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当美国和西欧都处于最糟糕的经济大萧条的阵痛中时，日本占领了满洲。尽管几位中国将军都带着他们的军队英勇抵抗并且全国人民也呼吁要抵抗，蒋介石在南京的政府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他只是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而国际联盟也什么都没做。
  日本取得了胜利，它在当时还是个相对比较弱小的势力，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掠夺并不偶然。在希特勒上台前很久，日本就显示出了一个侵略者在阵营内部和国际不团结的情况之下可以做些什么。
  中国又一次处在了整个近代孱弱不堪的环境中。1925年—1927年的民族团结被蒋介石破坏了，他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把自己的力量建立在一小部分有外国人支持的旧中国的统治者的基础上。就像军阀割据那几年一样，统治阶级中不同的派别去寻找不同的外国列强的援助来获得霸权。在1930年，英国和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与被日本寄予希望的汪精卫和阎锡山之间展开了内战。
  美国抗议满洲被侵占，但是日本人毫无疑问地注意到了，当他们往北向西伯利亚边界前进的时候，这种抗议就听不见了。当他们的军队向南方推进，来到天津—北平一带的时候，美国人就会发出大的呼喊。另外，使他们感到安心的是，华盛顿十多年来一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并且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
  英国是国际联盟中唯一有可能动员这个组织来回应中国呼吁的有领导力量的大国。它甚至还能够动员这个组织响应美国国务卿史汀森的主张，采取有限度的反日措施。即使不能动摇国际联盟，它也可以作为1921年与美国、法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共同签署“九国条约”的签字国之一，来监管中国。但是英国的保守党政府还是记得过去的英日反俄联盟，他们感到遗憾，并且不认为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纯粹意义上的罪恶。相反，因为日本选择的进攻地点威胁着俄国，并没有影响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这使英国轻松了不少。在中国本土，英国人看到了中国人废除治外法权和租界的要求越来越高涨，美国人将其视为比来自东京更为严重的威胁。在伦敦，很多人觉得新的形势提供给他们一个良机来寻求日本支持其利益，作为回报他们保证不干涉日本对满洲的入侵。与此同时，他们也预见到中国政府不得不去乞求外国的支持，那么中国政府在反对西方特权的运动中，就不会那么激进。
  这种态度在内阁成员L. S. 艾莫里先生身上可以得到证明，他在那时候说：“在我们之间有谁说日本不应该有所行动……保卫自己抵抗……中国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谴责日本的话，我们在印度和埃及的全部政策都会被谴责。”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国际联盟的辩论中表达出了相同的想法。在对中国表示同情的同时，他提出了很多理由来为日本的行为辩解。日本的代表松冈先生后来也表态说即使是他自己也不能说得更好。
  在为其侵略行径辩护时，日本自如地使用着障眼法，把自己当作是文明的保卫者来反对俄国的共产主义。那些以为只要孤立苏联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的人，就在今天好好回顾那时候的形势吧，那时候苏联的孤立程度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在1931年，1917年十月革命过去14年后，美国还没承认它的政府为合法。胡佛总统就是其中一个提议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的人，并且071一直都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他的敌意像今天一样激烈）。英国是欧洲反对苏维埃政权活动的中心。蒋介石在1927年断绝了与莫斯科的外交关系，在西方世界里获得了掌声，这种破裂的关系至今没有恢复。俄国是孤独的，别的国家对于争取它的援助来遏制日本毫无兴趣。它们有兴趣的是转移日本的注意力，让它和俄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去开战。
  苏联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第一个反应是在报纸上进行最尖锐的谴责。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以官方的形式宣布，尽管苏联愿意为停止在中国进行敌对行动而做出真正的努力，但是国际联盟没有表现出愿意为此采取联合行动。
  《消息报》没有放过蒋介石，它预言道，“这个新的闻所未闻的衰退无疑会向中国人民展示出，作为帝国主义可耻的代理人，国民党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把国家带到了多么虚弱的程度。”但同时，苏联也为从满洲撤退回来的中国军队提供了避难所，并对日本的抗议置之不理。为了遏制日本对自己边界发动进攻的企图，苏联建立了西伯利亚的防御，以及特殊的远东军队，作为其军事力量的主体部分。
  结果是，日本的下一个攻打目标不是已经组织起来的北方，而是进入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1932年，日本的武装势力进攻了上海。中国的第十九路军，它是一支不属于中央政府的半自治部队，英勇奋战了两个月。中国各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要求抗战。在中国内地的东南部，一个小小的被蒋介石镇压的苏区实际上已经宣布了对日作战。但是政府，没有去唤醒人民，而是签订了停战协议，同意把中国军队从上海撤出，并允许日本军队保留下来。日本给中国民族主义的痛击以及随后及时的休战是得到上海外商集团的批准的，他们不想让中国“本地人”太过强大，以至于不能控制。停战谈判的中介就是英国大使。
  1933年，日本军队从满洲攻入长城进入“中国本部”。地方力量进行了反抗，随后又引起了全国的愤慨。但是政府又签订了另一份停战协议，又一次使日本的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形势合理化。
  1935年，日本人的渗透又进一步加深了。前不久还是中国军队总参谋长、满脑子都是法西斯思想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当时日本驻中国北方的指挥官梅津将军签订了一份停战协议。他不仅同意撤退中国军队，还同意把中央政府的机构以及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地方办事处从像北平、天津那样的大城市迁出，并设立一种缓冲区，由日本可以接受的官员来管理，由地方的军队来驻防。他还保证会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日活动——因为这样“烦扰了我们和一个友好国家的关系”。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凡是认为应该先抗击日本再“剿共”的主张都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或者说，国民党必须取得彻底的胜利，否则内战会一直打下去，尽管已经打了10年了。
  总而言之，从1931年到1937年，在中国进行着一场战争，但是只有一方在打——那就是日本。国民党政府甚至没有同对它发动战争的侵略者断绝外交关系。每一次在面对新的抢夺时，它先是表现出软弱的抗议，接着是对地方的反抗势力下达停火要求，然后就签订默许抢夺的协议（日本进攻并进行威胁，中国只是表示“同意”）。它的主要方法就是绥靖。读者们对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很熟悉的，因为在1935年到1939年期间有一场战争也只有一方在打，那就是罗马—柏林强盗联盟。那场战争中，强盗在莱茵兰、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掠夺得到了纵容和承认。捷克人民不仅被要求停止进攻，甚至还不允许开火来保卫自己。
  东方和西方的法西斯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方法。日本和德国都假装自己不是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它们只是在“巩固后方”，来和“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以及它的老家苏联”作战。无论身在何处，它们都以“反共协议”这样的名称来称呼它们的军事联盟和准备。一位观察家这样描写国际联盟的听证会：“在日内瓦的日本代表很快认识到只要他能够让自己的听众看到‘红色恐怖’，他们就几乎愿意去相信黑的就是白的。”
  在东方和西方，一些傻瓜很开心地吞下了这些诱饵。在东方，它阻止了一些民主势力真正支持中国。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尽管中国官方进行相反的宣传，但得不到外界支持并不是南京政府采取缓和政策的主要原因。牺牲捷克人和中国人来绥靖侵略者的西方列强以及直接牺牲自己人民和领土的国民党政府，都忘记了中国的一句简单古话所蕴含的道理，那就是，如果你给一直饥饿的老虎一顿早餐，那么它就会为了午餐和晚餐来到同一个地方。
  这个时期，日本对付中国的办法是逐步推进的军事侵略。中国政府给出的反应是逐步推进的外交妥协。
  但是，中国并不只是一个政府。它的人民怎么样呢？
  我们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学生，一直都是率先吹响反对外国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的民族运动的号角，他们对每一步妥协和姑息都表示抗议。在1931年和1932年，他们呼吁支持满洲和上海的地方反日力量，促进并且领导了全国范围的抵制日货运动，征用火车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送到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一个代表团没有从外交部长王正廷那里得到关于政府政策的满意解释，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打了他，这导致他因为恐惧而辞了职。
  在1933年，尽管国民党政府对他们实行逮捕和处决，学生还是让自己的声音又一次被听见。而国民党政府本应该把自己的力量用于对付民族的敌人。
  在1935年的12月，学生的示威运动从规模上来说是空前的，他们的口号中不仅要求对日宣战，还要求立即停止与中国红军的内战，把每一个中国士兵都组织起来，无论他的政治面貌是什么，都加入全民族的抵抗。
  其他阶层也跟随着学生的运动。在1936年和1937年初，团结抗战的要求扩大到了人民中的每一个阶层。成千上万在所有日本人的工厂里劳动的纺织工人开展政治性的罢工。一个由杰出的自由派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并且为罢工工人们提供帮助，这些杰出人士包括中国最重要的法律大学的校长、一位著名的工业家以及一位中国出版界的领军人
物。委员会中的七名领导成员在上海立即以“危害民国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这项罪名是可判死刑的。当他们被审判的时候，“中华民国”及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夫人有意来到法庭中旁听，并且明确表示支持他们。她后来成为了救国会的领袖；救国会由全国各阶层人民组成，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它的纲领跟学生反日运动以及罢工工人的纲领类似。
  国民党军队也开始变得动荡。“简单而无知”的农民士兵无法将自己剥离出这样的思想：军队的存在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结果是，他们在打共产党时没有用全力，还经常整个师都倒向那边。但偶尔在与日本人——何应钦梅津停战协议中的“友好邻邦”——发生冲突时，却打得很好。在喜峰口和古北口这两个长城的关口，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不仅表现出了坚韧不拔，而且很具有进攻精神。在那里作战的封建地方的士兵一直是像寄生虫一样靠国家养着，他们也习惯了被每个人攻击。当他们看到各个阶层的代表带着礼物来慰问他们，称赞他们是民族的英雄，医学专业的学生自愿到前线帮他们包扎伤口时，他们既震惊又感动。
  一件新的事情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军队开始攻打侵略者，不仅是在侵略者开枪打他们时，也不仅是在停止射击的命令下达前，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甚至是违抗命令开火。在1933年和后面的几年中，察哈尔的军队在将军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的指挥下，自己独立地开展了反日战争。因为这一“罪行”，吉鸿昌将军被国民党的宪兵处死，方振武将军流亡海外渡过一生。
  在1934年到1935年期间，中国红军开始了从中国东南部到西北部的长征，他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以及“抗日”。他们深入到山西省内，接近日本人的据点。日本咆哮着并且威胁中国政府，如果不把共军赶走，那么日本就要撕毁一切停战协定。如果蒋介石不这么做，日本武装部队就要来做这件事，他们要控制这些不识好歹、看不到“中日合作”在日本的条件下进行能带来好处的中国人。
  于是，中国政府就派了一支军队去攻打红军，这支军队由中央军和东北军队组成，并且在西安设置了特别的绥靖公署来达到“剿灭共匪”的目的。这支军队完全失败了。一个德国训练的中央精锐师在第一次与红军接触时就倒向了那边，其他的都被打败了。
  东北军很怀念他们失去的故乡，对侵占他们故乡的日本人感到强烈的仇恨，同时他们也无法顶住红军的论点：在这个时候中国人还打中国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个互不侵犯的协议在“镇压者”和被镇压者的高级将领之间进行谈判。一条“基层统一战线”一直存在于政府军和共产党的普通士兵之间。双方一直保持着隐蔽的深交关系，并且有时候政府军会自愿投降。现在，又是第一次，出现了上层的统一战线。惊慌的蒋介石亲自跑到西安告诫东北军他们的责任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东北军给出的回答就是把他抓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因为相信全中国要联合起来才能反抗日本的“共匪”的干涉，蒋介石才能免受公审和处决，这些正是他那些愤怒透顶的下属们要求的。为了避免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劫持蒋介石的人没有枪决他。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宣言，表示支持学生、工人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抗日政治犯以及公民自由的要求。然后，他们释放了蒋介石。
  这个结果使日本人傻了眼，他们本来很高兴地表示愿意“给合法的中国政府提供军事上的帮助来使委员长获释”。这也使很多中国的高级官员感到失望，特别是何应钦，他曾经支持立刻动用整个空军力量来轰炸叛军司令部，尽管“中国不可缺少的领袖”也在里面。蒋介石被迫放弃了缓和日本的政策，开始让自己的主张去适应普遍的意愿。想要平息，而不是被镇压，这是需要力量的。抗日运动证明了它强大的力量。内战停止了。政治犯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刑讯室释放出来。尽管政府的军事力量还没全部投入到对付侵略者上，但也停止了为了支持姑息政策而攻打自己的人民。
  与日本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不再是日本单方面发动了。如果日本再次来袭，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人民和军队进行反抗。这不是偶然的。中国人民抗日运动中的各条支流汇入到了一条大河之中，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这一点。
  蒋介石是个顽固的人，但同时也是个现实的人。当日本人在中国北方又安排了一次新的挑衅来试探中国人心的团结程度，如果是真的团结就把它摧毁的时候，蒋介石没有踌躇。他不再重复攘外必先安内，而是明确地宣布中国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
  中国人团结抗日的目标被证明是正确的。中国已经站起来团结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