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后方的分水岭
从南京的最后挣扎至汉口的撤退,这期间,蒋介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演讲。在这些讲话里他宣布:
(1)尽管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失败,但是中国将继续抗日。
(2)新的战略是“用空间来换时间”。不会花大量的人员和设备来坚守阵地。中国的国土很辽阔,可以逐步退让来减轻紧张的战争状态。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时间和力量可以用来加强在遥远的内地人力和物力的储备,为把侵略者赶出去的反攻做准备。
(3)中国的主要城市虽然已经沦陷了,但中国不会垮。广大的内地农村有很强大的力量储备。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将取代少数几个城市成为抗战的基地。
蒋介石在1937年到1938年的挫折后做出继续抗战的决定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积极的行动。它保证了中央政府军队和大多数国民党人不会向敌人投降。它防止了全党效仿上层领导阶层的失败主义,例如像汪精卫那样。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候,它缩小了反动阴谋分子和动摇分子的影响,也防止了某些人投降。
这个决定也确实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定的信念:日本人认为,由于中国的弱点,很快就能取得胜利,但其实中国的弱点并不像日本人看到的那样严重;中国人的力量还很强大;战争才刚刚开始,中国不一定会被打败。这种信念建立在两个积极行动的基础上——一开始在上海的坚持时间之久,以及敌后战线抵抗力量的壮大,这表明了日本的占领并不是最终的结果。在政府迁往汉口的以后几个月里,所表现出来的两党之间的团结以及精神振奋的气氛,都是由于这种信念所鼓舞起来的自信和认识到这些成就所带来的。
继续抗战的这个决定,对整个未来的发展有基础性的意义,但只是简单的打或不打的意义。蒋介石阐述的其他主张比这个复杂得多。要把这些转变成为亿万人民获得胜利的因素,还需要更周虑的思考和更艰苦的工作。如果这些主张只有文字而没有内容,那么斗争就会失败。另外,还有一种危险就是,它们有可能成为失败主义和不愿采取行动的借口。
“以空间换时间”的理论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军如何以及用什么代价来撤走?在主力部队撤离后,政府采取什么步骤来组织这个地方人民群众的抵抗力量?在赢得时间后,如何在后方建立后备力量?是要等到反攻以前才积聚巨大的力量,还是在一开始就和日益壮大的游击队抗日力量协调配合,采取防御战略,通过持续不断的战术进攻来积聚力量?
从城市撤退到农村也涉及一个根本性选择。中国农村还要维持现在的面貌吗?中国的农村不再像其过去那样是力量的源泉了吗?或是让中国农村的人和物都发挥出潜能(毫无疑问,这是可以实现的)?国民党能否使它亿万精明、无畏、吃苦耐劳的农民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斗争中去,就像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那样?依靠农村是不是就简单地意味着旧地主和官员可以从农民那里榨取更多的税收,增加他们本来就已经很多的租金和利息?还是让他们舍弃自己的田地被抓去当兵?国家会不会
利用每一项资源来增加农业和工业生产?还是只让它在原来贫困、落后和停止发展的基础上更加贫困?
不能说国家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些选择。1938年3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国家紧急代表大会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积极的战略和改革方案,各个党派都表示赞同。
说政府实行这个计划以及按照抗战需要采取行动的力量很薄弱也不正确。也没有理由对制服自私的起妨碍作用的少数反对派感到无能为力。坚持抗战这个决定巩固了所有爱国组织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对蒋介石的自愿支持。它消除了战前蒋介石的不受欢迎以及被孤立的状况。在战前,他的集团曾用武力和警察恐怖行动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甚至在战争十分紧迫之时,也没有追求进步的反对派利用之前的恩怨来反对中央政府的当权者。也没有封建的分裂主义者敢这样做。
背后有了人民的支持,政府就有能力去处决力量很强大的军阀韩复榘,他和敌人暗中有往来。政府还经受住了汪精卫的背叛,他是国民党的副主席和人民政治委员会的主席,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每经历过一次考验,政府就会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更软弱。在1938年汉口沦陷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本国内享有的地位令任何其他地方的任何党派和政府都羡慕不已。他们知道要去做什么,有权利去做。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是不是真正想去做。
要了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新的形势,也就是第一阶段战事快要结束时的形势,它决定了以后五年的发展条件。第一个改变是敌人的战略。在1938年以后,日本在正规战线上的大规模进攻结束了。日本占领了中国每一个一线城市、铁路以及水上交通路线,夺取或封锁了整个海岸线。接着它开始巩固这些已经征服的内地。它花费了很大的努力来粉碎自己后方的抗日运动,其不久便成了主要的工作。
同时,东京的整体打算开始集中于它的帝国主义计划中更大的野心——配合纳粹在欧洲的侵略,做好攻打苏联、美国以及英国的准备。在这个目标下,中国变成了辅助或牵制的战线。对中国军队主力的陆地作战仅局限于偶尔的大规模侦探,每次动用的兵力不会超过五六个师团,目标是要稳定现有的战线,或者说最多是要削弱守军的力量,使其不能进一步深入。日本现在交替使用和平倡议和残酷的空袭来瘫痪国民党的意志,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才最终停止了空袭。
第二个改变是中国自身定位的变化。政府撤退到西部内地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撤退,也是时间上的撤退。政府从那些沿海、沿江的城市撤离,这些城市在工业和社会地位方面都构成了“现代化”的中国。现在政府来到的后方省份还是完全的农村,十分封建和落后。如果说沿海城市已经使中国从沉睡了好几个世纪中觉醒过来,那么西部地区还依旧处于昏睡状态。政府带去的行政管理人员、大学和几家工厂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刺激政治和经济上的普遍进步,他们自身将无法摆脱社会生产较低水平的新环境。
第三个情况是政治上的。尽管1937年到1938年进步的统一战线带来很多变化,但它没有改变权力结构。政府的组织者和主要人员还是绥靖政策时期的那些人。人民群众的运动仅仅迫使中国现有的国家机器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而起来抵抗日本。然而,战争危机推动其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团结人民来保护自己免遭日本人的报复。
政府撤退到西部,缓和了日本侵略和人民运动的压力。政府现在远离了华中和华东地区大城市里集中的工人、学生以及进步知识分子。这些跟随政府去了西部的团体成员,与自己的根据地分离开,因此他们的作用也减弱了。另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偏远地区没有待多久就被吸引到了延安。留在占领区的抗日积极分子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合作,在敌后战线建立抗日根据地。这里虽然被占领,但他们的行动鼓舞着中央政府,还利用新的组织形式以及手中的武器与敌人进行直接武装斗争。
留在偏远内地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并不感到紧迫。他们开始分散精力,一边抵抗日本,一边企图恢复权力上的垄断。在1937年到1938年间,为了与人民合作的需要,他们曾经让出过一部分权力。当敌人的压力减弱时,中国主子便开始了一场复仇运动来镇压一些当时已经获得了一些政治主动权的进步分子。抗日运动在那时采取的是保持战线平静的做法,但是反动派在自由中国的内部则表现得越来越积极。到1939年早期,政府清洗了用来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联合人民以及解释战时问题的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部的共产党副部长周恩来,被免除了一切实际职务。杰出的民主作家郭沫若①1 ,交出了宣传部门的指导权。军队里激发抗战热情的机构变成了国民党揪出“危险思想”、促进“忠诚”以及清除“异己分子”的监督机构。与野战军一起工作的学生组织被勒令回家,说目前的战争已经不需要他们的帮助。国民党机构得到了秘密指令,告诉他们如何孤立其他抗日党派和团体的成员,以及如何消除他们的影响。
警察又一次开始搜查书店,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著作被没收。救国会开办的“生活书店”的许多分店,以及共产党主办的《新中华报》被迫关闭。特务们又做回了他们之前的工作——跟踪作家、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行踪。他们对大学实行了比战前任何时候都严格的监视,因为大学常常为全国性的进步爱国运动敲响警钟。而对学生控制要容易一些,因为大多数学生都已经从沦陷区的家里脱离出来,而依靠政府资助,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的文凭,还需要政府提供食宿。
重庆和延安之间的自由通信慢慢被切断了。那些设法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年轻人被逮捕,他们被关在集中营里面接受“再教育”。对共产党领导军队的武器支援,从来未达到两党间协议中的明确规定,如今武① 1946 年2 月,郭沫若作为所有党派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代表,被右派歹徒袭击并受重伤。器支援和两党间的协议双双停止了。中央政府转移到了敌后战线,不是为了援助抗战,而是为了接管由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的地方。特务们进入敌人后方的游击队里,如果游击队员没有清晰的政治倾向的话,就鼓动他们反对共产党人,并保证给他们金钱上的支持,如果游击队员不服从中央政府就会受到威胁。
丑恶的事情发生了。在1939年3月,在湖南一个老的内战区域,国民党军队司令部抓捕殴打了一些新四军联络官,并且把他们活埋。携带安全通行证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家属们在通过国民党管制区时也会被捕,还常常被杀害。
设置在共产党领导的后方陕西、甘肃、宁夏区域的警戒线变成了军事包围圈。国民党在这个区域的边界上设置了碉堡,防御工事有几百公里长,还有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人数很快增长到了50万。外国记者不允许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或者在报道中提及他们。所有这些努力都想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除了国民党没有人在和敌人进行斗争①1,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忘记游击区的存在。中国的两条战线之间就像被窗帘遮住了一样,这个窗帘在五年内都没有被掀开。
两个中国,一个日本法西斯专政的中国,一个是发动群众进行内部改变以及全民抗日的中国,曾经允诺要融合在一起。如今一道新的鸿沟再次分裂了它们。从地理上来说,中国遵循的是新的“反共”路线。但是从政治上来说,这条路线扩展到整个国家后使得国民党统治派与党内开明派、与救国会、与民主派、与进步的学生以及与共产党都分隔开来。在国统区,这条路线也区分开了农民与地主、士兵与长官、学校里的政府奴才与为自己着想的老师和知识分子。
① 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呈现出这种倾向。在1937 年9 月底,当报纸上充满了山西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一群记者去采访位于南京的蒋介石夫人。我问她,在前线刚刚更名为八路军的红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是不是真的,她看上去很愤怒,然后说“不是的”。蒋介石夫人工作得很辛苦并且在那个时候也感到很害怕,但是她说谎话是没有必要的。但她还是那么做了。
尽管这些情况都出现了,但是如果说情况都回到了战争前糟糕的日子也不正确。1937年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还是让这个国家很快向前推进。要消除所有这些情况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中有一些甚至也不能完全消除。人民给军队施压去抵抗日本,而中国仍处于战争状态中。没有一个人,无论他的地位有多高,敢于公开表示投降,因为这样做的人已经被迫出逃。在10年内战后,目前没有大规模内战了。联合阵线的消亡代替了发展,但它还是以抗日联盟的名义挺立着。旧中国的势力企图把人民的战争占为己用,但他们无法抛弃它。人民本身的精神依旧高涨。
新的工业和有战略意义的交通线建立起来了。由于日本对海岸线的封锁,外界与海上的联系被切断了,于是联系这个国家与苏联的西北地区的公路建立起来。用以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进口的、直达印度支那的铁路建了起来。滇缅公路的建造也已开始。在1938年到1940年之间修筑的铁路比过去10年都要多。
正规战线的技术潜力因为战争而有所发展。但是在1937年和1938年,人民对于统一战线的热情并没有使中国未占领的落后省份有进步的变化。一个充分有实力的后方还没有建成。作为长期战争准备的人力和政治资源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被消耗。
二、《慕尼黑协定》如何损害了中国
这种倒退的原因不单纯来自国内。日本的施压也不是造成倒退的唯一原因。国际的形势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这对中国的形势也有很大影响。
当中国开始武装反抗日本时,西班牙共和国还存在。民众的反绥靖政策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在欧洲和美国逐渐兴起。当他们的政府和日本进行贸易时,普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抵制日本货物,他们扣留了运输废铁到日本军工厂的船只。还有这样一种希望存在,即一条由英国、法国、苏联、美国和中国组成的反法西斯和平阵线可以在法西斯侵占全球之前用火将其扑灭。为了建立一个这样的同盟而开展的运动很欢迎中国人民,因为他们已经为抵抗侵略做出了好的榜样。中国的名字,就像西班牙一样,在他们的旗帜上闪闪发光。中国政府知道,只有这个阵营的胜利才能缩短它自己的战斗历程。
反法西斯运动做出的努力,以及苏联提供的实质上的军事帮助才是那个时候中国得到的真正的帮助①1。西方的民主政府没有给予援助。他们一边给蒋介石传达慰问的信息,对东京提出温和的抗议,一边却扼杀西班牙共和国,向日本提供军火。
《慕尼黑协定》标志着在西方世界实行绥靖政策的笨蛋的胜利,德国法西斯用最便宜的代价换得了最大的胜利。捷克斯洛伐克被送去喂养纳粹大老虎。法苏军事同盟破裂。法国政府愉快地粉碎了人民阵线。张伯伦(Chamberlains)、达拉第(Daladiers)、赖伐尔(Lavals)这些人梦想着发生一场大战,在这场大战里德国和俄罗斯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由于缺乏其他防护措施,俄国人接受了纳粹提出的互不侵犯协议。同时,他们开始为应对纳粹进攻做准备。英国和法国的政府还在实行绥靖政策,进入了一场没有苏联的战争,他们本来期望着这场战争会摧毁苏联,而自己则会毫发无损。
当俄罗斯为了抵抗德国,扩展自己的战略前线时,它自己却被并入德国的行列成为了侵略者。就是这伙人使芬兰人民的愤怒被引燃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也曾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表示愤怒,对德国杀害犹太人和捷克人表示遗憾,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情感。更多人讨论的是所有有道德的人必须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做斗争,而不是与真实存在的——尽管①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苏联向国民党运送了很多军事顾问。在1937— 1939 年之间,苏联在中国的战斗机有500 架,摧毁了敌人在南京、汉口和前线的大量飞机。它向正规战线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但为了怕破坏统一战线,没有向八路军提供。
那时候还比较平静——德国之间的战争。只有当法西斯主义的大老虎扑到它一直想要的牺牲品,以及随后出现血腥灾难时,才最终带来了有可能阻止他们的大联合①1。
这一时期的背信弃义和极端愚蠢使这个世界付出了太多代价,中国失去了第一批土地,也失去了团结。在《慕尼黑协定》之后不久,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最后一个重要港口——广州,以前日本留着广州是因为害怕过分侵犯英国在华南的利益。英国政府完全遵循绥靖政策以及为了这一政策夸大自己军事上的弱点,这使日本不再感到担心。不仅是广州被吞掉,连英占香港的边界也经常遭日本侵犯,而英国没有反击。
在内部政治上,欧洲民众的力量无力阻止《慕尼黑协定》以及后来暂时的失败,让中国政府相信它对民主人士做出的让步没有国际价值。中国政府得出结论,好斗的反共政策更能博得包括盟国和轴心国在内的外国的同情。从时间上来考虑,在国内发起反对自由派和进步人士的运动是最好的序幕。另外,当时的欧洲提供了很多例子,即政府们根据自己的方式从事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与此同时并未牺牲国内的反动控制。
纳粹德国的外交官和记者们随后大批涌入中国,不遗余力地到处煽风点火。他们花很多时间去访问很多中国的政党、军队以及警察官员,这些官员曾经在德国接受教育。纳粹党人在他们耳边不停地说,在打败法国和英国后,德军将摧毁苏联,然后再解决日本。他们一边鼓动国民党撕毁国内停战协议,一边用最直接的方式帮助日本。但是对于中国的反动派来说,他们深陷于阻止日本的野心中,同时不想对人民做出让步,所有的这些计划听起来很合理也很有吸引力。无论欧洲人之间的争①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38 年10 月16 日对美国的广播中这样说:“美国人对在欧洲发生的灾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我坚持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如果在4 月、5月或6 月,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发表声明说,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来侵略这个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时,他们会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抵制纳粹德国,如果他们在合适的时间告诉了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的想法并邀请这些国家也加入到联合中……我认为德国领导者在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联盟时会放弃他们的目的。”
执有怎样的变化,中国政府压迫自己的进步分子不会损失什么。
三、反动统治的深化:1940 年国民党中国之行
倒退的趋势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变得越来越严重。正规战线停战后,开始出现了当地人与敌人穿过平静区做生意的事例。国民党在中国没有被占领的区域又开始垄断一切事情。顽固分子又一次准备在抗日战争中挑起内战。
在1939年,秘密警察重新开始了对进步分子的监视。一年后,他们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他们几乎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战前所从事的事情中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洗、逮捕和秘密屠杀。在1940年初,我从香港到重庆进行了一次长长的旅行,我在各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行动。
我目击的第一件事就发生在香港的边界上。一群爱国的中国学生从爪哇和马来亚回到广东省东江区域,准备在这里和日本人作战,他们发现一名当地的将军正在给敌人偷运钨,这是一种很值钱的战争资源。他们揭露了他们的发现。政府逮捕了这些学生,而没有逮捕这位将军。政府的行为随即引起了海外有钱华侨的抗议,因为这群学生就出自于海外华侨当中。后来,马来亚提供给国民党的物资减少了。
在同一个地区,我看见国民党军队抓住了一些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员,把他们像畜生一样捆绑起来,把他们驱赶到监狱里面并处决了他们。
在韶关,战时广东省的省会,我发现年轻人很害怕谈论任何关于国家的事情。
在赣州,中国工合组织东南总部的所在地,曾经最有前途的这个团体的组织者和工人们,被以煽动叛乱罪逮捕了。这次逮捕是由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组织的,它想要拥有自行抓人的权力。这次行动在蒋经国的鼻子底下进行,他是蒋介石的长子,后来是这个区域的行政专员。年轻的蒋经国认为自己是进步的,并且真的试图去鼓励工合组织,但是党部凌驾于他之上。有国民党特务混入了赣州的组织中,他们命令工合组织经理给他们提供工作。警察袭击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吓跑工合组织中的民主分子,使得国民党能更好地接管他们。国民党没能取消工合组织,因为它获得了很多国际上有利的舆论。
江西北部是一个老的内战区域,那里的教会人士告诉我们国民党警察远在1927年就枪杀了那里的几个基督教徒,说他们是“可疑的共产党人”,但最后被查明,这些人在最激烈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时期也没有参加骚乱。在之前的苏维埃中心宁都和瑞金的监狱中,挤满了被严刑拷打的、瘦弱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关在那里已经好几年了,根据1937年的统一战线协定,他们应该被释放。战争时期的省会城市泰和有一个很大的集中营,里面关进了很多新囚犯——大多数是学生。我
们遇到的省里的官员大多数没有例外是老地主,他们在红色时期以后回来。他们看起来对这个事实——日本人还是占领着他们自己的省会城市南昌——毫不在乎。相反,他们对能重新报仇感到欢呼和高兴,他们的活动曾因为统一战线而被中断。
在邻省湖南,逮捕的事情发生在每一个地方。书店被彻底搜查,除了关于国民党的书籍外什么都不存在。
只有在广西省,我们才发现了一份进步的爱国报纸——《救亡日报》,它被能独立思考的省政府批准出版。它只持续了六个月的时间,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关闭了。
但是就是在贵阳,贵州省的省会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所在地,发生了最震惊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事情,在这里,“政治部门”移进了著名的由林可胜博士(Robert K. S. Lim)领导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救护队起初是一个无党派组织,后来它被迫停止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药物支援。为了确定它不会再干“犯罪”的事,它被一个委员会协调起来,这个委员会由著名的上海鸦片帮派头子杜月笙控制。杜月笙长期为国民党提供地痞流氓、“工人中的奸细”以及特务,来镇压进步分子。后来,勇于自我牺牲的、最早自愿去前线提供医务服务的年轻人被这个一向表现良好的组织逮捕和清洗了,而大量从未被动员的中国医生仍在城市里从事利润丰厚的私人诊疗工作。
一年前,拥有一群外国医生是救护队最自豪的事,这些外国医生曾服役于西班牙国际纵队,在马德里沦陷后,自愿来到中国。现在他们被迫从前线上撤下来,像囚犯一样集中在总部。中国需要每一个其能找到的医务人员,但不能用那些“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提出要求,如果国民党不需要他们在国民党自己的区域里工作,那就把他们送到敌后战线上去,但是遭到了拒绝。
林博士自己是享誉国际的科学家,在战争开始后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部队的医务工作中去。1940年,我发现他感到很迷惑、沮丧,而且软弱地放弃了他自己建立起来的事业——分配物资和人员到行动最活跃的前线去。林经常被迫去重庆解释救护队不是想要颠覆政府的阴谋组织,也不会影响到国民党集团的利益,他没有时间来做他自己的行政工作。当权者迫使他去当一名“政治上可靠”但医务上和道德上不称职的雇员,这些人很快就在出售外国捐赠的药物中发了大财。一些老的工作人员被他们的行为腐蚀了,盗窃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因为,医务工作的拨款很少,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有好几个月拿不到报酬。当局者做了很大的努力把林医生与外国救济团体的直接通信切断,并且阻止他直接接受救援。后来由一场直接针对他的运动成功地把他赶走,并且审查他的历史。
到1944年,林被彻底摧毁了,并遵守“戒律”。没有人再去攻击他,他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国军队的军医总监。他像所有优秀的国民党党员一样,在现任的高层官员面前会表现出诚惶诚恐。这位杰出的生物学家作为戴笠秘密警察的医药顾问在悔罪的凳子上渡过了几个月。人道主义被淹没在了野心家之中,这位曾以直率诚实而著名的人开始在公共场合说谎,而他在这么做的时候还显得有些鬼鬼祟祟。
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甚至到了1940年,林的让步也没能挽救他的组织,而是毁了它。医生和护士们形成了一个个小小的派系,互相指责说,这个人属于哪个组织,那个人属于哪个组织等。最初的团体精神消失了。工作在一种呆板僵硬、官腔十足的状态下完成。在外国资金支持的急救培训医院的病房里,出现了惊人的失职情况。在门外,我遇见了一个士兵,身患痢疾,他告诉我说他是勉强走到医院来的,在门外面已经躺了三天了。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医生告诉我说,这个士兵新入伍,不能被收进医院里,因为他没有他所在的师的番号,也没有带来入院的指令,这就意味着军队不会为他支付医药费。一个平民的医院也不会接收他,因为他不是平民,并且也没有钱。无论如何,那个医生说,他不会活很长时间了。这是真的,因为几个小时后,我看到了他的尸体,还是在医院的门外。
孙中山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原来从香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给游击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拨救济品。在1940年夏天,林博士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掌控他们。于是,八吨药品就专门打上了美国和英国组织的记号,委托给了英国救济运输单位的埃瓦特·巴杰(Evart Bargar)和菲利普·赖特(Philip Wright),让他们送到延安去。巴杰和赖特试图获得国民党的许可来运输药物,后来听说蒋介石同意了。但是到了陕西省的一个封锁点三原,这批药物被阻止了。他们把这些货物卸载在城里的大英浸礼会,又开始了谈判。国民党最后告诉他们药品不能运送到游击队医院去,他们可以把这些药物送到中央陆军医院去。他们说毕竟中国士兵就是中国士兵,在哪儿都一样。
但是,这批供应物资也没有运到重庆陆军医院去。当争吵还在进行的时候,三原当地的掌权者逼迫英国浸礼会交出药品,威胁他们如果不交出的话就对他们的传教活动进行报复。后来,这批药品被看到在西安的私人药房里以黑市的价格贩卖。
直到1944年末,这是给游击战线运送成批药品的最后一次努力。毫不夸张地说,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岁月中因为药品封锁而死亡。当外国记者在几年后访问解放区时,他们发现三原县没收药物已经成为了一种典型,敌后战线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人们每每说到自己的战友因缺乏简单的外科器械和几粒磺胺药丸而死亡时,就感到愤怒和痛苦。
战争期间,在大多数国家里,即使敌人受伤了,也能得到医疗治疗。但是国民党,正如孙中山的夫人说的那样,划了一穿过中国的虚构线,一边的士兵在抗日战争中受了伤能得到照顾,另一边的则不行。志愿者,像药物一样,被阻止进入北方,当1939年底,伟大的加拿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大夫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医院去世时,他的美国支持者希望由欧文·基西(Erwin Kisch)大夫接替他的工作。基西是一名捷克外科医生,曾经在西班牙保皇军军队中服役过。当他启程前往目的地的时候,被国民党当权者挡了回去。
蒋鼎文将军是一个实施反共封锁线的防区司令,当有一个美国武官去他那里参观提出有关阻挠的问题时,他曾激动地说:“难道你不明白?即使是他们死了我们也不会关心。我们希望他们死。”甚至是林大夫,曾经的人道主义者,在抗日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也问道:“为什么要医治我们政府的敌人呢?”
事实上,中国统治者对他们自己的士兵也是冷漠的。中国红十字救护队遭遇破坏,受到打击的主要是他们。在1937年到1938年,士兵们成为全国的英雄,中国人民被允许去帮助他们。在1939年到1940年,官僚们不再装模作样,他们的态度是:“中国有几亿的人,我们不用愁。”在重庆,中外记者告诉了我很多他们在旅行中搜集到的材料。刘良模,著名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在浙江省被逮捕。他领导了最早的一个战地支援服务团,又是爱国群众歌唱运动的奠基人,这个组织在唤起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个组织中的外国秘书们曾花费了很大力气想让他被释放(他的中国上司不敢露面),他被送到了美国,后来就一直留在了那里。
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来自被占领的上海并带来了一个消息,有一部分国民党特务在被日本人发现后就为日本人工作了,帮助他们找出地下共产党员。他们从战争刚开始就对共产党员有所了解,那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一起合作来对抗敌人。
最后,1940年末,马寅初教授被逮捕这件事震惊了全国。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会的成员。马博士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的经济学是从欧文·菲什尔博士(Dr. Irving Fisher)那里衍伸出来的。他说他认为中国的生产和财政没有放在一个抗战的、合适的基础上,这句话给他带来了麻烦。比这个更糟的是,他呼吁大家关注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们在黑市上谋取利益,还列出了他们在海外投资获得的收益。
秘密警察在这件事上的策略很明显。一开始,他们警告马博士让他闭嘴。接着他们“悄悄地”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待一段时间,他们命令他告诉他的学生说他要去前线做一个经济调研。马博士在最后一节课上把真相告诉了学生们。跟踪他的便衣“访问者”冲进教室说这其中有一些误会,政府是让马博士去旅游的。几个学生站起来说,他们愿意跟他一起去,当他的助手。警察没什么可做的,只好下令停课,然后把教授带走了。
中国的报纸和外国的记者都被禁止提及这件事,但是马博士的学生没有忘记他。几个月后,在他60岁的生日时,他们在校园里戴着搪瓷小徽章写着:“庆贺我们的老师马寅初60岁大寿。”在这以后,本来是一所半私立大学的重庆大学被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直接控制了。陈立夫是中国残酷的“思想控制”发明者,他派了大量特务装成新生进入校园。在这些办法也没起到作用后,大学以“改组”的名义被关闭了,停课了很长一段时间。
马博士在两年后重新露面,尽管从法律上说他是“自由”的,但还是受到监视。没有什么人敢跟他说话或跟他在一起。
四、为宪法而斗争
在1938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由各党派代表组成,有一点像初级议会,但其在1940年被清洗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并不是选举出来的。它的坐席经过一个复杂的程序产生,有些是政府直接任命,有些是由人民提名,但是也要经过政府批准。当新一届成员名单在1940年宣布时,可以发现一些杰出的进步人士的名字被删掉了,比如救国会的领导者沈钧儒①1。新一届的参政会是这样组成的,国民党和它自己指定的无党派人士不但占压倒性的多数,而且还可以控制席中提出的议案数(在一项议案提出讨论前,它需要由25名成员提议,这个人数超过无党派人员的总数)。参政会没有根据1938年的《抗战建国纲领》来逐步扩大规模和增加权力,而是严格剥夺了象征民主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第一届会议的时候有。邹韬奋,救国会领导成员,中国最受欢迎的出版社主编,辞去了参政员的职务,来抗议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党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把他留下。
同时,国民党破坏了其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承诺——一个制宪大会,通过宪法,并产生代议制政府。选举和召集这样一个大会是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时留下的遗嘱②2。从他逝世开始,召集这样一次大会的承诺就像一张无限期支票,并且国民党还想利用它来收买那些独裁政策的反对者。
① 沈钧儒,上海法学院的前任院长,邹韬奋被记得是因为在战争爆发前救国会的七个领导中,
有两个因为支持抗日被逮捕了,孙中山的夫人后来把他救了出来。
② 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见第55 页。
按照原计划,会议在1937年召开,但后来国民代表大会拖了一次又一次,一开始的借口是战争的爆发,后来又说军事形势不稳。后来,由于人民的呼吁而把时间定在了1940年的某一个具体日期,在好几个月里,全国人民都在议论着即将产生的宪法的形式问题。后来,政府又忽然宣布了另外一个推延的消息——因为在重庆筹备的大礼堂被炸了。有人提出,还有好几十个这样的大礼堂,一样宽敞,这种说法被指责为无聊和捣乱。后来,一系列难以接受的修改出现在了官方的声明中。在那个时候,正规战线上没有什么著名的活动,但是大家从这一说法中判断出,在抗战期间召开大会没有希望了。
这套说法后来变成了新的诺言,就像之前的诺言一样规定了具体的时间,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建立民主政府。新的承诺也像过去的那些一样,被国民党不断宣扬,说成是国民党致力于进步的证明。他们不断的、大声的宣扬使得世界舆论也朝向了这边。他们热切地把中国想得很好,但是对于了解中国境内的复杂情况,他们既缺乏材料,也缺乏意志①1。所有这些步骤在实施时不可能不遭遇反对,所以政府封锁了所有能表达不满的渠道。
对报纸、刊物、书籍、短篇小说和剧本控制的紧张程度几乎回到了战前的状态。中国最早的小说家茅盾在一个非正式的会议上告诉重庆的外国记者,他和中国其他的作家都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作品。他抱怨说,创作的灵感随着战争的爆发枯竭了,因为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作为一个诚实的作家,茅盾说,没有能力使得任何反映现实的作品通过审查。为求生存,他们只能在艺术的糟粕、饥饿以及另找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同时也为将来某一天能发表而写作。很多人发现他们既没时间也没心情来创作,一大批有前途的青年作家消失在中国文学的舞台上。
① 另外一个决定的修改在后面会讨论。
国民党文化委员会由张道藩来领头,他在战争前常常训斥像丁玲那样的左翼作家,在国民党把他们关进监狱后,他劝他们要改变思想。这个经常访问监狱的绅士宣布,贫穷的作家可以领取津贴,但作品必须按照之前列出并被批准的提纲来写作。只有一位在文学界有声望的人士对津贴提出了申请——自由派剧作家、导演和戏剧教师洪深。洪深并没有按命令写作,而是在领了津贴以后写了一部没有政治意义的作品。然而,他还是被他的学生以及其他的作家予以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他们的批评正确,并且试图与他的家人一起服毒自杀。
要在“自由中国”的土地上重建战前老的镇压机器当然比不上更有效地抗战这个目标。毕竟,抵抗日本的战争有它自身的源起,随后而来的重大成就都是源自中国各个党派中爱国人士之间的自愿合作以及全国由此释放出的力量。镇压的唯一目的也不是为了粉碎对抗战指导方式的批评。统治集团寻求不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默默接受,也是对未来所要做之事并不反对的一种保证。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中国各地消除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他领导力量,不仅仅是在未被占领区域的后方,在敌后战线也是这样。
五、新四军事件——内战第一次打响
在一个有民主作用的国家里,为争取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采用的是政治竞赛的形式,最好的就是举行集会争取人民的支持,最坏的是操纵选举并且做出一些蛊惑人心的许诺。在中国,自从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权与统治集团、与主要的反对派、与各种各样自主的和封建的势力一样,不是靠选票,而是靠刺刀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
国民党现阶段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逐步摧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努力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新四军,这绝非偶然。新四军在长江下游继续执行和扩展抗日活动,这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发展最好的区域,也是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和经济基地。新四军所做的这些超过了其他势力,后者在人民中的影响力和获得的支持不像新四军那样成功。这一带除了是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外,上海—南京—杭州地区也曾是中国工人和知识分子在战前从事进步的抗日运动的中心,政府长期以来用了很大力气来镇压这个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和新四军融合在了一起,还得到了被占领的城市中秘密组织的支持。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政府与抗日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主要力量的地理分隔使得政府在撤退到重庆后采取了一种反动的行动。国民党很满意目前的状况,但是这将被证明是一种假想的有利状况,如果进步势力和新四军合作,并且创造出一种新的情况,那么老的警察就不可能在那里再加强他的统治。于是就能得出结论,新四军的转移会削弱长江下游地区人民的抗日运动,成为在战时能够控制住、在和平时期可以抛弃掉的附属品,而不是凭借它自身实力形成的新的政治因素。
国际因素的考虑也在其中起了作用。再过几个月就可以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轴心国获胜还是同盟国获胜。国民党想对这两种可能性都做好准备,在这里,新四军的存在也是一种障碍。如果轴心国获胜了,中国政府将和德国日本达成协议,排除与南京的傀儡政府合作联合进攻北方八路军的可能性。另一种情况,如果同盟国胜利,新四军作为长江下游的主要战斗力量,就会加入同盟国进攻关键的上海—南京地区,在那里壮大自己,这对国民党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期间和以后,这种摇摆不定的企图使得少数受法西斯思想统治的人陷入了两难困境,也使得国民党走向了典型的“米哈伊洛维奇”的位置。如果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战斗并获得胜利,它也不希望任何人阻拦它去投降。如果胜利是来源于外在的力量,那么除了国民党自己的势力外,它不愿让中国的其他势力加入其中并从这个结果中获利。于是重庆总结出来,敌人在长江下游的控制比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那里战斗更合适。假如敌人长期占领下去,它最终在其他地方被打败将使得这个地方成为真空,国民党和它的机构还能回去。如果游击队继续存在,并且在那里改革、发展,国民党就不可能再回去了,除非它奉行一种得人心的政策。
在1940年末,超级地主何应钦以他军政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身份命令新四军离开他们在长江流域敌后战线的根据地,向北移动几百公里到达黄河流域,在那里与八路军汇合。纯粹从政治上来说,这个命令在当前或以后都没有军事上的意义,这个决定意味着放弃一个解放区,把它送给敌人。在对重庆的抗议中,新四军指出,要他们穿越大片没有被游击队抵抗力量涉足过的敌占区,会遭遇巨大的风险,还有可能被歼灭。中国北方的根据地是依靠当地的资源壮大起来的,并没有要求增援。如果最高司令部的目的是要把长江下游基地保留在中国人的手里,并增强中国军队在那个区域的人力资源,就不会发出这样的指令。
当何应钦还在坚持的时候,新四军宣布要他们转移到黄河北岸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长江以北,远离上海和南京。它的指挥官叶挺提议,为了阻止日本立刻占领撤离地区,要派出其他力量去那里驻守。作为转移的准备,他要求国民党支付之前拖欠的军饷,用来提供在北方寒冷的区域必需的冬装,并且在转移中也需要对付敌人的反扑。最后,他要求确保他下属的家人在部队撤离后不会被骚扰。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新四军的主力将撤过长江。在1941年1月初,新四军在长江以南只留下了它的后方机关,包括总部、政治工作部、医院、教导队和一小部分自卫战斗队,总共有8000人。在靠近长江上双方达成协议的那条线的时候,他们被上官云湘将军领导的中央军包围和攻击。叶挺将军被捕入狱,副指挥官项英失踪了,从此以后再也没被找到。军部的大部分人,包括政治和文化工作者、军校学生、医生、护士等,要么被杀,要么被抓起来。
但是,与当时的某些报道相反,新四军并没有被摧毁。甚至是在这场争论之前,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在南岸作战了。在遭到攻击时,长江以南的大部分作战力量已经跨过了长江。尽管后方服务单位被粉碎了,超过3/4的军队战斗力还保留着。组织上的损害也没像表面上那么严重,就像所有在敌人后方从事游击战的武装部队一样,新四军也划分成了一个个可以分散作战的小分队,他们自己决定日常的物资供应和指挥,在总的指挥方面则依靠军部。
这次袭击的重要特点是它对抗日战争和中国政治团结的影响。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中被证明。政府的目的由蒋委员长很清楚地说出来,他宣称新四军叛乱,企图在长江以南建立新的根据地。他会对发生的事情负责。由于新四军没有服从命令,取消了它的番号,停止它作为一支国家武装部队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新四军在武装地点没有“反叛”,而是在撤退后,只留下司令部人员、医生、记者和学生的时候反叛呢?这一点蒋介石没有解释。
蒋介石持有偏见的团结遭到了国民党内人士的质疑,如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和柳亚子,他们抗议重新回到内战中,并且责备重庆方面。他们知道,国民党元老的遗孀孙夫人和廖夫人是碰不得的,柳亚子则被开除出国民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新四军事件在世界战略平衡上的影响显而易见。美国、英国和苏联驻重庆的大使——这三个国家的代表在那个时候还远远没有联合起来——官方表示关注,认为中国的内战会给东京在其他地方的侵略提供帮助。另一方面,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儡汪精卫则很高兴。他们对于“敌人”蒋介石的“果断精神”表示高度赞扬。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可以从多年来为中国说话的组织和个人发出的大量抗议电报中看到。
六、共产党人制定了一个抗衡战略
这件事迫使中国共产党做出决定,该决定就像1936年西安“劫持”事件后所做的决定一样重要。
那时,在内战期间,共产党人非常坚定地要求联合抗日。他们拒绝了一个突如其来的、获得新的战争盟友并消灭蒋介石——这10年来巩固各种反共势力联系的领导人——的机会。他们的忍耐使得内战没有打起来,并且让中国所有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现在,抗日战争中新内战的第一次进攻已经发起。如果共产党接受这个挑战,把他们的力量用来对付国民党,所有那些在西安事变后取得的成果都将付诸东流。中国将再次陷入分裂中。正规战线上的平静状态将使得国民党不可避免地向日本投降。在敌后战线上,日本和国民党的势力将会共同向共产党以及整个人民抗战组织作战。如果这件事发生,从狭义的角度看,国内的形势无疑对共产党有利。国民党在这样的战争中不可能把力量聚集在一起,一定会有很多人跑到始终坚持抗日的那一边去。但是,这样的混乱、惶恐和流血将是大规模的,并且直接有利于敌人的战略。在国际上,整个中国的形势会被反共弄得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积极因素下赌注与西安事变对明显有利的因素下赌注一样。它将放弃为了团结而做的所有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已经有很多牺牲,也是通过这场斗争,中华民族和共产党都获得了很多。
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国民党中的内战分子如此嚣张的时候,还只是简单地想要得到团结,这对它们很不利。如果对新四军的进攻和接下来的“取消”只是作为抗日战争过程中的一个“小事件”来接受的话,那么敌后战线的整个结构将会遭到致命的危险。蒋介石想通过宣称这件事对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没有影响,而只是对一支不服从命令的队伍采取的纪律措施,来从轻处理这件事。一旦这样的解释成立,国民党就可以随意地挑起新的“小事件”,然后逐步消灭共产党军队和他们的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作为各爱国团体享有均等机会来为民族战争做出最大贡献的集合点,将会成为一个笑柄。剩下的“团结”,对于非国民党成员以及活跃在抗战前线的各界人士来说,将会成为砍头帖。
中国共产党的答复是重申他们对民族团结的原则,但在同时,谴责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攻击,拒绝解散新四军,并要发起一场尖锐的政治运动来反对凶手。
国民党摧毁了新四军的军部。共产党要求释放叶挺将军以及其他军中被抓的同志,并恢复他们的职务。对被杀害人员的家属给予补偿,惩罚负有直接责任的国民党指挥官。
国民党废除了新四军的番号。共产党恢复了他自己的军事机关,即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937年暂时中止。共产党在自己的领导下重建了新四军,任命了新的指挥官并且建立了新的军部来领导。
蒋介石宣布共产党的地位不会因为发生这件事而有所改变。共产党人反驳,认为这是在耍花招。他们宣布将不会参加参政会会议,直到新四军事件得到公正审判,以及所有抗日党派得到合法平等的地位。
国民党设法镇压共产党揭露的事实真相。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措施来让这件事公布于众。他们在重庆的报纸待清样像往常一样送审后,便撤换了头版刊登的一些不得罪人的消息,夹入自己对这次事件的叙述。当宪兵逮捕了报馆的经理时,共产党在重庆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宣布由他来负责这件事,自愿听候审讯。由于国民党要回避破坏统一战线的责任,因此没有对这件事施加压力。
共产党代表中比较年轻的工作人员,如龚澎小姐和陈家康,后来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冒着生命危险拜访了守卫森严的外国使馆和记者,把有关中共的观点告诉他们。有些记者给出了前所未有的表示,如果不能报道两边的观点,他们就拒绝采用蒋介石的讲话。他们公开蔑视审查制度,把完整的报道空运到香港去发表。最终,整个世界得知了真相,不再只听国民党经过仔细修改的话。尽管当时奉行强烈的反共政策,美国和英国人民以及他们的政府还是看到了内战对抗日战争的影响——就像中国人民看到的那样。尽管国民党做了细致准备,尽管企图镇压国内和对外新闻,国民党还是在国内外的舆论战中输了。
中国共产党人从政治上回击,但还是拒绝内战。私下里,国民党发言人承认共产党人忠诚地遵守了两党间的停战协议。但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他们都指责共产党在敌后抗日行动中的政治力量增长太快。共产党没有否定这一点。他们也不愿意放弃通过这个方法获取的影响力。他们说,国民党也能获得这样的影响力,如果他们积极对抗敌人,并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话。在国内,他们重新呼吁团结一致抗日,在中国各党派之间开展民主竞赛,而不是武装冲突。他们一方面要求尽快对进攻新四军的直接责任人进行惩处,另一方面还是避免批评蒋介石,实际上这是他批准的。尽管蒋重新挑起了内战,他们并没有把他与那些有意投降的人归为一类,认为他与其他人不一样,是可以利用的——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尽管国民党严重依赖的美国和英国都反共,它们还是向中国施加了来自西方的压力,要求中国继续团结。如果中国的两条战线都崩溃,日本就会有向别处进攻的危险。再说在西安,它们曾给蒋介石上了一课,关于他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而证明它们懂得中国和世界的基本形势。
在那个时候的重庆,没有人会怀疑国民党人在经受住了危机后是何等欢欣鼓舞。人们经历了日本的轰炸,通货膨胀的折磨,被秘密警察监视,投机商们的敲诈勒索,人们害怕反抗国民党的活动,渐渐对周围的事物都失去了兴趣,除了关注他们自己以及孩子的饥饿问题。人们看到了战争最终会爆发——内战不仅会让他们再次陷入到互相残杀的境地,还会把敌人引进来,并且使之前的牺牲一文不值。被剥夺了获取真实消息以及所有表达自己的机会,他们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就像他们在等待大灾难的降临一样,没有人有能力阻止。当这些过去了以后,空气中能感受到解脱。
但是民众的反应也说明了另外一些事。政治上的倒退暂时扼杀了具体的利益以及在战争初期参与国事的热情。危机的后果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人们不仅有遭受但摆脱了风险的感觉,还有一种羞辱的感觉,因为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人们很无助。危机最重要的特点是唤醒了政治上处于中立地位的中国人采取行动——这些人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他们仅仅要求自己对国事有发言权。当他们开始发言的时候,就要求民主和团结。
七、中间集团为团结而斗争:民主党派联合会
1939至1941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警察镇压的主要牺牲者并不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有军队,有自己的根据地,而救国会和其他开明人士、进步人士则没有。不久,他们便从军队的政治部门、民间援助组织和参政会中被排挤出去。他们的采访和出版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新四军事件的危机完成了这个过程。最后一份幸存的进步大报——桂林《救亡日报》被勒令停刊。在桂林的开明人士中,重庆下令逮捕的有《救亡日报》主笔、著名剧作家夏衍和中国最著名的战地记者范长江,后者曾将早期的战役公诸于半官方的《大公报》上。他们幸免被捕,完全是因为当地爱国的司令官李济深将军的通风报信,送了去香港的飞机票,扣压了逮捕状,直到他们离开。
夏和范是大批外逃人员中最先出去的。从此,全国的进步政治家、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都纷纷出逃到英国殖民地香港。《全民抗战》发行人邹韬奋因为一年以前拒绝出席被清洗过的参政会会议而激怒了国民党,他是乔装打扮逃到香港的。在那些公开出境的人中有梁漱溟,以及其他有名望的人士。在执行绥靖政策时期主张抗战、在抗战第一年领导舆论、在第二第三年趋于沉默的人物和作品,纷纷在香港以及
新加坡、菲律宾、爪哇等有钱而重要的中国人定居地出现。
这些华侨一向以他们的爱国主义著称,因为他们的地位和威望与祖国的命运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清廷统治时,他们曾帮助过孙中山,帮助过民国的革命党人,他们希望这些人能把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和受人尊敬的国家。1925年,他们支持过反对外国控制和封建军阀的大革命。日本入侵以后,他们把大量资金送回国内的战争金库里,国民党还希望他们在战后建设中提供大量资本。
内战结束,开始联合抗日的行动受到他们引以自豪的欢迎和支持。他们自愿把自己的子弟送回内地参加正规战场和游击队战场的抗日战争,并且将祖国的见闻带回去。敌后开展人民战争的情况特别激发着他们的想象和希望,因为他们自己,跟重庆的官僚不同,曾作为目不识丁的契约劳工漂洋过海,靠自己大胆的创造精神和艰苦劳动养活自己,直到兴旺发达,祖国不了解这些奋斗经历。当中国来之不易的团结出现了分裂,民族解放战争出现了新的危机时,海外华侨最先显示出忧虑不安。他们发出了表示关注的电文,派代表团回国内调查情况。
1940年,新加坡的华人派陈嘉庚回国内对政治、军事和经济做第一手调查。陈是一位拥资巨万的实业家,是海外华侨中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陈既访问了国民党统治区,也访问了共产党统治区。他发现了后者抗战更为坚定和协调一致,他如实做了报道。由于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多次接触,又由于华侨自己的报纸不受国民党审查制度的控制,海外的中国移民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比国内人民了解得全面得多。由于他们极为爱国,在国内又不倾向于任何政治党派,他们采取了符合全民族利益的立场。
由于有了这些力量,而这些力量又与中国南方,他们故乡中的农村和城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国民党重新实行的专制制度逃离的救国会和开明人士开始联合起来。像所有移民一样,缺少祖国文化根源的华侨热诚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国内进步民主情绪的领袖;高兴地把他们吸收进各种组织的委员会、报纸的编辑部和学校的教员中去。在这种情形下,新四军事件不到半年,救国会就在海外建立起一个新的斗争基地。差不多被驱逐出国的生活书店的一批人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版
了一系列日报、周刊和月刊。由战地记者范长江主办的被镇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国际新闻社,为全部“华侨”报纸提供了中国新闻,并通过陈翰笙博士主编的英文《远东通讯》影响外国舆论。陈博士因为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而在国际上颇有名气。
救国会的宣传家胡愈之与陈嘉庚合作,在东印度群岛为各爱国组织建立—个新的进步基地。他们印发邹韬奋关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文章,国外不论何地的中国人都能读到。新的进步报刊也吸引了国民党宣传机构中具有民主思想的作家。官方中央社的著名记者、后来是重庆美国战时新闻处中国办事处处长的刘尊祺就是一个。海外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刊物返流回中国,使动摇不定的开明人士产生新的希望。
国民党竭尽全力抵消他们的影响。它派出一些领导人到海外去,其海外部(主管侨务工作)也派人到香港去,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我1941年6月乘飞机离开中国,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穿着入时、神情坚决的年轻人中,他们携带大量行李和钱财。他们向我吐露,他们是在接受了特别训练之后到马尼拉、新加坡和其他地方去的,他们接受的训练内容是“打击那里已很得势的共产党宣传”。
这些使团极其失败,因为国民党行政长官都习惯于用警察手段迫使人们的批评转入地下,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回答海外同胞向他们提出的质问。他们企图与华侨报刊和学校“协作”,结果却招来不满。数量极大的特务和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被输出后感到极其狼狈,因为他们被人蔑视,犹如暴戾政治制度下受雇的仆役。华侨把他们视为清廷的领事和巡回密使,这些人过去曾企图劝诱他们不要支援孙中山。
1941年这一年,中国境外的民主舞台增加了。国内所有小政党都利用海外舆论来声明自己的原则和不满。它们中有两个保守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党和中国青年党,前者是拥护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学教授们的集合体,后者在四川省知识分子和军官中有一批追随者。还有两个改良主义者的有政治纲领的社会公益服务集团,如农村复兴党和职业教育社。还有一个“第三党”,是1927年成立的中左团体,由共产党中的右翼分离主义者和国民党中的左翼分离主义者组成。
这些党派的思想和主张差别很大。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国青年党和职业教育社在参政会中仍保留着席位。农村复兴党和第三党与救国会在1940年那届会议的名单中遭驱逐。国家社会主义党和中国青年党在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冲突中站在国民党一方。第三党倾向于共产党的观点。其他改良派除了对主张和谐的非常笼统的声明持赞同态度外,根本不表态。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所有少数党派都持一致态度。在战前国民党专政时期,它们完全沉默寡言;在1937—1938年间,它们利用民主气氛乘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在抗战中贡献了一份力量;在国民党撤退到西部地区重新搞一党专政以后,它们再次表示沉默。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军队是从事政治活动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但它们都没有军队,它们要求实行议会制,用投票和辩论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以代替士兵的武力。它们中大多数人厌恶重开内战的想法。他们认为他们盼望的自由政治论坛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国家没有在内战中灭亡的话。
这些共同诉求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成为首要问题。这些要求日益重要并不是出于某个党的党纲,而是战时生活本身造成的。随着国民党的日趋反动产生了与共产党的摩擦,各小党都在设法阻止这种摩擦,以免争取民主议会结构的希望化为泡影。它们的口号是政治解决而非军事解决,它们主张采用民主而非专制的方法。由于它们的目标源自全体人民的希望,因此这些“小党”摆脱了初期的混乱状态,它们始终如一地在每次新危机中主动提出愿意调停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渐渐地它们开始联合发表宣言,而不再单独发表了。
它们这些建议的结果也始终如一。它们的每一次建议都被主张一党专权的国民党拒绝。——初时还比较客气,以后就愈来愈粗暴。另一方面,共产党对它们表示同情。由于共产党不仅是最强有力的反对派,也是唯一拥有武装力量的党派,没有武装力量,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就会不听它的。不久,各种各样的少数党派便把共产党看作唯一有力的靠山而投靠它。
在新四军事件危机时,各小党中出现的惊恐和调解的建议变得非常激烈。政府初时希望有更多的保守党派能作为反共的合适帮凶,但当它们拒绝为虎作伥时,政府便镇压了它们。国家社会主义党领袖卡森·张(张君劢)是国民党交通部长的兄弟。1938年他在第一次官方主张取消共产党统治地区的问题上作为国民党的喉舌出现。如今他要求民主解决争端的呼声触怒了国民党,国民党派警察搜查他的住宅,禁止他离开重庆,也不准他去其他城市和海外。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罗隆基教授(在西南联大教政治学)也在昆明被禁闭。他是天主教《益世报》社论的撰写人,国民党禁止他发表文章,不久以后他就被撤去了教授职位。
1941年年中,右翼小党领袖们发现自己处于反常的境地。尽管他们在参政会中仍占有席位,会议主席团中也有他们的成员,但他们还是时时受到监视,不得出门施行,被宪兵搜查。把它们推上公开反对道路和使他们变为“危险分子”的并不是他们的主义中增长了什么激进主义,而是国民党要实现其毫无障碍的专制制度的决定性转变。政府不需要同盟者,保守阵营的同盟者也不要,它只要附庸。因此右翼小党也被迫向左靠拢,或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傲慢,把所有反对党都推到一起团结起来了。
1941年秋,左翼和右翼小党在香港共同发表一个宣言,宣布加入一个“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被偷运到内地,并邮寄给在海外所有的中国舆论机关。联合宣言的原则是:
(1)废除一党政府;
(2)所有用于党的军队都要交给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所属于党的军队不仅是指共产党的部队,也指篡夺了“国民革命军”名义的国民党军队;
(3)消灭秘密警察;
(4)政府和军队中要录用一切有能力的人担任职务,不论他们所属的党派。
(5)不能把税收用作充实执政党的政治基金;
(6)调查、惩处所有贪污腐化和发战争财的人,不论职务高低。
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宪章,他们重申《抗战建国纲领》的合法性,这纲领是国民党在统一战线的高潮时自己保证过的。
1941年,中国国庆日双十节那天,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第一期在香港出版。农村复兴党领袖梁漱溟是该报主编。随后不久,张君劢和其他留在国内的领导人,在重庆举行的一个不公开的茶话会上招待了中国的开明人士、救国会人士、外国记者和外交家们。在招待会上,他们无视秘密警察是否在场,大声宣读并散发了这个原则宣言。
在新的华侨论坛上,除了这些小党外,又出现了另一种人。他们是遍布全国的东北人,有的在未沦陷的后方,有的在游击队根据地,他们都坚持抗战,直到他们遥远的家乡被解放为止。自从东北人在西安劫持蒋介石迫使其停止中国人打中国人以后,他们认识到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人。他们宣扬,只有团结抗日,才能防止全中国重蹈满洲的覆辙。此时,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份月刊,要求在正规战场上积极抗日,在自由中国,要建立民主的立宪政府。这份月刊号召蒋释放他们的“少
帅”张学良,说张在使中国转向抗日方面曾发挥非常重要的堂·吉诃德式的作用。东北人与民主政团同盟和救国会合作得甚为紧密。
在引发珍珠港事件的关键性的几个月里,流放在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著名人物,他们代表着国内许多人,因此在远东国际政治舞台上成了一个重要因素。在决定命运的赫尔—来栖(三郎)谈判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想明确了解中国的态度:是坚持下去呢,还是彻底垮掉;是接受妥协呢,还是坚持战斗到底。为了了解真相,它认为有必要派出代表进行试探,不但向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试探,还要向流亡者试探。民主政治流亡者的新集团和华侨对美国提的问题只有一个回答:坚持团结,与日本战斗到它最后失败为止。假如国民党被打垮,或者它叛变了,它们将支持共产党继续战斗。
这个答复在估价中国的力量对比方面受到了重视。而且对美国拒绝日本关于形势的说法以及对以后的事态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八、国民党摇摆于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
其时,国际形势出现了又一个转折。1941年6月以后,苏联、英国、美国联合起来了。美国虽然还没有参加真枪实弹的战争,但它很清楚,建立反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大同盟的日子终于已经到来,整个轴心国由于它们已经失去了瓜分敌手的大好机会,现在是可以打败的。在同盟国之内,左翼和右翼已经找到了更大的共同立场。
这些事早就有了征兆。半年以前,美英两国就曾因中国的新四军事件深为震惊。它们懂得,中国内战中“反共”的任何进展都只会使日本而非它们受益,到了与日本决战时,更会削弱他们自己的地位。尽管它们与苏联还没有任何共同或类似的政策,但目前它们还是采取了与苏联联合的立场。国民党的对内政策建立在《慕尼黑协定》后的形势上,但是1940年末,从《慕尼黑协定》产生出来的形势开始消逝了。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在决心巩固一党专政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但对国际政策则各有不同的看法。蒋介石一派普遍指望盟国的胜利。何应钦、“CC系”和军队中的亲德分子则把赌注押在轴心国的胜利上。直到法国沦陷之前,这些分歧还只是空谈,但法国沦陷后,特别是纳粹进攻苏联以后,这些分歧却有了现实的重要意义。何应钦一派要求立刻全面进攻共产党。蒋主张谨慎行事,主张一块块地逐步消灭,等有了好机会,或者在战后得到盟国的援助,那时再一举消灭共产党。1941年的全面内战导致了国民党成为日本的一个小伙伴,后来竟堕落成为进攻苏联的一个卫星国。何应钦对此感到满足,蒋介石却正相反。轴心国在欧洲每取得一次成功都加强了何的地位,轴心国的每一次失败和盟国在远东的态度的强化,则使何鼓吹的路线遭到挫折。
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分歧并没有造成尖锐的斗争,何不想撵走蒋,蒋也不想解除何的职务。双方都是机会主义的态度,哪一方都不愿意两面树敌。但分歧是存在的,怎样解决这种分歧在国内和国际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在新四军遭到进攻以后,他们要求严惩何应钦,但却不提负有同样责任的蒋介石。
德国进攻俄国带来双重后果:暂时复活了内战危机,但又大大缓和了这场危机。纳粹德国初期的胜利使国民党内的亲轴心派叫嚷镇压共产党刻不容缓。德国外交官们在中国与第三帝国“断交”以前就在国民党中散布以下论调:日本不久就将进攻苏联远东地区,那时它就顾不上同国民党捣乱了。与此同时,德军也将进攻苏联欧洲地区,要打到中苏边界。纳粹许诺,届时他们将警告东京不要再入侵大陆。德中两国将结成联盟,日本到时只能同意,否则就得同两国作战。但是这个令人高兴的结局只能等国民党清除容忍共产主义的有辱家门的罪行之后才能取得。否则,日本仍会有借口长期占领中国,德国人也无法争辩。这种论调在国民党某些人士中非常流行,而且何应钦确实也制订了如何进攻八路军和重建的新四军的策略,以配合莫斯科的陷落。
事情的结果当然是莫斯科没有陷落。国际形势是美国、英国和苏联趋于进一步合作,趋于美英对日作战,而不是发生苏日战争。在中国,内战的威胁并未消失。但是,配合轴心国的胜利打内战的战略却永远从舞台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