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春节，我是在北大荒过的。半年前，父亲突然去世，我回到北京陪母亲，一直没有再回北大荒。这一次，我是来办理调动返城的关系的，却没有想到赶上了暴风雪，无法回北京和母亲一起过年了。大年初一的晚上，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这是我第一次给母亲写信，也是唯一的一次。母亲不识字，这是以前我没有给她写信的理由。但那一天，我责怪并质疑自己这个自以为是的理由。我的心里充满了牵挂，我们家姐弟三人，寥落四方，一个在内蒙古，一个在青海，一个在北大荒，以前即使我们都不在家，毕竟父亲在，而这个春节却是母亲生平第一次一个人形单影只地过。特别是这一天在北大荒，五个同学买了60斤猪肉，美美地又吃又喝。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二，我们几个同学还要回到我们最初插队落户的生产队，那里的人早早宰好了一头猪，要做一桌丰盛的杀猪菜，专门为我饯行。热闹的场景，红红火火的年味儿，让我越发想念家中的母亲，她一个人该怎么过这个春节呢？虽然几天前，我已经托一位离邮局最近的同学给她寄去40元钱，希望能够在春节前寄到，但她那样一个节俭惯了的人，舍得花这笔钱吗？独自一人，又能用这钱买些什么呢？

天高路远，漫天飞雪中，我的心思被搅得飘荡不定。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夜那样想念母亲，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相依为命的感觉，袭上心头。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忽略了母亲，在我离开北京到北大荒的那六年里，没有一个春节是陪她过的。我自以为八千里外狂渔父，我自以为天涯何处无芳草，我自以为她总也不老而我永远年轻，我自以为只有自己的事情最重要，而她永远不会对我提什么要求。我不知道一个孩子的长大，是以一个母亲的老去，孤独地嚼碎那么多寂寞的夜晚为代价的。父亲的突然去世，才让我恍然长大成人，知道母亲那一头牵着风筝的线，风筝飞得再远，心也是被那一根线牵着。

那时候，我马上就27岁了。我才发现，以前我是多么不孝，而此刻我是多么地无能和无助。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法子来排遣我的愁绪，来帮助和我天各一方的母亲，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写一封信给她。按照传统的规矩，没过正月十五就都算是过年，我希望母亲能够在正月十五前收到它。

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她看不懂，就让我在北京的同学读给她听，让她知道我对她的想念和牵挂，希望她能够过一个好年。第二天清早，我托人顶着风雪以最快的速度到县邮局给母亲寄了一封航空信。

在这封信里，我告诉母亲我在北大荒的情况，告诉她：五个同学买了60斤猪肉，另外还有几个同学已经宰好了一头猪，等着我去好为我送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放心。同时，我问她北京下雪了吗，一个人出门一定要注意，路滑别跌倒了。我问她年过得怎么样，寄去的那40元钱收到了吗。就把那钱都花了吧，特别嘱咐她：做饭做菜多做点儿，多吃点儿，多改善点儿伙食，不要怕花钱。我又告诉她我在京的两个特别要好也特别叮嘱过的朋友的电话，就写在月份牌上，一个在左面，一个在右面，有什么事就给他们两人打电话，有急事就让他们给我发电报⋯⋯

我忽然发现，自己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我从来没有对母亲这样细心过，而以前这样的细心都是母亲给予我的。这一封信写得我心里格外伤感和沉重。

我不知道母亲接到我写给她的这封信后是什么样的心情。事后朋友告诉我，他到家里看望母亲的时候，母亲拿出了这封信让他读后，只是笑着说了句：“五个人买60斤猪肉，怎么吃呀！”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她也没有再提及这封信。1989年的夏天母亲去世之后，我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这封信，她把信封和信纸都保存得好好的，平平整整地压在她的包袱皮里。

我从小就知道这个蓝色的包袱皮，母亲很宝贝它，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动过它，猜想里面包着她的“金银细软”。那天我打开它，发现里面包着的是：她已经不算年轻时候的和她的老姐姐的一张合影，一件不知是什么年代的细纺绸的小褂，几十斤全国粮票和几百块钱（那是我有时候出门留给她的零花钱），还有就是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