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9年到1941年期间，敌后战线经历了一次大的考验。当日本忙于向正规战线发起初步攻击时，游击队的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现在，正规战场不活跃，解放区承担着日本进攻的主要压力。在游击队刚开始反抗的时候，这个国家是统一的。现在要从没有被占领的后方获得支援是没有希望的了。国民党想要用政治和军事两种方法来瓦解游击战线，而不是给予帮助。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解放区必须反击敌人的每一次行动，改善军队的训练和方向。他们必须持续扩大作战范围，获得更多的武装以及使敌人忙于在很多地方作战，不能集中精力攻占一个地方。他们必须在农村寻找一切他们需要的支援，同时要赢得并保持农民的支持，不是短期的，而是持续多年的。他们还要防范占领区其他阶层的人民援助日本和他们的傀儡政府。这些军事上的、政治上的以及经济上的任务都一样紧迫。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项遭遇失败，抗战就会受到削弱和崩溃，即使不是在今年，也是在明年。
一、五台山的战术和智慧
对付和反击日本的歼灭战是首要问题。我从晋察冀解放区总指挥官聂荣臻那里获悉关于敌后战线所面临的持续不断的军事和战术问题的详细描述。
“一开始，”他说，“日本人对游击战没有经验。在1937年和1938年，他们想用打正规军的方法来和我们作战。为了达到从我们那里夺走一些地方的目的，他们大面积地进攻。当我们撤退的时候，他们以为战斗结束了。举个例子，在正规战线上的徐州战役中，我们支援中央军，与他们配合向平汉铁路线大片地区挺进。我们那一区的军队暂时占领并摧毁了五个大车站。敌人认为我们很危险，就派出了一个旅来摧毁我们在阜平的司令部。当他们与其他中国军队战斗时，占领司令部往往意着全师或全军的消失。但是与我们作战，就出现了不同。按照书本里说的那样，日本那个旅先用飞机和大炮轰打阜平，然后再进入，之后发现是个空城。不久，我们整个撤到了山上，从后面包抄日本那个旅，迫使它撤兵。
“同样的事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避免敌军主力的摧毁，并且迅速转移，在敌人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攻打他，使他站不住脚。日军在中国北方还没有一个联合战斗指挥部，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后备力量。它们在北平汉口铁路沿线有一个区域的总指挥部，另外一个在山西，第三个在察哈尔。我们就在这些指挥部之间的边缘地区行动，在这些地方敌军不能协同作战，因为他们没有复杂的联络机构和日常文书机构。
“但是，”聂接着说，“日本人像其他人一样，会从错误中学到一些东西。在汉口沦陷后，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组织和战术。他们不久就把所有的部队置于华北派遣军总部的控制之下。他们看出只进攻个别据点是不够的，于是就将我们的主要根据地——整个五台山——包围了起来。东京的军事评论家们高兴地写道，他们夺取汉口这件事证明了中国人不擅长在正规战场上作战。现在他们将采取‘新的且革命的’战术来消除游击队的威胁。
“这就是在第二战场上第一次真正的较量。大家都对它的前途感到担忧和不理解。中央政府急切地想要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坚持住，因为在汉口撤退以后他们需要时间来重组军队。卡尔逊上校（Colonel Carlson）代表美军海军情报局来到我们的地区。甚至连英国外交部的官员也来询问我们能否抵抗住这场暴风雨。我们通过了这场考验。日本人占领了五台城和其他一些地方，但我们冲出了包围圈，并且继续战斗。
“这，”聂说，“是因为我们获得了人民的支持。他们把当地的情况告诉我们，并且帮我们保守行动秘密。另外，我们的军队很敏捷，我们的指导很正确。他们知道如何快速分散以及如何同样快速集合，以避免损失人员、物资和组织连贯。
“在1939年，日本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的方法。”聂继续说道，“他们训练了一些突击队，大约由1000人左右组成，不是为了占领阵地，而是为了开展快速、深入的袭击，来消灭我们的指挥中心和独立的支队。最初的行动是在春天和秋天攻击五台山的东南地区，当地的群众组织提醒我们，敌人正在他们邻近地区进行准备，正是群众的准确情报救了我们，使我们免遭突然袭击并且采取了对策。在五台的西北部，我们的359旅完全歼灭了敌人的一个突击队。在涞源，我们伏击了另外一个，迫使它分散成若干个小队，并且被我们赶到了小山谷和溪沟中去。总之，我们反过来对敌人采取了突然袭击。在涞源，反击得非常彻底，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卸下他们的山炮。我们获得了这些山炮中的大多数，并且驮在了骡子背上。
“那时候，我们的包中不仅仅只有枪，”聂回忆道，“阿部规秀（Abe）陆军中将，日本的最高地区指挥官，他自己想出了新的战术。
当他听说他的突击队中计后，他亲自带领了一个救援纵队，希望能前来救援幸存的队伍并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民众也将这个告诉了我们。我们开放了阵线来引诱他们深入，然后就把他们关在里面。尽管有日本飞机给他运送供应品和援军，但他还是无法突破。两天战斗结束时，他丧命了。两个敌军纵队中只有30个人幸存了下来。阿部规秀被看作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一个日本将军在他的追悼会上宣称：‘我们军队里一朵明亮的花在中国北方的山区凋谢了。’
“在他们的报复行动中，日本人又恢复了他们先前的大范围包围策略。他们不能束缚住我们，就把气撒在人民的头上。他们现在认为，人民的支持意味着我们游击战的胜利以及他们的失败。日本人认为他们可以用‘惩戒性恐怖行动’来结束它。他们烧毁了几百个村庄，残酷地屠杀了几千个农民，男人，女人以及儿童。五台山绝大多数的蹂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重新开始讲话前，聂的脸色阴沉了一会儿：“在1940年，敌人又一次使用了新的方法。他们的出版物上充满了关于如何消灭华北‘土匪’的讨论文章。我们得到情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所有的野战军去搜集我们的军事出版物和作战手册，并翻译出来仔细研究。在这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日本110师的指挥官制定出了封锁堡垒的‘窒息’战术。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就听从德国军事专家的建议，用同样的战术来对付我们。这个主意是，在每一个抗日根据地周围夺取一圈地方，并派小股的守军驻守来巩固据点，备以猛烈的火力，并将这些地方和沟渠及其他屏障连接起来，然后推进来缩小包围圈。日本人把它叫作蟒蛇收缩行为。我们后来用一个低级动物的名字来命名它，”聂笑着说，“我们的人把它叫作蚕食行动，因为这个计划是啃掉我们根据地的周围再进入，就像蚕吞食桑叶一样。
“从军事上来说，”他若有所思地说，“日本人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没有错。如果我们一直坐以待毙，并且在我们受到攻击后才回击，那么他们的任何一种方法都能获得胜利。但是我们的方法是不断弄乱敌人的牌，快速转移并且意想不到地先发制人。我们是弱者，但是我们注意在每次战役中总占优势，由此掌握了主动权。我们不仅迫使敌人按照我们的计划而不是他们的计划来部署战略，而且扩大了我们自己的区域，以及战士们的技能和信心。①1
“正当日本人准备将封锁堡垒的战术应用于实践时，我们给了他们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我们的‘百团大战’。这场战役是总指挥官朱德和副指挥官彭德怀筹划的。华北根据地所有的八路军都参加了。这场战役在平汉、津浦和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开展，但是打击的重点是正太路。我们切断了很多地方的交通线，并且孤立了许多敌军的重要据点和守军，摧毁了他们最弱的据点并阻止那些较强大据点的支援。战斗从1940年的8月持续到了9月，从西部的山西一直到东部的山东。战略目标是要扰乱敌人在华北的部署，破坏针对我们的新计划。因此，日本计划的宏大的剿灭攻势被迫推迟了几个月。
“日本人没有能按照计划在1940年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是在1941年中期才发动，这是他们准备的珍珠港战役的一部分。在缴获的命令中，我们知道他们的口号是：‘清除太平洋战争基地——华北。’敌人根据经验，重新检查了‘蟒蛇收缩行动’。他们筑起了我们的山炮打不到的地下碉堡来代替地上碉堡。他们筑地下碉堡以便于在上面被攻陷后，他们的人还能继续作战。他们的外层防御是很难攻破的。从外面数到里面，有两层同心圆式的堑沟，一层是铁丝网和箭头木围桩，还有一层是铁丝网。较大的总据点被筑在铁路线和公路线的三英里外，在其他的里程碑处筑有较小的据点。所有的据点都装有75毫米或35毫米口径的火炮。在新的计划中，封锁堡垒的办法不是用来替代快速保卫和突击渗透，而是用来和它们结合。总之，包围和深度袭击的办法广泛地应用于平原地区，而蚕食战术则用在山区。
① 拿破仑（Napoleon）曾经说过：“战争的艺术在于，无论是在攻击还是被攻击的时候，都有比敌人更强的力量，即使拥有的是一支下等的军队。”
“在1941年的8月到10月间，当小部分的敌军力量在监视失去黄河以北最后山头的国民党的情况时，超过七万的日本军队和七万的伪军被派来攻打晋察冀解放区。这次他们是真想把我们铲除，这是很厉害的，但他们又失败了。日本的报纸，”聂笑笑说，“说皇军是狮子，八路军是老鼠。自然地，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动物来说，要抓住老鼠很难。
“在这些所有的过程中，日本从未停止过使用恐怖手段来使我们和人民分离。他们大肆破坏，想做到即使民众没有丧失信心，也没有人力或资源在解放区继续维持抵抗。在我们五台山的村庄里通过选举出来的政府所做的样本调查显示，从1939年到1941年，每一个村庄的人口平均减少了11%，牲口减少了40%，粮食减少了大约1/3，在一个区域里，这样的情况已经很贫穷了。但是后来，损失减少了，因为军队帮助了人民。有我们的援助，群众学习通过组织来增加产量，尽可能地保卫他们的财产，以及在没有办法时迅速撤退。
“我们很自豪，”聂说，“我们并不满足拖欠人民的债务，我们给予农民持续增长的帮助是我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敌人来到时，我们的人掩护老人、妇女和儿童到山里去，在最近被掠夺的地区，部队用他们自己的粮食来供应给农民。在活跃的军事行动中，士兵们利用空隙来帮助农民干农活，并不求回报。我们把牲口借给农民犁田。当我们1000人的骑兵团一下马，就把所有的马都交给村委会支配使用。粮食按照谷物的比例严格征收，没有任何绝对数字。在年景不好时，战士们也是勒紧裤腰带。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士兵都吃的一样。
“有一件事值得记住的是，我们的军队并不是依靠外来部队而得以壮大，”他总结道，“最初作为两个外来团的八路军之所以能有巨大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当地群众。农民们称我们的军队叫‘子弟兵’，这事实上很自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军队和人民成为了一条心，一起受苦，痛恨敌人并且下定决心要把他赶走。如果这个没有发生的话，日本可能就会打垮我们。他们有更强的军事实力。但是没有侵略军能比抗日武装力量与全体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团结战斗更强大。”
二、河北平原的战争与政治
在富裕、人口众多的平原地区斗争比山区更激烈。斗争变得很困难，因为国民党无视目前战争的影响，对未来有可能威胁他一党专政的任何事都采取镇压的政策。阴谋实行专政和战争的需要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的结果就是，他自己军队中很多真正想要攻打日本的人跑到了八路军的队伍中。
采取此种行为的其中一个职业军官是王长江将军，他告诉了我一个典型的故事。王将军是一个身材矮胖、面色红润、40岁左右的男人，是一个健壮开朗的军人。最后，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并且感到骄傲。他所经历的道路并不简单。当他在叙述时，他的表情经常有变化，有时变得非常生气。
“在1938年年中，”王说，“八路军和地方的反抗组织在河北平原中部建立了一个解放区。统一战线还是真实存在的。鹿钟麟和张荫梧分别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和民政厅长。八路军很好地接待了他们，事情都很平静地在发展。我在当时是上校团长，我的团和其他国民党士兵都能跟着他们通过敌人薄弱的防线。我们收到的命令是‘收回失地’，我们进入了张荫梧的人民军中去了，这支军队是由当地的警察和地主组成的。
“接着，张荫梧召集军官们开了一个会。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说了一切唯独没有说要攻打敌人。他说的一句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过去，我们在日军面前撤退，’他说，‘现在我们给共产党让路。这里的任何人如果怕八路军的话就会被当作是汉奸。’这使我们深深地感到震撼。我们大家都受够了内战的痛苦。我们都在日本人的手里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在战争之前，我们听说了各种关于红军的坏事。但是现在，我们面对面地看到了八路军，我们对此印象很深刻。他们的方法看上去值得模仿，与这样的人肩并肩作战似乎是对的。
“张荫梧很快把文字变成了行动。一方面，他把八路军从他们解放的地方赶出去，粉碎了选举出来的政府，并用行政人员中的政客代替了他们。另一方面，他给重庆打了一个假报告，是关于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我们中的一些人告诉他，这是用一种奇怪的方法来收复失地，但是他却笑着说：‘我看到过很多人用这个方法爬得很高，为什么我们不行呢？’
“当张命令要我们去打八路军时，我手下的人很不愿意，我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们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宣言，我们要和河北人民、共产党或者张荫梧这个恶棍一起攻打日本，”王满脸通红，激动地说，“没有什么可以促使我们在内战中开枪。其他一些国民党的组织也跟着我们这样做。张荫梧在通告中谴责我们，说我是‘土匪、汉奸以及赤色分子的同路人王长江。’”红晕从王的脸上消失，笑容绽放出来。
“到下一个春天，”王继续说道：“没有人再伪装了。抗日战争被遗忘了，张荫梧任命了两个伪军作为被占领点的‘中央政府’警备司令。通过这一手，他们变成了爱国者，在这些地方周围的八路军成了汉奸。这个骗局大家都知道，却被‘理论’证明是正确的。张在演讲中辩论说，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是土匪，把头号傀儡汪精卫称作是一个汉奸完全是错误的。他说汪是一个国民党老革命家并且毫无疑问地用他自己的方法做了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事。他走向敌人只是为了保存力量在未来与共产党作战。这是真正的‘曲线救国’，在时机到来的时候所有的爱国者都会意识到。
“你相信吗？”王问道：“我们加入了八路军并帮助八路军解决了这个流氓。”
在王将军描述了这件事后，抗日战争在河北平原中部打得异常激烈。由于这个区域的战略重要性，敌人的守军非常多。平坦的地形和发展很好的交通给了日本很好的机动性，爱国者力量则丧失了天然的遮蔽。河北中部新的军队成长起来了，它是一个坚固的混合物，由八路军、正规部队中的爱国分子以及地方上的志愿兵团组成。斗争的艰苦很快暴露出了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和缺少办法生存下去的人。他们没有选择，要么投向敌人，要么就是全心全意地团结起来对抗敌人。
当军队在为人民做斗争时，人民，也只有人民才能向军队提供掩护和援助。河北中部人民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抗日的精神是主要的财富。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证明八路军副指挥官彭德怀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人民是海洋，我们是在里面游泳的鱼。”但这句名言在十分平坦的河北中部就有了不同。“书本上说，游击战不可能在平原上打。但是我们可以打，因为人民就是我们的山地和森林。”
1939—1941年间，冀中平原不但要面对敌人，还要对付严重的洪水和饥荒。它增加了武装力量，成立了数千个新选举产生的村政府。上百个学校和几十所医院成立了。冀中在百团大战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山西军阀厌恶统一
在山西的主要地方，抗战的背景不同于河北。在日本人还没占领山西主要城市前，八路军就来到了这里，开始与基本上还是完整无损的地方军队和行政机关合作。这个联盟使得救国会和其他民主人士为抗日做出积极贡献成为可能，对山西新军的成长也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只能在有封建思想的省当局的允许下才能开展。当日本席卷山西的时候，省军队在很大程度上被粉碎了，老的省政府退到了黄河以西。但是八路军的总司令部还留在东南地区①1，与抗战部队一起作战，这支抗战部队是由相对来说比较工业化地区的工人组成。在山西西南部的山中，一些中央军依然在坚守岗位。组织上进步的山西新军以及八路军120师的一部分在贫穷落后的山西省西北部建立了中国统治的第三地带。
① 这里以及西北部的主要地区是山西—河南—河北解放区和山西—绥远解放区的核心区域。相比于平原地区来说，山区都建立了很好的军事控制。八路军沿着黄河的北岸从山西东南部穿到河北—山东平原的南部，从山西的西北部下去来到内蒙古草原。
军事上的改变伴随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变化。在1939年末，山西省主席阎锡山重新考虑了与八路军的合作政策以及对统一战线的热情。阎是个老奸巨猾、卑鄙无耻并且统治时间最长的老军阀。在1911年清王朝覆灭后，他连续不断地控制着该省，在1/4世纪里，阎一直在帮助胜利者取得胜利，帮助失败者走向失败。在不确定的时期里，他就采取不表态的态度，做出有利可图的决定。
当进步势力的援助可能成为挽救山西某部分的唯一力量时，阎就支持他们。但是当中央政府把它的主要力量用来镇压民主人士时，他就估计自己会成功，并且企图去收拾他自己的“激进分子”。他热心地为中央政府和日本人做一些他们认为有必要做的事，他希望防止两者侵犯他的利益。①1
结果出现了著名的新军事件。这件事直接预示了攻打山西八路军的内战，就像镇压中间派统一战线组织预示了在中国主要的后方攻打新四军一样。
① 有些人不知道中国内战这段历史中复杂的人名和事件，这里是阎锡山的大事纪：
1912— 1915 年：阎支持袁世凯成为总统，但是在他丧失权力时摧毁了他。
1915— 1919 年：支持段祺瑞的亲日安福集团。
1920— 1925 年：支持反对安福集团的吴佩孚。当冯玉祥在民族革命中打败吴佩孚去到国共统一战线那边时，攻打“基督将军”冯玉祥。
1925— 1927 年：帮助清朝军阀张作霖攻打冯玉祥，张作霖打败了吴佩孚。
1926— 1927 年：与冯玉祥结盟；帮助胜利的国民党军队攻打张作霖。
1927— 1929 年：下属于蒋介石。
1929— 1930 年：联合冯玉祥和汪精卫攻打蒋介石，希望能成为中国的皇帝。在被击败后退到日本统治区里。
1930— 1937 年：重新投靠蒋介石，并巩固自己在山西的地位；在1936 年与中国红军作战。
1937 年：在战争爆发后依然允许日本代表在山西停留。
1937— 1938 年：发现日本人不想离开他的省，甚至是想占领。转向反对日本并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结盟，但是还是在敌占区天津安置了一名亲戚（梁希超，音同），以便在抗日失败后和敌人谈判。
1939 年：转向反对新军和共产党人。
1940— 1942 年：与日本谈判，他答应外国人的条件，并希望在反对共产党的行动中占有一席之地。
1942 年：公开拒绝加入日本，因为他不相信他们会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回击了日本的一次攻击，接着他们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在这个共识下，他们派一些驻兵来对抗八路军以及其他一些军队的据点，但是互相不干涉。收回了一些在占领区的权力。国民党开始付钱给他，这样他就不会加入日本或八路。同时，日本也付钱给他，让他不要与八路或国民党太近。
1944 年：发动对共产党的攻击来达到“准备好的胜利。”
1945 年：在日本的帮助下重新进入省会城市太原。
1946 年：2 月12 日，《纽约时报》的记者亨利·利伯曼（Henry Lieberman）在太原写了一篇报道：“阎锡山，中国北部最后一个有权力的军阀，在山西重新掌握了领导权，在这个时候他是中央政府公然的仆人，有四万日本兵对抗共产党……前日本在山西的指挥官还占领着他的司令部，是阎的助手之一。他们被一起采访。”这是抗战胜利后六个月。
阎锡山希望新军成为他游戏中的一颗棋子，可以根据需要利用或抛弃。新军士兵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是阎的人，而是帮助他攻打日本的爱国者。新军反对内战，它的存在在阎锡山看来是很大的困扰。新军使得他受到国民党的申斥，说他为重庆的清洗分子提供庇护，并使得他无法在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中占据有利位置。当正规战线趋于沉默时，新军使得山西成为了抗日的积极战场。
这个老军阀瓦解新军的行动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召集了很多官员到他的司令部后方“受训”，实际上是把他们禁闭起来，然后从旧军中派军官去填补他们的位置。同时，整个旧军渡过黄河被调回到晋西南和晋东南。他们强行命令新军离开他们驻守的区域，剥夺他们在抗日行动中的后方。
当新军提出抗议时，旧势力就说他们要“造反”，并攻击新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后来，有一大批新军突破了日本人的防线进入了山西西北部，这里是由八路军驻守的。续范亭是新军的指挥官，也是国民党党员，后来宣布他不会再承认阎锡山的权力，将独立领导抗日行动。这个省里的很多国民党人士都投靠到了他的周围。
1940年，新军和八路军在经历了百团大战后，在晋绥解放区按照晋察冀解放区的模式建立了一个民主抗日政府。这个区域的防务由两支队伍联合完成。该地区实行了村和区的选举，以及减租减息政策。贺龙是两支队伍的司令，续范亭是副司令及当地政府的主席。副主席是武新宇，他是一名学校教师，在战后因为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而闻名，这个组织在阎与进步人士欢度蜜月时团结了山西人民。在政府的24个职位中，7个由共产党人担任，17个由救国会、国民党以及其他人担任。山西很多文化工作者、记者以及其他人到新组织的区域来创办学校、剧院和报馆。他们的报纸《抗战日报》在日本不断进攻和机动战的几年中从未停刊过。
八路军的骑兵部队，从这个山区根据地进入日军占领的内蒙古绥远草原。在战前，那里的蒙古人像其他殖民地人民那样被殖民地官员统治，殖民地官员使蒙古人的利益服从于汉族的定居者，对他们残暴地收税，并且迫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民族文化变成汉族人的习俗。结果，很多蒙古人相信了日本人说要为他们赢回成吉思汗光荣的鬼话。但当日本人真正到达时，蒙古人发现那些承诺的光荣以及奴役比他们之前所承受过的更糟。他们被迫按照固定的杀价和军用券出卖牲口和农产品。如果拒绝，就会受到野蛮的惩罚。在旧中国的行政管理和日本的统治两者中进行选择，似乎一样黑暗，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
当八路军到达后，蒙古人发现它完全是一种新型的中国力量。他们用号召蒙古人为解放自己的家乡而战斗来代替发号施令。并且由他们自己来经营他们收复的失地，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和语言。这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了解放和机会，而不是另一种奴役。蒙古的劳动人民并不是唯一响应号召的，僧侣和部落的王公也开始加入到战斗中。有些贵族还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延安去学习，去研究这样一种从未听说过的中国政策其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
四、“三光”以及“巩固和平与秩序”
新的解放区扩展到了有战略意义的内蒙古平绥铁路的两侧，这迫使日军想要把它从地图上消除。在1940年的6月到12月间，敌军对该地区的潜入不少于13次。当他们无法毁灭守军时，他们就向人民实施了报复，就像他们在晋察冀地区干的那样。
“杀光、烧光、抢光”是他们惩罚性远征的口号，群众给了它一个绰号——“三光”政策。四年后，外国记者在这个区域里走了数百公里，也没有看到一个没有被烧毁的村庄，这些村庄是在1940年到1941年冬天的战斗中被烧光的。武新宇，一位瘦高的老师，也是政府的副主席，告诉我们这次的破坏是残忍的、有计划的。每一支日本讨伐队都带着图表，显示着要被毁灭的村庄。农民们冷酷地嘲笑他们。只要有地方没有被蹂躏，他们就说：“这块地方一定在地图上遗漏了。”
三光政策的后果很糟糕。晋西北的劳动力减少了1/3，有的被屠杀，有的逃亡了。耕牛数目下降了60%。每5头马、骡、驴等畜生中有4头被屠宰或赶走。耕地减少了16%。棉花几乎没有什么收成。供应农民纺织品和必需品的农村手工业也趋于停止。
同时，在“巩固和平，加强秩序”的口号下，敌人对解放区边缘地区被占领的城镇实行了恐怖统治。在富裕的文化城市汾阳，以及人口众多的周围的村庄里，上千人被逮捕了，几百人被杀害。日本人抓了那些无论在何时何地当过任何一种社会领袖的人，还有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有名望的人、有现代思想的年轻人以及有权威的老学者和乡绅，敌人给了他们两个选择，要么帮敌人工作，要么死。各种阶层的学校都被看作是培养爱国主义的温床，在370名城郊的小学老师中，只有4个人没有被逮捕。一半左右被抓走的老师被枪毙了。剩下的男人和女人都被捆绑到公众的“忏悔柱”去鞭笞，直到他们同意签署“干过共产主义活动的自供状”为止。爱国的女性在400至500个公民和村民面前被40至50个日本士兵轮奸，以此来让他们知道敢用言行或想办法反对“新秩序”的下场。
从政治上来说，汾阳并不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城市，日军采取的措施是一种“预防性”的镇压。这是模仿德国人在波兰和其他地方所采用的方法，它必将因为凶恶残忍而失败。它使得人民认识到，驯服不能救自己，只有行动起来才是更好的方法。那样的斗争行动不是没有希望的，抗日的正义事业还没有死去，人民从八路军和新军对这个地区频繁的袭击中知道了这点。汾阳人民自己的游击运动从日本执行“巩固和平与秩序”开始成长起来。
统计数字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读者必须在这里停止，对给出的数字咀嚼回味一下，因为它们是被杀害的人和牲畜哭号声的回响，散发出成千上万燃烧过的村庄房屋的令人窒息的臭味，使人忧心的饥寒交迫和不堪忍受的凌辱。它们显示出这个区域几乎到了瘫痪的地步。汾阳的情况显示出了日本人如何把沦陷区人民、游击区受苦受难的人民与抗日军队分离，敌人一直不厌其烦地指出，抗日军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根源。
五、民兵：华北召之即来的人
群众对日本人恐怖、毁灭和使人穷困的运动有两种反应。他们可以与抗日军队脱离关系，这会使得军队由于缺乏支援和供养而被消灭掉。或者他们也可以投靠他们，直到士兵与群众之间的隔阂都消失，两者合二为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共同要面临的不仅是日本人，还有为生活和粮食而战斗。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
山西人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以前不善于打仗或反抗压迫，现在却参加了敌人战线后方最残酷、最坚韧不拔的战争。
就像在所有的解放区一样，农民开始帮助军队，给他们送补给品，救治伤员，担任向导工作和情报侦察员，站在村子外面放哨，维持当地的秩序。然后，像其他地方一样，村子里的年轻人为了直接自卫而接受训练。但这是在山西西北部，在日本三光政策的压迫下，人民的武装组织开始大规模地攻打敌人，为所有的解放区树立了新的斗争模式。
在1940年，晋西北村庄中的民兵开始开展斗争、发展“精锐部队”，它由最强壮和勇敢的年轻人组成。这些战斗队的备战训练不是在乡间的小道上训练，也不是在山里演习。战争已经落在了人民的头上，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在战争中学习战斗。他们用任何可以在乡村中找到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并且所有的武器——并不非常多——是八路军剩下的。驻守的军队接到命令在平静的时期指导所有附近的精英民兵部队，带他们进入战场杀敌，不管他们的正式训练是否已经完成。
训练期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精英民兵部队中的士兵被分散到正规战线上去，给他们一些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比如保卫攻击部队的侧翼。每一个新人都有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带领。老兵的任务是训练新兵在战火中保持稳定，防止他们做一些蠢事，并让他们亲眼看到并不是每一个上战场的人都会牺牲。
接着，这些人中表现最好的年轻人会指派到攻击部队去。再然后，精英民兵部队以自己为单位加入战斗。他们在自己人当中选出指挥官，这些人是最勇敢、最积极并且在战斗中最审慎的。现在，各民兵排就能与正规军队并肩作战了。正规军指挥官的命令由他们选出来的领导传达给民兵。
在获得了这样一些经验后，民兵们已经不是纯粹的辅助部队了，他们已经做好独立行动的准备。当小支日本巡逻队企图进入村庄或者当敌人准备行动、开展短促而猛烈的攻击时，他们就会作战。他们足以对付伪军和警察，偶尔甚至可以控制住一个很强的据点。在所有配合正规军的联合战斗中，正规军会给他们一些缴获的武器，武器数与民兵数成比例。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战斗军队由300人组成，其中100人是民兵，那么所有缴获的武器中的1/4给他们。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民兵个人缴了
一件武器，他就被允许保留着它。如果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武装，那这就会分给他所在的分队。这些武器不需要与正规军分。另外，一支有50发子弹的步枪是给在战斗、侦察、能力测验中表现优异的民兵的一种奖赏。在区域范围内的竞赛和检验中获得优胜的部队有时一次就能得到12支步枪的奖赏。
民兵还是农民。他们继续在田地里劳作，除了在自己的村庄里行军几个小时以外，并没有被召集起来去打仗。他们的指挥部完全独立于正规军。每个分队都选择自己的指挥官，他的职位由村里的民政当局批准。地方指挥官自己集会选出县协作委员会。解放区政府的武工部与协作委员会保持联系，奖励优秀的分队，派教导人员去落后的分队指导工作。武工部也作为一个交换情报的场所，包括战略和组织上的。它的工作之一是公布最优秀分队的成绩，介绍和分析它们的经验，以便让大家都知晓。但这个部门没有指挥权。
只有当正规军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在民兵组织自己的区域里发生的时候，他们才会在军队的命令下行动。在现场的正规军的指挥官会召集民兵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用这种方法，他不仅要确定民兵组织明确知道自己在整个行动中的作用，他自己也能充分利用了解当地情况的民兵指挥官。在其他时候，民兵完全独立，根据当地防卫组织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由此获得了高度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并且不会有损于协同作战。军队、政府、党派以及群众组织给予民兵的帮助不仅仅在军事方面。如果在农忙季节作战的话，村政府与农会在支援民兵的特定救援区里一起工作，来确保民兵在执勤时有饭吃以及他们的田地有人耕种。如果有民兵牺牲或者伤残，这些委员会就有责任去确保他的家庭是否得到与正规军家属相等的抚恤金。
八路军为所有受伤的民兵提供医疗服务并开放医院。
共产党的地方机构把民兵建设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开展。共产党地方机构扮演的是监督委员会的角色，来观察其他组织是否完成了分配到的任务。至于它们自己的任务，所有党组织都被要求派他们成员的1/3去民兵组织里执行战斗任务。党员在受到攻击时，不允许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们要学习战术、参与防御工作以及在行动时带头参加。但是党没有权力向任何民兵组织下命令或者提升民兵的职务。只有在一些民兵展示出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并且其他民兵对此也感到满意时，这些民兵才能被选拔或提升到一定位置。
每一个方法都想让民兵的工作变得有威望和光荣。关于民兵的一些消息都被仔细地收集起来刊登在报纸上，并写有名字，还用木版画来赞扬指挥官和负责人。政府还会分发奖金和奖状，为有战功的分队开宴会和庆祝会。有良好记录的民兵还会被共产党和群众组织在村里的选举中推荐，与此同时，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则没有希望成功站稳脚跟，如果已经是官员，就不可能再被选上。但是没有行政命令来强迫任何一个人加入，民兵的力量和士气都是自发形成。
渐渐地，地方防卫系统就被组织得更加错综复杂和有效。在大路或小道上发生的可疑行动会从一个村子传到另一个村子，因为高地上建起了瞭望台和监视哨；用这样简单的办法在白天放下或支起杆子，在晚上点起信号灯。在自然条件允许的地方，特别是在山区，用人为的塌方和深沟封锁住通往村子里的老的小路，同时，新的、更加迂回的小路开辟出来，并且只有当地的人才知道。岗哨设置在村子的出入口处。陌生人如果没有军队或当局政府或下一个村子委员会的许可证，就不能通过。许可证的形式经常变化，以防假冒。
在1941年年中以后，民兵改进了他们的战术，通过发明地雷使战斗力增加了好几倍。人们把它叫作地雷，这个名字取得恰如其分。铁和制造黑色火药的原材料——木炭、硫磺、硝石——在山西西北部的任何地方基本都能找到。军队教农民制作雷管，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化学药品，如雷酸汞和叠氮化铅。每一个当地的铁匠和民兵关于如何制作地雷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就至少看到过100种不同的地雷拉发线、压力管和引爆用的手拉机械装置。每个地方埋置地雷的式样都是之前试验并演习过的，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它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放置好。靠近敌人据点的村庄永久埋着地雷。如果一个村庄有四条路通向敌人据点，那么民兵每天会在三条路上变化着埋置地雷。在白天没有地雷的那条路，在晚上也会放好地雷，并且只有当地的农民知道。
家庭手工制作的手榴弹被广泛发放，甚至妇女和小伙子们也都拿到了。每个人都知道如何用手榴弹来自卫，以及如何把它们放在敌人占领房屋的门上、窗上和家具上，以方便撤退。一开始发生了很多事故，但是很快，人们就学会了如何操作这些武器并且不伤害到自己。在村子里和周围都准备了供狙击手隐藏的位置。善于射击的农民——晋西北是出射手的地方——有必要时可以在那里放哨。
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就是，小支的敌军巡逻队以及下岗后喝醉酒寻找女人的日本士兵完全不敢再去一些“厉害”的村庄，这些村庄曾因为没有防御而被侵略过。如果日本人的势力强大到不能阻止，那么也可以拖延足够长的时间让妇女、孩子、动物以及粮食转移走。对于复仇的害怕情绪并没有增加，因为大部分的地方之前由于没有自己的防御都被侵略过，并且没有人会寄希望于敌人的仁慈心。相反，这些村子从自己的经验中发现，以前日本人经常随意自由地进入，现在只有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才来，一年一次或两次。
对于敌人大规模的进攻，则有一套非常系统的疏散办法。整个地区以及各个不同的据点发展出了三层“情报防卫线”。这些防线中最前面的一道由被占领的大城镇中的特工组成，他们每天把情报从周围的农村送到比较小的城市，来监视敌人是否已经准备转移。第二层由被安排在抗日根据地最外层边界上的侦察人员组成，他们发送信号来报告敌人的力量和已经采取的行动的方向。第三层由当地的哨兵和瞭望人员组成，他们的活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群众对自己工作的兴趣使免除专职人员
的其他工作成为可能，他们只需要干重要的工作。剩下的工作都由广大农民和民兵来做，他们知道去哪里报告他们看到的事情。
一旦敌军的行动方向确定以后，村子里马上贴出告示宣布“全面警戒”，瞭望员在每个有可能受到威胁的村庄进行大声喊话。马上就采取预防措施，比如隐藏储存的粮食。在马上就要受到威胁的据点，瞭望员会发出“紧急警报”的信号，用村里响起的铃声传达给居民。所有的当局者都去参加一个紧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军队代表、当地政府、群众组织、民兵和共产党员组成。为这个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马上开始实施过去采取过的疏散和保卫措施，并调动所有人力物力来完成这项任务。每个户主，通过他自己所在的组织，来明确他要去的地方和他要做
的事。
如果可以跟逼近的敌人作战，民兵就会这么做。民兵也会确保去转移所有的食物和床铺，设置陷阱，并把井完全封住或掩蔽起来。于是，比较大的军队就不能在这里停留很久，除非他们携带了所有供给品。当敌军还留在这里的时候，民兵会仔细地监视他们，分散他们对群众隐藏地点的注意。
紧急委员会与邻近的委员会以及总部保持着联系，当危机过去后他们就会发布通知。然后群众就可以返回了。由于山西西北部大部分村庄在“三光政策”后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住所，转移到了山沟里去，他们普遍认为现在的住所比以前糟糕一些。
在防御行进中的日本部队的行动中，民兵们埋地雷或者把地雷从峭壁和山坡上滚下去，他们还从隐蔽处对日本行军队的队伍尾部发动突然袭击，袭击掉队的士兵并缴获他们的武器。日本人为了避开地雷绕开解放区主要的交通道路而沿着小路走，但是民兵在那里也埋了地雷。在采用这些方法后，敌人的行进缓慢了，他们必须先让扫雷兵用金属探测器排除地雷开路。群众后来把他们的地雷放在厚厚的陶土和石头中来代替金属，还给地雷装了两个雷管，以至于这些地雷不仅在踩上去时会爆炸，在把它挖出来后只要碰到一个环也会爆炸。日本人只能跟着前一个人的脚步小心地行进，并且只能蹚着水前进。村里的民兵制造了一种新式地雷，它看上去像一块踏脚石，把它诱人地放在水中。在地雷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个聪明的贡献就是用新的驴粪盖在新埋的地雷上，再踩上驴的脚印，这样看上去就是安全、可通行的。埋地雷的区域基本上一直都有人监视着，因此一旦有敌人的军队或卡车接触到地雷，他们马上就会被袭击。
在山西西北部的日本军队特别注意民兵的地雷，不仅是在他们的出版刊物上，还在他们拟定的战术计划上。敌军士兵写回家中的信常常被八路军缴获，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常常提到地雷，并且地雷确实成为了一个问题。同样，广泛开展的狙击活动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问题。民兵也想出了办法来对付名为“蟒蛇收缩”封锁堡垒的行动。他们在敌人的碉堡周围设置了巡逻队和地雷，使正规军能自由去完成一些其他任务。他们为最后的进攻做了仔细的工作，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先偷偷进入较小的碉堡并且制服那些守兵。战略问题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在山西的西北部，我看见有一队日本人被民兵制服，并且一枪未发。民兵长期包围着日本人的碉堡，忽然，民兵全部撤走了，并且好几个星期都没出现。日本人一开始还很谨慎，后来甚至都出去散步了。最后有一天，他们去到了山头野餐，把他们的枪架起来，吃东西、喝酒，很放松。由周围耕地的农民充当的民兵等的就是这个时刻。他们向日本人扑过去，把他们绑起来，把这些人和枪送到了距离最近的正规军哨所去。
伪军和警察也特别感受到了生命的危险，武装起来的农民勇敢地发起进攻，常常导致他们溃不成军。从抓获的伪军身上有时只能搜出10颗子弹，有时一颗都没有。这是日本的招数，在情况比较“平静”时，他们会召回所有的子弹，这样伪军就不会反叛，也不会把子弹卖给群众。事实上，许多伪军是因为贫困和害怕才加入到队伍中的，因此对他们开展宣传工作很重要。民兵们攻打他们的时候常常会喊出反内战的老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见到过有一支队伍夺取了一个碉堡，拖出了一个伪军头目，劝说他下命令让另一个碉堡的下属投降。他们说只要把他们的家人从附近一个被占领的村庄里转移出来并免遭报复，他们就同意投降。军队同意了，借他们牛车并护送他们回家。后来，伪军们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赶着堆有很高家具的牛车高兴地“就擒”，后来他们没有再为日本服务。
破坏交通不仅被鼓励，可以得到奖状和宣传，还可以为民兵和从事这些工作的群众带来益处。军队带着铁轨和铜钱到流动的兵工厂将其做成军火。他们的报酬要么是高额的金钱，要么是武器或者是兵工厂生产的农具。标准是按重量计算的。民兵拿100磅的铁轨可以获得100磅的地雷或手榴弹，这样就可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量。支付的形式由分队内部经过商量后决定。收入的钱可以在各成员之间划分，也可以放在分队中作为开销。农具对农民战士来说很需要，不仅是因为日本人没收了大量农具，还因为战争期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在这些破烂的村庄中无法进行，破坏的农具无法更换。铁路枕木和电线杆是好的燃料和建筑材料。
在这种条件下，破坏铁路和交通线既是一种体育活动，也是一种收入来源。如果敌人没有看见，没有人会错过一段铁轨或一束电线，并且即使在主要的战线上，敌人也不是到处都有。每一次敌人的交通线被毁，日本人就会很不方便，不得不修复毁坏的地方。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日军获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以及发展军工业的原材料，做这些工作的民兵和村民也通过不同方法富裕了起来。
人民自卫组织的壮大带来了惊人的结果。在我访问过的忻县，民兵中的战斗力量（精锐部队）在一年中壮大了三倍。在1940年到1941年，日军的“扫荡”计划屠杀了几千名群众。在1941年到1942年，在敌人同样激烈的军事行动中，只有39人被抓去杀死。被抓获的牛的数量也从1260头下降到了42头，猪从2587头下降到了62头，农具从11,058件下降到了74件，粮食从1500吨下降到少于20吨。在整个解放区中，共有900个县，所有的县中都有同样的发展。
在防卫行动中，晋绥地区的人民民兵在1941到1942年间杀死了好几百个日本人，超过1000名的伪军，并且缴获了超过3000名伪军的武装。仅在忻县，也是唯一一个我有数字记载的，在真正的战斗中帮助军队和民兵运送供给物、抬担架以及送食物上火线的群众人数从2000人上升到7165人。
但是防御并不是唯一的事情，这个地区人民和军队的合作还要继续下去。他们还需要恢复和扩大崩溃了的经济。
第一步是增加耕地区域。浪费的土地得到开垦，党员干部和守军部队开始自己种植粮食，自给自足，至少可以供给自己蔬菜。农民开垦的农地归他们的家庭所有。政府通过分发种子给农民以及免除棉花的种植税来鼓励农民种植棉花。军队在任何地方短暂停留时都要帮助农民干活。贷款发放给农民发展农业或重建被毁的手工业。村里的妇女们被组织起来纺织纱布。从被占领的地方逃出来的难民可以获得配给品或者安排到小工厂里工作。当地政府对可利用的资源和人力进行了调查，来确保他们在最适合的位子上发挥作用。
在1941年，也就是大破坏后的一年，忻县开垦了2000英亩的新农田。有1000英亩土地经过灌溉增加了产量，棉花的产量增加了3倍，从少于1万磅增加到多于3万磅。新建了3个榨油厂，1个小麦加工厂以及1个医用酒精厂。另外，军队还为自己的需要建了作坊。
在1941年底，晋绥地区的政府、人民和军队还是不能吃饱穿暖，他们靠以前一种用作饲料的黑豆来维持。但是他们知道，凭借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既能战斗也能建设，即使被敌人包围和不断进攻。在饥寒交迫中，他们还是可以自豪地前进。挂着自制的手榴弹，山西的农民笑得很自信，不像从前那样胆怯和自卑。他们唱的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日子仍然很艰苦，但新的繁荣景象在他们面前展开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生产力和生产组织更好的发展给了群众比以前更好的生活，即使是在这个地区的和平时期。
六、山西—河南—河北地区的发展① 1
同时，山西东南部的山区根据地也发展很快。像其他根据地一样，它经历了严重的两党冲突和残暴敌人的进攻而幸存下来。它把游击战从山区打到了平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口众多的抵抗力量，这个区域沿着黄河北岸延伸到好几个省份。
① 之前的历史可见第101— 102 页。
这个根据地的政治历史涉及两届省政府的摩擦，与晋察冀和晋绥地区情况相似。对付阎锡山这个统治山西的封建老狐狸的困难在之前已经描述过了。在河北南部，鹿钟麟主席在这个地区收复以后由中央政府派过来，解散了选举出来的地方行政机关并且带回了老的官僚系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一开始感觉到危险时就绝望地从本地逃了出去。他解除了人民民兵的武装并用警察组成的“维持和平团”来代替（在战时！）。限租限息被废除了。甚至在丧葬、谷物脱粒和晾晒等方面都要征税。抓捕村里的那些士兵，对于那些能付3000元的就可以免于被抓。他也招募地方上的土匪，这些土匪愿意打着他的旗号来使他们的敲诈合法化。他认为恢复这个地区正常的“秩序”就可以保住这里，于是他命令八路军返回山西。
此后不久，鹿和他在东边和西边相邻的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协定，与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以及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组成了“省际联防”。这项协定的真正目的是要粉碎三个省的抗日联盟，这个联盟由八路军、人民、共产党、救国会以及国民党爱国人士组成。军事上的任务交给了石友三将军，他过去是亲日派，他一接手就使用了内战时期最恶劣的虐待和暴行。共产党员一旦被抓到就被严刑拷打或活埋。爱国人士以及其他一些无党派人士如果跟共产党合作抗日就会遭到威胁、逮捕，如果不“悔过”的话还会被杀戮。八路军最终向石友三回击，把他从这个区域赶了出去。当地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又得到恢复，在1940年，好几个地区的行政机构联合起来设立了晋冀豫解放区。
在1939年的春天，河北南部呈现出凄惨的景象，因为日本开始在这个区域扫荡。鹿钟麟撤退了，在日本离开后他才回来，但是八路军在这个地区中坚持了下来，并在农村保持了控制。为了防止日军扩大扫荡，士兵和人民在铁路沿线挖沟，并且埋伏狙击手。白天，日本人试着去填补这些沟，但是晚上，这些沟在原地或其他地方又被挖开。这样，摩托化的日本军就不能再自由地作战了，抗日的小块地方就或多或少地稳定了下来。
这就导致了后来著名的“棋盘战”。敌人占据一个区域，八路军占据另一块。有时候敌人转移到一个抗战区域，八路军就插入到他们的周围，并在日本人刚离开的地方开辟一块新的。新解放的“方格”也被建立起来，远离战斗频繁的地区，并且深入到敌人以为已经完全巩固而只派警察驻守的地区。这种方法使得在敌人攻势最激烈的平原地区扩展游击区域的行动成为可能。由于许多新的“方格”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此日军再回来时情况就与他离开时有了很大不同，因为群众与中国的抗日武装有接触，群众获得了希望和战斗精神。
在其他地方，八路军试图减少自己的需求来减轻人民的负担。指挥官和士兵与贫穷的农民吃的一样。传统的军队节日会餐也取消了。他们也从原来规定的一年两套夏季制服和一套冬季制服变成了一年一套夏季制服，两年一套冬季制服。
税收被严格限制并且使用累进办法，这样的话富人就要付更多，而穷人则付得比较少或者根本就不用付。农民负担的军事运输和建筑任务被限制在一个月三天，这比国民党的政策好太多，比日本人的政策要好更多。日本人征用所有能抓到的农民，并且使农民从他们的田地上剥离，长达数个月或永久。另外，他们对待工人也一样，压迫所有能抓到的工人，唯恐没有人能替代他们。这里的组织都出于自愿，轮换的次序由农会自己制定。人民心甘情愿地去帮助军队，因为即使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军队还是会考虑人民的利益。
七、山东根据地增长的苦难
在山东半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对日作战胜利后对其十分熟悉——情况很复杂。在抗日力量增长的最初阶段以及八路军进入的早期，中央政府命令大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重新进入这个省份。在国民党力量到达后不久，他们开始成立由警察、当地的地主以及组织起来的流氓组成的分遣队来代替农民武装部队。朱瑞，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介绍这个根据地的早期历史时已经提到过他①1 。接下来的故事由他来告诉我们。
① 见第103— 105 页。
“在中央军队到达后不久，”朱说，“沈鸿烈召见我，对联合行动提出了三个条件：（1）我们领导下的抵抗力量不能再增加到超过他们；（2）我们自己必须接受他的直接指挥；（3）我们不能再进行分散的游击战，所有我们的士兵要集中在一个区域。
“我立即回答说，他所提出的建议会扼杀抗日斗争。”朱回忆道，“我向他解释，不是个人的偏好，而是经验已经展现出了在日本战线后方或通向战事成功或通向战事失败的道路。为了防止整个山东落入敌人手中，我们需要30万经过训练而且能够适应地方战争条件的中国士兵。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加上各种各样的游击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想要将这股力量聚集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吸收各地人民。要迅速增加我们与国民党的军队，而不是减少我们的数量。现在对两者都还有足够的余地。
“至于领导权的问题，”朱继续说道：“在积极进行抗日行动的条件下，我们愿意接受省政府的领导。但是我们不同意集中在一个区域。敌人常常对单独的一个地点使用特别猛烈的火力，这令所有中国军队都难以对付。如果采纳了集中在一个区域的政策，那么无论是我们还是国民党都不能幸免。继续抗日需要机动性来保证，因此要在敌人占领的区域不断扩大游击战。
“几个月后，沈鸿烈让国民军事委员会要求八路军的所有军队从山东撤退到平津区域。还没有等到我们回答，他就开始为我们的联络官召开一个接着一个的喧闹的告别宴会。群众很担忧，问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离开会导致他们自治政府机构的解散、农村民兵武装的解除以及敌人最终重新回到这里。这些问题国民党军队之前都无法解决。我们向群众保证我们不会离开。
“沈现在开始张贴口号，比如‘赶走八路军’以及‘摧毁八路军’等。国民党将军秦启荣在军官训练学校讲话，并谴责共产党‘共产共妻’、腐蚀青少年，并且以反日为借口‘强迫这个省布尔什维克化’。按照他的说法，抗日战争应该有三个阶段：（1）国民党撤退，共产党壮大；（2）国民党镇压共产党；（3）国民党反攻日本。反对共产党的阶段现在正在进行。他宣布：‘把地盘交给日本人不比交给共产党更糟糕。’
“但我们受到攻击时，”朱说，“我们向中央政府第五十七军于学忠提出抗议，虽然他不喜欢我们的政治主张，但他是一个真正的抗日爱国者。于命令秦去攻打敌人，不要管我们。但是，指挥着省里另外一支中央军队的李仙洲将军，帮着秦来攻击我们。战斗还在继续。秦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了，对于这件事，我们给蒋介石送去了一份完整的报告。
“抗日军事斗争越来越被内战所阻碍。仅仅从1939年6月到12月，我们与敌人的交战就有209次。我们击毙、打伤日军4545人，伪军2245人，缴获步枪1037支、机枪18挺、野战炮两门。我们的军队在战争中牺牲了1243人。在同一时期，和国民党军队有90次交战。因为这些战斗往往是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起的突然袭击，这导致我们牺牲了1350人，比与敌人交战的伤亡人数更多。这种情况不但分裂了抗日阵营，也动摇了国民党军队自己。为了攻击我们而成立的维持和平团以及其他的一些组织的人都成批投向了敌人。
“于学忠将军想恢复团结，从日本人手中救回山东，但是沈谋划摆脱掉他。一开始，他把于的114师转移到自己的指挥之下。然后在1941年的夏天，有人企图用手榴弹炸死于。沈立即责备八路军，由此想让于转向对抗我们。我们做了很大努力来查找真相，最终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凶手。在山东昌邑举行的公审大会上，凶手供认是省主席亲自派他去干的。这桩丑闻迫使重庆把沈赶出山东。但是他没有受到惩罚，而是成了中央政府的农业部长。”
从1940年到1941年，通过在当地招募新兵，八路军在山东的人数增长得非常快，发展到了六个旅，建立了五个行政区域。到1940年末，解放区的人口超过了1000万。日本人对于这个距海洋及距自己本土最近的省份的发展感到惶恐。为了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大规模地进攻八路军根据地，清除山东成为了首要任务。在1941年，有5万日本军被派来攻打八路军。尽管敌人的目标没有达到，但是老百姓受到了打击并遭到了报复，根据地的范围也缩小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它又壮大了。
八、新四军——“解散”前后
与在黄河北部荒山野岭、干旱平原的八路军根据地相反，新四军作战的区域是富饶、郁郁葱葱并且空气湿润的长江流域，那里盛产大米，还有盛产鱼虾的蓝色湖泊，以及数不清的河川溪流。这个区域的老百姓也与众不同。华北的人民高大、强壮、沉默、顽强且不易发怒。长江流域的人民则身材细长、活泼、聪明。因为与大城市上海有联系，因此他们的头脑比较灵活，就像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一样。
我们在前面叙述1939年到1941年中国政治的变化时已经叙述过新四军事件。陈毅，新四军现任的指挥官告诉了我新四军事件的经过以及对当地抗日运动的影响。陈是老一辈中国红军领导人之一，他没有参加过长征，而是留在了敌后的老苏区参加战斗。像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也是令人敬佩的那队学生之一，他们在世界大战后去法国学习，并且后来回到中国，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除了具有知识分子的面孔、敏锐的逻辑思维以及偶尔一丝像法国人一样漫不经心的神情以外（他们都把这种神情带了回来），他的脸被晒得黝黑，意志坚强，像所有坚持征战了16年的红军老战士一样。
“两党的摩擦在我们这个地区是从1938年年底开始的，从那时候开始发展得很快，”陈毅说，“在1939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他的伪军政府，日本人就利用他作为投降的诱饵。汪接手了国民党的所有招牌，因此要辨别出真假很难。在他的追随者中，有很多人在战前是国民党的地方官员。他们经常与还在蒋介石阵营的老同事接触，中立了一些人，收买了一些人。当重庆的势力在我们的地区开始进攻共产党时，汪和日本人让重庆军人了解，他们遵循的政策是谁都不会向他们进攻。
“那时，长江下游有三股势力。我们新四军只有1万人是最小的一股，但是已经渗透到上海、南京、镇江、苏州和无锡等地的郊区。另一股势力是‘忠义救国军’，由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青洪帮成员（中国封建的秘密组织）中组建，有8万人在同一个地区。还有一股势力是5万人的正规军，由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以及战地司令冷欣将军全面指挥，他们已经重新进入了靠近南京的广德和溧阳地区。在1937年到1938年，这三股势力联合作战。
“当敌人停止全面进攻，开始巩固时，中国阵营中的分歧开始出现。”陈将军解释道，“戴笠的忠义救国军立即做出了反应，采取了所谓的‘管网政策’。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停止战斗是为了‘坚持住，避免被毁灭，为最后的反攻保持完整’。它的指挥官们很厌恶我们继续采取进攻的政策，他们说这‘只会激怒敌人’。他们与各伪军签署了地方互不侵犯条约，来‘保持前线的安宁’，他们向重庆抱怨说我们对伪军的袭击‘破坏了他们的战略’，说我们夺取敌占区是侵犯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快，当我们转移的时候，他们就暗示敌人，来显示他们没有参与‘扰乱和平’的活动。
“尽管新四军的战斗力量在敌后战线，我们的司令部以及主要仓库
和根据地的医院则是建在国民党与敌人的战线之间。国民党逼迫我们把这些也移到敌人战线后方，在那里，战斗部队将为保护它们而操心。为了施加更大压力，国民党封锁了我们与中国未占领区域之间的交通，切断了所有的供给。从此我们完全被剥夺了战略后方。国民党军队有权力靠近内地，但是我们没有。我曾经参观过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中央军队司令部，它有直接通往重庆的铁路和电话线。他们有电灯、好的家具、美国罐头食品以及外国的酒。运输所有这些东西的那条路却不准我们运送药品、制服和其他一些基础的必需品。
“他们对我们司令部的进逼增加到了这样的程度，任何新四军人员，即使是伤员，也不被允许通过国民党统治区，”陈毅继续说道，“自从忠义救国军跟在我们后面，肃清我们移动的每一个区域，我们就不能机动作战，我们的阵地就被牵制住了，这给日本人带来了便利。我们的政策是面对敌人作战，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中国其他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转移。当我们把伤员和工作人员转移到司令部时，我们不再向国民党请求他们允许，因为我们知道会被拒绝，我们把他们装扮成农民并秘密转移他们。当然，这种办法不能无限期地用下去。
“在1939年年中，日本人忽然停止了对忠义救国军的照顾，对它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戴笠军官对他的士兵们说，你们不用再战斗了，几年以后将会有一个总反攻，所以他们没有迎战的计划。日本军队一袭击，他们的指挥官就率领5万士兵，也就是大部分军队投降了。汪精卫伪军政府后来就把他们收编到了自己旗下去攻打新四军。但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发生的战斗中吃了苦头，士气低落，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完全击溃。
“顾祝同将军，中央政府第三战区的指挥官，因为这个指责了我们。他说忠义救国军叛变是我们的过错，而不是他们的。因为我们常常让敌人恼羞成怒，”陈毅苦笑着说，“他给我们司令部的抗议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这些力量回到中国阵营中来。你们进攻和瓦解他们是在破坏战争。’他对重庆也报告了相同的事。
“从那以后，因为重庆的坚持，新四军开始向长江北岸转移。
“但是重庆玩的是两面派。一边批准我们转移的计划，一边又命令国民党在长江北岸的军队待我们通过时袭击我们。在率领我自己的军队过江以前，我通知了韩德勤将军重庆方面批准的关于转移的安排，他是江苏北部的国民党指挥官。韩将军派了一名副官来报告，他没有意见。但是他的副官一离开，他的军队就向我的纵队开火了。在1940年10月，我们在长江北岸的新阵地也被2万名韩的第二师、第一旅以及维持和平团进攻。我们打败了他们，并且他们的指挥官李守维在撤退的过程中淹死了。这就是后来政府对我们的指控——‘谋杀’一名国民党将军——的事实真相。
“在12月，叶挺将军以个人名义参观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来为最后的撤退确定路线。国民党承诺给他20万元作为作战军队与军火的费用。在1月4日，他率领司令部、3个团的军队和1个教导分队开始向北转移。同时，国民党的将军上官云湘在战区的命令下，在他的两翼部署了5万士兵。在1941年1月7日，上官发起了进攻。叶挺拼尽全力来停止战斗。他给上官送去了一个信息，他回忆到在军事学院他们曾经是同学，他们应该合作来挽救民族而不是互相争斗。作为回应，上官邀请叶在保证全的情况下到他的司令部去。叶一去，就和他的警卫员以及秘书一起被逮捕了。说他在战斗中被抓不是事实。上官是为了掩盖诱惑叶去他的地盘并逮捕他这一不光彩的事实，才编造了这个故事。
“在叶被逮捕后，战斗还在继续。我们士兵中有2000人被杀，几百个司令部人员、医务工作者，包括妇女在内都被杀。4000人被关到了监狱里。大概有1000人突围出来，最终回到了我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部队中。”
我询问蒋介石在1月17日发表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声明，“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谎言。”陈毅说得很干脆，“当我们在他的命令下开始向北转移时，他指控我们是在计划一场阴谋。他说新四军已经‘解散’了，实际上我们的队伍已经增长到了10万，只有9000人与这件事情有关。他说我们‘不服从’，但是这件事情的真正原因是，我们积极的抗战政策与国民党消极的抗战政策之间尖锐的矛盾。并且重庆方面害怕我们的影响在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扩大。共产党试图用让步来减小摩擦，但是重庆却用这些让步来粉碎我们。
“在蒋介石1月28日的演讲中，他说新四军是汉奸，叶挺需要受到审判。”陈毅说，“同时，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对他的亲日军队广播说：‘对新四军的摧毁已经开始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粉碎他们的残余。’伪军和日本人立刻开始了对我们的攻击。重庆也派了20万的军队在汤恩伯将军的指挥下在北岸抗击我们的军队。我们受到了各方面的进攻，我们整个军队确实遭到了被颠覆的威胁。
“自从我们被国民党在官方上宣布为不合法，在延安的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就负责指导我们，并命令我们重新组织起来积极地抵抗日本人和伪军，同时也是保卫自己，反击任何国民党在未来的进攻。我被任命为全军的指挥官来代表叶挺。在江苏北部的盐城设立了一个新的司令部。军队被分成了七个师，分布在敌人的后方。第1师分管江苏中部，第2师是安徽南部，第3师是江苏北部，第4师是安徽北部，第5师分管湖北—河南—安徽边境，第6师分管江苏南部，第7师分管安徽中部。
“所以，我们没有垮掉，”陈毅说，“国民党军队遭遇到了挫折。国民党内的爱国者拒绝进攻自己人。那些没有原则的人则认为，既然不与日本人作战，就没有理由不在敌人的羽翼下接受庇护并领取他们的给养。在1941年3月，5万国民党军队在李长江和杨仲华的带领下，在江苏中部向敌人投降。日军就用这些部队以及113师和117师攻打我们新的司令部所在的区域，他们认为我们时间太少以至于不能组织认真的抵抗。我们成功抵制住了这次进攻，它持续了好几个月，为我军以后的持续进步奠定了基础。
“同时，汤恩伯的中央军队开始在安徽压迫我们的第四师。我们一边抵抗日本一边也对他们做出了让步，来减少日益增长的内战的危险。汤利用这一点进攻我们一些比较孤立的部队，并‘惩罚’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民。几个月后，我们又一次消灭了敌军并扩大了根据地。我们中的很多士兵要求我们回到这些地方去，因为他们想为自己的同志报仇。但是我们不想再重新开始老的争端，因为要防止新的争端已经很不容易。
“我们的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陈毅总结道，“全面内战被避免了。在国民党宣布我们为‘不合法’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采取军事行动，只要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消灭敌人。我们还可以推动通过人民力量选举出来的机构，它们已经被证明是八路军力量的源泉，并且可以刺激群众发挥更大的生产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获得的果实不会被夺走。因为我们保障了人民的安全，成千上万的人应征加入我们的正规战线，还有男人和妇女参与了辅助工作。这就使我们扩大了自
己的行动。
“我们七个师中的每一个都建立了一个前线，还有一个其自己巩固的‘战略后方’，在这里，有司令部、政府、工厂、医院、报纸以及教育机构。
“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在那一年年初就已经被宣布‘摧毁’的新四军发展到了有13万正规军，还有更多的人民武装的支持。”
九、现代中国：香港—广州地区
南方省份广东及其大城市广州和香港，是现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摇篮。由于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广东封建反动派，在附近的外国势力支持下，发挥了它最大的效能和毒害作用。从1927到1936年，白色恐怖一直很厉害，进步分子必须更深入地下，克服与日俱增的困难。在1938年广州沦陷以后，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按过去的革命传统建立起来。它是广州工人、知识分子、东江地区的农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从未忘掉早期布尔什维克、香港海员以及从南海归来的爱国移民。从军事上说，广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由两个游击分队合并而成，每一分队都有其自己的独特历史。
第一个游击分队创始于靠近香港边界之处，在抗日战争开始时由许多响应政府号召的自卫部队组成。这个分队由于它的领导人王作尧的性格和思想而不同于其他分队。王不是一个官僚主义式的、只会遵照行政命令办事的人物，他是—个年轻有为的乡村小学教师。他在省军队中有过短暂的军事经验，他的抗日政治活动始于1935年的学生运动。这次学生运动是全国性的反侵略团结示威运动，其是人民战争众多新人才的训练场。
这个分队的第一次成就在日本人进攻广州时取得，那时它的农民战士伏击侵略军并摧毁了一小股敌军。后来发现自己就在日军的后方时，它的战士就暂时分散到各村，从人民那里得到援助，用食物或钱从掉队的正规军那里买来武器，钱从每个成员那里筹来，包括妇女成员那里凑来的银饰。
第二阶段，正规军的抵抗全面垮掉，当地国民党将领命令未被打败的军队越过香港边界，在英国殖民地内自保。我当时恰巧就在那里，看到有上千装备良好的士兵把他们的武器堆在海关关卡旁边。我向内地走了一英里左右，还偶尔能听到枪声，表明战斗仍在进行。我遇到从被围困的虎门要塞过来的几伙士兵，他们说他们拒绝服从命令。“我们比敌人更了解这一带的山岭。”他们说，“周围日军人数不多，没有理由逃跑。”这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见解与他们的上级指挥部大不相同，后来他们中有些人投奔了王领导的分队。
几个月以后，熬过了惊慌，省政府的代表回来做—番视察。王与他们接触，并被负责新建第四游击区的香翰屏将军正式任命录用。这时，由于政治上的普遍颓败现象，当局害怕群众组织。国民党有更多人员进来以后，他们便命令王解散他的分队。王拒绝接受命令，于是便对他采取了惩罚性措施。一支叫“永远向前”的突击纵队被派去进攻这个分
队，但人民掩护了这个分队。宝安地区的全体老百姓被扣上“赤党”的帽子。龙华镇和其他一些村庄被国民党夷为平地。这地区一个最大的地主因为给游击队提供食品而被枪决。一名16岁的男孩就是因为就读于王的学校而被拷打致死，村里的许多老人、知识分子和保卫组织的领袖都被处决。农民的牲口、被褥和衣服被抢劫一空。官方的借口是必须剥夺一切掩护“匪徒”的机会。宝安地区的农民挖苦“永远向前”队是永远向前进攻老百姓、见到敌人掉头就跑的队伍。他们继续支持王，在王的领导下，他们的子辈参了军，这个分队就在那里扎了根，再未离开过那个地区。
后来王的分队与另外一支队伍合并，这支队伍的成员包括从广州和惠州基督教青年会那里来的青年，还有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来的许许多多青年男女，这支青年队伍原来隶属于中央军106师，是其后备兵团。该青年队伍由曾生领导。曾生是学生出身，1935年学生运动以后，他不得不躲起来。他战前在一艘近海轮船上当了两年舱面水手，在这期间他成了中国海员互助协会的卓越组织者。这是一个普通的组织，与官方控制的海员工会平行。它在全世界各港口都有分会，包括纽约和利物浦。
虽然他们与中央军的合作是非军事性的，但青年们不久说服了司令员分给他们一些步枪和手枪，因为他们在晚上到敌占区去搞宣传和情报工作时需要自卫。正规军退却到香港之后，他们中有40人留在了坪山地区，他们在那里团结了200名掉队的士兵，把他们组织起来。有些华侨青年被委派到家乡马来亚和爪哇去做代表，他们在那里举行“保卫家乡”集会，为部队筹措资金。华侨组织的代表们秘密出入坪山，带来资金，带回激动人心的消息。靠近香港的惠州同业公会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者。
华侨部队与王的分队一样，也曾暂时被吸收到香翰屏的司令部，但后来也被迫解散，并遭到攻击。他们中几个成员（也有女成员）的遇害，引起了在太平洋各岛屿和美国的华人的愤怒抗议，他们发抗议电报要求撤销香翰屏的职务。蒋介石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睬，于是许多机构停止了它们给中央战时基金的捐款，转而支援联合支队。这时该支队已改组成了一个独立旅，由曾生领导，王是二把手。所有的资源，其中包括华侨的资金，都汇集到这里来了。
1940年末，这个旅已经变成一支相当强大的队伍，久经考验，军纪严明，由于当地和外来的支援该队伍的防御工事更加坚固。日军用大炮、飞机向他们进行大规模扫荡，他们成功击退了日军，他们引诱日军进入山谷，在山谷里歼灭400名日军。由于获得新成立的日益壮大的农民民兵的援助，他们击退了“永远向前”突击纵队的一次重大进攻。在东莞地区，这个旅组织中山专科学校给优秀的地方战士和华侨志愿军传授敌后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知识和技术。
东江根据地巩固了，村自治和减租减息开始实行。这个旅帮助人们播种、耕作、收获庄稼，给百姓贷款，从自己谷仓里拿出谷种借给老百姓。合作社组织起来以开垦荒地、灌溉和批发购买必需品。东江地区著名的果树种植办法也得到了改进，果树种植者被鼓励与供销合作社联合。实施了这些办法，再加上他们共同的人力物力，能够找到一个出售产物的市场，尽管战争破坏了正常途径。
游击队为了支援当地的防卫工作，对过境的商品征税。税收都由自己保存。只有土地税交给中央当局，以表明不管重庆如何考虑，这个旅自己认为它是中国军队的一支合法部队。
这支军队的军事作用更不可低估。在广州陷落的三年中，它阻止了日军恢复广九铁路的运输。当日军进攻香港时，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渗入这个殖民地的战斗部队，它活跃在新界地区，直到对日战争胜利之日。他们对逃离香港的英军和战俘的帮助将另行谈起。
十、海南岛
海南岛在西太平洋的海军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大片的森林，肥沃的农田，雄伟的五指山，人口300多万。海南岛把宋氏家族赐给了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蒋介石夫人、孙中山夫人都出自这个家族。在漫长的内战中，共产党游击队在海南岛的内陆地区建立了一个苏区。
抗日战争爆发时，这里的游击队，像其他各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那样，表示愿意与国民党正规军结成统一战线。由于海南岛远离中央，中央始终未予答复。1938年末，国民党驻军撤离后，游击队与当地的和平维持团终于一起联合行动。由冯白驹任司令的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成立了。
1939年2月10日，日军登陆以后，纵队展开了游击战。纵队在龙板坡、永兴、西琼山、那大、文昌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激战，歼灭敌军，缴获武器。同年末，国民党派了一个名叫吴道南的官员担任琼崖地区专员，这个地区当时仍在中国管辖范围内。吴僭取维持和平团的司令，取消两党协议，逮捕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敌人再次进攻时，他和他的部队都逃之夭夭。
当时，日本海军正忙于将海南发展成为未来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它在榆林和三亚湾建立了几个潜艇港口和几处飞机场，大量贮存了岛上生产的木材、橡胶、糖、米和盐。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多次试图查出游击队，终于在1941年5月间向游击队发动大规模的扫荡战，但以失败而告终。海南解放区由一个民选的政府对岛上150万人行使职权。跟其他解放区一样，人口数字是根据那些固定向爱国政府交纳税款的人统计出来的，他们也受到了军队的充分保护，免遭日伪当局克扣杂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