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伯特（F. Schubert）生于1797年，逝世于1828年，仅仅活了31岁。
舒曼（R. Schumann）生于1810年，逝世于1856年，活到46岁。
这两位艺术家在世的时间都不算长，而且两个人都是贫病交加，死于疾病。从病情来看，舒曼死于长期的精神病，痛苦的折磨比舒伯特更为残酷；舒伯特是喝了脏水染上肠胃病而致死，怎么也比舒曼好些。但是从贫穷的角度来看，舒伯特比舒曼还要悲惨。舒曼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舒伯特一生除了有过一段短暂的教书生涯之外，从来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时，他连买写乐谱的稿纸的钱都没有，他连一件外套都没有，只好和别人合穿一件，谁出门谁穿。他的音乐那时并不值钱，现在看来极为著名的《摇篮曲》，能换一盘土豆；而同样有名的《流浪者》，只卖了两个古尔盾。舒伯特死后所有的遗产都加起来，充其量也只值二十四五个古尔盾。
最重要的，舒曼一生有一份美好的爱情，美丽善良而又才华出众的钢琴家克拉拉对他生死相依的那一份爱情，足以慰藉舒曼的心灵，并被后人传为佳话。而舒伯特一生没有一次爱情，他终生没有结婚，而且从不谈论女性。据说，舒伯特21岁，唯一一次外出到匈牙利一位伯爵家教授钢琴的时候，曾经爱上了伯爵家的小女儿，但那只是一次单恋，他从未对人家说出口，而且那女孩当时只有12岁。待六年过后那女孩18岁时，他们偶然间得以重逢，却已是云散烟去。
舒曼和舒伯特彼此一生从未相见，舒伯特比舒曼大13岁，只不过是大了一轮，如果舒伯特能够稍微活得时间再长些，我想他们如此惺惺相惜，肯定是能够相见的。舒伯特死的时候，舒曼仅仅18岁，在舒曼这18年中，舒伯特除了外出到匈牙利教书一次之外，都只生活在维也纳，而舒曼却是在莱比锡和海德堡求学，彼此遥遥相隔。而且，那时舒曼是在攻读法律，只是在业余时间学习钢琴，音乐更在遥远的天边。命运让他们天各一方。
我现在偶尔会想象，如果那时命运成全了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相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真的很难想象，以舒伯特的羞涩，舒曼的热情，他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以他们彼此迸发出的艺术和思想的光芒，他们会如何相互辉映，彼此激励。会不会也出现摩擦，如瓦格纳和李斯特，瓦格纳和勃拉姆斯，托斯卡尼尼和普契尼。艺术性格突出的音乐家，往往会在区区小事上格格不入而产生矛盾，彼此不愉快乃至剑拔弩张。因为有那么多的艺术家，原来关系不错，但后来却闹得如一团乱麻，我对舒伯特和舒曼也不得不有些隐隐担忧。如果真的是那样，还不如不让他们两人相见呢。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而已，他们也许即使相见也不会出现这种担忧，相反没准能出现一段更为美丽的佳话呢。事实上，虽从未相见，舒曼却与舒伯特保持极其友好的关系，并对舒伯特的音乐尤其是遗作的挖掘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舒曼，舒伯特的遗作C大调第九交响曲，便很难问世为大家知道并喜爱。
舒曼是一个极为热情的人，他对同时代音乐家的热烈鼓吹和提携，在音乐史上是有名的。他曾经撰写对李斯特、肖邦、柏辽兹和勃拉姆斯等人的音乐评论，如今这些文章成为音乐史上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在音乐家之中，能够写一手漂亮文章的有那么几位，舒曼应该说是写得最漂亮的人了。而且，他从来都是那样热情而厚道，从未像德彪西那样刻薄过。他对舒伯特更是情有独钟，不止写过一篇文章为天才早夭的舒伯特鼓吹，也不止一次为发现舒伯特这个奇才而兴奋不已、赞叹不已。说起舒伯特的音乐，他总是充满感情：“没有一首作品不是倾诉他的心灵的。古往今来只有少数几首艺术作品能像舒伯特那样鲜明地保留下作者的印痕。”他还这样说过自己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着星光树影梦到他”。读到这样的文字，总能为舒曼的真诚，也为舒伯特终于获得知音而感动。
舒伯特在世时知音并不多。只有贝多芬在看到舒伯特的乐谱时惊异地大叫过“这是谁作的曲”？但那已是贝多芬病重的晚年，舒伯特得知这一消息赶去看望贝多芬时，贝多芬已经垂危在病榻上了。贝多芬去世时，是舒伯特为贝多芬擎着火炬送葬，据说归来的途中喝酒，舒伯特竟举杯对大家说了一句：“为在座的先死者干杯！”不料一语成谶，一年半后，他自己竟先死于他人。死前，他只要求能够将自己葬在贝多芬的墓旁边。
舒曼到维也纳去的那一年，对于舒伯特是极为重要的一年。那是舒伯特逝世后的第11年，即1839年，那时舒曼29岁。如果不是舒曼去了维也纳，也许舒伯特还在地下沉默。或许在以后也会有人发现舒伯特的才华，但毕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起码要推迟许多时日。
舒曼那一年去维也纳有两个目的，一是去看望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墓，二是去舒伯特的哥哥家寻找舒伯特的遗作。舒曼到达维也纳郊外的维林墓园，拜访了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墓地，舒伯特并没有紧挨着贝多芬的墓，中间隔着一位伯爵的墓地，舒曼特别羡慕这位伯爵能够长久地躺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有两位音乐大师陪伴。只是贝多芬的墓前有几株红玫瑰，而舒伯特的墓前没有任何装点，这让舒曼的心里多少有些替舒伯特不平。舒曼说他自己的夙愿终于如愿以偿，他还多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贝多芬的墓前捡到一支钢笔，他把这支钢笔当成了圣物，这给了他无限的灵感。
他在归途中拜访了舒伯特的哥哥斐迪南，斐迪南拿出舒伯特的许多遗物给他看，舒曼说他当时看到这些东西兴奋得抑制不住浑身发抖。这是一个懂得艺术又懂得心灵的音乐家具有的品质，这是只有舒曼才会有的表现，他后来将其中一些遗作以《遗物》为题发表在他主持的《音乐新报》上，让世人重新认识了舒伯特的价值。
在这次拜访中，舒曼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舒伯特的C大调的第九交响曲。他认为它具有“天堂般的长度”，并高度评价了这部交响曲：“我直率地说一句，谁若是不知道这首交响曲，那么可以说他对舒伯特知道的不多。”他认为当时的交响曲多数“都只是贝多芬的微弱的回声而已”，是“海顿和莫扎特敷粉假发的可怜剪影，而这假发下面是没有头脑的”。而舒伯特的这首交响曲的意义在于“绝不只是优美动听的旋律，绝不只是表达已经被音乐家表现过成千上万次的喜悦和悲哀的情绪而已，它还蕴蓄着更多的东西。这首交响曲把我们引入一个好像从未到过的境界之中”。
在具体评论这首交响曲的时候，舒曼这样写道：“这首交响曲，除了具有炉火纯青的作曲技巧以外，还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精细入微的明暗色调，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深刻的表现力，全曲充满了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舒伯特的浪漫情调。他这些神妙的漫长的乐曲——正像长篇小说一样滔滔不绝，难以遏止，而又绝不使人厌倦；恰恰相反，它有很大的吸引力，能把读者愈来愈深入地引进他的创作天地之中，流连忘返。”
舒曼回到莱比锡，将舒伯特的这首交响曲交给勃列特考普夫与格尔特出版公司出版，送给万豪斯音乐会主办机构，最后经过他的极力推荐和努力，由门德尔松指挥，在莱比锡音乐大厅演出。舒伯特一辈子都没有听到自己的什么交响曲，更不用说这首在他逝世之前才完成的第九交响曲了。但是，现在他听到了。在他的这首C大调第九交响曲中，他听到了自己的音乐同时也有他和舒曼的心灵共有的回声。两个伟大的音乐家，在这里紧紧握手。
我也曾经到过维也纳的维林墓园，拜访过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墓地，我看见在他们两人墓地之间没有一个什么伯爵的墓，只有一条人们踩出的小小的路。我看见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墓前都摆放着鲜花。从墓地来看，贝多芬的更为朴素一些，舒伯特的则雕塑得颇为漂亮，白色的大理石上雕刻着这样的题词：“死亡把丰富的宝藏，更把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了。”——或许，是后人重新修葺过的。
站在舒伯特的墓前，想起舒曼和舒伯特，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想起他们这一段生死两地之间的交往，这一切该是多么的难得而感人。人世中，有许多丑恶让我们悲观甚至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但也有许多美好和纯洁足以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让我们的眼睛里充满晶莹的泪花而拭去浓重的阴霾。能够给予我们这些美好和纯洁，其中最主要的是依赖于艺术，而艺术中最重要的是依赖于音乐。因为，我已经越来越不相信人世间的那种看似真情浓郁实则虚情假意的情感；我也越来越不相信文学和影视戏剧中的伪劣的形式主义和煽情的制作方式。我只依赖于我认为好的音乐，在这样的音乐面前，人和音乐一样透明。在这样的音乐中，让我的心被过滤得没有一点杂质，暂时与世隔绝，而分外沉静安宁。
因此，千里迢迢到维也纳来，就是为了看望那些我心仪已久的音乐家。站在维林墓园前，我应该感谢那些音乐家，包括舒曼和舒伯特。
只是，行色匆匆，我没有找到舒曼的墓地。或许，舒曼的墓地没在这里，而在他的家乡杜塞尔多夫。
我也没有舒曼的运气，在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墓前捡到一支给予我灵感和好运的钢笔或别的什么。我只捡了一枚椭圆形的树叶，正是深秋季节，那枚树叶金黄金黄的，如同舒曼或舒伯特遗落在这里的一个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