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珍珠港事件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人落在珍珠港的炸弹，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美国和英国对日本的政策，原先并不协调。这两个国家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先是支持和姑息日本，继则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采取敌对的报复措施，后来又恢复绥靖政策。美国往往在口头上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但直到1940年，侵略者却依靠美国的石油、废铁和汽车，以及美国在进口丝绸时偿付的巨额美元，养肥了自己。英国对中国的敌人虽在经济上支持较少，但对其侵略行径，在外交上的姑息与迁就，却远胜于美国。上文已经谈起日本攫取满洲时英国对它的支持。然而，当中日战争爆发时，英国的政策稍稍转向偏袒中国。由于日本变得如此强大，英国已不再把东京当作反对“傲慢的”土著民族主义的战士，希望中国能坚持抵抗下去。在此同时，它匆忙对日占区内的现状进行“现实性”的调整。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英国警察逮捕和引渡中国的爱国人士。中国通过名义上的自由港口香港所购买的军火被禁止进口。中国海关的收入，作为偿付英国以前给中国贷款的保证金之用，却在日军占领的港口城市中，被日本人均分。英国和美国商行把煤炭、石油和机器，出售给当地的日本占领军和日本国内。

  欧洲战事爆发以后，英国在日本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下，继续执行《慕尼黑协定》以前就已开始的对侵略者的绥靖政策。在天津，日本人脱掉了英国人的裤子①1 ，让整个亚洲都来瞧瞧热闹，英国对这种蓄意的侮辱行为，竟然忍受下来。伦敦发布了一份官方声明，宣称它对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绝无干涉和阻碍的意图。声明中同意把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的唯一生命线滇缅公路关闭三个月。日本人在关于“东亚共荣圈”的喋喋不休的絮叨中，毫无顾忌地声称，他们的作战目的，是要在东亚“肃清英美的影响”。然而未来的受害者，却没有在这方面采取什么行动。所以，正如在欧洲的战争在宣战以前早已开始以及唯有希特勒一直在打仗一样，太平洋战争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也早已开始了以及唯有日本一直在开枪。

① 1940 年，日本人封锁了天津市的英租界，并以“检查”为由，强迫进入租界的英国人在大街上脱掉裤子，其目的在于破坏白人的“威望”。

  1941年12月7日以后，这一切均已成为往事。日本、英国和美国投入了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国的武装抵抗，从孤军奋战，变成了同世界上两大强国的联合作战。日本失掉了国际接济。中国迟早将取得压倒一切的国际援助。中国人民不必以长期消耗敌人兵力的办法，去换取胜利，而可以参加盟国的反攻，最终以大量的兵力与武器，去打垮日本军队。

  在中国，珍珠港事件的第一项后果是，重庆政府不仅向日本宣战（以前并未宣战过），而且向意大利和德国宣战。这是当时外交部长郭泰祺的成就，他在伦敦任大使时，已是一名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信徒。虽然向欧洲的轴心国成员宣战主要是一种姿态，因为中国军队不可能对这两国作战，但这样做却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愤怒，这些人在思想意识和私人关系上，同罗马和柏林十分密切。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军事及其他工业部门的德国人，虽与纳粹有明显关系，但不仅未被拘留，政府还公然允许他们居留在自己的住宅里，还给他们访问首都的特权。据说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曾经让这些德国人中的后备役军官，安全地前往日本占领区的边缘，使他们得以回国服役。尽管设立了一些关押轴心国战俘的集中营，但只有很少几名德国籍犹太流亡者被拘禁。并无拘留纳粹分子的纪录。

  二、香港——看看这个殖民地的防务

  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局势，决定了随后的事态发展。香港、马尼拉和新加坡的相继陷落，给重庆以极大的震动。香港不啻为中国政府的一个辅助性首都，政府主要的银行与采购机构都在那里从事对外贸易活动。虽然这个城市禁止进口的军用物资过境，但那里仍有许多中国人的工厂，为中国内地生产货物。中国的大部分纸币在香港印制，然后空运到国内去。不仅国家如此，而且政府的个别成员，也在这个被当作万无一失的边界之内，拥有巨大的财产。像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广东和广西的将军们，在这块英国殖民地拥有大量的股票、房地产以及豪华的住宅。

  当香港明显受到战争的威胁时，重庆曾表示要派遣军队，去保卫这些政府与私人的企业。宋美龄在访问香港时，曾经建议派一个穿便衣的师的军队，伪装成警方辅助人员和其他地方机构人员，以便必要时动用，但这个建议未付诸实施。重庆的代表团还提供了汪精卫的同党及其他第五纵队分子的名单，希望对这些人及早采取行动。香港当局对此亦毫无反应。当战争爆发时，中国又做出努力，企图给不同华人团体提供武器，以及用渔船偷运士兵，增援香港的驻军。可是这些建议也为香港当局托词谢绝，例如说什么给士兵供应适当的军服有困难等。当然，那时认为不能让这些人不穿军服去打仗，因为这样做将违反战争公约（好像日本人遵守这些公约似的）。

  在国民党提出上述建议的同时，其他民主团体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这些民主团体是在新四军事件以后到香港以逃避国民党检查人员和秘密警察追查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十分明白，日本人进入香港后，一旦发现他们曾经帮助英国人反对“东亚的解放者”，他们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所以他们自告奋勇地参加了鼓动、组织和激励中国居民的工作。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曾经建议与香港在军事上进行直接合作，中国共产党除了在这个殖民地拥有一批追随者以外，三年来还维持了靠近敌占区的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

  香港国民党的主要代表陈策海军上将最后被允许在电台上发表广播谈话，一些民主人士也获准发行一份名叫“香港战况快报”的传单。可是谁也无法说服英国人真正去发挥中国的武器、组织和爱国领袖的作用，而在香港这个堡垒中，共有200万华人，其他国籍的人包括所有的英国军队在内，却仅有1.6万人。唯一有权的华人则是一群当地培养的议员，这些人多年来被历届英国总督指派为“华人代表”（华人从未选举过他们），占着议院的席位，并为此而得到了赏给他们的勋章和爵士称号。敌人占领香港以后，这些大人物又以“华人代表”的身份，去欢迎日本的军事长官，他们抛弃了自己姓名前面的“爵士”头衔；原先他们追求这样的头衔，现在则把它当作“东亚的白种帝国主义敌人”遗留下来的不值一文的旧东西了。对这样的事情，谁都不觉得奇怪。这些丧失民族气节的傀儡，在政权易手时效忠于敌人，不觉得前后矛盾。当英国人返回香港时，他们又摇身一变，完全恢复了原先的地位，因为他们必然忠于现在的主子，而且他们珍视自己的官职，把它看得远重于那些争取自由和自治的危险思想。

  总体说来，香港的沦陷是当时当地日本人占有军事优势的结果。可是沦陷的速度与方式，却与殖民统治的环境、观点和传统等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英国的行政官员们，在战前对日本人的态度，是下列三种因素的综合。第一是绥靖的思想。日本人采用高压手段，英国（早先姑息退让的结果）已在其他地方陷入很大困境，因此英国不得不迁就和安抚日本人。按照这样的政策，每逢日本总领事抗议香港中文报刊和电影有触犯东京的内容时，香港当局就采取行动，还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等等。对于日本及其傀儡的间谍组织与报纸，则没有采取积极措施。

  第二是暗自尊重。日本终究也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它的士兵在中国暴行累累是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使中国人疲于奔命，无暇再对英国人在那里保有的特权制造麻烦，而这是中国人以前喜欢搞的令人恼火的消遣。日本人已经羽毛丰满，可以加入大国的绅士俱乐部了。他们自然要试图扩大影响，但他们在跟一个东亚的像英国这样的早已在当地立足的对手打交道时，可能会遵守绅士的准则。

  第三是种族的傲慢。即使日本人逼得再紧，那也可能只是棘手一时。毕竟他们只是黄色的亚洲人，他们并未能征服中国人的抵抗。凡是事情到了动用枪炮时，英国总是可以压服中国人，从未碰到过什么困难。黄种人从未打败过英国军队，将来也永远不会。笔者在香港旅店的休息厅里喝酒时，见到过好几位军官对笔者说：“我们有时候真希望这些家伙到这里来试试，等着他们的是一顿好揍。”他们对中国人也抱有同样的态度。

  第一，要叫中国人老老实实。不能让他们把同日本的吵闹，带进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要给予中国政府一些援助，以免东京为所欲为，但与此相比香港居民的抗日活动，像英属殖民地人民的其他任何政治活动一样，是较为危险的。所以，中文报纸在关于大陆战争的报道中，不得把“日本人”称作“敌人”，这是为了提醒他们是在英王的统治下生活，“敌人”这个词，只能用于英王与之作战的人。

  第二，中国人虽然和善，并且一般都爱好和平，但他们也是亚洲人。他们不像日本人那样使用外交压力、间谍活动、陆军和海军等传统武器，但他们喜欢搞那种奇怪的、无法预测的群众运动（这无疑是受莫斯科操纵）。15年以前，英国的士兵和警察就曾经在上海、广州和汉口，开枪射击过学生和工人“暴民”。当时香港的贸易活动，一度由于总罢工和联合抵制而陷于瘫痪。中国海员工会从此在香港被称为“危险的秘密团体”，香港的英国老住户在谈论当初家里佣仆出走，他们自己不得不亲手操劳家务时，心中犹有余悸。

  那些对打败日本人饶有信心的双腿瘦长的军官们谈起这些事时，反复声称：“如果真干起来，我们主要担心的倒是这些中国家伙。事情闹大以后，他们很可能起来杀掉每一个白种男人，强奸每一个白种女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会一见炸弹就吓得要命，弄得交通阻塞，给我们带来没完没了的麻烦。我们得保留一大批军队去看住他们。”

  由于低估了日本人的力量，所以香港驻军中的官兵和志愿兵，对于怎样应敌准备不足。日军入侵时使用了现代化的渗透战术，使守军感到意外而陷于瘫痪——这些守军所受的训练，仅相当于打布尔战争①1 的水平。英军不打纵深机动战，进行反渗透，而是每当防线被突破，就往后撤退，直到最后先退到香港岛上，接着又被囚禁在战俘集中营里。英军总是英勇作战，尽管他们伤亡惨重，但总要等到上级下令撤退时，才放弃阵地。可是这样做远远不够。如果当地的指挥官稍为留意一下欧洲战争的教训，并听听较清醒的下级军官的意见，则在敌人突破他们防线的同时，他们也可以去突破敌人的防线。这样，日本人攻占九龙将要花较长的时间，最后香港失守时，大部分守军就有可能退往内地，与中国军队会师了。

① 布尔战争是1899— 1902 年英国军队在南非击败布尔人的一次战争。

  由于英国人对香港及其边境一带的中国人心怀疑惧，他们竟然未能利用这一次任何英国殖民当局都难以得到的最大的政治军事上的机会，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取灭亡的失败。英国此次遇到的对手，是它统治下的人民所憎恨的民族敌人，这也许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香港的全部驻军不超过一个师，但在1937年后，任然而香港当局直到日军入侵前夕始终毫无行动，最后才决定要为筹建一个团的华人军队而组织一个“核心”。最初的征募额为50人。征兵广告不谈中国人抗击入侵者的英勇精神，只提早先由华人组成的一支英国军队——早已不存在的威海卫团。该团士兵只对自己的同胞作战，进而在1900年时因洗劫北京而臭名远扬。征兵广告中说要招募体格健壮、教育良好、积极工作的青年男子，但其报酬却比英国白人士兵低得多，且经过长期忠诚服役之后，也只能“升到军士中的最高一级”。华人要在军队中待上20年，不出一点差错，才实际上有希望擢升为军士长或二级准尉。

  英军从九龙撤退时，上述50名仅受过初步训练的华人士兵，受命担任艰苦的殿卫战斗，表现非常出色。而本来应当是有一支3万人的队伍的。当地训练的士兵，可以有效地应付日军的小股渗透战术。足以装备这支军队的武器，因为“缺少战斗人员”，还堆在仓库里面，后来被日本人缴获。何时候都可以在中国居民中组建和训练好几个新的师。因为这些人只是名义上属英国籍，所以不会牵涉在中日战争中违反中立的问题。

  三、游击队员、突击队员，重庆与伦敦

  随后发生的事件，鲜明地显示了当局铸成的大错和丧失的机会。英军投降时，有70名英国和国民党的官员和军人，乘坐一艘鱼雷快艇，冒着日军炮火，突围出海，在仅几英里远的海滩上，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这些人把他们接到了后方的安全地带。

  英军投降后没有几天，游击队就深入日军后方，来到香港的“新界”。他们拣起英国人被迫丢下的武器，建立起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从香港战俘营中逃亡出来的人，在穿越边境之际，原先希望运气好时能从敌人封锁线的某些空隙中溜走，运气不好时则准备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奉送给强盗和伪军，但他们的遭遇却大大出乎意料。他们每到一处，村民们都让他们同愉快开朗的年轻小伙子见面，这些人身佩手榴弹，毫无战败的样子，往往用流利的英语安慰他们说：“我们属于曾生游击支队。总部派我们来把你们接到中国去。”

  这些逃亡者被送到根据地后，不仅得到庇护，且可以从事有组织的抗日活动。愿意抗日的人，可以马上重新参加他们曾在几英里以南输掉的战斗。从香港驻军中脱身出来的军官，给人请去讲授军事课程和怎样使用回收来的英国军事装备。医师们发现，游击队的诊所、护士学校非常需要他们的支援，以及帮助做好医疗队的组织工作。中国的政治家、作家和新闻记者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给他们讲述中国和全世界的反侵略阵线。

  对于从一个失守的堡垒中逃亡出来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兴奋剂。逃亡者的郁丧情绪，已经烟消云散。游击队中的客人，无论是哪国人，得到的印象都极为深刻，许多人表示愿意留下来。有些人则把自己携带的武器装备，作为礼物送给主人，或者答应到内地向当局汇报以后，再带着药品和其他物资回来。

  在香港战役及以后，一小群英国突击队员的经历，鲜明地显示了落后的既得利益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这些突击队员曾经接受过在殖民地从事特务工作的训练。这些在和平时期充当教师、机关实习员和企业雇员的年轻人，曾经冒着很大危险，想去炸毁香港的船坞及其他设施，以免它们落入日军手中。然而在最后一刻，当局却撤销了给他们下达的命令。后来知道香港总督改变了毁坏这些设施的主意，是因为这些设施的所有者，是英国的银行家和公司经理，而他们是总督议事会的成员。他们的理由是，既然“我们不久要回来，需要利用这些东西”，那么把这一切值钱的产业炸掉，就显得荒谬了。英国人只是在三年半以后，才重返香港，可是香港沦陷两三个月以后，在爪哇海的海战时期，敌人却已利用完好无损的船坞，整修海军舰艇。

  这些突击队员对这件事极为不满，于是他们奉命驾驶鱼雷快艇，逃往中国内地海岸。他们在东江游击队的控制区登陆，开始策划同游击队员们合作抗击香港的日本军队。他们的计划之一是袭击在殖民地的大陆部分（九龙）的战俘营。当时关押在那里的6000余名英国士兵，还没有被饥饿折磨得筋疲力尽。如果游击队能同他们取得联系，并把武器偷运给他们，再在动手的时候派飞机空投—些武器，那么他们就可以轻易冲破驻守在那里的不到2000名的日军防线。如果中国军队再在这样的行动中配合作战，甚至可以暂时夺回九龙，重振一下因日军不断获胜而衰落的士气，并阻碍敌军向爪哇海与缅甸战场输送兵力。

  可是“上级的政策”又出来阻挠了，这一回由国民党将军余汉谋出面。自从余将军不发一弹放弃广州以来，他的防区一直非常平静，他不愿采取任何鲁莽的越轨行动，来破坏这种美妙的平静。他觉得如果英国突击队员和游击队员进行这样的袭击，那么他的部队将不得不同还击的敌人作战。余汉谋多年来所等待的是让别人把日军逐出去，而不是自己发动新的进攻。除此以外，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把他的妻子从香港救了出来，但他还是想消灭他们。他不能容忍英国人跟共产党合作，增加共产党的力量和威望。余汉谋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不大理会中央政府，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跟中央政府的看法完全一致。

  英国的突击队员的确想去打日本人，解放他们的同志以及同他们所钦佩的游击队战士并肩作战。可是他们本身所受到的游击战训练，却只限于从事爆破、暗杀和搏斗。他们除了知道需要携带大量金钱去购置食物和收买间谍以外，不懂得怎样和人民搞好关系。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余汉谋驻地的首府韶关待命，见到女人太不检点，经常斗殴和酗酒。这种行为正中余汉谋的下怀，使他找到借口，要求把他们召回。中央政府向英国大使馆管理突击队的部门提了抗议以后，大使馆就把他们撤走了。

  余汉谋对日军按兵不动，此时却马上对游击队发起新的进攻，企图消灭他们。在这次战斗中，没有打死一个日本人，没有救出一个英国俘虏，却有许多年轻的中国人，牺牲在彼此的枪弹之下。东江地区遭受强大的压力，不得不把许多从香港来协助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撤离出去。余汉谋的部队被游击队打退以后，日军紧接着彻底击溃他的部队。游击队仍像以往那样安然无恙。

  老式军事家的破坏、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突击队员政治上的落后以及英国当局的形式主义，这一切因素综合起来，使一次急需而完全可行的联合行动夭折了。虽然后来英国军事援助小组，继突击队员之后，于1942—1943年与游击队恢复并保持了联系，但双方合作极其有限。最后，由于重庆当局的一再反对，双方的联系在1943年底终止。

  四、新加坡与马来亚

  在新加坡这个强大的堡垒，也出现了同样情况，不过稍有变化而已。香港的兵力完全不敷防御之需，而新加坡守军人数，则比进攻的日军多得多。然而那里失败的原因，仍旧是对人民的疑惧和政治上的短视。新加坡的6万守军未曾进行更长久和更强烈的抵抗，就走进了日本人的监狱。

  在政治上，新加坡当局不了解华人的巨大军事潜力，华人是马来亚的多数民族，强烈反日。那里的政府跟香港一样，不相信华人。15年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者都被取缔，可是对国民党基本是形式上的取防系统部队的骨干力量，还获准组织了一支人数达1000人以上的武装分队，在这支分队里，同国民党员及无党派人士并肩战斗的，有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其中若干人还是红军老战士。这支军队在敌人的俯冲轰炸机、炮兵及步兵的攻击面前，顽强抵抗，遭到重大伤亡，目击者无不赞扬他们的英勇气概。日本人在占领马来亚之后，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来向马来亚华人的作战才能表示敬意，那就是在新加坡、柔佛和吉隆坡，他们屠杀了不少于3万名华人学生、工人和其他爱国者。

  虽然在战时为了安全起见需要保密，但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从1942年起，有一支非常庞大而有战斗力的游击队，出没于马来亚的丛林之中，这支队伍通过潜艇和其他方法，同远东的同盟军各司令部建立联系。在游击队的指挥员和普通战士中，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队伍中大多数为华人矿工、船坞工人和其他工人，而中国共产党员在领导成员中，则占有重要的位置。游击队使日本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广大地区内无法立足，从而截断了敌人的物资供应。他们消灭小股的日本驻军和纵队，缴获他们的武器，并且为日后配合盟军登陆时从事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制订计划和进行训练。

  在这里，如同在国民党中国和香港那样，只有在战争初期遭到挫折以后，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力量，才能发展起来。这就说明，可以把人民群众的潜力利用起来，一开始就使敌人陷入困难得多的境地，但由于当局主张正规防御，这种力量却遭到了忽视和抑制。对比一下马来亚与巴丹（那里的守军较少）以及新加坡与科雷吉多尔（该岛还算不上是个堡垒），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菲律宾人民则并未被剥夺保卫家园的权利。

  五、中国的反英情绪

  香港与马来亚的沦陷以及随后缅甸的败绩，引起了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强烈反感。中国人认为，英国在这些亚洲地区统治了那么长的时期，至少理应担当起竭力保卫这些地区的责任。此外，在战乱中还发生过一些不能被原谅的事件。从槟榔屿和仰光撤退时，以及在新加坡最后一刻从海上撤退时，所有的飞机和大部分船只，都只供白人使用，非欧洲人，无论他们是否英国籍，都只能坐小船或步行从“小路”撤走。结果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路上丧生，或被日本人截住。华侨们觉得他们的工厂和企业在马来亚这样的地方，曾经对大英帝国的税收和贸易做出过主要的贡献。他们也比英国人更加担心敌人的暴行，随后发生的大屠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不同的人士中间，反英情绪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中国的进步人士认为，不管过去和将来的情况如何，当前主要的任务是通力合作去击败轴心国。他们把太平洋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错误和罪行，当作失去的机会来加以批评，并强调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在政治上麻痹的人们，则受到日本人泛亚主义宣传的影响。许多人由于对白人不满，而抵消了对日本人的愤恨，他们就干脆在反日斗争中采取了中立态度。

  中国国民党内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则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种反英的情绪，他们要反对“外来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民主和共产主义等。他们赞美中国古老封建制度的优点（这种制度的确曾使中国容易败在外国人手下），恣意嘲笑进步人士认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任何国籍的反法西斯战士的利益并行不悖的论点。对重庆当局来说，最方便的莫如利用这种不可理解的民族主义和对所有外来事物的排斥态度，来代替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艰苦工作。它能让许多动机良好但不善深思的人们，在情感上找到一条出路，而把他们牢牢地拴在独裁制度的战车上。有些人走这条路是由于失望和厌倦战争，另一些人则因为玩世不恭，和对自己的人民缺乏真正的信念，再有一些人则出于精打细算。

  在战争初期，像这类逃避现实的思想，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到。这个身体柔软而思想放捷的、富于哲理性的享乐主义者，在中国人民8年的苦难时期，却逍遥在国外当寓公。这段时期中，他只回国做了两次蝴蝶式的访问。他第一次回国时，曾经夸夸其谈地宣称，不管有多大困难，他相信“祖国和人民”生死相依。备受战火磨难的重庆居民，开始很钦佩这位著名同胞的决心，但后来发生的情况，却使他们大吃一惊。尽管林语堂深受国民党的宠爱，但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的正式年鉴中，执笔的某一位苦恼的年轻爱国官员，在下面的一段文字中十分恰当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情。年鉴的名人录中，在林语堂的名字底下，有下列一段介绍：林语堂……美国流行读物的作者……他于1936年出国，前往欧洲和美国定居并从事写作；1940年他决定回重庆“参加抗战到底”；但因轰炸对他的写书工作有所妨碍，他又返回美国……此后林语堂作为缺席的战士，很快放弃了对当代中国情况的自由主义批评，转而颂扬过去的封建时代，并宣传外国人带来了各种罪恶，还为国民党的集中营辩解。他在美国参加了孤立主义者和反罗斯福分子的“和平”大合唱，这些人不同意美国用武力去对付轴心国的支柱纳粹德国。

  林到抗战中的中国的第二次游历，受到政府官员的接待，遭到著名作家与评论家的奚落。林语堂思想的堕落，跟国民党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发展，几乎完全同时发生。1943年，蒋介石署名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之命运》的书，书中把上述的一切意向都具体化了。此书虽以蒋的名义发表，但实际上是由陶希圣代笔的。此人是个变节的教授，他什么都干过，先是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继又参加了汪精卫的日本傀儡政权。《中国之命运》无耻地篡改了历史。它虚构了一个把所有中国非汉人都包括在内的中国“民族”，这样就一笔勾销了蒙、回、苗等民族保留自己语言、文化与地方自治的权利。它猛烈抨击西方的民主制度、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胡说这些主义与上述中国民族的精神格格不入，对法西斯主义问题，却一言

不发。孙中山憎恨封建主义，他吸取世界各国的民主思想，创立了进步的民族主义，该书却对此进行肆意歪曲，把它同历代帝王所喜好而孙中山本人所反对的封建儒家学说，混为一谈。

  《中国之命运》毫不掩饰地否认国民党和“新中国”渊源于1850年的太平天国革命，那次革命中，大部分农民首先提出了关于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现代要求。孙中山自幼就从本乡太平军遗老口中，听到革命的故事，他曾经反复申述，他的国民党必须完成太平军未竟的事业。与之相反，蒋介石却把太平军当作暴乱的叛逆，而把借助外力扼杀太平军以保持清廷暴政的曾国藩和其他地主阶级的将军们，奉为英雄和楷模。

  蒋介石的这本书印了好几百万册，成为军事院校、大学和中学里面的基础政治教科书。所有行政官员、投考政府机关的人员，以及申请公费出国留学的学生，都要深入学习该书的内容。他们还得把每天学习后的“反省”，写在日记里面，然后，国民党的教师们对这些日记加以仔细检查，看他们写得是否符合正统思想，以便决定对应考者或申请人的取舍。

  驻华外国记者不准翻译《中国之命运》，也不许把该书的内容摘要电传到国外去。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过法宫的国际律师王宠惠，曾受命负责编译该书的英文版本，以免该书在反法西斯战争之际，刺激盟国人民。他的编译稿前后试写了17次，最后还是作罢。直到1947年为止，还没有出版过一种经政府认可的英文译本。

  蒋介石的这本书不仅与国内的局势有关。此书第一次出版时，纳粹党人正在猛攻斯大林格勒，窥伺高加索。日本人则在征服太平洋的战争中，处于全盛时期。假如轴心国战争胜利，则《中国之命运》将为国民党在发动内战时排除思想意识形态上的阻力，并使国民党政府在法西斯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进步爱国人士，正如他们嘲笑林语堂的思想一样，对这本专横地歪曲中国历史与意愿的书，进行了斗争，他们应当享有不朽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