻的，又有年老的，当我们老师，付优厚的工资，授予他们全权。全体老乡都来关心我们，自愿提供了许多帮助。这使我们的士兵感到非常高兴。
“到第一年年底，我们已经使全体人员住上了永久性的窑洞或用木头造的房子。每个人都开垦、种植和收割了一英亩的地。我们只从政府征来的粮食和种子中支取了一部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全部支取。政府给了我们一点牲畜，现在我们已接近自给了。
“我们这样坚持了将近四年，现在我能把成绩告诉你了，”王震自豪地说，“去年，1943年，我们收了450万磅小米，45万磅猪肉，100万磅土豆和南瓜。我们在华北缴获了一份日军的伙食单，我们的医生审核了这份伙食单后认为很好，我们便根据这份伙食单增加部队的食物。
359旅的病号减少了。我们让359旅吃饱后还余下90万磅粮食。我们把政府预支给我们的粮食还清，拨出一部分剩余粮食供部队作文娱活动和教育用。剩下的粮食再投资到一个合作社。每个人都把他投入的劳动日作为资本记上账。为了管理农活和合作社，每个连队部都成立了经济委员会，整个旅还有一个经济委员会。委员会由官兵选举产生。他们的账目公开，每个士兵都可以检查。
“我们富裕起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王震说，“就是要向每一个曾经借给我们铁制农具的农民偿还一件新农具，是在兵工厂里用日本铁路路轨的钢打造出来的。我们把这些农具送给农民时他们拒绝接受，他们说，‘这些农具不是我们的。’我们回答说，他们的帮助使我们富起来，并坚持要还他们农具。你要是能看到就好了。士兵和农民们亲热而高兴地互相捶打。有些老农像孩子那样哭了。
“根据这一年的生产计划，每个士兵要耕作5英亩，收1830磅粮食。他自己吃450磅，上交600磅给旅里和政府作为全面改善生活之用，90磅作为制服基金买棉花和羊毛，剩下的690磅完全归他自己支配，可以卖掉换钱寄给家属，也可以自己保管，也可以投资到合作社。在牲畜饲养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全旅每10个人有1头奶牛或小公牛，每两个人1头猪，每个兵1头绵羊或山羊。我们没有养鸡、养鸭和养兔子的计划，但是你能看见，已经有不少了。”
我们同王震谈完话后，便步行到谷地去参观，同士兵和农民交谈。这一切都是事实。359旅不仅大规模耕作，还有自己的各种工匠、纺纱和织布厂、裁缝铺、榨油厂和食品加工厂。所有这些工厂里都是士兵自己在劳动，而且都是从他们最初的劳动中筹集来的资本。正如合作社为每个人积攒资金供他们复员时支取一样，这些工厂也使每个人学会一门技艺。他们做到发给每个人一条羊毛毯，以及一套在国民党军队里只有军官才能穿的粗呢子军装。
有一个问题使我们担心。这些做工的士兵怎么保持他们的军事技术呢？我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这些人出发到地里去耕作时都带着全副装备以代替行军训练。他们每天在麦田里练习一两个小时的掷弹和打靶。
在五个月的冬季中，他们定期举行演习，并在课堂里讲解敌人的战术和对付的办法。俘虏来的日本工兵在南泥湾筑起最新的“反游击战”工事体系，359旅经常“围困”或“攻克”这个体系。
有一个连向我们做了示范。以下是他们的记录：步枪射击：100米外的1平方米的靶标，372发，打中369发。掷手榴弹：全连平均距离50米。攻击课：首先从壕坑打3枪，一分钟平均前进150米。在前进途中，扔出3颗手榴弹，跳越障碍和沟堑，用刺刀刺7个靶标。我同美国陆军的包瑞德上校①1 核对了这个成绩，他说，“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很了不起的。”
国民党军队把青壮农民从农田里抽走，恶劣的待遇和吃不饱使他们仅仅几个月就骨瘦如柴。在本来是要使共产党领导地区陷于赤贫的封锁线后面作战的359旅，却不向人民要任何东西。他们的热情不仅表现在劳动和训练中，还表现在教育方面。他们每天上一小时文化课，他们都能读书写字。这样，这支军队还使它的人员有了一笔可用于战后的资本。
359旅的三个团靠自己的劳动，加上拨给他们用于文化活动的粮食变卖的收益，每个团部建造了一个戏院和一个足以容纳全团人的礼堂。每个团都有一个文工团。每个团都有体育场和体育队。这支军队像国民党军队一样也有“经济活动”，但它不是为了军官的牟利而做生意，它是为士兵和人民从事生产。
“如果来了命令要调你们走，怎么办？”我们看到王震的部下都在原野谷地上安了家之后便问他。
① [ 译者注] 包瑞德（David Barrett），当时是史迪威派驻延安的美国联络军官。
王震说，“我们是军人，不是农民。如果我们到前线去，我们就交给接防的驻军。如果驻军不再需要，所有军队都到前线去了，就由人民接管。”当我分别同他的士兵谈话时，他们也部是这样说。几个月之后，王震和他的许多部下重返战场，并且在一次史诗般的步行进军中打到他在很远以外的老家湖南省。1942年以后，各解放区的驻军都实行了“南泥湾制度”。实行这个制度的结果是，单是延安（陕甘宁边区）在1944年，军队和机关工作人员靠自己的劳动就生产了3000万磅粮食，也就是说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8%。这个百分比超过他们的人数同边区总人口的比例。
由于他们的成绩，延安政府逐步减少人民需上缴的公粮。1944年收的公粮比1940年减少了1800万磅。换句话说．边区30万户人家每年的缴税负担减掉了60磅粮食，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口粮。这还没算当初八路军地区的税额降到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低的那次减税。
四、合作使农民富了起来
南泥湾计划向边区人民证明，军队和其他以前的非生产者并不想靠人民来养活。共产党人在证明这点之后便开始鼓励农民自己也来开荒增加农业生产。
边区是进行这种试验的好地方。它是中国少数几个地多人少的地区之一。在风调雨顺的时候，黄土极其肥沃。但平均每隔三四年总要有一次旱涝灾害，使很多庄稼受到损失。在旧社会制度下，仅能勉强糊口的个体农民种地的风险是很大的，他们缴税之后已所剩无几。他们世世代代努力，但是每隔几年有一两次歉收之后，总有成千上万人饿死或被迫逃荒。100年来人口不断减少，这块同法国一样大小的地方，人口还不到200万。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这样的国家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增加产量，这样人民才能渡过荒年。由于封锁，这一点还无法通过实现机械化来做到。唯一的本钱是人和畜的劳动能力。他们分析了这种农业经济后发现，许多农民都有一小块土地，家里有四五个壮小伙子，他们的精力正没有出路。这是劳动力的浪费。还有些农民的地较多，但没有儿子，也雇不起人，他们只能种一部分地。这是土地的浪费。大片大片的地根本没有耕作。这种比例不当造成的损失不仅是当地条件带来的，也是小农经济不可避免的普遍后果。这对抗战、边区的人民自己都不利。首先要消灭这种情况。
采用的办法是提倡农业劳动合作，在边区和各解放区叫“变工队”。每个变工队由邻里之间十来户人组成，选举一名队长，在农忙季节把人力、畜力和工具合到一起。土地本身没有集体化，每一小块地仍然是属于本人的。但是加入合作的人的一块块连接在一起的地，则合在一起而不是分开犁耕。这些地用标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用小路或垅埂划分地界。
这样就节省了许多劳动时间。有一个由11位农民组成的小组对我说，以前，每个人都要赶一辆没有装满的牛车到自己的地里去撒肥和播种，但是，现在只需两个人用五头牛就可以为大家完成这项运输。以前，在播种和收割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要抽出宝贵的白昼时间生火做饭。现在，只用一个人就为全体11个人做了饭，相当于省出了一个人工。
效率也轻而易举地保持住了。在地里干活时，整个小组听一个人发号施令。把一个人同他自己土地的独有联系切断是不是会使他失去积极姓？我问了一个农民，他否认这个情况。“当变工队在我的地里干活时，”他说，“就由我来发号施今，叫大家怎样干活，因此一切都做得很好。当我们到下一块地里干活时，由我的邻居发号施令，因为地是他的。他在我的地里干得这么卖力，我怎么能偷懒？”
收割之后，每个人的粮食都堆在他自己的地里，再开一个全体会议，决定该做些什么样的调整，因为有的地块用去的工，比主人本人可能用的工要多一些。普通调查后证明，采取变工制，一般说来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以前需要三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节省下来的劳力怎么安排？边区有它的“垦荒法”，荒地或处女地，谁开垦就归谁。开荒种地所收的第一批庄稼可以免缴公粮。变工制使人们有可能去开荒，有利可图，而且事实上已经大规模地进行了。但是，变工队成员原来的地块属个人所有，新开垦的地则属变工队所有，产品按劳分配。由于垦荒比第二年在开垦出来的地上耕作所花的劳力多，所以一个队可以接连两三年扩大它拥有的土地，直至它的劳动力达到极限。
像村里新的政治组织一样，变工是通过典型而不是靠法令来推广的，广泛宣传了最初的成就。想出这种变工队形式的吴满有，现在被认为是模范，他是10年前从绥远逃荒到边区的一个无家可归和目不识丁的难民，他的家人已在绥远饿死。1940年后，他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就像亨利·凯泽①1 在战时的美国一样出名，而且也像亨利·凯泽一样，生产政策方面，会向他征求意见。实现合作化的村子日益扩大的耕地和充实的粮仓，不仅使劳动的农民产生信心，也使农村中许多不从事生产的人信服。那些靠旧时穷人为生的江湖医生、赌徒和算命先生发现，农业可以比他们的寄生性职业带来更好的生活，何况，教育的日益普及，已经危及他们的职业。
到1947年，这个地区的庄稼人已有一半人组成了这样的变工队。其效果相当于给人口增加了20万壮劳力，但吃饭的人却没有增加。从1940年到1944年，种植面积增加了50万英亩，粮食收成增加了6000万磅。加入合作的人，人均土地增加了2.5英亩，收入增加了300磅粮食。就整个地区而言，不论是否加入变工队，平均每户多耕了1.66英亩地，多得200磅粮食（足够一个壮劳力八个月的口粮）。
① 亨利·凯泽（1882— 1967 年），美国工业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因采取分段建造再焊接到一起的办法使造船速度大大加快而出名，他还经营水泥、铝、化工和钢铁公司。
这几年里幸而雨水始终充足。政府提出了“两年三熟”和“两年后每个谷仓有一年储备粮”的目标，1944年，这些目标都实现了。长期以来众所周知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的边区农民，平均拥有的粮食超过了最富饶省份农民拥有的粮食，足以使他渡过一个荒年而不致挨饿或欠债。人民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胜了一个回合。在旧政权下无疑是残酷后娘的黄土，在新政权下成了可以依靠的供养人。团体协作的办法，打败了过去紧紧缠住许多代农民的饥荒幽灵。
粮食仗只是实行战时经济中的第一仗，只是反封锁中的第一仗。国民党封锁边区后，断绝了以前只能在比较南边的地方才种植的原棉，以及人民和军队穿衣所需要的棉纱和布匹供应。一年一年过去，这个问题变得极其紧迫。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以前边区没有种过棉花，对气候毫无把握，不知道能不能在致命的霜冻到来之前收获庄稼。
在保住粮食之前，还不能大规模试种棉花。但是有了粮食之后，便采取种种办法诱导农民种棉花。政府的宣传明确说明，除非在当地种棉花，否则便没有衣服穿了。示范农场开始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想种棉花的人可以得到种子，全部免除一切征税，提高收购价格（一英亩棉花比一英亩粮食可以多卖五倍的钱），如果天气不好造成歉收可以得到补偿。虽然每年都被霜冻毁掉一些庄稼，但是种棉花的面积增加了九倍，从1940年的不到3000英亩增加到1943年的2.9万英亩。这满足了边区所需棉花的60%。它还带来了宝贵的副产品，如棉籽油和用作肥料的棉籽饼。1945年的计划要求在人民和军队每人每年两套衣服的基础上实现棉花自给。
通过每个村都有的消费合作社动员边区妇女纺棉花。在政府银行和大量棉花库存的支持下，合作社借给妇女原科和纺车。他们要求两磅棉花交回一磅棉纱。其余的归妇女供自己家里使用。这样，村里的主妇可以靠自己使家里人有衣服穿，这是农民家庭预算中的主要项目，现在可以分文不花。1944年，20多万妇女也就是说边区每三户人家有两名妇女都干这个活。政府和私营工厂、军工厂和工业合作社也生产布。
在1940年，边区所用的棉纱只有55%是当地生产的，其余都是克服了很大困难和花了很大代价通过封锁线偷运进来的。1943年，织出来的布大大增加，且没有一码棉纱是从外面运进来的。边区提出的口号的第二部分——“丰衣足食”——也像第一个口号那样实现了。
由于封锁断绝了机动车的输入，运输问题在这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紧迫。边区总共只有20辆旧卡车运输其一切必需品。但是，必须运送食品，供士兵和农民使用的商品，以及边区西北角盐矿产出的食盐，这也是同外部世界开展贸易的主要项目。邻近的国民党地区不论喜欢与否，都得跟边区购买食盐，因为附近其他地方买不到盐。
在这方面，变工队也发挥了作用。冬天时，他们起到运输合作社的作用，他们抽出一两个人，加上马、骡、驴和牛搞运输。这些牲畜组成大车队，到盐矿拉货和装运其他东西，来回一次10天，挣钱不少。他们往往还把自己村里的产品运出去卖，再从其他地方买回必需品。1943年，这些运输合作社出车53万次，合作社员每出车一次都能赚到钱。以前，农民每到冬天都白白喂养牲口。现在，牲口倒过来帮助农民解决吃饭向题。
这些措施改变了边区的整个面貌。1944年我们访问边区时，我们发现它比中国西北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密集和广泛地得到耕种。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不是仅仅一个农民扶着他的犁步行，而是一群一群地在干活，边干边唱。西北其他地方的农民通常都穿得破破烂烂，我们在边区偶尔也看到行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但绝不是破烂。中国到处都有乞丐。但是，在边区和各解放区的五个月中，我们行程1000英里，大概经过百来个村镇，没有见到一个乞丐。我们在整个旅程中，也没有看到过一个农民或士兵显得营养不良。
这些外表的改变反映了农村社会的根本变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农民中只有三种社会和财产关系：地主一佃农综合体、或多或少有债务负担的个体农民和农业雇工。抗战使佃农人数和负债数目非常迅速地增加，而相对说来不欠债的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或称“中农”）的人数非常迅速地减少。
八年抗战后，边区和解放区在土地方面出现两种新型的社会和财产关系。一种是在个人小块土地（不论是租还是自有）的基础上建立的合作劳动，即变工队。第二种是在变工队开垦和获得的共有土地（不论是荒地还是处女地）上建立的合作劳动。
这些新形式不仅很快胜过旧形式，而且旧形式彼此的地位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由于限制了利率和有了更多的储备，欠债的农民逐渐把债还掉。无地雇工纷纷加入变工队，接受政府和合作社的信贷，成了有地的人。政府的信贷帮助了两者。
在国民党中国，要提出担保才发放贷款，但是在这里，只要申请人所加入的农协分会说句话证明他是出色劳动者而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就可以算是担保。农协是由一些像他一样的穷人组成的协会。
由于自己攒了钱，又能容易地得到信贷，佃户们便要求地主把他们耕作的地卖给他们。地主也愿意卖，理由有二。
第一，政府对地租收入要征税，但是对工业投资免税。第二，地主的称呼在一个从事生产的社会中不好听，因此，尤其是年轻的农村士绅迫切想成为有用的人。
抗战快结束时，延安一位把大部分地产卖掉开办一家羊毛厂的地主对我说，“我认为，如果一个有钱人在战争时期闲居在家，把生产出来的最好东西拿走而不为生产出点力，他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是国家的累赘。但是，如果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开厂，他就使总的财富有了增加，就是为国家效劳。”边区政府同意他的意见并支持那些发生这种变化的人。
对边区一个相当典型的村所做的调查统计表明，在抗战那几年里，全体农民中的富农和中农从68%增加到88%，贫农和雇农从32%减少到12%。此外，村子周围荒地的开垦使耕地从2300英亩增加到5200英亩，收成几乎翻了一番（有些新开垦地是山坡地，产量较低）。各种农民人均土地面积的增加情况如下：
表12-2 边区典型村庄农民1936年和1942年的人均土地和人均牲畜对比
人均土地（英亩） 人均牲畜
1936年 1942年 1936年 1942年
雇农 无 1.3 无 无
贫农 4.7 6.7 0.2 0.3
中农 7 17 0.33 0.48
富农 10 18 0.5 0.8
这项调查结果还表明了，个体农民和变工队对政府分配的免费土地以及他们开发的土地的相对利用效率。有一个村，110人组成的变工队开垦了免费分配给他们的土地的70%，而334名尚未组成变工队的农民只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开垦30%。对开荒的奖励是完全一样的。凡是能种地的人，大家都可以免费得到土地，并没有先照顾变工队，再给单干户。
边区和各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合作取得了胜利，为全国树立了榜样。但是，在地主和封建主义的沉重负担高压下的国民党中国，必须从多方进行改革之后才能仿效。各解放区在改变它们的经济之前，政治变革已经使权力从少数人转到了多数人手里。这是走向摆脱封建主义的道路的关键。
五、工业的诞生
除了农业产量和农民福利增加以外，新民主主义的农业政策还使工业既有了地主的资本，又有了农业的劳动力。除了手工业之外，边区的工业在1937年前完全是不发达的。唯一的大企业延长油井自从内战发生以来一直无人管理。1937年在边区的产业工人总共还不到300人。
1944年，边区由政府、合作社和私人创办的工厂中的劳动力达到1.2万人。油井恢复产油。破烂的炼油厂由一名上海来的年老的造船工程师修复。该厂的产品包括汽油、煤油和蜡烛等副产品，这些副产品都可以输出，因为质量比后方能买到的同类产品的质量高。还有毛纺厂和棉纺厂，各有几百名工人，采用装在木架子上但是由电力作动力的机器。以前是一项重要输入项目的火柴，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制造了。
军工厂制造炸药、小武器弹药、步枪、迫击炮、机枪零件，而且由于这个地区农业与抗战一向有密切关系，该地军工厂还制造成千上万的农具以及为牛注射以防牛瘟的铜质注射器。边区有几座焦炭炉和熔铁炉在运转。由于边区没有冶金专家，第一座高炉是由一名机械工程师、一名电气工程师和一名无线电短波发射专家，借助一本德文书的帮助建成的。经过三次失败和重建之后，这座高炉已开始生产质地良好的灰口铁。1945年的计划规定要生产出第一批钢，补充拆来的铁轨，以前钢的唯一来源是那种铁轨。
1939年实行封锁时，边区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台机床，这还是在短命的国共合作“蜜月”期间买来的。到抗战快结束时，已经有了许多机械车间，通常都使用当地制造的车床、钻床和冲床。动力是靠卡车上拆下来的发动机、推动水车的水流以及牲畜来提供。我们在一个地方惊讶地看见一个机械车间靠马力——就是说用马——提供动力。传送带是用当地产的羊毛织出来的，再涂上蜂蜡。一切因陋就简。用当地的产品来代替以前要输入的东西的聪明才智无穷无尽。
面对国民党后方闻所未闻的种种困难，边区不得不根据它自己的资源和它的军队所能缴获的破烂机器来为自己重述产业革命的最初开端。如在农业方面一样，目标明确和中国共产党脚踏实地的政策，以及注意对工人、技术人员和投资者都给予奖励，帮助了这场产业革命。除了物质报酬外，党还宣传常识、政治信念以及全国和地方爱国主义。它经常不断的宣传教育使边区的每个人都完全明白，要解决封锁带来的饥饿问题并防止军事上崩溃，非提高工业产量不可。
在小型工厂里，鼓励工人们组成合作小组，尽量简化手续，给予他们信贷。在2亿人口的国民党统治区，这种工合组织在1945年时还不到1000个，尽管有国外的支持。通货膨胀、政府阻挠和争夺控制权的派别斗争，窒息了其余工合组织的产生。但是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人口只有150万，“工合”组织却从1939年断绝一切外界帮助前的10个发展到将近400个。
由于开明的筹集资金办法以及从军队和行政单位抽调专家和工人（在抗战初期，军队和行政单位里常有这样的人），政府办的工业发展了。私人对工业的投资得到了鼓励，完全免予缴税。技术人员的工资比政府部长级官员的工资还高。
有一项制度保护工人的生活花费免受通货膨胀影响，全部薪酬，包括免租的房屋、相当于军队定量的食物、每年的冬夏服装供应和零花钱，都按发薪当天公开市场的主要粮食小米的价格指数计算。在私营和政府办的工厂里，都由工会出面向资方交涉，参与工厂管理和拟订生产计划。工会根据法律从每家企业的营业额中提取3%，兴办托儿所、俱乐部和医务所。
工会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他们要管理劳动纪律，保持产量并且必须尽一切可能提高生产率。他们不仅要对全体工人提供一般性的文化教育，还要开办技术课程。这样，他们就帮助打破了旧的封建同业公会传统遗留下来的手艺“保密”的旧习惯，这种习惯长期以来使中国的工人阶级分裂。他们还进行反对旧社会乡土观念的宣传，这种乡土观念也是封建主义的遗留物，它使得不同省的人无法在同一间店铺工作。
超产的工人和经理可以得到额外的工资。政府对发明创造和想出加速生产办法的人有奖励并授予“劳动英雄”的称号。法律规定，每家工厂的劳资生产委员会必须详细研究和试验每一项改进生产的建议，不管这个建议是由总工程师还是由最低一级没有技术的工人提出。延安大学的工业实验室随时可以为工业的各部门从事试验、提供意见和进行研究。这个深谋远虑的实验室让边区政府在购买条件仍然顺利时买下政府所需的全部物资。
国民党后方的工业的弊病之一是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重庆政府有许多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且还能找到许多。但是重庆政府的官员，如果说他们想到工业的话，也是从“战后”他们能买到的大工厂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因此，尽管有些战时必需品，如酒精和发动机燃料，绝对不能耽误，但却是一方面手头上有原料，一方面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根据最新式的要求”无休止地计划和试验建造试点工厂，而恰恰是最新式要求使他们无法在战时兴建这种工厂。
政府雇用的工程技术人员每一次同官员们打交道都非常扫兴和灰心丧气。国民党统治区最常见的事之一就是官员们一毛不拔，却想得很宏伟。许多技术人员为了逃避这种事，有的亲自从政，有的根本脱离政府到大学里教书，有的自己开厂，但由于缺乏资金，一般都会失败。
我们在边区看到的技术人员，尽管工作条件极其原始，但他们的心情并不沮丧。他们任何一个有助于生产的项目都能得到支持，政府让他们全权负责，因为政府认识到，约束他们的主动性有损抗战。当他们成功地建立一门新的工业，就点名表扬他们。他们情绪乐观，不倦地工作。在他们看来，解决眼前的问题远比为未来制订蓝图重要。他们在谋求眼前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通过实践而非抽象了解到在中国农村建立工业方面的基本问题。他们的态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人，而是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技术人员一模一样的人。
他们都在同样的学校学习，战前在同样的工厂工作。
他们像边区的农民、军人、工人和知识分子一样，仅仅是被八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价值准则所改造了。在工业方面，他们为中国和其他同样条件的国家开辟了新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