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作战时期开头的几个月中，与其同盟国的隔绝，将中国置于独立支撑的苦境。在此期间，由于日军在中国的正规战场上还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上述隔绝状态首先对中国后方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影响。
一、中国的富人竭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时的中国，农民占到了总人口的80%。参加抗日战争的士兵往往是农民。他吃的粮食来自其他农民的耕种，他的日常给养来自农民缴付的税款和被征用的物品。他的军装普遍使用由农村妇女用木制手工织机纺织而成的土布。他还驻扎在农村。他的部队利用农民们的肩和背以及牛马和驮车作为运输工具驮运军火和粮食。
从日占区沿海的港口内迁到大后方的工厂或在大后方新建的工厂，仅为军队生产一些军火和少量简单制造的药物，其他的东西都与之无关。军队享受不到罐头食品和机械化的运输工具。如果他有幸能搭乘上卡车，那这辆卡车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进口或者是在缅甸沦陷之前运来的。这批卡车以木炭或酒精作为燃料，刹车经常失灵且轮胎容易爆裂。
中国经济在战时维持及战后恢复的问题，古往今来都在于如何让农村能够肩负起如此重担。所以要评价中国政府战时及战后经济政策的好坏，就要看它在实施过程中有没有尽量把农村的负担转移到其他经济来源，以及是否加强了农村自身的经济力量，是生产力得到发展，使之足以担负经济重任，而不是在重压之下衰竭和崩溃。
在相持阶段初期，即1939至1941年末这段时间，中国还能够从国外进口物资。我们就认为政府应该购买大量武器和大量机器设备以建立军事工业。政府还应该效仿其他交战国不惜任何代价发展战时经济那样，不惜代价地付出财力和人力用于大后方的物资存储和生产力发展。然而进口物资需要拥有外汇，也就是需要钱，同时政府还要用钱来维持军队正常运行以及建立工厂。为了收集国内现有资金的同时避免发生可怕的通货膨胀，政府应当利用征税和发行公债的方式来收集资金，国民共同肩负重担。然而，像中国这样的封建主义国家，穷人除了债务一无所有。1938年各党批准的《抗战建国统一纲领》中那条最著名的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承认了这一事实。
此外，如果全力促进工业建设，那么就要相对减轻工业投资的课税。所以很明显，能够筹集然后投入战争的钱，只有搁置未用的资金，包括地主的地租以及商人和投机者囤积的物资。当然这样做并不触犯道德或者革命激进主义，或抽象的正义等问题。这是战争期间为战争和重建这样的基本需求而筹款的正当手段。
那么当国家需要资金支持，当外国物资仍能购买的时候，中国的富人是否贡献出了他们的力量呢？众所周知，没有。中国经济在抗战第一阶段的特点就是惊人的资金外流。富人们都认为把钱存在中国是“高风险”。所以他们将资金大量输出，比如在美国和英国进行项目投资，或在香港和上海公共租界购置不动产。那些将资金投在坐落于上述这些安全地带工厂的富人已经算是表现良好——至少那里生产的部分工业品还能慢慢运回中国以支持抗战。
当然政府也设法制定了各种对外贸易的规章以阻止资本的流出——但是这些规章仅适用于中小型工商业者。像孔祥熙先生这样的超级富翁，则不受这些规则的制约。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负责管理国家财政的官僚，他们的个人财富和国家的资金不分彼此。那些中国的大富翁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即国家。”
在这样的总体环境下，实力稍弱的有钱人自然也会想方设法逃避规则赚取利益，然而政府监管不能也不敢认真检查大力追究，生怕因此牵扯出更大的秘密。于是政府内外的富翁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享有特权的违法者所组成的相互包庇的集团。这些富人只顾自己的荣华富贵，而不顾国家的水深火热，即使这本来他们就不怎么看好的全民抗战失败，他们仍将我行我素。同时他们还向人民隐瞒真相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截至1941年，中国人流出的资金以及掌控的海外股票已经庞大到令美国人开始感到忧虑，这也迫使华盛顿冻结了中国人在美国银行的股份，可笑的是，这样的冻结行为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但是冻结令并未充分发挥作用，因为最大的股票持有者们是政府官员，他们事先已经得到风声并早有准备。他们中大部分人早已把资金转移到美国的私人或公司名下，从而逃过了冻结令。不过总的来说，冻结令对中国人民还是有一定好处，因为至少还有一部分外流资金已经被登记和冻结。如果对这些资金的持有者充分施加压力，它们还是能够被用于购买作战物资。但是在冻结令生效后的几个月内，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冻结令缴获的金钱随着进口物资渠道被切断，而变得不能立即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富人们位于上海和香港的工厂和不动产随着战争的推进，纷纷被敌人控制。因此，中国在珍珠港事件后进入的全面封锁时期里只拥有非常少量的进口军火库存以及远比本来预期要少得多的工厂。战场本来需要购买和投入使用的是几十万辆卡车，现实是公路上只有那么几千辆在投入使用。可笑的是在最后的喘息期内，曾进口过数量几乎与进口的卡车数量
相等的高级私人轿车，而这些轿车不过是为了方便有钱人出行。中国的一些达官贵人控制的外国股票，估计价值高达十亿美金，反观国内，通货膨胀正势如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那些没有混迹政坛的有钱人，虽然没有把财产转移国外，但他们想方设法保护自己财产的行为也为人所不齿。他们想方设法想要保存他们的财富直到所谓的“更好的”日子到来。在应该把资金借给政府，或投资工业发展的时候，他们只是一味为了避免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的金钱贬值，而将资金用来购买不动产和物资。他们想方设法购买和囤积物资，诸如粮食、布匹，制造机器的钢铁，特别保值的轻巧昂贵的药品，如奎宁和磺胺药物等。农民和农村手艺人无法原价买到他们所需的工具和材料，或按原来的利息来贷款。商人们认为与其制造和贩卖商品，还不如将材料囤积起来。银行和放债人也不愿把钱借给生产者，他们觉得用钱买物资买土地才能保值。
对于他们来说，生产降低又与他们何干？物资的减少反而能推高他们囤积的物资的价格。对他们来说，农民借不到钱种不了地而低价出卖土地，破产的小工业者为了抵债而拍卖生产机器，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投机者正乐得把土地和机器收购来，待价而沽。反观政府不但不阻止这样的投机活动，连政府自己的银行也在干着同样勾当。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宁可把钞票放在金库里，宁愿把物资藏在仓库中。政府的高级官吏及家属囤积垄断各种商品。甚至连掌管如棉花这样重要的生产原料销售的国家专卖机构，也在得意地公布数字，显示它们囤积的物资价格上涨了多少，从而推算出它们账面上赚了多少钱。他们似乎忽视了阻碍商品流通将会带来的经济崩溃。
当纸币价值几乎下降为零的时候，那些靠薪金糊口的普通职员也不得不从事一些小规模投机和囤积物资的活动，只因他们必须那么做。贪污腐败之风不再只是流转于那些本就不堪的官吏之间，即使是那些本该豁免于此的廉洁之人，如大学教授、医生、学生和公共交通司机等，也被这股风气所侵染。在中国稀疏的交通网上，军事物资被抛在一边，投机倒把的货物顺利流转，这些物资的货主和卡车司机都发了横财。卡车作为交通工具，其零配件以及轮胎①1 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而是被囤积起来作为居奇的商品。
通货膨胀使人们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钱。笔者曾有机会询问当时中国的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最需要美国什么帮助。他带着一种不知是挖苦还是失望的表情说：“需要更大更好并且更快的印钞机。”印钞机那么重的东西在那时已经无法运入中国，只能空运纸币进入中国，而这些纸币却占去了远比它们重要得多的战时物资的空间。
① 在桂林，新的轮胎被用来制作新的鞋底，用这种方法来获得更高的价格。
二、逆向“焦土政策”
财政、生产和内部贸易的瘫痪状态在中国境内日益蔓延、扩大，给中日战争的整个经济局面带来了变化，而日本很快就从变化中获得了利益。
日本最常用的经济侵略手段，就是在中国市场上倾销廉价的商品和偷漏关税的走私货物。过去，中国通过抵制日本货物和建立自己的制造业，以应付竞争。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中国不再有能力和条件生产自己的产品，所有物资完全依赖日本走私过来的商品，尤其是纺织品。这时日本人发现他们需要改变以往的策略，反倒要设法阻止自己的货物流入中国了。于是他们只允许出口没有用处的奢侈品，以鼓励中国的暴发户们过上铺张浪费的生活，以在赚钱的同时不为中国提供有用的物资。
在过去的几年里，日本人曾想尽办法攫取中国的钱币。他们利用赚来的钱，一部分来购买像钨和锑这样的战略物资，剩余部分则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国际市场上，来作为套取美元和英镑的“桥梁”，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货币尚有国际兑换价值。当然，这段时期也出现过货币倒流的情况。1941年以后，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将他们囤积的大量中国纸币一股脑地投入中国金融市场造成的。由于日本用远高于中国政府限定的最高价格收购他们所需要的物资，所以他们购得了中国大部分的黄金、战略金属和其他物资。当发现这样的战略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麻烦的时候，日本又故技重施，开始高价收购粮食。在边境上的中国地方官员为贪图交易中的高额利润，不仅不加以制止，还充当这种交易的中间人。
过去中国军队撤离战场的时候会焚烧他们放弃的城市和田地。这就是著名的“焦土政策”，它的目的就在于不让日本人轻易而迅速地巩固其侵占的地域，利用当地的资源。可是现在日本也开始焚烧中国的土地。日军于1939—1944年间进攻了长沙平原和其他重要经济区域，其目的就在于实施日本人的“焦土政策”。侵略军把所有能找到的货物、棉花和粮食统统抢光，而那些不能运走的东西则被付之一炬。他们践踏并焚毁庄稼，杀掉农民的牲口，毁坏农具，俘虏身强力壮的男子作为苦力，然后才退回原来的阵地。
1943年底，日军入侵富庶的“鱼米之乡”湖南省，日军先头部队把当地老百姓身上的衣服以及屋子里的被褥洗劫一空，费一番力气把衣服和被子撕成碎片后，将它们铺在乡村泥泞的道路上以便炮车通过。他们把谷仓作为军队的厕所，从而糟蹋掉带不走的粮食。他们毁掉当地农民作坊中的每一台机器，再简陋都不放过。就算是西班牙修女兴办的一家盲人孤儿院里的小型木制纺织机，也未能幸免，日军的一支巡查队，用大石块把每一台纺织机砸得粉碎。像常德这样居民人口达16万的大城市，以及许多如桃源、石门和澧县这样的县城，都被日军夷为平地。尽管只有两个县发生过战斗，但是所有的县城都被摧残殆尽，很难找出一栋完整的房屋。很显然那些日本人的意图并不是占领这些地区。总体来说，日本人特意通过军事行动，来加速中国的经济危机，因为以当时的中国政府及其下达的政策是无力医治这种经济创伤的。
当日本人采用这种适用于新局势的战术的时候，重庆方面却承认自己未能开发出大后方的生产力，并对发展生产失去了信心。政府官员丝毫不了解老百姓的日常劳作。政府的主要成员都是靠着地租、商业收入和薪金过日子，他们从未参加过生产劳动，甚至像资本家那样组织生产他们都不会。在他们的头脑里，缺什么就去买什么。此外，这些人用惯了外国货，接受的是国外的教育，所以他们习惯于不买国产东西，要买进口洋货。由于他们在交通尚未阻断时没有及时从盟国进口物资，所以他们眼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向毗邻的敌国也就是日本购买货物了。
美国为了支持重庆抗战，早在1942年就宣称给中国政府放贷5亿美元。英国也在达成某些协议的情况下提供了5000万英镑的贷款。几个月以后，中国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先生报告说，政府已对如何最好地利用美国贷款进行了考虑，经过专家讨论，最后得出了应当拨出两亿美金来偿付进口日本物资以及给予冒着风险、辛苦地把上述物资走私偷运入境的“爱国商人”作为利润。至于政府官员们如何以惯用的伎俩将利润分摊，只不过是细节问题。对政府已经完全失望的中国企业家们尽管提出了强烈抗议，但上述贷款仍几乎丝毫没有用来补助国内工业。
政府高官的敛财行为，引起了军事长官的眼红。既然重庆的战略目标没有要求采取任何军事进攻行动，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必要提升部队的给养和装备。于是将用于军饷和医药用品方面的资金中饱私囊，在军队中变得司空见惯。士兵们由于营养不足和医疗不当而衰弱甚至死亡，那些不愿就这样死去的士兵只能选择开小差。许多将军即使自己半数或者超过半数的手下因疾病和战斗而死亡，他们仍旧上报称自己的队伍满额，只为能多领饷银。
在平静的前线战区，同日本人做生意很普遍。应募保卫国家的士兵，不拿枪支，却挑扁担，手推小车，把商人军官的货物偷运过防线。还有一些士兵则被派去为将军们修建漂亮的住宅，而将军们则用走私赚来的钱，购置田地，成为当地的大地主。
地主将军们的夫人，在前线与上海之间穿梭往来，她们甚至深入敌占区，购买衣服、烟酒和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下级军官也极力模仿上级的做法。军队中收入的高低，不是按军阶的高低，而是以有无机会或是否愿意牟取暴利而定。在抗战后期，下级官员中没有门路或洁身自好的人，几乎都选择了开小差。部队中最下层的是士兵。他们本身受到掠夺和剥削，而反过来他们又去掠夺和剥削老百姓。
前线军队的腐败，是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攻势下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日军经过了五年的停顿，在1944年初开始恢复他们主要的战略进攻。
三、老百姓既出钱又出力
那么老百姓按照口号做了些什么呢？是不是做到了“有力出力”呢？现实是他们做到了，他们不仅付出了自己的体力，甚至献出了生命、金钱和最后一点口粮。依靠那些居住在国民党后方地区的农民还在持续种出粮食，中国经济才没有因为上层统治者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不法行为而全面崩溃。农民们出钱在支持抗战的同时也让那些有钱人发了财。如果能够给盟国和中国的统治者提供一份老百姓所做贡献的清单的话，清单的内容将会是这样的：所做的工作。被征去服役（一般没有工资）的几百万农村男女，在没有机械、甚至连驮运的牲畜也没有的情况下，铺筑了通往俄国的大西北公路、滇缅公路以及成千上万英里叫不上名字的公路。在抗战胶着的时期，他们修建了湘桂铁路、黔桂铁路以及广西到越南和云南到缅甸的铁路的路基。当上述陆上交通路线大部分被日军攻占之后，他们又修建了几百平方英里的机场，正是这些机场的存在，战争物资才能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运抵中国，也正是这些机场的存在，才帮助美国飞行员从日军手中夺得了空中优势。上述公路和机场都修筑在那些征用农民自己的田地上，但是政府很少付给他们赔偿费，而且从未予以充分的补助。
献出的生命。从1937年起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共征兵1200万人。直接或间接在战斗中伤亡的大概有300万人。没有一人复员。但到了战争后期，全部军队仅有300万人（没有人相信官方公布的500万人的数字）。600万人凭空消失。但是通过从头至尾观察一名士兵的经历，我们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原委。
战争初期，还有一些人志愿参军，但是后来的士兵则都靠抓壮丁抓来。地主阶级的村长等地方官吏奉命每天征集一定数量的壮丁。地主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家人送去当兵。于是差不多每一个中农（自耕农）水平以上的村民，都会出钱免征或雇一名替身。于是征召来的年轻男子都是贫农或雇农。他们在步行前往训练基地的路上，像牲口那样被人用绳子拴在一起。他们要在野地里露营，食不果腹，因为押送他们的人克扣了他们的饷银，同时通过不让他们吃饱，可以使抓来的兵丁体弱无力，不能中途逃跑。那些生病而跟不上队伍的人会先被打得半死，然后解开绳子丢弃在路边，让其自生自灭，没有医疗救护。
到达集合地点的新兵数目，往往不到出发时人数的一半。在战时中国旅行的人，随处可以看到那些被遗弃的人陈尸路旁或是奄奄待毙的惨状。尽管采取了如此残暴的“防范措施”，但还是有许多人逃走。他们之所以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抗战或畏惧日军。因为那时政府已经中断了群众性的抗日宣传，同时前线处于僵持状态，所以他们对敌情只有模糊认识，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有机会同日军相遇。他们要逃跑是因为他们在见到日军之前，就已经能随时随地感受到由饥饿疾病带来的威胁，死亡使他们陷入绝望的恐怖之中。
事实是中国的统治集团对自己国家的人力资源，采取的是满不在乎和恣意浪费的态度。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小心说话以不得罪军队的养尊处优的绅士们这样说：“尽管我们物资缺乏，但我们有的是人啊。有4.5亿人——多100万或少100万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这些身居重庆养尊处优的所谓“爱国人士”的这种说法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种中国拥有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的说法，是荒谬至极的。
在中国的大部分土地上，种植庄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庄稼的收成与投入在土地上的人工多少有直接关系。在没有农业机械的情况下，种一英亩稻子，大概需要投入100多个人工。而工业生产也以手工生产为主。在抗战时期，“自由中国”大概有800万到1000万手工业工人，这些人必须全体不断地进行生产，才能满足人民穿衣之需。运输的主要劳动力是搬运夫和船工，也肯定有1000万人之多。
作为生产的中坚力量，征兵的重担却落到了他们身上。中国并不是一个“人口过多”的国家，军队和劳役所征用的民夫造成的人力流失，变成了经济上最大的压力。它使数百万英亩的土地荒芜的同时，增加了几百万需要粮食供应的人。也正是这样的征兵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饥荒。
人力的浪费无论是从道德层面还是国家立场来说都是一种犯罪行为。付出这样的牺牲，如果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和营养充足的军队，那么还情有可原。但事实上，在1944年日军的最后一次攻势中，并没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蒋介石宣称的反攻纯属胡扯。于是付出惨痛代价而一无所获的老百姓，也开始反思和追究原因了。
财政问题。老百姓还担负着战争带来的一切费用。政府通过征收土地税，取得了战时非借贷收入的40%。地主通过没有限额的地租将所有土地税都转嫁到佃户头上。政府的其他收入主要来自征收间接税、发行纸币、收取交通税和对一些日常用品如食盐、香烟、火柴等的专利买卖。这一切都使老百姓所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价格飞涨。
对收入和盈利课以直接税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实际上他们抽取税收的方式简直是一场闹剧。就连政府职员领取的那一点微薄薪金，都要预先扣除所得税。当然受影响最大的，只是那些最底层的小员工，因为高级公务员可以领取超出其薪金许多倍的特别津贴，而那时绝不会扣除所得税。
工厂，凡产出量可以被检查的，其都要缴付超过应缴数额的税金，税率按赢利的百分比递增，由于工厂成本仍按战前银元的数字计算，营业额与收益则以战时剧烈通货膨胀的纸币数字计算，所以一般普通的赢利就变成巨大的数字。实际上，即使工厂以纸币数字计算，获得了10倍的利润，其价值也往往不足以购买一次再生产所需的原料，因为在这时期，原材料价格又飞涨起来。再加上贷款困难，生产上的其他风险，战局的动荡不安，以及币制的混乱，工厂往往无力应付这种负担。这样，税收制度就起了促使工厂“破产”的作用。
与生产性的企业截然不同，囤积居奇者在牟取暴利后却不缴税金，因为他们没有账本，一般无法加以检查。囤积居奇的奸商由于违反官方专卖条例遭到留察拘捕的事例，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政府如果真想阻止投机，要拘捕为非作歹的人，何其容易。只要在重庆的酒楼饭馆里转一圈，就能看到每个客人都衣着华丽，饮食讲究，挥金如土。如果把这些人都逮捕起来，政府将难以重新补充众多行政及军事机构里的大批官员，更不论内阁中的一些职务了。
谷物与土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辩护人在为通货膨胀寻找遁词，竭力缩小其危害性时，引用一个论点，是说通货膨胀不但对农民无害，反而有利。他们说，货币贬值时，大米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既然农民能按上涨的价格出售产品，那他必定比以前更有钱，至少不会更穷。
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无耻的谎言了，并且在利用外国人轻信谎言方面，再也不能想出比这更恶劣的了。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是用谷物交租的佃农，或者是债台高筑实际上是把耕地抵押给高利贷者的“自耕农”。中国农民缴纳田租时几乎总是缴纳谷物，而不是缴付金钱。上缴给地主的谷物占40%~70%。1940年后，政府对土地也采取实物征税的方式，高利贷者为了避免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也坚持要农民以谷物还债付息。最后，战时法律强迫农民把收获的一部分粮食，以官价出售给政府。上述官价同市场价格脱节，并不因货币贬值而相应提高，所以这样的出售方式，等于是一种强制捐献。
即使在丰收年景，一般农民收获的粮食，在缴纳上述苛捐杂税以及留下—部分自己食用以外，就剩不下什么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了。遇到歉收，仅仅为了糊口，农民还要欠更多的债。物价飞涨对农民的唯一影响是，他在购买衣服、火柴、农具、牲口或其他日用品时，得花更多的钱。在抗战的最后五年里，农民很少有力量购置上述用品。他们把旧衣服补了又补，他们不用新农具。一匹马或一头牛的死亡，足以使牲畜的主人破产。
农民只有在缴清各种捐税及征用物品后，还能剩余粮食以进行出售，粮食价格的上涨才会对他有利。极少数还有余粮的农民，同地主和粮商一样，变得富裕起来了。其中若干人因投机得法，在粮价飞涨的浪潮中，变成了暴发户。可是每有一个人发财，就有20个人在风暴中陷于破产。
在战时中国，“中农”阶层以飞快的速度纷纷陷入破产的境地，这是农业危机的最具特征的过程。根据对许多典型地区的调查，属于这一阶层的农民——即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拥有耕地的自耕农——所占的平均比例，在1939—1942年的三年中，已从40%下降至20%。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转化为富农和地主阶级，绝大部分都陷于欠债和无地的赤贫状态。
在中农减少的同时，土地空前地集中在地主手里。1944年中期，甚至国民党的《四川经济季刊》也忧虑地谈到通货膨胀和投机倒把引起的地价飞涨问题。该刊报道，在抗战的七年中，一亩（一英亩的六分之一）上等稻田的价格，已上涨了500倍。请看下列数字：
表11-1 1937—1944年一亩上等稻田的价格变化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45元 45元 70元 100元 120元 500元 5000元 25,000元
上述数字不会令农民高兴，这并不说明他们能从出售土地中得到多少好处。农民不到迫不得已时，谁也不会出卖自己的耕地去换取纸币。这些数字只能说明，农民一旦被迫卖掉自己原有的土地，再要买回一块土地是多么不可能。
一位作者在重庆右翼的《商务日报》上，进一步谈论了这个问题，他问道：贫困的农民把他们的田地出售给谁呢？无疑是交给地主、资本家、发抗战财者、政府官员及军事长官等人。地主和资本家本来已经拥有不少田地，现在又购买新的田地，这就使土地集中的情况更加严重了。战前时期本来非常落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经过历年来的战争、干旱、水灾、饥荒与物价飞涨，已经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作者除了提到发战争财的人在抢购田产，又说明了为什么老百姓不得不出卖田地，他说：战争的第一个结果是农民的债务增加。中央大学1943年9月在海南20个村所搜集的数字表明，那里有63%的农户都负债度日。这说明了整个国家的情况。农村中盛行高利剥削。放债的人一定要以谷物来还清本金和利息，即使在播种季节也是如此。结果，农民中富者更富，而贫穷者则变得更加穷困。这样，自然出现了土地集中的现象。
在利息问题上有许多弊端，放债人索取的利息，往往超过合法利率的20%。在农村中，村长和地主不仅把自己的谷物，以很高的利息作为种子贷给农民，还把村中公家谷仓中的谷物，以同样的条件贷给农民。这种做法尽人皆知，但无人胆敢反抗，否则他的兄弟或亲戚就要被征去当兵。发生饥荒时，有钱有势的人就趁机压价购买土地，这样，贫困农民的土地，就更快地集中到了他们的手里。
1944年7月15日的重庆《大公报》上有这样的报道：到处都是闲散的资金。四川某县的县长说他单是在安排土地的出售方面，每年就可获得10万元的佣金。
一份名叫《人与土地》的杂志（1944年第3卷）报道中国西北甘肃省的情况：1939年以前，永登地区并无住在外地的地主。当时即使在省城，这样的地主也只有七人。今年调查的结果，表明40%的土地，现在已经落入住在外地的地主手里了。
购买老百姓土地的人，无非是为了防止自己的钱贬值，他们想在币值稳定时，再重新把土地卖掉。至于那些土地是否继续生产粮食，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佃农因为仅仅拖欠了一次地租就被赶出田地是常事。
抗战行将结束时，中国的每一个人，甚至国民党的御用报纸，都无法忽视农业生产所遭受的灾难性影响。许多报纸不敢直言，只好归罪于“行政上的困难”、“个人的贪得无厌”和“厌倦战争”等。有些报纸说农民理应得到帮助。可是没有一家报刊敢于指出真正的罪魁祸首，那就是统治集团所执行的经济政策，这些人把政治权力当作他们自己的特权。
在此同时，政府仍旧向国外大肆宣传说“受到通货膨胀之害的，只是城市中拿薪水的人，而中国农民却未受影响”。对于捏造这种谎言的人来说，幸运的是，中国大部分的农民都不看报纸。
四、河南大饥荒
从1942年和1943年的三次大饥荒中，可以看到老百姓为抗战付出的代价，河南和其他省份饿死了数百万人。
人口稠密的河南平原，居民吃苦耐劳，这里是古代的中原地带，也是中国兵家的必争之地。4000年以前，中国文化的创始人从黄河河套地区来到这块平原。周代和汉代的文明在这里繁荣昌盛。中世纪时，从西北一带入侵的鞑靼人和蒙古人，曾经为了争夺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在这里进行战争。1927年，国民党军队从南方向北进军，占据了这块地方，控制了全国。
1938至1940年，日军从南面和东面侵入该省，中央政府派汤恩伯和其他高级将领，统率一支强大的军队，去扼守尚未被占的地区。直到1944年为止，国民党军队与毗邻的敌军一直相安无事，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且在前沿阵地之间做生意，只有在发生细微的争执时，双方才打一些零星的战斗。贸易市场和中心是小小的“无人地带”界首县，飞黄腾达的商贾与军官们，很快改善了那里的市容，他们在一条条街上建起了石砌住宅、商店、仓库、旅馆、饭店和妓院，那些建筑比重庆的任何房屋都要漂亮和阔气。战争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做生意变成了至高无上的活动。当然日本间谍在这里也大肆活动，因为在这块中立地带上，谁都没想干涉他们。
河南的地主贪婪地想发横财，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本钱去做生意，因此就提高了他们的地租，汤恩伯的军官们和省里的各级政府机构，也不断增加捐税。当局想出许多名堂来征收新的捐税，农民们每屠宰一头猪，出卖一头牛，甚至在自己农舍的屋顶上晒果品，都得纳税。任何理由也不能免税。河南的农民有两首民谣，用来形容负责保卫他们省的总司令。
第一首是：
敌人杀掠还能熬，
老汤捐税受不了。
第二首是：
河南四荒，
水旱蝗汤。
那时河南庄稼歉收。全省各地遭受干旱、霜冻和洪水，农民上一年所得的收成，缴纳地租和苛捐杂税以后，已经所剩无几，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在许多地区，收成尚不到平常年景的20%。老百姓估计如果把饭量减少到不致饿死的程度，那么手中的粮食，还能维持到来年。
然而，到了收获季节，收税人又像往常那样出现了，他们奉命来收取比往年更高的捐税。农民们据理力争。收税人说这是上头的命令。目前正在打仗，如果他们手里拿不出谷物来，为什么不能卖掉一些东西呢？农民们去找放债的人和粮食商人，借谷物来纳租。地主、放债的人和粮食商人都说他们不能借贷，只能干脆购买农民的土地。他们购买一亩地所出的价格，还不到一亩地一年所产麦子的价格。
有些农民忍痛按上述价格卖掉土地，希望还清债务以后到别处去另谋生路。可是另有一些农民不理睬趁机压价购地的人，跑到乡政府去“纳税”。他们没有谷物，就把他们的犁、耙和锄头带去纳税。他们说：“拿去吧。我们再也用不着这些东西了。”有一些年轻人闯进政府和地主的粮仓，并且在路上抢劫从其他地区运来谷物的车队，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挨饿。但兵士把他们打死了。
河南的老百姓开始闹饥荒了。他们把麸皮做成糕饼和稀糊。他们吃草根和树叶。在许多村子里，一磅树叶卖一块钱。他们想起过去闹饥荒时的经历，村里的妇女就去挖“观音土”，这是一种吃下去以后给人饱感的泥土。丈夫把妻子和年轻的女儿带进城，把她们典给有钱人家，去当婢女或小老婆。
接着他们又把拉犁的牛和驴等牲口吃掉。如果男人们能够活下来，而下一年又能得到正常的收成，那么他们妻离子散的家庭也许还能继续保存下去，可以借债买些新的牲口，过几年再把妻女赎回来，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可是许多人觉得这种想法十分渺茫。几十万农民沿着陇海铁路逃荒，铁路当局还算同情他们，让他们免费趴在车厢顶上，到附近的陕西省去。路上要花12个小时，许多饥困羸弱的人，因无力抓住车顶而跌下车去。
鲜嫩翠绿的新庄稼终于生长了出来。意志薄弱的人一见尚未成熟的谷物，就把它吞了下去。可是大部分人以超人的耐心，一面等待，一面以草根和树皮充饥。在快要收割庄稼时，一场新的灾祸降临了。蝗虫蹂躏了原先遭灾的地区。几百平方里的田地全给蝗虫槽蹋了。于是农民重又向西逃荒。
这时候有两名美国新闻记者，西奥多·怀特（即白修德——译者注）和哈里森·福尔曼以及一名天主教的主教托马斯·梅甘访问了河南省。他们所经之处，道路上躺满了死尸和尚在爬行的状如骷髅的活人。道路两旁的树皮，已经剥到伸手能及的最高处。有一些地方官员承认受灾地区范围很广。另—些人则试图转移来访者的注意力，盛宴款待客人以证明省内食物丰富，而他们看到的饥荒“纯属局部”问题。但新闻记者根据亲身调查以及农民与传教士们的诉说，得出结论认为从1942年夏季到1943年春季，共有300万人死于饥荒。
他们还发现，邻省因为担心饥饿的难民无休止地涌入他们的辖区，派军队设置警戒线，挡住了难民。由于河南人勇敢强悍，所以时常发生枪击事件。河南北部及陕甘宁边区（延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宣称愿意接纳难民，供应他们粮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并给他们供应种子和农具，让他们去开垦荒地。可是驻陕西边区的蒋鼎文将军却不准“赤匪”增加人口。当饥饿的人群企图越过边境时，他的哨兵竟用机枪扫射。
福尔曼和怀特回到重庆后，给蒋介石送去了一份所见所闻的详细报告。他们深信蒋介石一旦得知灾情的严重性，必将采取行动，因此要求他亲自接见他们。蒋介石听了他们的陈述后，很有礼貌地回答他们说，虽然河南的确有困难，但他们陈述的情况同他从自己官员们那里得到的报告不符。河南省派出代表团，要求制裁当地的将领和官员，也遭到蒋介石同样的推诿。
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尖锐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文章把河南的灾情同重庆暴发户穷奢极侈的生活做了对比。然而暴发户的不法行为，仍旧无人加以制止，河南老百姓仍旧相继死亡，该报却受到暂时停刊的处分。
国外开始送来了救济款，可是这笔款子的效用有限，因为汇来的美元由中国银行以1:40的汇率兑换成法定货币，只有美元实际购买力的1/10。当时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拒绝把国外救济款按实际价值兑换成法定货币，他指出如果这样做了，那么所有的其他款项都会用救济款的名义，从而影响中国的财政信用。记者们向他建议把美国的款项拨归纽约中国银行，计算一下这笔钱在美国能买到多少谷物，然后让中国政府从粮仓中拨出同等数量的谷物发给难民，那就不用在官价汇率上讨价还价了。孔博士感到这个建议很好笑。他说：“假定我在这里把法币按官价汇率划归一家美国银行，你在美国给我谷物，那么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好买卖，你说是不是？可是你不会这样做。你不同意我的汇率，为什么要我同意你的呢？”
孔博士的小姨子宋美龄这时正在美国，她发表了很多演讲并购买了很多裘皮大衣。因为饥荒的消息不利于她的公开活动，她觉得相当尴尬，于是像国内的重庆政府那样，她设法故意把人民遭受空前严重的灾情，尽量缩小。
中国政府姗姗来迟地宣布，将在第二年减轻河南的捐税。这样做对已经死去的几百万人，连一条命也挽救不了。如果在他们最需要粮食时，不把那些剩下来的极少谷物强行征收掉，那么他们还有可能活下来。政府又筹措了几百万元的救济款。但这笔款子的数目，尚不及中国国库在当年国外救济款项的兑换差额上赚取的赢利，而且难民所需要的并不是现钱。后来，甚至直至事情已无可挽回的地步时，这笔钱才运到灾区，官方的解释是没有工具运输钞票。
之后，政府又通过另一条例，允许低价出卖土地的人可以以同样价钱赎回土地。由于土地是农民到最后才舍弃的东西，所以出卖土地的人，大部分早已饿死。幸存的农民为了赎回土地，还得无休止地设法证明当初的土地交易，因为农民不识字，而且在当初那个紧急时刻，并未留下正式字据。主要的购地者还是当地那些地主、官吏以及军官，这些人在村中掌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不管中央政府颁布的命令如何，普通农民如果要保存性命，就不敢贸然要求赎回土地。
直到1944年夏季，饥荒的严重后果才全部显示出来，这时，日军在停顿了五年之后，又在河南平原重新发动进攻。1937年至1938年期间曾经立过战功的汤恩伯军队，在敌军面前望风披靡。贪渎的军官临阵脱逃，久未训练而战斗力削弱的士兵，纷纷逃散到附近的山里。当小股士兵撤退时，河南的老百姓追上他们，夺走他们的枪支并把他们痛殴至死。
一位河南农民告诉我说：“当汤恩伯的军队驻扎在我们那里时，他们一天到晚做生意赚钱。他们夺走粮食，让我们老百姓饿死，他们说只有这样才能吃饱了去打敌人。可是日本鬼子打来时，他们却全都跑了。我们觉得以前白白吃了苦，所以我们只要能找到这些强盗，就得打死他们。接着我们用他们的武器来保卫自己。”
五、广东与浙江的饥荒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另一端广东省的南部，出现了另一场大饥荒。这场饥荒发生在台山地区，那是大部分美籍华人的家乡。饿死的人达100万，他们不是死在像河南那样贫穷的村舍中，而是死在清洁的白色砖房居住区内，那里还有美国市民捐赠的漂亮学校和宽敞操场。经常有许多乡亲移居泰国和马来亚的梅县和汕头，也受灾严重。这些住在现代城镇中的有文化的老百姓，也被饿死了。
这些地方像河南一样，官吏和军官同商人们狼狈为奸，囤积居奇和牟取暴利，大大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程度。不法分子把粮食交给高价收购的日本人。梅县和汕头乡下的年轻人组成自己的纠察队，巡视通往敌占区的公路，想阻止这种买卖，但他们挡不住护送谷物的士兵和歹徒。于是成群的饥民纷纷向北到江西省逃荒，但当地政府堵塞道路，挡住他们的去向。主要城市赣州和吉安都在城外竖起大字标语，声称要枪杀任何企图进入城市的人。饥民们被迫退回广东，开始出卖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这是中国遭到灾荒时老百姓中屡见不鲜的最后无可奈何的办法，并不说明东方人缺乏感情。这样做是因为实在无法让全家活下去，只得让丈夫和父亲摆脱负担，到别处去赚些钱，也许将来还能把她们赎回来。
在广东和江西交界处南雄的种植烟草的地区，种烟的人成批地购买妇女。他们购买妇女虽然表面上同历来的目的一样——当小老婆或婢女——但实际上这些妇女是准备送到田里去劳动。已经绝迹好几百年的奴隶制度，却在“中华民国”的第31年，重新出现了。
抗战时的第三次大饥荒发生在浙江，在那里，顾祝同的军队在金华和其他主要过境点，同敌人做生意。正如河南一样，他们因需要资金而肆无忌惮地压榨老百姓。他们提出冠冕堂皇的号召，强迫农民服劳役，弄得他们无法耕种自己的田地。大批农民把土地卖给政府和军队中从事走私活动的投机不法分子，然后远避他乡。农业生产的下降，再加上村中副业缫丝和其他手工业的停顿，使情况愈加严重。一些地区又因天气不好而歉收，使得农民手中没有任何余粮。接着就发生了饥荒，老百姓重又逃离自己的土地，这一次他们连土地都来不及卖掉就远走他乡了。
六、下层社会的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到处都发生农民暴动。1942年以后，在中国乡村中旅行的人，每到一处都不会听不到农民同地主及官员们发生武装冲突的消息。一般总是为了同样的原因：地租、捐税和征兵。由于暴动是无组织的，也因为在抗战时期共产党和进步团体并不领导武装暴动或罢工，所以这些运动有时反被当地封建士绅阴谋利用，同中央政府派来的收税人员讨价还价，目的是从他们手中多分到一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在前线一带，敌人和汉奸利用国民党欺压人民引发的不满，趁机浑水摸鱼，并且用预言和神秘的谶言来迷惑老百姓。
规模最大的两次暴动，发生在广西贵州交界处和甘肃的东南部。前者牵涉到苗族农民和回汉血统的穆斯林农民。这两次暴动都非常激烈，持续了好几个月，农民把政府派去弹压的许多军队都打退了。苗族农民起义时，杀死并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官员，长时期截断战略性的湘黔公路。回民在起义时追捕中央政府派去的官僚，但没有去惊动当地血统的官吏，这些人往往加入起义队伍。学者和士绅也参加了起义，在招收地方地主子弟的中央军校分校，学生们也发生了同情起义的骚乱。甘肃的起义者遭到飞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重庆的飞行员所使用的一个手段，是在赶集的日子轰炸热闹的集镇，打断正常的农村贸易。轰炸所用的飞机由美国按租借法供给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凭借武力和恐怖手段，最后在上述两地恢复了统治，并未做任何让步，既不调查老百姓的冤屈，也不在事后从事改革。
促成这两次暴动的原因之一，是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抱有反感。政府粗暴地践踏少数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不愿让他们自治，因为政府把少数民族当作殖民地的土著，不是“中华民国”的平等成员。
第三次大暴动发生在蒙古族中间，其主要原因是上述的民族怨恨。许多年来，历届中国政府侵占当地人民的牧场和伤害他们民族的高度自尊心，因而未能处理好同当地人民的关系。结果大多数部落和东部内蒙的王公，都对日本人的甜言蜜语抱有幻想，直到他们实际经历了日本人多年的统治和剥削，上述幻想始告破灭。
绥远有位王公是与中国政府共命运的蒙古少数民族领袖。当局如果对这个少数民族执行较为开明和聪明的政策，就可以使整个蒙古人相信汉人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和必然的同盟者，而且双方能本着彼此尊重的精神相互合作。执行这样的政策还有可能提早同外蒙古恢复关系。外蒙古人民从1924年起，依靠向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及与苏联保持政治上和商业上的密切关系，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他们不但已经建成一个新的社会，而且在1940年成功地挫败了一次日军大规模的坦克入侵。
然而，当局却依旧执行老政策。如果说国民党在战时对中国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压榨，那么它对待蒙古族的方式，就更加令人发指。它任意征用骆驼、马匹和牛羊，丝毫不考虑蒙古人放牧的需要。使蒙古族留在中国的唯一因素，是因为日本人的统治比这更加残酷。
最后，即便对自己的穷人从不怜悯的亲汉王公，也对这种局面忍无可忍了。当这位王公对一些新的过分要求提出异议时，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包围和攻击他的营地。这位王公经过几次战斗后，曾有一个时期，躲避到晋绥解放区。可是八路军不愿意为了他而同国民党发生内战，因此他又回到国民党统治区。
对于日本统治下的部落，政府非但不说服教育他们效忠中国，多年来还放弃了向他们证明蒙古人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不可分的。政府不仅未能使亲汉的蒙古人成为坚强忠诚的盟友，反而促使他们变成愠怒和怀疑的奴隶。
七、社会的堕落
除了上述这些较明显的现象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导致分崩离析的典型因素。
在中国，历来都有明显的贫富悬殊状况。但现在，在战争时期，此种状况又变本加厉了。发国难财的人不再像抗战初期那样不敢炫耀自己。只要抗战继续下去，他就过着享乐的生活。农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加饥寒交迫和衣衫褴褛。老百姓及其统治者之间的鸿沟扩大了。在离前线几百里的后方，重庆和昆明的每条街道的转角处，都筑有混凝土机枪掩体，可是在抗击日军的前线一带，却看不到这样的防御工事。
一切准则都不存在了。政府的管理条文已失去现实意义，任何能从事黑市交易的人，都做黑市生意，且丝毫不感到羞愧。在抗战初期，行为诚实、自我牺牲和努力工作的人，曾受到社会的尊敬。但抗战了八年之后，他们却被人当作危险的革命党和不可救药的疯子，反之，长袖善舞、营私自肥的人，却受到众人的巴结和羡慕。早在1937—1938年的爱国主义浪潮影响下，中国人生活中发生过一种倾向，一部分最落后的人曾有改善的迹象，随波逐流的人则开始变成优良的积极工作者，而最优秀的分子则成为楷模并掌握了领导权。现在这种倾向颠倒过来了。落后分子变得更为落后，随波逐流的人亦步亦趋地腐化堕落，最优秀的分子则孤立无助，反而为人所不容了。
在1937—1938年，军队不管来自何方，都是国家的盾牌。他们受到大家尊敬，士兵们自己也觉得国家寄希望于他们身上。在同强大的敌人作战时，士兵和军官以及不同的部队之间，形成了新的团结力量。
现在则可以看到许多军服不整、饥肠辘辘和神情沮丧的士兵们，在路上蹒跚行进。谁都不看他们一眼，谁也不需要他们，而无力自卫的村民们则像遇到瘟疫一样地畏惧他们。军官丝毫不关心士兵，士兵则以又怕又恨的心情对待军官。在前线作战的士兵认为，留守后方的部队把最好的武器和给养都拿走了。派往迎击敌人的各省地方部队则坚信，中央军队扣压了他们的军需，故意使他们装备不足，阴谋让敌人在战争末期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军队靠地方收入取得给养，将军们为了争夺富庶的地盘而发生冲突。陈诚领导的第六战区，同蒋鼎文的第一战区相互开枪射击。阎锡山为了和胡宗南抢占黄河上的一座征税的桥梁，大打出手。
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不是去纠正上述不良倾向，而是对人民和国际舆论隐瞒真相。结果，谁也不相信报纸或政府的公告了。1943及1944年担任宣传部长的是一个名叫梁寒操的官员，此人以文笔流畅以及在政治上朝秦暮楚而得名。梁在为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总是竭力宣传东方与西方永远不能相互了解。西方记者们不应当把他们在中国所见所闻的印象，信以为真。然而他倒愿意帮助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人最基本的思想，以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种天生的理解障碍。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记者站起来说：“我们不想了解每一件事情，可是我们要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这位部长回答他说：“真相吗？显然你从来没有学过哲学。谁都不能对真相下个定义。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你也不知道。”用上述的话来概括中国统治阶层的态度，是再恰当也没有了，这说明他们对国内的真实状况以及他们在对内对外进行宣传时所采取的方针都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