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准备
  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几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管理着四个小苏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中国的东南部，从江西省延伸到福建省。另外几个分别在华中的鄂豫皖交界处、中国西部的川北以及西北部的陕北。尽管日本的侵略线不断向前推进，国民党政府的主力军队在德国顾问的战略援助、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飞机以及飞行教官的帮助，以及英国、日本和美国偶尔的炮舰支援之下，自1929年以来一直试图压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苏区。他们的企图没有成功却耗费了几百万中国人的生命——这些生命不仅仅是双方的战士，还有无数在“被污染”的村庄里给“赤匪”提供援助的农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神秘的地方之一。它没有出海口，也没有外国的旅行者去参观过。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有地下工作网，以对抗国民党的秘密部门，这些秘密部门在外国租界的警察以及享有治外法权的国际机构的援助下对共产党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害怕已经到达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仅仅因为怀疑就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无数的学生、工人和农民以及中国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诗人和艺术家都在大屠杀中遇难了。享有国际名望的短篇小说家柔石，也是那个时候被杀的人之一。①和一些想法相反，共产党没有主张立即把共产主义引入到中国。它的领导人这样描述他们的任务，即完成对外反对外国统治、对内反对封建地主控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他们把这个当作是这个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且说明，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用去想象以后的进步。在苏区，地主的地产被分了，人们被禁止靠收租生活，但土地还是自耕农的私有财产。工业中的私有财产是被允许的，农业和工业中的合作社作为现有经济向最终社会主义形式和平过渡的方式，是被鼓励的。但社会主义被看作是10年以后遥远的事，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任何人在有生之年都高不可攀的。尽管共产党在和国民党打仗并且要求它废除一党专政，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自己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来反抗国民党，其只是在别人用了武器来攻打它的时候才使用武器去还击。
  中国共产党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一点上。被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并且无法指望任何外部的物质支援，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养成了一个习惯，用事实指导行动，根据事实行事。为了解人民的需要，他们走进人民中去。为了解国内和国际情况，他们严格地搜集和权衡每一块能获得的信息碎片。一开始，他们甚至没能拥有一架收音机。老的共产党指挥官微笑着说，他们不得不进攻并暂时占领一个县城，只是为了获得几份最新的城市报纸。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政策，他们就会毫不动摇地去坚持。
  自从日本占领满洲后，中国共产党就让其他一切活动服从举国全力以赴反抗这个大局。在残酷的内战中，他们建议组成一条统一战线，与任何愿意掉转枪口指向民族敌人的军队一起作战，不论其政治倾向。然后他们又打破了国民党包围圈的压制，开始了举世闻名的向西北进军的长征。在那里，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直接对日作战的根据地。长征的困难使得他们中的一些指挥官主张打通一个通往苏联边界的突破口。那里是他们认为唯一可以供精疲力尽的军队休养生息的地方。但是领导层用一种无可辩驳的理由要求他们转回到更艰难的道路上去。这个理由就是，当中国人民需要抵抗日本的时候，这种逃跑主义会丧失党的信誉和领导权。

① 柔石以及那个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在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活的中国》中已
有翻译。柔石最有名的故事《为奴隶的母亲》也许能在那里找到。

  毛泽东以及其他坚持这条路线的领导人坚信，一方面是日本人离谱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人民的压力，这两方面会创造条件，使国民党作为一个整体被迫放弃姑息的政策。在1935年后，他们发表了许多声明，建议在一个抗日纲领的基础上不仅仅联合单独的抗日军队，还要联合他们以前的敌人——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并且宣布他们愿意服从一个保卫国家的政府。东北军是第一支愿意接受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观点的政府军。之前已经提到过，东北军被派遣到西北去以等“赤匪”因长征而疲惫不堪地到达西北时歼灭他们。如前所述，他们劫持了蒋介石并想要杀掉他。但是共产党阻止了这件事。他们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说到做到的，他们争取并且使得杀害他们几代同志的那个人得到释放。在被劫持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不得不听取所有中国人民都希望他听到的声音，他也看到了人民群众渴望团结起来反抗的强大力量，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没有设置障碍的可能性。
  西安事变，在世界的眼里就像是由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主演的费解的中国式闹剧，但实际上是与现存的力量和政策关系完全一致的事件。但这些情形，尤其是共产党长期坚持的统一战线反抗日本的建议，都被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严格地压制了，所以完全不能归咎于外界。
  1935年北平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西安事变使得共产党人得出结论，全国走向抵抗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因此，他们加倍努力地与一切爱国人士进行联系，来拟定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不使任何一个阶层被排除在这个纲领之外，他们甚至把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转变为合理地减租减息的政策。
  甚至在西安事变之前，共产党的主要军事学校“红军大学”就被重新命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它的课程也被完全修改。它削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集中教授红军游击战和组织群众的经验，以便把它具体运用到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中。全国各地的抗日学生被接收到这里学习，不问他们的政治背景。尽管试图奔赴红区的人一旦抓住就会马上被处决，但是仍然有许多年轻人（其中很多人参加过学生运动）偷偷地到红区来。
  红军在1936年发动突袭，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其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场战役，目标不是削弱国民党的控制，而是去实际上受到敌人威胁的省份试探一下抗日的程度。它向老百姓传达统一战线的政策、招募各个阶层的爱国人士和政党为抗日战争进行准备和训练。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是第一个去访问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他到达陕西西北部时是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多以前。他发现这所大学是全中国唯一一个系统研究未来战斗中可能的条件以及教授可能会用到的战略战术的地方。他和毛泽东的谈话被记录在《红星照耀着中国》这本书中，其显示出了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考虑得有多深入，以及他们的预见被证明是多么准确。
  斯诺还发现红军对于它即将要发挥的作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一些利用这种准备的旁观者中，有还处于与红军交战状态的政府军官员。有一些曾经在战争中被俘虏，有一些在战争的过程中自愿投降，有一小部分是被他们的上级派来的，在他们的心中已经不愿再打内战。满洲的少帅张学良甚至要求共产党的一些游击战指导员带着安全通行证进入他的地盘，并且穿上他军队的制服。他建立了一所学校，由这些教官来教授抗日的课程。这些事实有可能发生，因为内战还在继续，国民党的军事学校还在训练学员为内战做准备，只有共产党能对民族敌人以及如何打败敌人进行令人满意的研究。那些严肃对待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爱国者无法在别的其他地方进行必要的培训。
  当共产党和红军在他们自己控制的区域里忙于抗战的时候，他们下达命令要求国内其他地方的地下党组织和个人把他们的所有工作转向抗日。对于这些共产党人来说，首要任务就是寻求并团结所有其他抗日团体及个人，帮助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获得支持，并让他们积累抗击日本的实际经验。这些共产党人还接到指示，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对日本阴谋的海外华侨保持接触。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如果海外华侨能保持中立的位置，那么就能帮助到国内抗日的力量。
  共产党人被告知，如果敌人成功占领了他们的地盘，他们不能有任何程度的撤退。相反，他们要通过已经准备好的与农民、工人、非共产党爱国者以及国际友人建立的联系，带头建立敌后武装斗争的岛屿，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与一切可能出现的其他抗日武装组织结成联盟，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在战争接下来的几年里，共产党对党员的这些指示在日本人占领的每个地方都得到了贯彻执行，无论是在临近解放区的地方，还是距离解放区百里之外。举个例子，1938年后期中国南方的广州沦陷后，在这座城市和香港之间出现了新的基地。从当时直到现在，它仍然孤立地存在于其他共产党领导的区域之外。
  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战争爆发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谈好，但是直到1937年的9月22日才宣布。在这一协定下，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长征之后其包括陕西、甘肃、宁夏等西北省份的部分地区）变成了一个国民政府领导下、拥有约150万人口的“自治特区”。当时拥有8万人的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该军事委员会养活着4.5万人。共产党宣布他的新政策已经运用到实践中，已经停止对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没收土地以及阶级斗争宣传。
  这些承诺并不是无条件的。他们要求国民党必须贡献出全部力量用于抗战，释放政治罪犯，禁止对所有党派中的抗日爱国者进行镇压，允许他们言论和活动的自由，允许这些爱国者在由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抗战行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协定有很广泛的性质，并且有意避开了其他一些问题，无论是紧迫的还是必须的，只要它有可能会妨碍到当下的团结抗日就避而不谈。

  二、八路军在山西
  按照国共两党的协议，在接到国防最高指挥部的命令后，八路军在抗战的头几个月里向东开进北方地区。一年前山西省是八路军首先对日本展开侦察的地方，重新进入山西后，一部分八路军就与中央军和晋绥军并肩战斗，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参加了保卫娘子关和忻口等战略要道的战役。从那里派遣的指挥员帮助地方当局建立了一个统一战线的军政游击战学校。这所学校以延安抗大为样板。在这里任教的有上海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李公朴，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战前团结舆论一致抗日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后来遭到中央政府逮捕这些事情。共产党人也援助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招募的“决死队”或山西新军。和老式的、按封建方式组织起来效率极低的地方部队不同，这支军队的军官由进步的地方知识分子和抗日学生组成。它的普通士兵是为了抗日而自告奋勇参军的工人和农民。这支新军后来经历许多曲折，它在抗战期间自始至终敌后作战，并证明自己是中国抗日力量中一支永不可摧毁的力量。
  在山西的核心地带发生这些事情的同时，八路军的其他纵队深入到了日寇占领区中与外界隔绝的山区，继续前进到了河北、察哈尔和其他省份。他们分成几路，以他们在长征中擅长的急行军速度向前挺进，穿过高山，绕过最艰险的小路，绕过敌人驻军据点，用良好的表现争取人民的支持，到处同新兴的地方抵抗力量展开合作。
  当他们到达那些地理上有利的地点，例如由五台、太行山脉构成的天然屏障时，或是到达像冀中平原那样一些因人民抗日活动已发展到更高水平从而弥补了天然地形之不足的地方时，这些纵队就停下来建立今后展开行动的根据地。这就是解放区的雏形，也是中国军队从向前推进的侵略者手中夺回的第一批中国领土。在之后七年的战争中，日本人再也未能在这些地区重新取得优势，这些地区是后来在别处成立的另外许多解放区的核心。八路军就是从这些地区对平汉和津浦路发动几次重要的牵制性攻击来帮助国民党军队保卫汉口的。
  要理解中国解放区的增长和性质，我们必须停下来谈一谈第一批解放区是怎样在1937至1938年诞生的。一些后来发生的事件对读者来说似乎是非常无关紧要的，但是群众游击战的大橡树就是从这样的“小橡子”生长出来的。大部分战斗只是由很小的部队单位连和团进行。其他一些战斗的参加者只是坚定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很小，攻打巴士底狱只是监狱前的一场暴乱。最出名的解放区，也是欧美人士访问最多的解放区是晋察冀边区。就地理和政治而言，边区包括三类不同的地区。在边区的北部边界河北和山西省之间的五台山及其山麓，有着许多可以固守的阵地。但是，那里完全封建性质的经济极端贫困，社会落后，人民一贫如洗，很多人都是文盲。冀中平原是中国最富庶最进步的地区之一，包括与平津这样一些大城市毗连的大片内陆土地。但其从地形上说不利于打游击。根据地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北平西北部的丘陵地带。这三类地区各有其根源和历史，经过一段时间才合并。
  五台山地区的抵抗运动是八路军115师的2000人在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发起和组织的。聂荣臻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原来是学化学工程的，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几年。他外表谦逊，内在很有胆量和能力，并且有广博的国际文化。宋劭文是国民党爱国人士，也是五台地区的县长，当日本人入侵他的县时，他拒绝像其他官员一样逃跑，他在建立根据地方面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北平西面的山区，抵抗运动由一群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小群人数不多的东北人，他们在北平和天津陷落后进入农村，他们集结了正规军队主力撤退后留下的一些零散势力，与小股伪军和日本人进行战斗以获得武器。八路军在萧克的带领下后来进入了山区，在古老的佛教圣地妙峰山建立了司令部。萧克是内战期间红军游击队著名的指挥官，也曾经是国民党黄埔军校一名优秀的学生。
  在冀中平原，很多股抗日力量汇合成了一股。有一个团的东北驻军，在团长吕正操的带领下，没有跟随53军撤退，而是用1000支步枪开展了地方游击战争。在保定和其他城镇的共产党人，在周边农村的农民中做了10年的秘密工作，他们把在战前就精心制定的抵抗计划运用到实践中。这一地区的救国会和共产党学生在北平沦陷后也回到了家乡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团体。爱国的地主、退休的军队官员甚至一些当地的警察也组成了自己的小分队。
  最后，他们汇入到了八路军120师。这样，就形成了抗日联军，加上人民对他们的支持以及受到他们鼓舞而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他们为夺取富裕、广阔平坦的河北中心地带展开了史诗般的斗争。敌人使用坦克、飞机以及一切对他们有利的先进武器，这些武器在山区的游击战中是无法使用的。然而，斗争持续了7年，日本人还是没有获得胜利。争夺冀中的战役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上是最荣耀也是最血腥的一页。
  1937年10月，在河北西部小镇阜平召开的代表大会达成了一个协议，即对三个地区的武装反抗力量实行统一指挥。八路军在那个时候用行动证明，在10年内战中学习到的经验指导它们在抗日游击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因为缺乏这种经验，很多其他爱国团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们已经准备好把这些经验跟其他团体分享，这就证明八路军并没有兴趣垄断这些经验，只是想最大限度地扩大和有效地进行敌后战线的武装斗争。那些非共产党的爱国人士所关心的并不是八路军的政治性质，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第一支在敌占区获得胜利的有组织的正规中国军队。他们原来一直以为他们要靠自己在这些地方进行绝望的斗争。
  大家都渴望学习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并且想要和八路军合作，因为这样做对彼此都有利。在维护自己部队内部自主权的同时，他们投票赞成游击战术以及保护和组织群众合作的方法。阜平会议选举了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总指挥官，指挥和协调不同部队间的行动。
  在两个月后的12月，这些抵抗基地的地方爱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这次是在五台山开会，来协调他们的活动，并且制定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根据共产党的提议，他们同意在各地选举政府的原则。所有抗日政党都具有合法性。所有人只要不为敌人工作就被允许投票。农民、工人、商人、妇女以及青年救国会组织中的成员将会帮助军队和政府并参加地方武装和抗日自卫队。
  这个地区的地租降低了25%。投敌的叛徒的财产被没收来资助地方的福利事业和抵抗活动。这个地区成立了一家银行和其他一些经济组织以反抗日本，制止把敌人所需要的物资偷运出去，并为抵抗力量提供必要的支持。宋劭文，国民党的五台县长，被选举为晋察冀解放区政府的主席。这个政府由国民党、共产党、救国会和无党派人士组成。
  这个政府的成立是由阎锡山将军批准的，他是山西省政府主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中央政府在华北地区的最高代表。马金和马绍尔群岛的英雄、美国海军陆战队伊万斯·卡尔逊（Evans Carlson）上校出席了政府的就职典礼，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很好的描述，并且也对他在这个地区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描述。①
  东北正规军的军官吕正操和师范学院毕业生孙志远给我讲的故事说明，在日本占领冀中地区后兴起了两种形式的抵抗活动，一类由非共产党的爱国者发起，另一类则是从共产党的政策和方法中引申出来的。他们还解释了如何以及为什么会不可避免地相互合并，包括跟八路军合并。

① 《 中国的双生星》，伊万斯·卡尔逊（Evans Carlson）著。

  “1937年7月，我在石家庄指挥政府军第53军的一个团，”神态多思、身材笔直的吕将军说：“一个月后，我们向北移动。当时的最高指挥官似乎无法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打仗。他下命令要求我们深挖沟渠和几英里长的壕沟，但禁止我们向敌人进行进攻或‘挑衅’。只有在日本人抓住我们分区和旅司令部以及包围了我们团后，我们才接到命令去‘收复原来的阵地’。所以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一个渡口，却发现我们的主力已经撤走。我们只能再次冲破敌人的防线，去加入似乎持续不断的撤退，我们团似乎一直是在最后。最后，在1937年10月底，我们又一次发现我们落在了敌人防线的后面。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分散然后渗透到我们自己的后方，还是停在原地不动。人民群众要求我们留下来并帮助他们抗击日本人。
  “我的团有民主的传统，加入我们的一部分学生帮助我们将其转变成了民主制度。甚至是在抗战以前，我们就有士兵委员会来处理团体混乱以及其他一些混乱事情——警察眼中的‘危险倾向’（那些警察在战争以前甚至抓捕过我的人）。所以我就召集了一个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我的军队通过投票赞同我们留下来，而这也是我想要的。我们决定将我们团的名字改叫‘人民自卫军’。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是想叫‘华北人民自卫军’，但是有一个士兵站起来反对，他说战争将会是持久的，我们可能会接到命令去其他地方与日本人作战。
  “后来，我们又重新占领了安平、安国两个县城，并废除了在那里建立的伪军政府。”吕说。“从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谈话中，从我们听到的共产党的纲领取得胜利的消息中，我们知道，没有民主、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就不可能打游击战。我们把村里的老人召集起来，让他们选举出他们信任的人来管理政府。我们鼓励组织救国会。每个村子都被授权建立他们自己的人民自卫连，每个县建立自己的人民自卫团。
  “减租的政策宣布了，盐可以自由买卖了。盐的买卖之前是被政府垄断的，这种生活必需品的高价格是农民们抱怨的主要问题。”吕解释说。
  “我们得知，邻县高阳地方的共产党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伍并且做得很好，”他继续说道，“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去他们那里建议采取相同的行动。好几支警察和地主武装在张荫梧的领导下也举起了抗日的旗帜。我们也和他们进行了接触。他们当中的一个年轻指挥官——地主的儿子张仲瀚——现在是八路军120师719团团长。
  “很快，这些力量之间就达成了协议，但还是保持着他们之间不同的名称，例如我们叫人民自卫军，高阳共产党叫‘第三支队’、河北游击队、河北民兵以及其他的名字，大家都感觉到了建立一个联合的指挥部的必要性。在高阳举办了一个联合会议，把我选为战区的指挥官，因为我的军事经验最丰富。高阳会议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亲眼看到八路
军，它的一支骑兵部队刚刚深入到河北中部。”
  孙志远是一个敦实的年轻人，戴着有钢边的眼镜。他在战前是一个共产党人，战争开始后就成为一名士兵。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告诉我，“党把我送回了保定附近的家乡，并且指示我在那儿组织军事反抗。有秘密的共产党员在这个区域工作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哪些农民是党员并且在一个牛棚里和他们悄悄地会面。我们的难题是我和其他人都没有作战的经验。
  “幸运的是，我们的农民党员很坚定和机智。他们很快就以小组的形式出去破坏附近的平汉铁路，扯断日本的电报线，向巡逻的日本人开枪。看到了他们的成功，全部农民都消除了对敌人的恐惧。在村庄附近
走动，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器具是用我们拆下来的铁轨做的。很多农民烧的煤是我们在袭击小火车站时缴获的。
  “不久，老百姓们就开始自己采取行动了，”孙带着微笑回忆说，
  “一个又高又壮的小伙子经常拿着水果去铁路的西边贩卖。一些日本士兵吃了他的水果但没付钱。他反复思量这件事，第二天，当有一个单独的日本士兵停下来尝他的杏时，他忽然之间打了他的嘴巴，把水果敲进了他的喉咙，并在他呛到的时候用石头猛击他的头。他拿走了这个死者的枪，然后逃跑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地区不活跃，这个农民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孤独的、被动挨打的人。结果是他加入了我们的分队，他和他的枪都受到了欢迎。
  “在1937年的10月，这个分队有300个人，”孙继续说，“人民通过观察我们之前取得的胜利以及为这些胜利付出的较小代价，他们坚信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很多家庭拿出了枪和其他的武器，这些武器是他们在军阀内战期间使用的，并且后来藏起来用来攻打匪徒的。他们把这些交给了一些年轻人，以便于他们带着自己的武器加入我们的行列。
  “在这以前，分队的组织工作一直是杂乱无序的。我们的人多多少少都是觉得高兴了就出去攻击一下，当他们有自己的私事时就待在家里。但是很快，这就有所改变了。在1937年12月1日，我开始和100人穿过平汉铁路。我们刚停下来去吃早饭，就有一个人跑进来说他听到远处有枪声。另一个人带着消息跟上来说日本人袭击了我们的根据地，炮轰并且还放了火。我们跑出去趴下来准备在他们回来的路上伏击，但是却错过了。”
  说到这里，孙停了下来，他热情洋溢的脸绷紧了。你可以看出来他不愿意再去记起接下来的故事。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他低声说，“我们发现所有的地方都被毁灭了。有少数人在周围走动，但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甚至连狗也不叫了。最后，有一个老人低声说有90个村民被杀害了。因为没有足够的棺材，人们就用席子把尸体裹起来然后埋掉。到了晚上，其余躲起来的农民回来了。没有人责怪我们把这些遭遇带给他们。相反，本来麻木的村庄因为对日本人的仇恨而觉醒过来了。
  “有些人记得有个姓吴的人曾经跟伪军有过接触，只有他有可能告诉敌人村子里有游击队。人们赶去他家里，但他已经逃走了。他们决定应用‘没收汉奸财产’的口号，把他的财产分给那些家被毁的人。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些是死者的亲属，加入我们的队伍来复仇。为了保护他们的意愿，我们延期了其他任务，为‘复仇战’让路。
  “几天后，我们锯掉了一座木头公路桥的椽木，并且设立了一个岗哨，”孙说，“很快，有16辆敌人的卡车开了过来，他们中的第一辆立即掉入了河里，连着桥也一起掉了进去。我们的战士们马上冲了出去，杀死了20个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在这件事之后，有更多的人加入了我们，因为每个人都看到了，那些出去战斗的都杀死了日本人，而那些待在家里的只能等着日本人来杀他们。我们的队伍更加稳定了。人们不再把游击战看成是偶尔的练习。我们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游击队会保护受到敌人威胁的地方，人民也会向我们报告敌人的每一个行动。
  “很快，吕正操的部队和八路军120师的部队在我们那一带出现，我们开始和他们进行紧密的合作。党派我到吕正操的政治部工作。”
  到1938年年中，晋察冀解放区的正规战线由许多不同的成分组成，人数已经远远超过10万。有组织的志愿民兵数达到数十万。超过30个县的1100万人口又回到了中国人的控制中。各群众组织中有超过200万成员。日本人曾鼓吹他们用三个月就可以征服整个中国，然而六七个师的日本人正忙于想重新监控这一区域，这样他们就无法参与正规战线的斗争了。

  三、晋冀豫：司令部所在地
  同时，从太行山一直往南见证了晋冀豫解放区的诞生。
  这个区域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有利条件，即使是在敌人占领前；八路军的总司令部，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领导下，就建立在那里。当日本夺取了山西省的主要城镇和通讯线后，它没有疏散，而是从辽县转移到了周围的山区。但是指挥中心的存在也有它不利的影响。一开始，日本并没有对其他抵抗地区投入很多的关注，他们对这里的攻击则从一开始就是不间断的和暴力的。
  这个区域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有大批的产业工人。他们来自于四通八达的铁路线，来自于太原兵工厂以及本省的许多煤矿。因为抗日力量常常在城市附近活动，所以工人们不难找到并加入抗日力量。在这里，八路军招募了著名的铁路工人团，该团在曾由自己经营的铁路线上对敌人进行不断的、成功的袭击。
  也是在这里，工人的起义被组织起来并且与军事袭击相协调。在一次袭击中，八路军占领并且淹没了井陉无烟煤矿。起义的目标不仅是破坏敌人正在使用的工业设备，并且还要转移所有可能移动的设备来建立抗日根据地。因为充分利用了这些可能性，晋冀豫根据地在机器和熟练的技术员方面成为了解放区中最富有的。
  战争开始后的三个月，隐藏于敌人战线后面的独立山区里的小兵工厂已经开工生产。其不仅生产步枪、迫击炮、机关枪、弹药、信号枪、硫酸、野战电台、无烟火药、一些医药和其他必需品，还生产机床、纺织机器和印刷机。这些生产单位都属于军队或者由工人集体所有。
  在1937年底，在山西东南部山区的核心根据地向东推进到河北南部的平原以及山东西部的平原。像在晋察冀解放区一样，他们和地方抗日团体和爱国团体进行合作。政府经过选举由杨秀峰教授担任主席。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从政治派别上来说他属于救国会。他曾在天津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工商大学任教。在天津沦陷后，他领导爱国学生团体去太行山号召人民进行武装斗争。
  四、山东和向沿海突破
  也是在1937年底，八路军把触角伸到了海滨，与在中国最东端活动的抗日部队联合，建立了重要的胶东半岛根据地。这个地区的故事是朱瑞告诉我们的，他是这个地区一个高大、严肃的政委。朱瑞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及红军炮兵学院，然后在1929年回到中国，打了8年内战，又打了8年抗日战争。
  “从战略上说，山东是一个很好的游击队根据地，”朱瑞说，“从地理上看，它是由山区和平原交错组成的。农业和矿业都很富裕，谷物、棉花以及我们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都能自给自足。人口很庞大，有3800万人。数百年来，这里的人都以骁勇善战著称。
  “在沿海地区，抗日的传统可以回溯到15世纪和16世纪，日本人以海盗的身份来临，村民们组成志愿军把他们赶回到自己的船上去。在现代，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的平阳大战由山东士兵交战。在全省各地，你还可以遇见一些老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场战役。
  “另外，山东在1916年到1920年，以及1928年都尝到过被日本侵占的滋味。很多山东人移居到东北，1931年后，有许多人带着抗日游击战的经验回到了家乡。
  “山东人民有着长期反对各种侵略斗争的历史。人口的压力促使他们加入到军队中，或者移居到东北。也促使他们结成各种各样的秘密社团来对抗清朝廷、地主以及收税者。据估计，在战争开始时，大约有30万支步枪在山东农村的农民手中。所以要组织抵抗并不会太难。
  “在省内，有超过1000个老的国民党革命者，他们在国民党初期与孙中山一起工作过，但后来当国民党走上反动道路后，他们就脱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退休，或从事非政治性的工作，例如小学教育、农业改革试验以及农村里的手工业。每个人对他们都很尊敬，他们代表的是积极抗日的后备力量，在正确的创造好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行动起来。在省内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超过50人。
  “日本人进入山东实际上没有遭遇抵抗，政府管理者韩复榘因为叛国被枪杀。在日本占领山东后，八路军115师的三个连为了完成袭击津浦铁路的目标深入到了山东省的西部。这一行动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授权。
  “1937年12月25日将会被山东人长久记住，因为在这一天，人民力量在不同的地方攻击了敌人和伪军，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其他地方有什么事情在发生。超过20个不同的抵抗组织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周里发动了第一次对敌作战，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有一个或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小组缴获了敌人的一些步枪。另外一个小组在地上埋下了地雷，并炸毁了一辆日本卡车，仅仅缴获了一部电话，农民们把它拆成一块一块来研究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机器。第三个小组袭击了一个火车站，并消灭了一个日本下士卫队。
 “这些行动本身并没有什么是威风的，重要的是他们在各处发生，到处都像是点在火药桶上的火星。听到他们的人都说‘抵抗开始了’，并把他们的枪从隐藏的地方拿出来。老的军队里的士兵加入了新的小分队。山东省的军队没有被打败，它是被出卖的。士兵们因为没有打仗就把一个省丢掉了而感到狂怒，想要狠狠地打击敌人。
“所有这些支队使抗日力量壮大的速度令人难以相信。有一支部队在12月底开始时只有几条步枪，到1月10日的时候已经拥有超过1000人，其中600多人是武装起来的。其中一些枪是英格兰制造的，来自威海卫的仓库。威海卫曾经租借给英国作为基地，并且一直作为英国战舰的停靠站。当战争爆发的时候，看守仓库的中国卫兵在日本人抢夺武器前把它们都运走了。
“正是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我们党在山东的一些主要工作人员在斗争刚开始时就失去了生命。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是被敌人杀害的，而是被中国旧政府的残余分子杀害的，这些国民党残余分子看到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拿起武装时感到恐慌。当这支部队只有几条步枪的时候，文登县的县长就试图用他的政策来解除武装，杀害了这支部队中的4名共产党员。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壮大，每天都有超过百人加入这支队伍。
“它第一次攻击的对象是驻守在牟平的伪军，游击队用了90条步枪，召集了所有人一起来审讯伪县长和警察局局长，由人民投票判决他们死刑。游击队被600名站在卡车上的日本人反攻，日本人有两架飞机。山东东部的共产党领导人李琪第一个受重伤，另外10个指挥官和政治工作者也被杀害了。但是日本人死伤40人，两架飞机中的一架被一支幸运的步枪打了下来。
“在几天内，这一区域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夺下牟平的消息，知道了卖国贼被公审，知道了他们击退了敌人的反攻。不知何故，步枪把飞机打下来的事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件事证明了，即使是在空中，敌人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也不是不可攻破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抵抗力量如此壮大。
“同时，津浦铁路沿线的三个八路军连动员了大量的志愿者，一直到该省的西边。但是直到几个月后，才有八路军来到胶东半岛东部。当他们的两个团到达时，他们发现该地区已经建立起并发展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根据地，拥有自己的传统、经验和领导。三万人已经武装好。这支军队不像其他地方一样需要再发动反抗。它只需要在战斗的山东人民已经打好的坚实基础上发展。”
五、大江上的新四军
  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中，最后一个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长江下游的新四军军区。新四军成立于1938年，由老红军组成，这些红军没有参加长征而是留在了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省的山区里。在那里，党派之间互相的敌意在10年的相互倾轧后变得根深蒂固。虽然别处的内战在西安事变后停止了，但在这里仍然在继续，国民党相信很快就能清除“残匪”。当战争最终结束时，他们就竭尽所能想要解除红军的武装并解散他们。与全国的实践相反，内战时期的政治罪犯和军事罪犯
并没有得到释放。①
  尽管同日本的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但让这些游击队集中到统一的指挥员领导下，并被官方承认为国民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这一谈判过程还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支军队取名为“新四军”，是为了纪念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他们在国民革命中1925年到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争时期曾与共产党人肩并肩地战斗过。蒋介石作为最高司令官，在安徽和甘肃省给新四军划分了一块活动基地，并任命叶挺②为军长。

① 到1944 年在宁都的大本营和其他地方仍可以看到他们。
② 1946 年在一次空难中牺牲。

  新四军工作的政治条件与八路军相比有很大不同。八路军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延安地区）有自己的后方根据地。那里人民的力量由于政治和经济改革已经调动起来。新四军作战地区的政府还被旧的地主和国民党官员控制着，共产党除了作为作战部队的成员外，不允许合法存在。八路军可以自由地在群众投票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的管理政策。新四军只能在现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范围内作为一支纯粹的军事力量行动。他们要想赢得人民的友谊，只有遵守老红军部队严格而简单的规范，正是这套规范让老红军部队区别于其他中国军队：
（1）将被取下来做床板的门重新归位。
（2）如果你向人民借稻草就寝，要把它整理好并放回到原来找到它的地方才能离开。如果你移动了任何东西，把它放回原处。走之前把你的垃圾打扫干净。
（3）保持谦逊、真诚和友好。
（4）没有征用。对你买的东西付出合理的价格。
（5）借用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归还。
（6）损坏的每一样东西都要赔偿。
（7）不要把村庄弄脏。
（8）远离女性。
  从地理上来说，新四军面临的状况也不一样。没有山区可以躲藏。战区平坦，水路纵横。
  一到达新根据地，新四军就潜过前线，在沪宁铁路沿线骚扰敌人，并且立即就到达了海岸的北面。与此同时，它重新组织自己，从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作战行动尽管还有游击队的性质，但是在一个中央指挥部的严格协调下进行的。在上海，共产党与其他的地下爱国组织相互联系，这些组织把药品和其他物资运过日本的封锁线，从城市里招募学生和工人。因为接近华中的大城市的中心，新四军能够建立很高级的技术服务。它的医务工作很快被来访者评为中国前线中最好的。
  尽管新四军没有被允许组织和武装群众，而八路军可以这么做，但它的人数仍然从第一年的1.5万人增加到将近一倍。当主要铁路城市徐州陷落时，新四军朝这个方向扩展了它的活动，和八路军以及其他山东抗日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日本人到达汉口蒋介石的临时政府所在地时，新四军通过大规模破坏铁路，袭击陆路和水路来阻碍日本人的进击。当汉口陷落时，新四军向西派遣军队，并且开始在这个城市的四周作战。
  第一时期的战争根据军事上的不同特点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进程——日本在正规战线上迅速夺取地盘和游击队开始收复被占领的地盘。政治上的特点是，中国两条战线之间的团结和日益增长的互相帮助。
  到1938年冬天，当抗战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在名义上由侵略者控制的地方建立起了四个主要的抗日根据地，三个在华北，一个在华中。北方的三个根据地都有以民众选举地方机构、武装农民和减租减息为基础的解放区民主政府。共产党、救国会以及那些留下来没有撤退的国民党爱国人士在民政改革以及军事斗争中相互合作。抗日根据地的正规军人数增长已超过20万人。大约50万农民自愿组成地方自卫队，作为战争民用辅助机构的人民组织，该组织已经拥有500～600万成员。
  在正规战线上，阵地已经被建立，这些阵地在后面的五年中基本没有变化。中央政府退到了重庆。在那里，中央政府宣布自己的任务和意图是集合内地的力量，准备最后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