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中国谁是“排外的”？
在不久以前糟糕的日子里，外国如果想把中国放在一个合适的框架里说服他们让步，会有一个习惯，首先派一艘小小的海军军舰到中国的海岸，打开他们的枪栓炮衣，也许还会投掷几个炮弹。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炮舰外交，其在那个时候很少失败。而且，作为整个事件的准备阶段，那些被枪指着的人就会被称作是“排外的”，他们就成了在中国犯下最大罪过的人。当中国的民族意识壮大到超过炮舰外交的时候，这种外交政策也就不流行了。愚蠢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37年想使用这种政策时发现，即使是使用一支很庞大的军队和军舰也不够，并且为时已晚。在日本偷窃并企图用它来掩饰自己的侵略使之成为“保卫所有文明国家的权利”后，这种指责人家用排外作为开枪借口的理由也逐渐褪色了。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没有人再因为这种罪状被处决，但这种指控依然存在。一些老的殖民海员对亚洲的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很敏感，他们深信每个中国人从骨子里都是排外的。
在战时，一个退役的印度军队元帅菲利普·切特伍德爵士是英国红十字会的主席。在1945年我曾在伦敦见过他，并询问他，其组织是否愿意把药物援助公平地分给中国的各个政党而不是只给国民党。他表现出十分的同情。后来我又向他提出，这些援助除了是人道主义的需要外，还可以表现出英国民众对中国团结的关心。接着，这位强悍并且顽固的菲利普爵士笔直地坐起来说：“他们不是有5亿人吗？依我看，如果这些人都团结起来，那太可怕了。”菲利普爵士那种想要帮助竞争双方的想法并不是想让他们团结起来。他很害怕中国人的“排外”。亚洲人民和这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很有经验，他们当然会反对像元帅这样的外国人。
在1944年年末，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中国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日本人，但史迪威将军并不是像菲利普爵士那样令人讨厌的人。他试着促进，而不是避免使中国更好地团结起来。他想以用来封锁共产党的50万国民党大军去攻打日本，以防止日本侵占中国更多的地方。他还想组织美国与共产党军队合作，就像和蒋介石合作一样，只与蒋介石合作是远远不够的。迪威将军很喜欢中国，但很无奈地被撤换了职务。更让他伤心的是，国民党还散布谣言说他反华。美国记者又反过来说国民党排外。希望史迪威将军成功的中国进步人士则指责国民党既反对联合国又不爱国。
在战争期间，中国还是没有统一，而美国的援助也只支持一边。史迪威没有成功地把美国军队和物资援助送到中国北方用来攻打日本，因为蒋介石阻止了他。他被说成是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人，而事实上他只是希望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展现出更强有力的干预行动。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继任者魏德迈将军在蒋介石的祝福下把一些人送进中国北方，同时蒋介石的军队也进入了那里。他们和之前的伪军以及仍然有武装的日本军队一起看守桥梁、铁路和城镇，来反对共产党军队的“非法占领”，而战争期间恰恰是后者在这个地区独立地与敌军作战。这时，共产党人便指责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并煽动战争。共产党警告美国的巴贝海军上将将美国第七舰队调离中国海岸，还向装备着美式武器的蒋介石军队所乘坐的火车开火，该列火车上搭载了一些美国军官作为挡箭牌。美国海军陆战队炮轰了一个村庄来作为报复，很多中国人尖锐地认为这是像利迪策事件一样的报复。但蒋介石现在是美国的伙伴，他支持美国现在采取的行动。共产党则不是这样，其被说成是“排外的”，国民党尤其这么说。
在中国，外国的影响分为很多种，因而也有多种排外情绪与之对应。当然，研究外国人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反华可能更有好处。但是，既然西方害怕的是一个现代的并且独立的亚洲的排外情绪，并且也因为这本书是给西方读者看的，所以从排外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是值得的。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记录。
一、新戏的背景（19 世纪前叶）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站出来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这是一种胡说八道，因为中国由一个政府和一种文化焊接在一起的时间比当今世上任何国家都长。在古代，他们对自己保有的共同特色感到很自豪，认为他们的国家就是整个文明世界，而外面的都是“蛮夷”。有些时候，他们也没有错得很离谱。
另一方面，中国古老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任何现代的政治制度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国家官方的名称也从来不是中国，只是朝代的名称。举个例子，在满族的统治下，中国叫作大清帝国，意思是“伟大的、纯洁的帝国”。大清的名字是努尔哈赤的王室所取，因为那个时候帝王家族在达到称帝的目的后已经不满足于以姓王或姓朱载入史册。如果英国国王也这么做的话，他们可能会这么命名自己的帝国，也就是“温莎皇室雄狮领地”，直到其他的王朝取得成功为止。在大清帝国极盛的时候，统治的民众不止汉人，还包括满族人、蒙古人和西藏人、新疆的维吾尔人以及西伯利亚东部的狩猎部族。没有人知道大清帝国的边界在哪儿，但是知道朝鲜人、缅甸人、印度支那人和尼泊尔的廓尔喀人等每年都会向北京进贡。
尽管汉人被征服，他们还是认为自己在文化上比帝国内的其他民族都优越。他们拥有最通用的文字，已经建立了的行政体制以及丰富的传统文化。他们的学者是唯一可能管理大清帝国的官员，只有他们懂得税收、灌溉、科举考试和其他的一些事情。他们的语言是唯一的官方语言。无论你是不是征服者，满人学会了汉语而且忘记了满语，而不是汉人学会了满语而忘记汉语，甚至不把满语作为第二语言。官员的任命还是延续以前，依据中国儒家经典的考试成绩而定。汉族官员为一个外族皇帝来统治自己民族的人民，但他们常常也会计划着操纵皇帝。
但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和当官的不一样，他们永远没有忘记是外族人在统治自己的国家。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大清子民”，而是不知从何时起称自己汉人或者简单地叫作黑发人。后一种名字的叫法更早些，可能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人民与其他肤色的人种打交道的时候。我就曾经在原始的西北省份亲眼看到过灰眼睛、红头发，有时甚至是沙色头发的中国人。
他们有时候也用另外的称呼，比如汉人或唐人，取自于耶稣纪元早期他们自己的两个伟大的朝代。在他们为了保卫土地对抗土匪以及为了互助共济而成立的秘密组织的原则中都有关于反清的规定。
由于某些原因，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令人满意的解释，在亚洲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人民中，唯独中国人总是能逃脱神或者是尘世君主在精神上的奴役。在古印度，迷信对群众的控制非常恐怖，它巩固了种姓制度。寺庙是神圣的和受人尊敬的，甚至牛在许多人眼中也是神圣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城市几乎完全不迷信。在中国的农村，在一个人的思想里，几信仰常常是和平共存的，每一种都信一点。村里的神像孤独地坐立着，大雨倾盆的时候雨水从破烂的屋顶滚落下来，把神像淋湿。有些小男孩把神像的黑色的石眼珠子挖出来玩也没人管。当遇到长期干旱或者在其他什么情况下，神灵也许能提供帮助的时候，神像就会被翻新并且受人膜拜。但如果神灵没有起到作用，农民就会用棍子敲打神像。据说，天上的神灵和地上的凡人一样，一个村里的神灵就是一个小孩子。在就像向凡世间的小官员行贿一样试着向神灵行贿后，人们经常对这些神灵做一些他们不敢对凡世间的小官员做的事。
中国人常常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皇帝。像日本一样，中国的皇帝都被认为是由神来任命的，但是日本皇帝被认为是神的直系子孙，而中国的“老天的儿子”只是收养的，要用他行为的好坏来判定。日本的皇室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侵犯的、永恒的。而中国人则认为，如果发生了大的灾难，或者国家治理得不好，那就是上天收回成命的征兆。那么，去推翻它，再寻找一个更好的朝代来代替它就不是一种不虔诚的行为，而是一种贤行。
另一点跟印度和日本相区别的就是，在耶稣纪元前，中国世袭贵族在中国已经不重要了，各种卑微的人物登上了宝座，甚至是神座。刘邦，汉朝的奠基者，就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士兵。关公，在三国时期很有名的将领，后来被人们神化为战神，之前是一个客栈老板。明朝的开国皇帝是一个脱去了罩袍的和尚。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也是官方一直没有取缔的成功的小说就是《水浒》，赛珍珠把它翻译成《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部小说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广为流传，它讲述的是一群有趣的强盗的故事，他们都是专门来惩罚压迫穷人的普通人。
直到外部的挑战对中国来说真的很严重的时候，清王朝患上了像以前一些朝代快要灭亡时所患有的枯朽病。农村的状况很糟糕，农民们开始把秘密社团里反清的口号付诸行动，而不是有所期望。那些学者官员们也开始离开满族，因为他们不再代表稳定，中国的封建主义总是需要一个“强者”在中央。普遍的状况就像明朝覆灭前的形势一样。明朝衰亡得太快了，以至于无法应对内部或者是外部的敌人。
像吴三桂一样，满族政府和它的汉族官员开始在两种恫吓中演习。但是这一次不再是具有超高骑术的精明游牧民族等在中国的大门外。当中国还在沉睡的时候，现代的世界已经在一夜之间成长了起来，并且很随意地就踢开了中国的大门。
二、西方决定性的突破（1839—1850 年）
之前的中国侵略者都是从北方和西北方通过陆路进入的，这些地方多少年来都是中国的前大门和首要的防御地区。海岸线方面有太平洋这个巨大的护城河作为保护，从没有经历过巨大的麻烦，只是在中世纪时偶尔有日本的海盗以及后来少数载着荷兰和葡萄牙冒险者的船只的骚扰。到了19世纪早期，英国作为当时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用炮火轰开了这扇被忽视的大门。中国原来最安全的后门忽然变成了最脆弱的边界，后门变成了前门。
英国强迫中国将其领土向外国使者和贸易开放。它用武力夺取了香港，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在外国贸易区建立了一个外交上的治外法权，让所有的西方人（后来是日本人）可以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给那些之前忍气吞声的传教士随意传教和修建教堂的神圣权利。
这种突破的影响是激烈深远的。它立刻就暴露出了一个事实：中国不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和亚洲最大的要塞，而且无力阻挡与印度一样的命运。西方进口的货物强行进入，首先是印度的鸦片，然后是廉价的工业制成品，扰乱了中国的财政结构，摧毁了其手工业。
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中国官员，一方面痛恨“蛮夷”的入侵，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如果不吸收西方的科学来使自己的国家强大，就无法避免遭受西方的统治。但是，衰老腐朽的满族依然拥有权力阻挠任何形式的革新。尽管他们也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他们始终把这个国家当作自己家族的财产，而不是祖国。官员和朝廷之间的裂痕也因此加深了。一些官员开始思考西方的政治哲学和生产方式，并且开始考虑如何在中国加以应用。
当时对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弱点感兴趣的不止一个西方国家，这使得中国免遭完全的殖民地化。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在中国不同区域的占领受到它们在欧洲的相互关系以及力量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置对方于死地。
那些势力较小的国家的代表也出现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美国有他自己的边境要发展，所以不想找海外的属地。它的力量还很薄弱，以至于不能以旧的方式加入到争夺帝国的行列中。但是，它的利益却包含在内，因为自从“飞剪号”从波士顿出发去利用革命获得的通商自由的机会后，美国就成为在中国贸易的先锋。为了保护这样的贸易，美国逐渐提出了“最惠国待遇”以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些所谓的原则。这些后来成了美国对远东地区实行的政策方针。
这一政策常常被误解，被误解的时间甚至比它解释清楚的时间都多。它的目的并不是加强中国的力量或者给予其按自己意愿开关国门的自由，而是为了确保中国的国门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如果英国和法国用它们的火炮来攻击中国，迫使其降低对它们在货物方面的征税，或者为它们开辟新的口岸，那么中国也必须把这些“最惠国”的特权同时给美国。欧文·拉铁摩尔把这个描述成“搭车的帝国主义”，他说，它的座右铭可以概括为：“我也要。”
当然，那时候美国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支撑这样的观点。它能被接受的一个理由是，那时候的超级大国——英国、法国和沙俄——也看到了一点，那就是：几个国家共同从中国获得特权，相比于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来说，是个更有用的方法。事实上，后来对这一政策的阐述是美国和英国合作的结果。外国在中国的利益变成了一种卡特尔，并且，外国在中国土地上的权利往往用“外交使团”联合的形式来获得，而不是依靠单一的力量。无论这些白人国家之间如何争论不休，它们还是会结合成一条阵线来对付中国，并且从那时候开始长达数十年之久。
清朝对此自然是不高兴的。但是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因为力量的虚弱，它自己从现在的情况中也能获得好处。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允许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废除清王朝，把中国完全接管过去。由于北京政府是负责把这些平等的条件提供给所有合作的竞争者的代表，那么它的存在对它们来说都是有利的。假如这是一份很昂贵的保险，它也成功避免了一些风险。从长远来看，北京政府无疑还是保存了一些中国最低限度的主权，尽管中国伟大的领袖孙中山有些辛辣地说过，这样一来中国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半殖民地，而是使国家变成了“次殖民地”——大家的殖民地。
顺便说一句，不管这个政策的起源是什么，它为美国在中国赢得了一个独特的位置。美国一些早期的使者比如安森·柏林格姆经常强调，他们的国家是为反殖民斗争而生。美国没有参与争夺中国领土并且直到1900年之前没有向中国派出过武装力量。英国人则讽刺说，美国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美国总是计划着等英国动用武力及遭受抨击后来分享贸易和法律上的好处。这不是漂亮话，而是事实。但当时危在旦夕的中国人却不这么认为。如果说美国没有为这些特权而战斗过，那么其他国家也没有。对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美国人没有用手里的枪来攻击他们。
三、太平起义和第一次干涉（1850—1865 年）
我们已经注意到，当中国的国门被攻开后，进来的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是整个现代化的世界。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一旦结束，其就会被新的民族奴役威胁，这是对隔绝状态所造成的落后的一种惩罚。但是也是那时，与外界的联系使得中国人民看到了别的国家在推翻封建主义后获得的财富和力量。如果中国再发生一次起义的话，那就不再是朝代的更替或者像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一样，来重新开始一次已经重复进行多次的停滞周期。西方人民创造出来的政治和技术上的方法使得人们不但有可能反抗封建主义的压迫，还能彻底远离封建主义。中国不需要再去想新的办法，而是可以借鉴并且适应他们，从而为己所用。
西方带来的双重影响引起了复杂的反响。有别于过去的团结以及与“外部蛮夷”相比较而产生的优越感，它为现代的中国民族主义种下了来进行斗争保护自己的种子。这种影响还把民族主义与争取民主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它还产生了两种西方人喜欢讲的排外主义。
满清皇室以及与它完成共同事业的封建统治政府害怕外国的枪炮，他们更害怕外国的思想。他们可以用一片一片的土地和大量主权来贿赂外国帝国主义以示妥协。但他们对所有的民主倾向却是无情地厌恶，无论哪里有这种民主倾向出现，他们都会用火、剑和严刑拷打来扑灭它。中国统治者的排外显示出他们强烈的决心，那就是要继续统治人民，让他们与“危险的思想”隔离。这也是出于对整个现代世界及其进步性的仇恨。
另一方面，中国新的民族主义是要为成为现代国家的一员而非奴隶而战斗。它欢迎西方的书籍以及发明作为它实现目标的武器。它既不反对现代化，也不排外，而是毫不妥协地支持现代化，反对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后，爆发的第一个大规模动荡不是反对外国人，而是反对封建主义。它不是来自处于上层、因为西方书籍而激动的知识分子，而是来自农民，他们又一次受到了无法忍受的压迫。它的领导人是洪秀全，一个没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他充满能量且具有远见卓识。他早期在华南遇见过一个新教传教士伊萨卡·罗伯茨，后来自己也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他提出了中国人的正义、平等的口号以及《新约圣经》中关注穷人权利的篇章，他呼吁群众加入他的队伍，一起推翻满族，建立太平天国。
1850年，洪秀全在广东和广西两个省的一些无名的村庄发动了军事起义。他的势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无数的农民、一些“有正义感的学者”以及一些顺应潮流的人都加入了他的队伍。不久，他就组建了严密的军队，虽然是由“卑贱的人”组成的，却想出了聪明的战略，展现出了空前的牺牲精神，发展了一批有能力的游击队指挥官。他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销毁地主的地契，建立政府关心穷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横扫了长江以南的整个中国，清除了满族的势力，并且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内战打了15年，在它结束前，太平天国的旗帜至北插到了北京郊区，至西插到了西藏草地。据说有2000万人在起义被镇压时死去。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了中国民众斗争史的一个篇章，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们仍然目睹着它的发展。它开启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是原来积极进步的国民党和后来中国红色军队的前身。同时，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农民叛乱。奥古斯塔斯·林德利，一个访问过太平天国的英国人，对他所看见的一切深受感动，于是尽力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告诉外界，就像埃德加·斯诺等一些作家为太平军的现代继任者所做的宣传一样，林德利引用了太平军的土地法：
耕者有其田，让他们共同耕种，收获后，让他们共同享用……那么，每个人都会平等分享。每个家庭都种桑树，养五只鸡、两头猪，并且保证它们下蛋……一到收获的季节，每个旗官（太平天国最底层的行政官员）必须保证他所管辖的25个区有足够的粮食，如果有多余的就充公……那么君主就有足够的粮食可用，各地的所有家庭都有平等的粮食提供，每个人都能吃饱穿暖。
“丰衣足食”是目前八路军的口号，但是在其他方面，太平天国的这套方案是传统的家长式的做法，主要依靠的是官员的品德，而不是老百姓的自治。另外一个目击者，著名的传教士布里奇曼博士谈到了现代化的特点。他指出，相比较于清朝只对西方的武器感兴趣，太平天国是从对服务人民有用的角度来吸收欧洲思想的。他所看到过并且翻译过的太平天国的村子墙上写着“分发食物、衣服和药品以及修理一些房子用来种痘的通知”。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乔治·博纳姆爵士说，他曾经观察到太平天国的军队“具有一种热情和统一的目标来证明他们不仅仅是受雇佣的”。另一名英国派驻到远东的著名外交家亨利·梅多斯在1861年4月19日给伦敦的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的急件中，催促他“站在太平军的这一边，因为清王朝已经危在旦夕”。
尽管对这种从封建主义转向自由的人会抱有本能的幻想，但西方的态度很快就转变了。起义的过程给在上海的主要几个外国贸易区的地位带来了改变。准中立地位使它们变成了地主们的天堂，地主们携带着自己积累的租金和粮食逃离长江中下游的村庄。这些财富中的大多数在上海的第一次房地产繁荣时期被转移到了外国公司和私人的腰包里。在该时期，土地和房屋在外国旗帜的保护下被以惊人的价格卖给新来者。另外，当太平军到达这个正在成长为中国海运贸易中心的城市时，当权者把收关税的责任“临时地”交给了英国，希望即使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的时候，依然可以保留港口的收入。
富有的且实力强大的外国商人和房地产商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主权管理机构——上海工部局，从而完全控制住了中国最大的商业动脉长江的出海口。工部局承担了对中国人和外国居民及其财产的保卫和征税权力。它拥有治外领事裁判权，这种权力已经作为国际关系准则写入了中国此前和英美签订的条约中，并且根据“最惠国待遇”又扩展到了其他国家。在这种权利下，上海工部局工商管理者唯一授权的、唯一可以从法律上对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上诉的是他们的领事。这些领事的身份包括外交代表、贸易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案件的审判官；这些案件无论原告是哪国人，只要被告是西方人就归他们审判。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些所有外国人都享有的权力，领事们自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叫作领事团，这个委员会在任何事情上都有最终发言权。
这里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再三思考。外国的大臣们想，如果清王朝的软弱和腐败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那又何必要跟太平军攀关系呢？他们信奉基督教，也是进步的，但是是可以建立一个强大中国的爱国者吗？所以，正是这些外国人而不是动摇的清军，把太平军挡在上海之外。
在此之后，英法联军的陆军和海军利用一件小事件占领了北京，那就是一只挂着英国国旗走私鸦片的船只“箭”号被查获。他们让清朝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主人，以及为什么别人来援救满清会受到干扰。中国被羞辱，上海的新地位被写入了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在其他口岸开辟租界，给外国人在沿海岸和内河航运的权利，而中国当局不能在法律上或行政上去施加一些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无论是通过哪里进行的，都被规定不得征收超过货物价值5%的进口税。由此，中国唯一能为发展国内工业提供保障的可能性也被消除了。治外法权进一步被明确和加强了。代表中国政府征收5%关税的中国海关本身就被外国所控制。不仅仅是在上海，别的地方也一样，也不是暂时地，而是无限期地。海关的高级官员由英国、法国、沙俄和美国这些主要的“缔约国”根据一定的基础来分配。英国和法国为了获得这些特权而付出的军费开支以及后来清朝借款的利息都通过税收形式得到保障。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法国人在玫瑰战争期间在英国的海岸上站住了脚，在伦敦建立他们自己的市政机构和税收机构，在其他地方还有分支，并且抓住这些“权力”不放，那么英国的历史将会是怎么样的。很可能没有圈地运动，没有伊丽莎白时期的远航和财富的积累，没有遍及整个帝国的航海运动，也没有工业革命。英格兰可能会像爱尔兰一样，或者像中国一样。通过以上的想象，我们就可以清楚这一切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这些国家在征服清王朝使它服从自己的意愿后，就开始帮助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消灭太平军。林德利对此做了辛辣且精辟的描述：满族在与外国的交往中恐惧日渐加深，这促使它做出了最让人反感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个太平军起义的时候，这种行为变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所以，欧洲人对这股新起的力量感到赞同也是很自然的。正当太平军的组织和宗旨被广泛传播的时候，欧洲人几乎遍地的称赞。传教士和宗教界几乎高兴疯了……外国商人们在各个领域进行投机（除了鸦片走私贩）。
这些仁慈和有大胸怀的欧洲人等了一下，当他们发现对他们有利的变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善、他们的获得将会被减少的时候，人们惊讶地看到，他们的同情心就像鲍勃·艾克里的勇气一样，从他们的指缝中一点点溜走。很快就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们最后一点的慈悲也熄灭了……“箭”号的查获为他们提供了动用武力的借口，这样就以一条更短、更直接的路来代替了原来想通过太平天国运动那里获得的所有那些有利条件。对一些商界人士来说，这足够使他们的鸦片交易合法化，并且总的贸易额也会增加。对于一些政界的人来说，中国的力量已经弱到使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强迫它按照他们的意愿办事的地步。
太平军立马就被扔到了一边。重要的不是他们的事业是正确的或神圣的，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英国商人和政府来说不再有利可图。而且由于自私所造成的错误概念，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清王朝处于无力的状态……他们也没有预见到，尽管延误会阻碍太平军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在经过短期的试验后，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贸易会比他们强迫清王朝进行的非自愿的贸易更有利可图。一个奇怪但却真实的情况是，英法联军的攻击并没有很大程度地削弱清王朝……首先，欧洲人遇到的常常是地方武力，他们敢于内讧，因为他们对内部威胁的恐惧远远超过对外国军队的恐惧。
美国在这些事件中的角色是很暧昧的。在上海的美国商人参加了反对太平军的行动，并且出钱雇佣了一支由马萨诸塞州塞勒姆人华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指挥的军队。这位指挥官的坟墓后来成为了美国商界人士祭拜的地方。美国虽然从表面上看未参与战争但在英法联军共同攻击中国时美国海军也开了很多炮，这场战争最终以迫使中国签署《天津条约》而结束。1856年，美国军舰“朴茨茅斯号”和“利特万号”坚称要它们作为“中立”者有权驶过中国人在广东设置的河障，它们炮击并且攻占了途中的一个堡垒，而那些堡垒是为了阻拦正在和中国打仗的英国而设的。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还设立了纪念碑来庆祝那次胜利。1860年，在墨西哥战争（韦拉克鲁斯）中出名的海军准将塔特纳尔率领的军舰在离中国北方大沽要塞不远的地方抛了锚。当时大沽要塞正遭遇英国上将霍普的攻打，而霍普已经被中国的海岸大炮打沉了好几艘舰。就是在这个时候，塔特纳尔第一次说出了他的名言：“血浓于水。”他开始给霍普的伤员提供药物支援，他最后也向中国人开火了，并且牵引着英国的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对抗。这整件事情最后的结局就是美国在天津占领了一个“美国租界”，后来，林肯总统直接下命令放弃了这个租界。因为他不主张从与美国和平相处的国家中抢夺土地。
这段历史是值得记住的。这尖锐地说明了美国军队在对待弱小国家和人民时的行为。英美联盟的支持者的一个充满感情的口号显示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关系。它解释了为什么这样一个联盟的主张会在远东地区引起忧虑。同时，它也显示出了真正属于人民的美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这些冒险行为以及它的结果的。林肯的行动是使美国在中国受到上百年欢迎的根源。中国人忘记了对塔特纳尔的憎恨，因为有一个更伟大的美国人使得他们对他的国家产生了新的看法。
太平军不愿意与清王朝竞争去成为外国的工具，于是进一步加速了英法联军对太平军的干涉。被称作“天王”的洪秀全没有要求欧洲的帮助，只是要求欧洲中立。对于伦敦提出的作为“中间人”调解战争双方的建议，洪秀全表示没有兴趣。他说，如果他不得不与皇帝打交道的话，他将会直接进行。随之而来的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杀戮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差不多。
一开始，英国并没有宣布有干涉中国事务的兴趣。他们向太平军保证，尽管他们在上海登陆，“但他们不会参加内战。”英国海军上将霍普（我们已经在“血浓于水”那段中提到过）宣称：“女王陛下的政府希望在交战的国家中保持中立。”但是他的一个下属谢拉德·奥斯本海军上校却被借到了清朝舰队当作战顾问。戈登少校（后来成为将军）被派去中国掌管一支经过现代化训练的清军，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常胜军。这支军队起先是由三个美国的冒险家华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伯奇瓦因和福雷斯特在上海的外国商人的资助下建立的。英国政府还让“军官们自由地进入中国军队，并给一半的工资，还有中国给的工资。”林德利的书告诉我们清军使用“恩菲尔德步枪、子弹以及炮弹（都是从弹药库中拿出来的，由英国的纳税人出钱）。”
通过林德利以及其他参加太平军的外国志愿者（包括一个英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史密斯以及一个参加过意大利解放战争的撒丁岛退伍军人莫雷诺少校）的努力，英国民众接收到了警报。特拉法加广场上举行了抗议示威。在1864年5月31日，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科布登（他曾成功地反对了英国想在美国内战中站在南部联邦那边的倾向）要求议会立即停止对中国的干涉。但是他失败了，悲剧也接着发生。太平军的呼吁被审查。地位较低的外交官提出的对太平军有利的报告被扣押，就像在1945—1946年美国对中国进行干涉时，美国大使赫尔利扣押他下级的报告一样。在上海的郊外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在一次冲突中，卡瓦诺上尉向太平军开了枪，太平军在还击中打死了一个欧洲人，作为报复卡瓦诺放火烧了一个村庄。在另一次冲突中，霍普上将把他的人安排在上海前方，作为“中国政府道义上的支持”。霍普在后来的一场交战中受了伤。林德利这样写道：
那些叛军把一颗子弹射进了英国海军上将的小腿里，尽管他当时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要杀死他们。为了报复这样的羞辱，联军向叛军开炮，杀死了大约300人，焚烧并毁灭了大量的粮食。
驻防部队是如何为清帝守住上海的，这点可以从太平军对上海的三次攻打中看出。在第一次战斗中，代表“中国”朝廷一方的有斯坦利将军率领的1497名英国士兵、波特海军上将率领的400名法国士兵以及由美国人华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指挥的300名中国人，没有正规的政府军参战。在第二次战斗中，有1700名英国人、700名法国人以及400名华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的人。只有在第三次战役中，才有5000名清军参加，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还有1300名英法联军的士兵和1000名华德（Frederick TownsendWard， 1831—1862）的人作为支援。
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因为议会的批评而十分恼怒，他放弃了否认。在尊贵的虚伪的维多利亚时期他宣称：
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干涉其实带给了它们很大的好处。我们干涉希腊，结果建立了独立的希腊。我们干涉葡萄牙，结果使葡萄牙人民获得了自由的议会体制……我们干涉的一些事情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我们干涉中国的事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条约中的权利受到了威胁，我们的利益处在危险之中。
所以，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指责为排外的太平军战败了。外国势力的干涉使得力量的对比不利于他们，但他们也面临着自己内部的缺点。起义的纲领既是神秘的，也是抽象的，尽管他们唤起了极大的忠诚，当他们到达城市财富的中心时，他们仍然具有农民暴动的弱点。
当时，英法联军的行动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他们给了中国的封建主义一个重新集合力量的机会。这些力量并不是来自腐朽的北京朝廷，而是来自中国南方各省的地主阶级。一开始，他们对朝廷的忠诚是受到怀疑的，他们仍然留恋最后的纯汉族朝代——明朝，明朝最后的子嗣曾隐居在他们中间。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忽然觉醒过来，意识到一个现实：清王朝和西方的外国人夹在他们和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租户之间。于是，像曾国藩和左宗棠那样能够把官员们吓得发抖的有办法的乡绅，就把宗族以及那个区域较为富裕的农民集合起来，为保卫清王朝的合法性、专制的传统以及高昂的地租而战。因为其中也包含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对这些“叛军”非常残酷，就像美国南部的暴民感觉到白人的权威受到威胁时一样。这些人后来还是继续为清王朝服务，并且想按照新兴的日本模式来建立一个封建但工业化的中国。但是他们已经削弱自己国家的力量，并且外国人也不会同意他们这么做。
在之后的25年中，中国一边从内外交困中慢慢恢复，另一边又总是受到进攻。甚至是日本也把自己放进来进行一些殖民的交易，它在1874年抢夺了琉球群岛（包括冲绳）。法国在1885年用小小的一仗夺走了印度支那，击败了清朝海军的大部分舰只。在1894年，日本再一次进行攻击，在朝鲜和台湾建立了霸权。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国家认为这个后起的明星做得太过分了的话，它很可能还要占领南满。
在此期间，西方国家的经济也在前进。资本输出、卡特尔以及“开发公司”超过了贸易的力量。帝国主义开始认为市场与垄断投资、原料来源和廉价劳动力相比并不是那么重要。他们对海外领地的寻找开始加速，并且变得有组织。非洲以极快的速度被分割。比以往更贪婪的眼光转向中国的财富。
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沙俄首先采取了行动。其贿赂了一个满族的督抚，取得了在满洲、大连和旅顺修筑铁路的权力。
英国也跨过直隶湾和这些城市相望的威海卫获得了海军基地，并且取得了建筑铁路的合同。其租借了香港这块土地，自此香港被英国人称作“新界”。
法国也跟着这么做，其在广州湾附近为自己的舰队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当然，也加上了修筑铁路的合同。日本宣布，台湾对面的福建省是他的“势力范围”。意大利要求把上海南部的三门湾作为其海军基地。
充满野心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正在得意之时，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害为借口，抢夺了青岛，并且独自修建了贯通山东半岛的铁路。
甚至是美国最终也开始通过和西班牙的战争而夺取远东的土地，那场战争发生在遥远的古巴。杜威在马尼拉湾挫败了西班牙的太平洋舰队，但是他没有陆战部队。阿基纳尔多的独立战士们迫使想要登陆的西班牙侵略军队投降。美国在促使菲律宾人奋起为自由而战，并且欢呼他们成为英雄后，忽然伸出了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的魔掌。美国用了比对付西班牙还多的军队去镇压菲律宾爱国者，并把他们叫作残酷野蛮的叛逆者。
即使麦金利政府不想接管他的“棕色皮肤小兄弟”，其他的势力可能也会这么做。而且，美国民众的良知很快就发挥作用，迫使美国给了菲律宾一个镀金的，相对高级的殖民地笼子。但这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1890年在菲律宾发生的事与目前在爪哇发生的事一样。美国陆军上校威廉·撒迪厄斯·塞顿写的一本书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很好的描述，他是在当时的热情冷静下来后根据之前没有透露过的官方文件编写的。其首先于1939年以文章的形式出现在《步兵日报》上，后来又被编成了一本名为《士兵们在菲律宾》的书。这本书的赞助商后来把它描述成“为战争的努力做出的贡献”。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它更像是对战后的努力做出的贡献。
但是我们必须还是要谈回到中国。随着新的殖民者在全世界抢夺新的殖民地，赃物是如此的多，在新殖民地土地上势力范围的增长如此之快，列强们之间的君子协定开始出现裂痕并趋向解体。英国大使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的瓦解》的书，于是，整个世界都开始谈论对中国的瓜分即将来临。
四、中国的反抗：维新运动，初步的和封建的（1870—1901 年）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在太平军起义期间，有能力的地主乡绅阶层一开始对清王朝持超然的态度，后来又带头反对农民军保卫朝廷。他们开始参与到政府中，并且带来了一种活力。曾国藩成了一位有效率的行政官员。左宗棠领导他的军队粉碎了新疆（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族大叛乱以及中国西北省份的回民起义。所有这些人都意识到了现代化在国防中的必要性。他们容忍着外国人把修筑铁路的权力夺走，因为他们期待有朝一日中国能控制这些路线。他们之中的张之洞所建造的汉冶萍钢铁公司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左宗棠让他的军队一边打仗，一边修建现代的公路，最终粉碎了回民的起义。他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机器，在偏远的兰州建立了一个纺织厂来加工西北丰富的羊毛。
他们所做的这些努力是从近邻日本飞速发展的现象中得到的启示。日本的贵族在维持天皇和封建土地制度方面是成功的，与此同时，又取消了过时的封建组织形式，开始了工业化。日本是在中国之后“开放的”，但是40年之后它已经拥有了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来保证它的独立，并且已经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中成为它们公认的伙伴。当然，日本是幸运的，它不用像中国那样去对付拉帮结派的外国人。它的成长得到了英国的援助；英国看见了日本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尤其是在海上，这是在远东与沙俄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如此，中国的新式官僚们还是努力试着去模仿日本。
这种模仿的结果就是1898年的维新运动，它的矛头直指满族政权中“不学无术”的顽固派。像康有为这样的学者为君主立宪制定了一幅蓝图，它的力量足以摆脱西方的监护以及防止传统的社会平衡发生变化。他们说服了年轻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头脑灵敏但却缺乏意志力。尽管他们想要模仿的是欧洲和新兴的日本模式，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支持。
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努力，皇帝也颁布了一些现代化的命令后，维新运动被他的阿姨搞砸了，也就是慈禧太后——大清龙最后一颗尖锐的牙齿。这位心狠手辣的老太太对于权势顶峰来说并不是新人。在他的外甥未成年的时候，她就已经摄政了好多年。现在，她又动员朝廷上一些老的随从把她推向顶峰。她的行动很迅速，很快就抓住了她能抓到的所有维新运动的“阴谋家”，并且把他们作为叛徒腰斩。年轻的光绪皇帝被禁锢了十年，直到他死去。
这位太后真是一个老顽固。她厌恶外国的新方法，并且可能认为日本统治者也是意志薄弱的西方追随者。她相信统治朝廷的家天下的理论，并且坚持不改变这一点。对所有进入北京的货物征收的“哈德门入市税”是专门用来给她买化妆品的。在她摄政期间，她挪用“新式”官员们为了建立一支中国海军而辛苦筹集起来的一大笔钱，把它用于修建一座规模庞大的中国传统风格的夏宫，来代替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的仿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修建的宫殿。这个宫殿中有一处景点至今还被北京游客所喜爱，那就是湖岸码头上的石舫。这就是海军拨款所获得的唯一的一艘船。太后把它当作一个亭子，在这里喝茶、看日落，看夕阳从松树覆盖的山顶与她所建造的有着灿烂辉煌景色的宫殿的屋顶上徐徐落下。
当外国的势力又在磨刀霍霍准备来切中国这块蛋糕时，一场新的农民起义爆发了。由于这次起义的发起者义和团用中国拳术来训练他的成员，因此这次起义被称作拳匪之乱。从思想意识上来说，这是一次倒退，没有像太平军那样的社会纲领，也没有任何关于建立政府的计划。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清楚地看见了主要的威胁，它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在危急关头所做出的努力，那就是要摆脱任何类型的外来侵略，包括“满族”在内。
这次骚乱给太后提供了一个她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受人民拥护的事业以支撑她的朝廷。她聪明地操纵了义和团，使他们偏离了最初想要把满族和西方人都赶走的目的，而成为清王朝专制主义的工具，以及外国人迫害的牺牲品。
义和团进入了北京，包围了外交使团区。他们被由英国、美国、俄国、德国以及日本组成的联合部队驱散。当时正是德国的威廉皇帝大谈黄祸的时候。他匆忙地装备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在瓦德西陆军元帅的指挥下前去中国。在他们到达中国时，义和团已经被镇压下去了，瓦德西作为西方盟军中军衔最高的军官取得了最高指挥权。带着条顿民族彻底的精神，他派了很多惩罚队进入乡村，焚烧村庄，杀死了很多人来惩罚“拳匪”的罪恶。
尽管义和团的思想中带有蒙昧主义的色彩，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帮助超过带来的伤害。它让西方列强知道，尽管中国很弱，但是如果想把中国变成另外一个印度，其很可能会有灾难性的爆发。因此，西方列强又回到了过去小心地联合起来侵占的策略，以代替公然地殖民的政策。
然而，这并没有让它们放弃对清王朝的支持。它们现在需要一个强大的人物来站在它们和人民之间，这个人物对于中国来说是强大的，而不是对于它们。在它们眼中，这个“强大的人物”就是这位老太太——慈禧太后。慈禧对于如何保存自己很有办法，她很快来了一个大转弯并且投入了角色中。就像1946年日本天皇裕仁一样，她俨然像一个“温和派”，为了外国人捕捉了义和团的领袖。
就是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20世纪“共同”控制的形式最终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确定下来。在它确定下来的时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明明确提到了中国的完整性问题，谴责分裂和划分势力范围。一方面排斥革命者，一方面又承认向中国引进一些现代化特点是必要的。美国带头把中国用于偿付义和团行为的钱作为选派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的费用。这一做法后来被其他一些列强所效法。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主权又受到了新的侵犯。其遭到了最后的羞辱，外国军队在其首都，以及从首都到海边的铁路沿线驻军。其沿海防御工事被拆除。美国的第十五步兵团作为“义和团条约”中驻军的一部分在中国留了下来，直到中日战争的爆发。
五、孙中山的根源和工作（1866—1911 年）
当中国正在被西方的帝国主义削弱的时候，中国人民和西方进步势力的接触也在扩大。数量有限的学生被送到国外或者香港以及租界的一些学校学习。
在19世纪后半叶，很多国家正在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进行重建。外国的公司为了寻找廉价的劳动力，与中国南方的农民在半奴隶式的条件下签订了合约，并把他们移送出国。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送到美国修筑联邦太平洋大铁路，更多的人被送到马来亚和爪哇的种植园和矿山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富有了。外国的资本家在中国也修建了一些铁路和工厂。技术开始传播。
一个重要的巧合是，移民最多的省份恰恰是当时太平军起义的省份。第一批出国的工人中，有很多是太平军的幸存者，雇佣他们几乎不用付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待在家里太危险。“海外中国人”的定居点因此都充满着自觉而强烈的反清倾向。随后，这些在海外的华人与在祖国的华人之间的来往为新思想的传播播下了种子。他们开始寄钱回家，这些钱用来在老式的村庄和岛屿做一些西方式的改进。于是，在中国的南方、具有较长国际贸易历史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现代化的地带。
就在太平军起义结束后，一个名叫孙中山的男孩出生在一户中农家庭，他所在的村庄离广州不远。他在那块土地上长大，与耕种那块土地的人们很亲近。作为一个孩子，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倾听抽着旱烟袋的老人们给他讲他们如何与朝廷做斗争，并且差一点推翻它，以及他们差一点就能建立一个属于普通百姓的中国。孙氏家族里的海外移居者先把他送到了檀香山的一个学校，后来他又去了香港。
首先，这些地方给孙中山的印象是，西方的知识为人们创造了更好生活的机会。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医生，他先是在美国人创办的广州医学院就读，后来去了香港大学，并在那里毕业。他阅读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孟德斯鸠的书，发现无论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同学都在讨论民主和正在兴起的欧洲社会主义。在想要建立一个共和国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想要实现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争论中，他站在了共和派一边。
很快，孙中山就表现出与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要么是充满书卷气地对待新理论，要么就是被当代无政府主义鼓动，制造一些炸弹案件暗杀满族官员。孙中山则是把他读的书与他家乡的情况、太平军的遗产以及在海外的华人可能做出的贡献联系起来。
因为他的判断是明智的，人们把他当作一个领袖。他工作务实，不知疲倦，组织群众与说服群众共同进行。海外华侨们给他钱。他用这些钱前往年轻的中国学生学习的地方，并且给他们写信。每一批毕业以后回到中国从事自己专业工作的或者进入政界和军界的人中，总有一些相信他的思想。对将国内国外两方面建立起联系并予以保持，孙中山很耐心，在义和团前后的20多年中，他几乎只做这一件事。于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政党诞生了，这个政党的名字后来被改了好多次，最终被称作国民党。
孙中山知道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只要一个火星就可以让其爆炸。但是，一些“行动小组”最初尝试的暴动失败了，并且参与者都被处决了。所以革命者开始考虑，在清王朝正在筹建的新军中引发起义。这支军队由汉人组成，军官由在国外学习过的人担任。
基础工作完成得好，剩下的事情就会应运而生。当孙中山在1911年听到汉口的部分驻军起义反对清王朝的时候，他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讲学。没有人想到过会有动乱，所有的外国列强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外交官更没有料到。通常来说，它们无法透过那个国家政府的表面浮华来看到下层日益增长的动乱。另外，从短期来看，清政府还是“对买卖有利的”。在塔夫脱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刚刚签署了一份华尔街提供给清政府的贷款，并且认为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只要清政府继续存在下去。这场军事上的动乱是因为群众自发地抗议美国给清政府贷款，中国人不愿强化这样的政权。一开始，观察者都很轻视这次暴乱，但后来，它却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中国。
那个时候，慈禧太后已经去世了三年。皇帝还是一个抱在怀里的婴儿，也就是20年后成为满洲国傀儡统治者的溥仪。军队中的最高司令官建议皇室退位，因为部队已经不再能被信任。孙中山赶到伦敦，从英国政府那里得到保证：英国不干涉中国革命，同时也会阻止日本干涉。这就帮助到了革命派。
许多家族数千年来统治中国的皇室结构就像巴勒斯坦古都杰里科的城墙一样，一听到号角的声音就崩溃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列强保护着它，但也是在西方诞生的革命运动摧毁了它。
美国对这件事的反应很有趣。美国人民记得他们自己的传统，表现出了关注和热情。但是正沉浸在第一个金元外交大时代中的华盛顿则表现出了惶恐。后来，民间含糊的说法是，美国支持孙中山是因为他是美国思想的继承者。但是，从任何一本好的历史书上都可以查找到的事实是，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共和国政府，美国一直希望世界上最糟糕、最古老的专制主义可以保留下去，它是最后一个放弃希望的。
六、革命的外表：反革命的实质（1911—1917 年）
发生在中国的政治上的变化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革命。第一阵对准方向的风吹跑了被虫蛀了的帝国的龙袍，但是中国社会还是跟原来一样。在农村里有地主，在政府里有旧官僚。在最顶层可能有变动，但是在广大农村所引起的骚动并不比换一个皇帝所引起的骚动大多少。
当然，以前朝代更替的流血牺牲都比这次要多。在第一阵慌张的枪击试验以后，人民听到的最好战的声音就是剪掉满族强加给4亿人的辫子的剪刀声。在1644年，马提尼乌告诉我们，人们曾经为保留自己原来发式反对满族发式而斗争过。但是在1911年，在整个中国没有群体为了这些辫子而斗争。
孙中山匆匆赶回国，他的支持者在南京宣布他为总统。但是中国
“顽固的上层”不会赞成。外交使团在他们的堡垒内冷冷地看着这些“空谈的煽动家”。农民群体还没有觉醒。支持孙中山的力量还仅仅局限在华中和华南的省份。北京和旧的中央政府机器还掌握在其意料之外的盟友袁世凯的手里。清政府曾把这位将军的军队当作自己最后的靠山。
袁世凯是个有野心的人。当他不能摧毁革命的时候，就会加入革命。他在1898年曾是维新派在军事上的希望，但他背叛了他们投向了慈禧太后。现在，他又来跟孙中山以及那些年轻的支持者们说，他们可以实现共和，但前提是让他当总统。他拥有军队，外国列强支持他，他是可以让外国人了解的那种官员。孙中山害怕内战，于是辞职把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转变得如此容易是很少见的。那些旧官僚收起了帝国的青龙旗，拿出了民国的旗帜。经历了一场也许是世界上最腐败和最残缺不全的选举之后，国会产生了，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中大部分人都是封建乡绅，他们受贿并且按照别人的话去做。国民党的代表们很快就退出了，而孙中山在广东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中部分追随者来自起义，部分追随者出自道义。
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整个欧洲忙于内部的厮杀，顾不上向中国施加压力。日本利用这种形势要求单独对其做出让步。袁世凯毫不困难地答应了。他梦想着皇帝的宝座，只要有人愿意支持他，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一位叫弗兰克·古德诺的美国博士承担了下一个时期的宣传员工作，他是一长串为中国反动派服务的外国走狗中的第一个。古德诺写了一些学术性的文章来证明，归根到底，只有君主政体适合中国的传统和气质。他的话深深影响了外国的利益追逐者以及政府人士，他们坚定地相信对付半殖民地人民最好的办法就是扶植一个强大的人来让他的人民保持安静并且学会回报。在巴尔干和拉丁美洲，这是长期以来的标准做法。还有什么人的权力比君主更大呢？
古德诺的文章对不计其数的中国人起了作用。西方的力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开始相信一种说法：“外国人的脑袋更灵活，外国的月亮更亮，外国的水喝起来更甜。”
但是，如果中国人还是不知道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政府的话，他们有数千年的经验告诉他们什么样的政府是他们不想要的。当1916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在很多地方都爆发了起义。不到几周，他的希望就破灭了，他本人也死了。的确，在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一个共和国。但是，也有一点很清楚，没有什么能让中国再回到陈旧的帝制时代。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这一点。有一些人认为，袁世凯的失败是因为他是一个暴发户，如果换上一个“合法”的候选人，这个试验可能就会成功。他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1917年发生的一次复辟，终结了所有的复辟行为。这次新的竞争者是清朝年幼的继承者溥仪，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日本。整出哑剧在几天内就被哄散了，“皇帝”和他的追随者们逃到了荷兰大使馆去避难。
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什么（1918—1924 年）
中国的下一个阶段是“军阀混战”的10年。那些注意到当时中国混乱状况的人，很容易会忘记当时整个世界处于一个更糟糕的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中国带来的国际和国内位置的变化仅次于西方国家的到来所带来的第一拨影响。
列强联合监护中国的局面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德国和奥匈帝国因为战败而被踢出了局。俄国在革命后退出了。在战争期间，日本趁火打劫，其表面上是在协约国这边作战，实际上是在向中国宣布它自己的条件，并且接管了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英国尽管感到不安，但还是支持日本。根据著名的1917年“兰辛—石井条约”，美国也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作为日本站在协约国这边的额外的奖赏，日本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这些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战后，日本处于孤立的地位。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运用它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新的权力，把日本赶出了山东。它废除了“兰辛—石井条约”，成功地拆散了英日联盟，这个联盟威胁到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后来又签署了一份“九国公约”，这份公约避开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但是国际势力的平衡状态仍然摇摇欲坠。要在中国联合投资的计划，比如成立一个新的银行“贷款团”的计划，还是没有从纸上付诸实践。
一个难题是，在袁世凯死后，没有一个统治全国的强有力的人。那么，即使列强们的联合阵线存在，也没有可以共同操作的对象。整个国家似乎已经分裂成了万花筒，各个省的军阀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而相互混战。英国和日本都找到了自己想要支持的人。一些不知名的冒险家一下子上了世界的头条，一下子又都消失了。庞大的军队迅速成长，又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军阀们互相收买对方以及彼此的手下，他们花的是当地或者外国主子们的钱。他们雇佣中国农民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武器去杀害其他中国农民。一些军火商无论政府支持与否，都把这些武器从欧洲收集过来，卖给愿意出钱的任何人。
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在这些尘嚣背后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在发展。以前，在沿海口岸城市的几乎所有中国商人都是外国人买卖货物的代理人。但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建造工厂。欧洲在忙于打仗，甚至没有空去制造足够的轻工业品来提供给自己，更别说向外出口了；日本填补了一些空白。但是中国也在利用这个机会。中国第一次出口制成品；甚至还卖出去了一些钢铁制品，是奄奄一息的汉冶萍工厂制造的。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家们也遇到了危机，因为他们出口产品的质量没有竞争力，国内的农民还是生活在和以前一样的封建制度下因而没有购买力。他们急于提高外国进口货物的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市场，但是这样的行为又被一个“不平等条约”所禁止，这个条约规定中国最多只能征收5%的关税。他们想要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政府来反对这些条约，同时结束军阀战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重新关注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因为它是中国唯一没有受外界支持或承担什么义务的政党。
经济上的变化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变化。新的城市阶层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大学里去读书，这些年轻人发起了中国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反对凡尔赛合约把山东划归给日本。中央政府的缺席在那个时候也是有好处的。军阀们在全神贯注地争夺自己的位置，没有时间来限制探索的自由。
学习西方哲学的学生人数不能以百计，而是要用万计，从自由主义到刚刚在俄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都有。市场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译作。他们读很多人的书，包括詹姆斯和杜威、马克思和列宁、米尔和林肯、罗曼·罗兰、H. G. 威尔斯、埃莫森、惠特曼以及高尔基。
现代的新闻事业发展起来。一群中国的教育家发起了“文学革命”，第一次在写作中使用了白话文。从前，书本上的文字和说话用的语言完全不同，就像古代希腊文和现代希腊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完全不同一样。从前，大部分中国人是文盲，现在，每个人都能听懂一些别人读给他听的东西。一条从学者的头脑中转移到普通人的意识里的沟通新思想的渠道被打开了。
当然，构成工业的也不仅限于拥有者自己。工厂的建造使得操作机器的工人阶级人数第一次突破了百万人。但是如果说中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这个说法是荒谬的。它还没有实现，这些工人人数只占总人口的4%。而且，他们大概也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工人。但是，他们已经足够组织起来，并且成为政治上的重要一环。
在1920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很快，他们又招入了一些有斗争精神的工会工作者。随后发生的几次大的罢工运动不仅仅是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且传播了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口号。
在整个局势中，另外一个变化是，过去“白人的威望”开始消失。在看到了欧洲的大屠杀后，主张“西化”的中国人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外国所取得的成就。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与中国完全无关，很多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反对参与。在中国被拉入战争后，北方的军阀允许英国的承包商运送14万中国苦力出国，不是去打工，而是为盟军挖战壕，这被认为是中国人唯一能做的工作。但是还有很多中国人被送到英国工厂里去工作。在战后的罢工的斗争和反抗中，这些工人成了欧洲劳动者的一部分。当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带回了这样的思想：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很傲慢或富有，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状况并不具有代表性。而且，他们可以证实，在欧洲很多人是受压迫的，也同他们的老板做斗争，并不认为自己比其他体力劳动者“优越”。这么多中国人得到的这两条经验成为令租界里的外国人和中国官僚集团不安的根源。
十分有意思的是，外国人中的许多“老中国通”因为自己的原因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带着殖民者的傲慢，在原则上反对仆人们参与主子之间的纷争。尽管他们像真正的爱国者似的讨厌“德国兵”，但是当敌国被剥夺治外法权而被中国法律所管辖时，他们还是感到很不安。今天对德国白人所施加的权力会让他们这些“本土”西方殖民者想到，明天可以施加在英国和美国白人身上。
当然，也是同一群人对苏联自动放弃其公民的治外法权这种“无法形容”的行为表示无话可说。而且，他们还直接受到内战后成千上万的“白俄”难民涌入中国的影响。反布尔什维克的人到达中国，贫穷、被打败，他们的处境十分狼狈，不应该让黄种人看到欧洲人的下场如此悲惨。一开始，一些中国人想伸出援手去支持这些白人，认为他们是这种不幸环境的牺牲品。但是，由于有太多的人要照顾，他们很快就感到不耐烦。在后来的几年里，这些流亡者为一切他们可以获得的东西而工作，并且降低了工资。他们乞讨，他们当中的很多妇女向各种肤色的顾客出卖自己的身体，因为她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变卖。
许多年来，维持白种人优越感的是骄傲的态度和漂亮的衣服，以及对偶尔看到的外国流浪者和穷人采取立即遣返的措施。但是这些难民，既贫穷又失去了尊严，也没有自己的政府。他们能被送去哪里呢？
八、为什么孙中山会转向苏联？（1923 年）
中国，像所有东方的国家一样，渴求地聆听着威尔逊总统的声明，以及国际联盟诞生前理想主义大张旗鼓的序曲。这些唤起的希望甚至没有被1919年国际会议上有疑问的进程消除。那次会议一方面制裁日本战时在中国的掠夺，另一方面拒绝发表任何关于民族平等的声明，这侮辱了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所有亚洲人民。尽管随后引起了愤慨，但还是有这样一种心理倾向，那就是，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上的瑕疵只是外国反动派在对阵威尔逊等自由派时取得的暂时的胜利。
孙中山以及一些开始期望他的中国新兴工业者享有此种态度。孙中山相信现在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外国的影响——使中国现代化而不是吸中国的血。他的计划体现在一本名叫《中国的国际化发展》的书中。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技术上先进的国家应该来帮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并且在公平的利润分配方式以及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下，对中国进行巨额的投资，提供给中国铁路和工业。他指出，这么做需要的资本不比花在战时互相残杀上的多。他还说到，这可以挽救西方经济所受的危机，还可以给西方列强国家和中国的技术者和工人提供就业。但是英国和美国都拒绝了孙中山的提议，认为他是个没有实力的人，并且想按照战前的模式来重建它们的地位。像以前一样，它们把自己的往来局限于封建官僚、军阀以及它们的买办之间。
于是，孙中山投向了苏维埃俄国。俄国人宣布已经做好准备在所有方面都平等地对待中国。苏俄刚刚结束自己的内战，没有钱来投资，但是其派了一些顾问，运送了一些武器装备到广东，并且把其在战斗中获得的经验全部都告诉了孙中山。
这项安排的实质很快就被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渗透”的呼喊模糊了。像罗德尼·吉尔伯特（他现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文章来为国民党辩护）这样的上海记者写了很多文章。在他的文章里，孙中山和他军事上的助手蒋介石每天都受到攻击，被说成是手上沾满了鲜血的无政府主义者，说他们已经投靠了人类的敌人。事实上，谁也没有投靠谁。孙中山和一个名叫越飞的俄国代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令这一点更加清楚。声明中的一部分是这么写的：
孙中山博士持这样的观点，即：共产主义的秩序，甚至是苏维埃的制度事实上不能引进中国，因为在中国没有成功建立共产主义或者苏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并且他进一步认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是获得民族统一以及充分的民族独立。关于这一任务，他向孙中山博士保证，中国可以得到苏俄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中国的工业，把独立解释成和平、自由而不受封建主义的桎梏以及与西方竞争的机会，没有理由去怀疑孙中山所说的话的意思。俄国也不会幻想仅凭几个技术专家就能够在落后的亚洲建立社会主义。俄国愿意帮孙中山做他想做的事，这种意愿是可以理解的。俄国刚刚在国内击败了外国的干涉，当然会担心与他有数千英里共同边界的国家又被殖民的可能性。西方已经把广东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礼物送给中国，但同时，西方又像宠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垂死的北京封建主义政权。一个统一、独立、广东类型的中国是俄国的目的，这样的中国不会无故参加任何的反俄联盟。如果中国人民想要走得更远，俄国将会很开心，但它不会推动中国人民向前。尽管后来有像托洛茨基这样的政治冒险家的逼迫，莫斯科还是坚持了这一路线。
当时是合众社记者、现在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负责人的兰德尔·古尔德，最近写了一本名为《太阳照耀下的中国》的书，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孙中山—越飞的联合声明可以看作是孙中山博士和苏联合作的开始。有点可惜的是这个声明没有被很多人知道。当然，很多不相信莫斯科的人可能会咬定，精明的越飞只是卖给了容易轻信别人的孙中山一批货物。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对苏联在华进行的活动进行了仔细观察，我认为越飞先生所表达的只是一个常识性的观点，并且制定政策的他的上级也同意这种观点。
后来，我又和负责执行苏联与中国合作计划的鲍罗廷就中国问题进行了密切的讨论。他使得这种态度看起来诚恳、合理且现实。对大多数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鲍罗廷是个神秘的恶魔，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也从来没有受尊敬的人去采访过他。因此，他们可以随便捕风捉影，把一些白痴的、极端的计划说成是鲍罗廷的主意，然后再证明这些计划有多愚蠢……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在那个时期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如果有更大一点的共同基础，那最终就会少很多麻烦了。
古尔德还直接引用了鲍罗廷的话：
广东可能就是整个中国的前途……那里确实没有什么引起哗然的，尽管有人误传……广东并不是共产主义；那里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就像其他国家数百年前走过的路一样。拿政治方面来说吧，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会有一个政治计划只坚持“清廉政府”？
古尔德先生评论说，当时人们为什么会觉得广州是红色的呢？这个问题回想起来令人费解。
九、一个新的纲领诞生了苏俄给孙中山提供的最有用的帮助就是建议他如果想要打败旧势力的话就不要再根据旧的规则来进行游戏。中国的政治斗争一直是在最高层级进行的——是一场竞赛，看谁能争取到更多的职位，赢得更多的官员，维持最大数目的军队。俄国人认为，打破这种模式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数众多的“消极的群众”投入到战斗中来反对反对派和外国的控制。孙中山本人自从他怀有太平军所怀抱的白日梦以后，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找到这么做的方法。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新的思想。
后来国民党改组，把这个党变成了一个对现代化发展以及民族自由抱有兴趣的人们的联盟。在工人中已经证明了自己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商定的共同纲领，也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加入了。政治发动工作在农民中进行。
孙中山在1925年去世，不久之后，改组的国民党即引燃了历史性的运动，这些运动创造了今天的中国。后来，有些人企图证明孙中山在死之前就“放弃了共产主义思想”。但是，他不可能放弃一样他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他只是相信，他的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还不至于产生大的影响之前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合作，因为共产党相信如果不先击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的理想就不会实现。这种信念越来越坚定。他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三民主义”以及实现它的“三大政策”和一份遗嘱。
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孙中山有时把最后一条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有时候又不会。但是他一直不变地说其中必须包括一条反封建的原则：“耕者有其田。”
三大政策是：反帝、联俄、扶助农工。
他的遗嘱这样说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提到的计划使得政府有理由去建立一种经济，它能够“为人们提供四种基本的需要：衣食住行”。为了刺激人们参与政府管理以及防止官僚主义的增长，它鼓励几乎所有的选区实行自治。国家的收入来自对现有土地价值评估所获得的税收，但是“随后因为政治改进和社会进步而获得的土地价值的增长将作为人民公共的财产”，属于他们当地的政府。所有“属于公共的产品，以及一切自然资源（如矿产、水能源和森林资源）”都将作为“地方政府的公共财产，用于为公众创造利益的公共公司”。中央政府只给太庞大以至于地方权力难以控制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
这段摘要来自保守派学者胡适博士的一段讲话，他在战争期间的一些年里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胡博士还说，“有一条思想没有包含在纲要中，但孙中山博士常常提到，那就是资本的管理。孙中山从来没有主张废除私有企业。”仔细读一读他的三民主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主张由国家经营铁路、通讯和基础的工业（比如钢铁和电力“具有垄断的性质”）而不是经营轻型机器生产业、消费品工业及物流业。
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在1924年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拟定的政纲体现了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组织上来说，它规定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一个党内合作的形式。
遗嘱的最后两条是不言自明的。
在这里，谁也看不到“自由主义”，有的只是对于民主和进步的热情。也没有排外主义，有的只是一种决心，即中国人在世界中不能成为二等公民。
孙中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遗嘱显示出他跟俄国合作是因为俄国是唯一一个“平等对待我们”的国家。但是他并没有排除更广泛地合作的可能性。他愿意，并且主张同所有采取这样态度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争取与世界各地对中国友好的人民保持友谊，不论他们的政府是否这样做。这包括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孙中山之前有联系的外国进步组织。
唯一要补充的整个遗嘱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当然，这句话在1925年看来是真的，在今天看来也是。在孙中山提出的方针中，有些得到了发展，有些却倒退了。中日战争在法律上给了中国很大程度上的国际平等，但是在实质上不是这样。孙中山的地方政府计划在一些地区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在另一些地方却没有。他在21年前认为急需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在我落笔的时候还没召开。蒋介石在1946年11月所召集起来的机构不是选举产生的，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合理的代替。在外交政策和国内措施层面，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他的目标始终还在前方。导致这种进展缓慢的原因在于下一个阶段发生的事情。
十、革命的发展及其被颠覆
在孙中山去世的那年，新的纲领体现在革命的实践中。他的追随者们用群众动员代替了阴谋和渗透，作为革命的基本武器。革命鼓励人数少但在战略部署上很重要的工人阶级和如同汪洋大海般的封建农民阶级团结组织起来以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和政治上的行动。工人们在两次大罢工中把自己和民族主义的新力量联系在了一起，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南方控制经济的基础香港港口完全瘫痪。他们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可以通过中断铁路来解除中国北方封建军阀的武装。
同时，一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队在广东建立。在黄埔军校里，军官从爱国的学生、工人以及两党的党员中训练产生，而苏联内战中的老兵则出任技术指导。军校的校长是新起的、年轻的国民党指挥官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更年轻的共产党员周恩来，他短短的经历包括参加学生运动以及与席卷欧洲的“左”派浪潮有过联系。学员们注定要在1925—1927年伟大的北伐战争中共同作战，在国共分裂的10年流血内战中互相残杀，后期在平行的战线上一起对抗日本。
1925年，军队开始他们的北伐。新的“工农”政策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基础，瓦解了他们的敌人的后方。在军队前进的道路上，农村里组织起来的农民站了起来。工会在城市里为他们的占领准备了条件。敌军的士兵也开始走向他们。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南方的军阀们像一阵烟似的都瓦解了。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联盟的力量已经到达了上海的大门口，这是外国势力主要的据点。英国、法国和美国没有试着去理解中国人的奋起，也没有试着把自己容纳到这一历史的必然性中，而是把大量的军队开入中国，想要以此来进行恫吓。他们没有直接介入到军事冲突里的唯一理由可能是，尽管上海的工业界人士和当地欧洲的指挥官想要介入，但是他们的政府，尤其是美国，表现得更加谨慎。他们下达命令，只有在外国的特权和基地受到攻击时才能给予保护，但不能走得更远。
上海不是从外部，而是被由周恩来领导的工人起义从内部攻破的，周恩来通过乔装打扮进入上海。在北伐军到达前，当地的军阀就被从中国人管辖的市区赶走了。
外国势力现在使用了一种新的手段。他们试着从革命军内部寻找代理人。这么做显示出他们比那些直接相关的人更为了解革命军联合阵营中刚刚出现的几种矛盾的意义。中国的工商业者反对外国的控制，尽管在那个时候并不直接反对他们，但他们开始越来越害怕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的增长。他们和许多国民党官员也对农民掀起的反封建浪潮感到害怕。
中国的普通工人和士兵就是昨天的农民，而工业者和军官们不久前还是地主和商人，他们是用收来的封建地租来开办工厂和接受教育的。革命的纲领抽象地看上去是不错的，有利于实现中国工商业者的目标，但现在好像变成了一种障碍和危险。他们很愿意看到老百姓为他们打仗，但他们只想自己独吞胜利的果实。
因此，在非常时刻想在旧军阀中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代理人已经成为一个渺茫的希望，而外国人却能在国民党阵营的上层中找到一个。他们找到了蒋介石，他像他的前任一样，愿意对帝国主义妥协来抑制觉醒了的像“巨兽”一样的人民群众。但是相比于以前的那些有实力的人，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能力比他们厉害得多。西方国家现在真的感到害怕了，愿意花一些时间去寻找一个伙伴和起警察作用的人。国民党的右派看到，一旦提供必要的服务，他们就可以用外国人的资金和技术支援做很多事。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能得到报酬，这种事不是每天都有。况且，工作并不难。上海工人已经起来拥护，而不是反对蒋介石，没想到会受到蒋介石的打击。右派掌握了主动权。
约翰·鲍威尔，一个狂热的亲蒋介石的作家在他名为《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的书中告诉了我们后面发生的事。上海法租界的警察开始与蒋介石及靠鸦片起家的流氓头子杜月笙谈判，以解除武装并粉碎控制着“南市区”的工人团体的抵抗。上海的买办银行家，为了外国人和自己的利益，取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并且保证立即给予经济上的好处。杜月笙说，他愿意出动他所有的手下来换取5000支步枪和其他的外国武器。他还希望获得自由通过公共租界的权力（包括法国在内的外国势力的联合基地）。根据条约，中国的武装力量是被禁止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主席是一位叫斯特林·费森登的美国律师。他代表英美商业界，批准了这个计划。
那些歹徒和流氓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数千名工人。同时，蒋介石用他自己的军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发动突然袭击，屠杀数以千计的当地农民、劳工领袖、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党人。他解除了“不可靠”部队的武装，用无情而残酷的恐怖来警告人民群众的组织，说他们在革命中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一旦帮助他获得了势力，他们的选择要么是屈服，要么是死。
鲍威尔先生对于在上海用流氓来对付工人阶级，以及蒋介石“被迫”进行血腥的屠杀感到不安，但他还是要安慰自己说必须用射击来对付射击。他以此来证明用枪手抑制工人、用讨伐行动镇压农民以及用处决、监禁和拷打来对付共产党人的做法是合理的。在上海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有长期的殖民经验，他们更关心的可能是当前形势下的战略问题，道德在他们的蓝图里是不相关的。但是费森登，像鲍威尔一样，是一个美国人。就像这位作家描述的，他也找一些理由来使发生的一切合理化，以求得灵魂上的安宁。
伴随着所有这些插曲，丑恶的现实马上被传说遮盖住了。人们还是认为维持这样的传奇是很重要的，我最近在一个方面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我们新闻自由的实质。去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应伦敦《泰晤士报》的邀请，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当前局势的文章，那时我刚从中国到达伦敦。文章里我在战时的一些情况和1927年的情况之间画了一条平行线，并且说到国民党“屠杀了他的‘左’派盟友”，还代表地主镇压反封建运动。这句话只是陈述了中国政治历史的现实。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只因为没有充分强调帝国主义因素的作用。
《泰晤士报》把这篇文章重新写了，送来征求我的同意，把我很简单的一句话美化成为：
在到达了长江流域后，国民党重申了这场革命在本质上具有中国的特征，而不是受俄国的启发，革命和中国社会中比较稳定的阶层达成了条件。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发生了……
这种表达完全使真实情况失真了，因为正是有人同外国统治者妥协，才使中国的革命阶级受到迫害。但是，这篇文章的署名只是“一名记者”，并且我认为并不值得因此而影响这篇文章关于时事事件的讨论，所以我没有在这段话上进行争论。
因为对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军事的，这篇文章最后并没有发表。但是《泰晤士报》还是很客气地寄来了最后的校样，来显示他们是想要发表的，只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校样中包括对第一次“修改”所做的阐述，尽管我们有出版的协议，他们还是没把这些给我看。其中，关于分裂的根源是这样写的：
不幸的是，无序状态已经达到了有序的施政不可能达到的地步。国民党于是和中国社会中比较稳定的阶层达成了和平共识，重申这场革命具有的是中国的特征，而不是由鲍罗廷组织的受俄国启发的运动。鲍罗廷的过火做法在所有爱好和平的公民中引起了反对。许多中国的秘密组织加入到了屠杀左派的队伍中，那些幸存下来的共产党人进入了一个……暂时的地盘，（在那里）共产主义信仰设定了一个基本是中国的形式，并且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相协调……
文章没有发表出来是件好事，尽管这并不能防止同样的版本一次又一次被拿出去推销。但是，请注意这个骗局的形式。“俄国的启发”作为革命中的一个因素，它确实是，但并不是《泰晤士报》意义上的那个，它被代之以“鲍罗廷组织的受俄国启发的运动”，就好像广东不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上。现在，国民党和“比较稳定的阶层”言和，不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而是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公民”的压力，他们再也不能忍受“混乱”的状态。事实上，人民已经起身反对“左”派（并且屠杀人民），杜月笙的流氓、法国的警察和费森登先生都到哪里去了呢？
最后，为了解释文章最后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称赞了中共在目前的战争中所做的努力，文章很谨慎地写道，在经过传统医学上的一点放血疗法后，中共的红色消退了，他们也变成“民族主义”的了。在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妥协后，中国农民和工人还继续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又变成什么了呢？
俄国人，这是《泰晤士报》的编辑们在最后定稿时所做出的解释。我记录这个故事并不是对英国报业或伦敦《泰晤士报》有任何的敌意。这家报纸，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比一些不断吹嘘自己自由主义的报纸更公平，也更追求事实。在地位相当的美国报纸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或更夸张的歪曲报道。比如，《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似乎专攻于忽视在他们的新闻专栏里所写的事实，更不用提赫斯特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之类的报纸了。我想说明的一点是，有人认为，某些方面的事实不适合让读者知晓。于是，各种各样的编辑手法，从压制到断章取义再到错误引导的标题，都用上了。
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那些不能让人知道真相的事情当中的一件。
十一、胜利者：裕仁
1927年以后在中国本土，列强们借着“俄国”的名义来行事。并不是因为它们相信这个借口是真的，而是因为这符合它们的总计划。在俄国本土进行的扼杀苏维埃革命的干涉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革命浪潮开始席卷欧洲和亚洲。后来，潮流逆转了。在全世界，这股浪潮被迫暂停。被它恐吓到的那些人又一次向首先发生骚乱的“基地”靠近。
虽然上海公共租界放弃了让人嫉妒的治外法权来容纳杜月笙的歹徒们，在北方军阀们已经奄奄一息的北京又发生了更加激进的、违反神圣的事情。在外交使团的同意下，中国警察进入了由外国人看守的使馆区，并且搜查了苏联大使馆。这次搜查的性质跟搜查伦敦和纽约的俄国半外交贸易代表团的性质相似。据说，当时在北京搜查出来的文件证明了俄国想把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而做出的努力。但是，兰德尔·古尔德告诉我们，这些文件“是由白俄伪造的最原始粗糙的文件……使用的是旧的俄文字母，而不是苏维埃政权一直使用的简体”。
随后，中国和俄国很快就断绝了外交关系。甚至在此以前，国民党就把鲍罗廷送回国了并且驱逐了国内其他地方的领事。在广东，右派军队打垮了工人们最后一分钟的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一些成员被拖出了他们的办公室后惨遭杀害，妇女被人用木栓塞入阴道。第一阶段的中苏接触突兀地结束了，两个国家停止了交往，官方之间也没有了对话。
同时，列强们试图加强新的铁腕人物。就像义和团运动，虽然被打垮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吓到了主张分治的人。就像1924年—1927年的革命运动，它们虽然没实现既定的目标，但取消了对中国主权的一部分限制。为了巩固国民党右派的地位，对中国自由决定其进口税的限制松动了。国际联盟派顾问给蒋介石，帮助他建设公路、采取防治流行病的措施。退役的美国军人，比如陈纳德上校，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后来又回到了服务岗位中训练飞行员，并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中国北方前进，在后面留下了一小股革命军，后来成为了中国红军。现在，国民党军队所取得的进步有一种不一样的性质，但和旧式的军阀战争没有明显的区分。有外国人和中国封建势力在背后支持，蒋介石后来所走的道路并没有遇到困难。他打败了一些士气低落的旧军阀，又把另一些作为自己的附庸。一些不祥的事件在山东发生了。日本派军队在山东登陆阻挡了蒋介石的去路，因为日本不喜欢英美支持他。但是事情很快就顺利结束了，蒋介石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国家。
在全国“统一”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中国政府是靠抗议与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上台的，现在，为了向西方展现它的“可靠性”又去攻击那个唯一自愿废弃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尽管苏联已经放弃了治外法权和租界，它还是保留了中东铁路一半的商业利益。这条穿过满洲里的铁路是在沙皇时代修筑的。对于这条铁路的监管，双方已经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了一个协议。在1929年，中国的当权者试图破坏条约，开始逮捕俄国人员。在列强中，只有苏联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驻军。但是，在它的人员遭到逮捕后，它派军进入满洲里来监管这条铁路线，并且打败了中国政府在边界的抵抗。后来，旧的模式又重新建立了，苏联军队马上就撤走了。
同时，在中国新的铁腕人物领导下的“统一”开始出现裂痕。不仅仅是被镇压的人民力量又重新集结起来，军阀混战也再一次抬头了。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随意而不礼貌地对待他情同手足的将军和下属们。也许外国人对于他交出国家的程度是不满意的，所以在外国人眼中他也会表现出一些“傲慢”。1928年，他自己的国民党右派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造反，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自治区，博得了就在隔壁香港的英国人的青睐。在北方，日本人鼓动阎锡山和冯玉祥起来造反，这得到了自称为国民党“左”派的冒险家汪精卫的纵容，他在南方的分裂活动中也插了一手。慢慢地，但毫无疑问地，蒋介石开始受到排挤，其从一个独裁者变成一个封建君主，只在下属中称霸，力量却不比他们中的一些大。当时有一个紧迫的危险就是倒退回到军阀割据的时代，那么蒋介石的地位会更进一步下降，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个军阀和上海后院的一个看门人。
中国的那些旧弱点重新出现的时候，西方的形势发展也开始变得糟糕。19世纪20年代的繁荣突然停止。整个欧洲和美国都被震撼到了。中国的工业和贸易，原来希望从关税的解放中得到很大的好处，却发现自身也陷入了共同的经济灾难中。像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一些在上海、天津、沈阳和广州的工厂都倒闭了。
突然之间，人为制造的危机一个接一个地开始震撼南满洲，日本自从1905年打败沙俄的陆军和海军后就一直统治着南满（俄国唯一剩下的铁路权益是在北边）。虽然一开始还不是很清晰，但是这些初期的震撼意义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就展现出来了。我们现在知道，对中国来说最大的考验，其因为多种因素而推迟了几百年，现在终于来到了。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第一次有外国侵略者青睐于中国的那些弱点。并且，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其可以为彻底征服中国发起一场运动。
胜利者是日本人。当这种组合的环境最终产生的时候，日本已经处在焦点上。事实上没有任何障碍，因为日本已经为战争做好了组织工作，并且渴望战争。
十二、一个世纪的平衡
后来发生了一件少数人认为是“危言耸听”的事，但是事后我们都知道了，那就是日本对满洲的侵略其实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其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迫使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和苏联站在为生存而战的同一战壕。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些问题。
这些努力使中国独立及强大的势力是排外的吗？
正相反，他们一开始是受到“外国”思想鼓舞的。太平军相信基督教的平等主义。1898年的宪政改革吸收了西方保守派关于政府的思想。孙中山也思考过英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进步主义。在后期才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并不认为中国已经成熟到可以到达社会主义。所有这些团体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无一例外他们也相信与其他国家的友谊和合作。西方反对所有这些团体，并且对他们的许多次失败都负有责任。他们在与有外国人支持的封建敌人的斗争之中艰难前行。
结果，贴着一个接一个标签的封建主义，继续统治着中国的经济，拥有着权力的宝座。但是1937年后，进步运动带来的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其中一部分军队已经足够强大到带领整个民族对抗日本。后来，他们领导中国加入了战争，西方在其自身遭到进攻的时候拥有了一个盟友。
没有人可以说清楚如果中国在珍珠港事件前崩溃了，那谁会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样，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如果中国人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没有举行抗议运动而使得中国变成一个殖民国家，从而在西方对抗日本的战争中只起到消极的作用，会发生什么。但是经验给出了答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曾经被渗透的远东殖民地可以自我防御。中国因为是一个国家，而不是殖民地，所以有能力来集中资源应对难题。
外国列强支持了100年的那些团体会表现出“亲外国”吗？
答案是否定的。封建主义竭力让中国的大门关闭了几个世纪，只有在它国力弱到无法抵抗的时候才向外国的枪炮打开了大门。它从不甘心让自己的人民受到外界思想的影响，并且不止使用镇压的手段，还用蒙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点来愚弄人民。它对外国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因为害怕自己内部的那些事情。与此同时，为对抗过多的外国要求以保全自己，它敢于要求的唯一一个“民众运动”只是一个纯粹的种族运动。满族镇压了太平军却想尝试利用义和团。
如果中国人的应对成功地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建立了真正的势力，就像它的东京同行在外国的扶植下所能做的一样，那么在轴心国这边可能就有两个日本而不是一个。当侵华战争发生的时候，对于日本具有诱惑性的进攻来说，中国还是太虚弱。战争期间，中国统治者在反抗和投降、联盟国和轴心国之间疯狂地游移。他们复兴了旧的种族主义精神为自己的进步和西方的盟友战斗。在非常时期，这对日本是有益的，对中国自己的自由是危险的。
1944年，在西方列强与中国接触的最初的一个世纪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反封建举措出自于史迪威将军，其发生于1944年，我们在这一章的开头提到过。这一举措尝试在美国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间建立军事合作，因为旧中国的军队既不是一个充足的也不是一个可依靠的同盟。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中国军队直接听命于美国的需要。但甚至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中国封建统治和西方反动派的联盟仍重申其联盟性质。史迪威将军及其政策在这一场景之前已被移除，在此之前，他寻求的合作已经被一支租借契约步枪所贯彻实行。
把中国的反应说成是“民族主义”是正确的吗？1924年到1927年的民主—共产主义是由那时的“俄国创造”的吗？
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列强总是试图在中国人反抗的队伍中寻找一个铁腕人物。同时，中国的封建主义，从吴三桂开始就习惯于找一个强有力的外国人来帮助自己对付来自人民的威胁。其在清朝专制时代就是用这种方法，在1911年民国时代、军阀混战时期以及国民党右派统治时期都是这么做的。英国的戈登将军是中国封建统治的第一个西方铁腕人物。在对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的魏德迈将军是最近的一个。中国人民从来都不喜欢吴三桂这一类的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他们主子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很值得怀疑的。
中国现代的反封建主义的民族革命不是由俄国人创造的，也不是由1850年到1864年进行的太平天国起义创立的，该起义试图解决相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苏俄诞生前的数十年就存在了。另一方面，苏俄出现，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亚洲的民族独立和反封建运动增添了希望。马克思主义在这些运动中通过很多途径增强了自己的力量。首先，俄国的榜样树立了声望。第二，只有马克思主义是从基层民众的角度来看待亚洲问题，并且试图去找到改变的关键点。第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中国的环境和他们的环境惊人地相似。
在亚洲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中，亲苏的这种倾向并不难解释。除了思想和种族平等的因素外，还有一点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苏联在短短的30年里从与今天亚洲大国类似的国家成长为一个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中国和印度还没有解决它们在17世纪就遇到的基本问题即扫盲和进步。它们的人民应该倾向于谁呢？倾向于那些在他们进步道路上设置障碍的国家吗？他们不会把这些国家当做朋友，直到这些记录被逆转。同时，他们只看到英国即使是在工党执政的情况下，还是和过去没有差别。至于美国，他们过去并不认为它是殖民主义的积极捍卫者，现在也开始扮演这样的角色了。这是一个变化，但是在亚洲人的眼中很难成为一个有利的变化。
这些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也是世界的形势。原子弹并没有让它们丧失作用。之前也有武器被用来对抗革命运动。英国军队和德国雇佣兵对抗过美国革命。整个欧洲的武装都曾经动用起来对付法国，引来了拿破仑，又打败了他，但还是没有停止1789年的思想。1918年到1922年对俄国的干涉也遭遇了失败。需要的并不是一颗新的炸弹，而是对亚洲独立和平等的认识。要在武力曾经多次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数十亿亚洲居民从地球上消失。这就是德鲁·皮尔逊在1946年初引用的魏德迈将军的一句话的逻辑结论。这句话是这样说的：“美国军事力量的功能就是阻止苏联在中国的扩张。”值得怀疑的是，如果少杀一点能不能满足条件，因为炮舰政策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并且炮舰从来恐吓不到觉醒的人民，只能吓到人民还在沉睡时的那些封建官员。现在，人民觉醒了。
另外，魏德迈将军提到的政治扩张并不是俄国人，而是两个像岩石一样坚硬的事实相互作用的结果。两个事实就是，亚洲人自己进步的运动以及西方和俄国在对待亚洲的政策上存在的不同。并没有一个造成另外一个的关系。由于这两个事实同时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并且军队在这里起不到作用，所以魏德迈将军的任务就变得艰难起来。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我们要说的故事上来了，那就是日本准备要征服中国，这是用武力来摧毁“政治”的一个更大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