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起肖邦（F. Chopin），我们常听肖邦。说熟了，说滥了，却往往很陌生。自以为走得很近，却很可能离得很远。肖邦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实，起码对我是一团蒙蒙的雾。很长时间，国外出版的肖邦的传记颇多，大多关注的是他和乔治·桑的浪漫之情。而我国对他的宣传，大多在于他去法国之前带走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去世时嘱托一定将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安放在华沙的圣十字教堂。如今教堂的柱子上有一块纪念碑，上面煽情地刻着这样的话：“哪里有你的爱，哪里就有你的心脏。”

肖邦被人们各取所需，肢解，分离⋯⋯像一副扑克牌，任意洗牌后，你可以取出一张红桃三说这就是肖邦，你也可以取出一张梅花A说这才是肖邦。

确实，肖邦既有甜美的升C小调圆舞曲（作品64-2）、宁静的降B小调夜曲（作品9-1），又有慷慨激昂的A大调“军队”波兰舞曲（作品40-1）和雄浑豪壮的降A大调“英雄”波罗乃兹（作品53）。如同一枚镍币有着不同的两面一样，我们当然可以在某一时刻突出一面。我们特别爱这样做。像买肉一样，今天红烧便想切一块五花肉，明天清炒就想切一块里脊肉。

人，尤其是敏感的艺术家，其实不只是镍币的两面。他要复杂得多。他作品的内涵比其本人要复杂曲折得多。音乐，推而广之艺术，正因为如此才有魅力，是不可解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我不大相信后人做的任何传记，因为不可能没有揣测、臆想而偏离客观的真实；我更不相信自己为自己做的自传，心理学家早就说过：“无论什么样的自传，都不会不包括自我辩护。”更何况，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座埋藏自己秘密的坟墓，是到死也不会对别人讲的。要了解或走近一位艺术家，只有面向他的作品。

舒曼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被经常引用：“如果北方那个专制的沙皇知道肖邦的作品里面，就在最简单的波兰农民的玛祖卡舞曲的旋律里面，都有他的可怕的敌人在威胁着他，他一定会禁止肖邦的音乐在他统治的区域里得到演出的机会。肖邦的作品好比一门门隐藏在花丛里面的大炮。”舒曼的音乐评论是非常有见地的，可这段话说得太过了。将艺术作品比成武器，是我们在一段时间里特别爱说的话，似乎不像是舒曼讲的。事实上，沙皇一直在欣赏、拉拢肖邦，在肖邦童年的时候赠送他钻石戒指，还授予他“俄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肖邦的作品不可能是一门门大炮。舒曼和我们都夸张了肖邦和音乐自身。

说出一种花的颜色，是可笑的，因为一种花绝对不是一种颜色。说出一朵花的颜色，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朵花的颜色是纯粹的一种色彩，即便是一种白，还分月白、奶白、绿白、黄白、牙白⋯⋯只能说它主要的色彩罢了。

肖邦的主要色彩是什么？革命？激昂？缠绵？温柔？忧郁如水？优美似梦？在我看来，肖邦主要是以他的优美之中略带一种沉思、伤感和梦幻色彩，而使他的音乐走进我们的心中。

他的优美不是绚烂至极的一天云锦，更不是甜甜蜜蜜的无穷无尽的耳边絮语；他不是华托式的豪华的美，也不是瓦格纳气势磅礴的美，他是一种薄雾笼罩或晨曦初露的田园的美，是一种月光融融或细雨淅沥的夜色的美。

他的沉思，并不深刻，这倒不仅因为他只爱读伏尔泰，不大读别的著作。这是他的天性。他命中注定不是那种高歌击筑、碧血蓝天、风萧萧兮易水寒式的勇士，他做不出拜伦、裴多菲高扬起战旗冲锋在刀光剑影之中的举动。他只能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说过：在这样的战斗中，我能做的是当一名鼓手。他也缺乏贝多芬对于命运刻骨铭心的思考。他没有贝多芬宽阔的大脑门。

他的伤感和梦幻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有些作品，他是把对祖国和爱人的情感融合在他的旋律中的。但有许多作品，他独对的是他的爱人，是他自己的喃喃自语。他并不过多宣泄自己个人的痛苦，而只把它化为一种略带伤感的苦橄榄，轻轻地品味，缓缓地飘曳，幽幽地蔓延。而且，他把它融化进自己的梦幻之中，使那梦幻不那么轻飘，像在一片种满苦艾的草地中，撒上星星点点的蓝色的勿忘我、紫色的鼠尾草，和金色的矢车菊的小花。

丰子恺先生早在六十多年前说过这样一句话：“Chopin一词的发音，其本身似乎有优美之感，听起来不比Beethoven那样的尊严而可怕。”这话说得极有趣。或许人的名字真带有某种性格的色彩和宿命的影子。无论怎么说，丰先生这话让人听起来新奇而有同感，是颇值得回味的。

二

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肖邦的全部的夜曲、一部分圆舞曲和他的唯一的两部协奏曲。其中更喜欢的是他的夜曲。无论前期的降B小调、降E大调（作品9-1、2），还是后期的G小调（作品37-1）、C小调（作品48-1），都让我百听不厌。前者的单纯明朗的诗意，幽静如同清澈泉水般的思绪，仿佛在月白风清之夜听到夜莺优美如歌的声响；后者的激动犹如潮水翻涌的冥想，孤寂宛若落叶萧萧的凝思，让人觉得在春雨绵绵的深夜看到未归巢的燕子飞落在枝头，摇碎树叶上晶莹的雨珠，滚落下一串串清冽的簌簌琶音。在他的G小调（作品37-1），甚至能听到万籁俱寂之中从深邃而高邈的寺院里传来肃穆、悠扬的圣乐，在天籁之际、在夜色深处，空旷而神秘地回荡，一片冰心在玉壶般，让人沉浸在玉洁冰清、云淡风轻的境界里，整个身心都被过滤得澄静透明。

肖邦的夜曲，给人的就是这样的恬静，即使有短暂的不安和骚动，也只是一瞬间的闪现，然后马上又归于星月交辉、夜月交融的柔美之中。他总是将自己忧悒的沉思、抑郁的悲哀、踯躅的徘徊、深刻的怀念⋯⋯一一融化进他柔情而明朗的旋律之中。即使是如火的情感，也被他处理得温柔蕴藉，深藏在他那独特的一碧万顷的湖水之中。即使是暴风骤雨，也被他一柄小伞统统收敛起来，滴出一串串雨珠项链的童话。如果说那真是一种境界，便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如果说那真是一幅画，便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在市声喧嚣时，不易听肖邦；在欲念躁动时，也不易听肖邦。因此，在商业街的高音喇叭里，在精品屋的舒缓音乐里，甚至在灯光柔媚的咖啡厅里，都不会听到肖邦。肖邦，只适合在夜深人静时，独自一人时听，尤其是听肖邦的夜曲。肖邦的夜曲和肖邦本人一样幽婉动人。肖邦的夜曲其实就是他的内心独白，就是他一页页的日记。肖邦的夜曲是一张温柔的网，打捞上来明静的夜色，也打捞上来逝去的岁月，和自己快要磨成老茧的心以及已经风干成痩筋腊肉一样的情感。

我有一盘美国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的CD和一盘匈牙利的钢琴家瓦萨利的磁带。他们分别演奏了肖邦的夜曲。应该说，这是两盘好带子。他们都是名家。论名气，似乎鲁宾斯坦更大些。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鲁宾斯坦弹奏得更为炉火纯青，冷静而从容不迫，线条流畅如一道溪水从远方缓缓流来，又轻轻流向远方。但是，我更喜欢瓦萨利。瓦萨利比鲁宾斯坦多了一分热情，又不像拉赫玛尼诺夫那样过于慷慨激昂。尤其瓦萨利演奏G大调夜曲（作品32-2），这是一首演奏较少的曲子，浪漫、柔和、激动而后表现的热情，都被瓦萨利演奏得恰到好处，层次分明。他既不过分渲染，也不故意显得老成而无动于衷。

鲁宾斯坦和瓦萨利都是诠释肖邦的大家，我不清楚这是我的偏爱呢，还是他们确实有不同原因才有此偏差或说是性格。鲁宾斯坦其实原是波兰人，和肖邦同宗同祖。我只能这样解释，鲁宾斯坦离开他的祖国太久了（他1906年19岁时首次访美演出，1946年加入美国国籍）。但这样解释也并不通，因为肖邦一直也是在国外生活的呀。离开祖国太久太远，似乎都不能说明问题。那么，也许我听的是鲁宾斯坦1965年晚年的演奏，那时，他已经78岁了。技法再娴熟，也难有年轻人的热情和激情了。

瓦萨利虽是匈牙利人，毕竟和波兰同属东欧，一样的小国，感情是相通的。他1933年出生，比鲁宾斯坦年轻了46岁。当然，他要比鲁宾斯坦热情多了。再怎么说，艺术的年轻在于心灵而不在于年龄，枯枝一样的手指和血气方刚的手指弹在钢琴的黑白键上，毕竟有着不同的韵味。或许是我的偏见，我总觉得，肖邦，是不太适合老年人弹奏的，老年人也许更适合李斯特。

三

1831年，肖邦来到巴黎，除了短暂的旅行，他大部分的时间生活在巴黎并死在巴黎。他在巴黎19年，是他全部生命的一半。一个祖国沦陷、风雨漂泊的流亡者，而且又是一个那样敏感的艺术家，只身一人在巴黎那么长时间，日子并不好过，心情并不轻松。那里不是你自己的家，初到巴黎的肖邦，毕竟出师无名，他为什么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又是靠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在异国他乡浮萍无根飘荡了整整半生？

音乐？爱情？对祖国的忠诚？

肖邦并不复杂的短暂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却不是一串单纯简单的音符。

当然，我们可以说，1837年，肖邦断然拒绝俄国驻法大使代表沙皇授予他的“沙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当大使说他得此殊荣是因为他没有参加1830年的华沙起义，他更是义正词严地说：“我没有参加华沙起义，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但是我的心是同起义者在一起的！”而他和里平斯基的关系，也表明了这种爱国之情。里平斯基是波兰的小提琴家，号称“波兰的帕格尼尼”，到巴黎怕得罪沙皇而拒绝为波兰侨民演出，肖邦愤然与他断绝了友谊。肖邦的骨头够硬的，颇像贝多芬。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肖邦为了渴望进入上流社会，为了涉足沙龙，为了在巴黎扎下根，表现了他软弱的一面。他不得不去小心装扮修饰自己，去为那些贵族尤其是贵妇人演奏。他很快就学会了和上流社会一样考究的穿戴，出门总不忘戴上一尘不染的白手套，甚至从不忽略佩戴的领带，手持手杖，哪怕在商店里买珠宝首饰，也要考虑和衣着的颜色、款式相搭配，而精心挑选，犹如选择一曲最优美的装饰音符。肖邦简直成了一个纨绔子弟，颇像急于进入上流社会的于连。

其实，我们同样还可以这样说，肖邦自己开始很反感充满污浊和血腥的巴黎，所有这一切，他并不情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自己说过：“巴黎这里有最辉煌的奢侈、有最下等的卑污、有最伟大的慈悲、有最大的罪恶；每一个行动和言语都和花柳有关；喊声、叫嚣、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使你在这个天堂里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不知所措，只是短暂一时的，肖邦很快便打入上流社会。因为他需要上流社会，而上流社会也需要他。保罗·朗多尔米在他的《西方音乐史》中这样说肖邦：“自从他涉足沙龙，加入上流社会之后，他就不愿意离开这座城市了。上流社会的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欢迎他，他既表现出是一个杰出的演奏家，又是一位高雅的作曲家和富有魅力的波兰人，天生具有一切优雅的仪态，才气横溢，有着在最文明的社会中熏陶出来的温文尔雅的风度。在这个社会中，他毫不费力地赢得了成功。肖邦很快就成为巴黎当时最为人所崇尚的时髦人物之一。”人要改造环境，环境同时也要改造人，鲜花为了在沙漠中生存，便无可奈何地要把自己的叶先变成刺。说到底，肖邦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只是一个音乐家。

说肖邦很快就堕入上流社会，毫不费力地赢得了成功，这话带有明显的贬义和不恭，就像肖邦快要去世时屠格涅夫说“欧洲有五十多个伯爵夫人愿意把临死的肖邦抱在怀中”一样，含有嘲讽的味道。一个流亡者，在他刚到巴黎的那一年，自己的祖国便被俄国占领，而巴黎那时刚刚推翻了专制君主，洋溢着的民主和自由气氛，正适合他音乐艺术的发展。这两个环境的明显对比以及遥远的距离，不能不撕扯着他本来就敏感而神经质的心。渴望成功，思念祖国，倾心艺术，痴迷爱情，恋慕虚荣，憎恶堕落⋯⋯肖邦的内心世界，是一个矛盾交织体。他到巴黎的时候才21岁，只是一个穷教书匠的儿子。矛盾、彷徨、一时的软弱，都是极正常的，不正常的倒是我们爱把肖邦孱弱而被病魔一直缠身失血的脸，涂抹成一脸红光焕发的关公。

有两件这样的事情，很能说明肖邦这种矛盾的心情和处境。

一件事是他到巴黎的第二年，给巴黎的一位部长大人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在这封信中，他说：“一个不能再忍受祖国的悲惨命运而来到巴黎已将近一年的波兰人——这是我向阁下作自我介绍所能使用的全部头衔——恭顺地向您请求把音乐学院大厅供他1月20日举行音乐会用⋯⋯”在他不得谦卑地请求部长大人，借助官方力量以求伸展的同时，他不忘自己的祖国和身份。设身处地替肖邦细细想想，这样的信，并不好写，比他作一曲钢琴的玛祖卡要难得多。那不仅在用词上要颇费斟酌，更主要的是那一刻低头抬手求人的时候心灵扭曲的痛苦。

另一件事是他到巴黎的时候，手里带有当时俄国占领华沙的头子康斯坦丁大公写给俄国驻外大使馆的一封介绍信。这是他通往欧洲的一张通行证，他没有动用过，不过，他也没有拒绝接受这张通行证或把它丢弃。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艺术家，都会有这种软弱和矛盾的时候。这一点不妨碍他的伟大，反倒看出他的真实、可爱，与凡人相通的一面。人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有时醒着，有时却要睡着，怎么可能要求他一天24小时都睁大一双炯炯有神、明光闪烁的眼睛呢？坚强和软弱，伟大和渺小，激情和柔情，世俗和脱俗，交织在他本人身上，才是真正的肖邦；交织在他的作品里，才是肖邦完整的音乐。

四

肖邦和许多音乐家、作家、画家是朋友。对于肖邦的作品，许多人给予赞赏。比如鲁宾斯坦就说他是“钢琴的灵魂，钢琴的游吟诗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称赞肖邦的音乐是“纯旋律”。其中，给予肖邦最高评价和支持的莫过于舒曼和李斯特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有不少人给予肖邦批评甚至讥讽，瓦格纳恐怕是最具代表性的了，他说肖邦不过是“妇人的肖邦”。

同时，肖邦对他前辈和同时代的音乐家也给予了一针见血乃至不无偏颇的批评。比如，他批评柏辽兹音乐中所谓“奔放”是“惑人耳目”；嫌弃舒伯特的音乐粗鄙不堪；认为韦伯的钢琴曲类似歌剧，均不足取；甚至对于人们最为推崇的贝多芬，他说除了升C调奏鸣曲，贝多芬的其他作品“那些模糊不清和不够统一的地方，并不是值得推崇的非凡的独创性，而是由于他违背了永恒的原则”。就连给予过他最大支持的舒曼和李斯特，他也一样毫不留情。他对李斯特炫耀技巧的钢琴演奏公开持批判态度，讥讽李斯特的演奏听众的感觉是“迎头痛击”。而对舒曼，他更不客气，几乎被他全部否定，甚至说舒曼的名作“狂欢节”简直不是音乐。

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人们会说年轻的肖邦太不知天高地厚，太不懂人情世故，太恩将仇报。今天，艺术殿堂已经差不多成了市场，扯响了高八度的嗓门吆喝卖的、屈膝弯腰唱个大喏乞求买的，再弄几个哥们儿、姐们儿当“托儿”，或弄一席酒宴一勺烩出赞不绝口的过年话⋯⋯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我想肖邦时代的艺术殿堂也不见得就那么纯而又纯，但那时民主与自由的气氛，浪漫主义的朝气，毕竟给了肖邦一个宽厚而开阔的天地。那毕竟是资本主义的新生期，给予了艺术一块肥沃的土壤。否则，那个时期出不了那么多群星璀璨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雨果、海涅、巴尔扎克、密茨凯维奇、德拉克洛瓦、舒曼、门德尔松、李斯特⋯⋯数不胜数。因此，肖邦和他的这些朋友相互的批评乃至攻击，我不认为是文人相轻。我也不认为是世界充满了太多的隔膜，而使得人们彼此难以相互理解。我只认为这是肖邦和他们各自性格最淋漓尽致、无遮无拦的体现。他们都凭着自己的天性和艺术追求，来评判着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以及面对的世界。他们不想巴结什么人，也不怕得罪什么人；他们不曾为获什么大奖而说些昧心的话，也不曾想为谋得一官半职而将艺术当成敲门砖；当然，他们更不会为了一餐饭局和几个红包而将自己的良心与良知一起切碎，卖一碗清水杂碎汤。因此，他们不雇枪手、打手，更不雇吹鼓手。他们自己就是一面旗，即使不那么鲜红夺目，却一样迎风飘扬。

肖邦对别人的批评，尽管不确切，甚至过于武断，但这不妨碍他和他们的友谊，他们之间的技艺却在这种批评中得以交流，相互促进发展。缺少了真诚而爽快的批评，尽是肉麻的赞扬，艺术便是一锅糊糊没有了豆，也没有了值得珍视的东西。

我们缺少肖邦和他朋友之间这样的批评。我们也就缺少如他们一般的艺术大家。

五

肖邦和女人的关系，一直是肖邦研究者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的话题。毋庸置疑，肖邦和女人的关系，不仅影响着他的音乐，同时影响着他的生命。

在这个世界上，女人和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而男人往往是通过女人和艺术发生关系而再现艺术的。可以说，没有女人，便没有艺术。虽然在艺术家中，男人要多于女人。

据我查阅的资料，肖邦短短39年的生涯，和四个女人有过关系。每一个女人，在他的生命中都留下并不很浅的痕迹。而且，他都留有乐曲给各位女子。研究肖邦和这四个女人的关系，的确不是猎奇，而是打开进入肖邦音乐世界的一把钥匙。

肖邦爱上的第一个女人，是康斯坦奇娅。1829年的夏天，他们两人同为华沙音乐学校的学生，同是19岁，一同跌进爱河。第二年，肖邦就离开了波兰。分别，对恋人来说从来都是一场考验，更何况是在动乱年代的分别。这样的考验结果，不是将距离和思念更深地刻进爱的年轮里，就是爱因时间和距离的拉长而渐渐疏远、稀释、淡忘。初恋，常常就是这样的一枚无花果。肖邦同样在劫难逃。虽然临分手时，他们信誓旦旦，肖邦甚至说即使我死了，骨灰也要撒在你的脚下⋯⋯但事实上分别不久，他们便劳燕分飞，各栖新枝了。别只责怪康斯坦奇娅的绝情，艺术家的爱情往往浪漫而多为一次性。我不想过多责怪谁是谁非，这一次昙花一现的爱情，没有给肖邦太大的打击，相反却使他创作出他一生唯一的两首钢琴协奏曲。无论是E小调第一，还是F小调第二协奏曲，都是那么甜美迷人，流水清澈、珍珠晶莹的钢琴声，让你想到月下的情思、真挚的倾诉和朦胧的梦幻。它不含丝毫的杂质，纯净得那么透明，这是只有初恋才能涌现出来的心音。这是肖邦以后成熟的作品再不会拥有的旋律。

我非常喜欢这两首协奏曲。它常常让我想起肖邦和康斯坦奇娅。肖邦死后整整40年，康斯坦奇娅79岁高龄的时候才去世。我不知道在那40年漫长的岁月里，她听到这两首乐曲时是什么感情？我只是常想起他们，想起纯真美好可望而不可得的爱情。也许，凡是得到的，即便是爱情，也难有这样美好了。肖邦日后和乔治·桑不就是如此吗？也许，爱情永远只是一个梦，是上帝抛向人间的一道彩虹和一团迷雾。

肖邦爱上的第二个女人，叫玛利娅。这是1835年6月发生的事。玛利娅比肖邦小九岁，小时候，肖邦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个相貌丑陋的小姑娘，眼下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美人了。只是这一场爱情太像一出流行的通俗肥皂剧，女的家世贵族，门不当户不对，一个回合没有打下，爱情的肥皂泡就破灭了。虽然肖邦献给人家一首A大调圆舞曲，不过，在我看来，这首曲子无法和献给康斯坦奇娅的那两首协奏曲相媲美。想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无论肖邦，还是玛利娅，不过是一次邂逅相逢中产生的爱情，他们谁也没有付出那么深、那么多。艺术不过是心灵的延伸；音乐不过是心灵的回声；蹚过浅浅一道小河式的爱，溅起的自然不会惊涛拍岸，而只能是几圈涟漪。

肖邦和乔治·桑的爱，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爱，长达十年之久。该如何评价这一场姐弟恋呢？乔治·桑年长肖邦六岁，一开始就担当了“仁慈的大姐姐”的角色，爱的角色就发生了偏移，便命中注定这场爱可以爱得花团锦簇、如火如荼，却坚持不到底？还是因为乔治·桑的儿子从中作怪导致爱的破裂？或者真如人们说的那样乔治·桑是个多夫主义者，刺激了肖邦？抑或是因为他们两人性格反差太大，肖邦是女性的，而乔治·桑则是男性的，不说别的，就是抽烟，肖邦不抽，而乔治·桑不仅抽而且抽得极凶，就让两人越来越相互难以忍受？⋯⋯爱情，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走路鞋子硌不硌脚，只有脚自己知道，别人的评判只是隔岸观火罢了。

据说，1848年肖邦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和1849年肖邦临终前，乔治·桑曾经去看望过肖邦，都被阻拦了。这只是传说，带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无论他们两人当时和事后究竟如何，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即使这两次他们会了面，又将如何呢？事情只要是过去了，无论对于大到国家，还是小到个人，都是历史，是翻过一页的书，而难重新再翻过来，重新更改、修饰或润滑了。人生不可重演，必然导致爱情的覆水难收。十年，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十年好过，轻易地将十年筑起的爱打碎，这对于肖邦当然是致命的打击。可以说，这次的打击是他的死因之一，或者说这次打击加速了他的死亡。这就是爱的力量，或者说爱对于太沉浸、太看重于爱的人的力量。从1837年到1847年，肖邦和乔治·桑十年的爱结束后，不到两年，肖邦就与世长辞了。

其实，甜蜜得如同蜂蜜一样的爱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是人们的一种幻想，是艺术给人们带来的一个迷梦。如果说这世界上真的存在爱情的话，爱情是和痛苦永远胶黏在一起的，妄想如轻松地剥开一张糖纸一样剥离开痛苦，爱情便也就不复存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肖邦在和乔治·桑在一起这十年中，为什么会涌现出这么多的作品，其中包括三首叙事曲（占其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二），三首谐谑曲（占其作品总数的四分之三），两首奏鸣曲（占其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二），还有大量的夜曲、玛祖卡、波罗乃兹和梦幻曲。这里尽是美妙动听的乐曲，包括肖邦和乔治·桑在西班牙修道院的废墟中，在南国的青天碧海边，在温暖的晨钟暮鼓里，创作出的G小调夜曲、升F大调即兴曲、C小调波罗乃兹，以及在诺昂乔治·桑的庄园里创作出的有名的“雨滴”前奏曲、“小狗”圆舞曲⋯⋯仅从后两首曲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曾经拥有过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那两首乐曲给我们带来多少遐想，小狗滴溜溜围绕着他们，是何等欢欣畅快；细雨初歇，从房檐滴落的雨滴、钢琴声和等待心绪的交融，是何等沁人心脾⋯⋯应该说，肖邦一生最多也是最好的乐曲，均创作在这个时期。

1848年的春天，因为生活拮据，肖邦抱病渡海到英国演出，在伦敦储存的钱全部付了医疗的费用，只好暂住在他的苏格兰女学生史塔林家中。史塔林爱上他，并送给他25000法郎作为生活的费用。他回赠给史塔林两首夜曲F小调、降E大调（作品55-1、2）。不知道回赠有没有爱情。

我是很怀疑这种说法的，因为我查阅了肖邦的年谱，这两首夜曲并不是作于1848年，而是作于1843年。纵使是赠给史塔林小姐的，这两首夜曲也无法同上述那些乐曲比拟。在肖邦的21首夜曲里，它们不是最出色的。或许，肖邦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爱无法挽救他了，或者是爱来得太晚些了，又或者是他还沉湎于以往的甜梦、噩梦里再无力跳将出来⋯⋯

我无法想象。我也无法猜测肖邦短暂的一生，是否真正得到过爱情。他和这几个女人的感情算不算是他所追求的爱情。但是我能够说，这一切是爱情也好，不是爱情也好，都不能和他的那些美妙动人的乐曲相比。爱情永远存在于肖邦的音乐中，它比肖邦同时也比我们任何人都要活得更长远。

六

肖邦的一生里，没有创作出一部交响乐和歌剧，他的最大部头便是那两首钢琴协奏曲了，这是他同其他音乐家无法相比的。

肖邦的一生里，创作出的所有作品，都是钢琴曲，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致力于他最热爱的钢琴音乐之中，心无旁骛，专一而专注，也是别的音乐家同他无法比拟的。

我不知道这在音乐史中是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一个音乐家，在他的艺术走向成熟的时候，一般都想尝试一下交响乐和歌剧，就像一个作家在写了些短篇之后，都想染指长篇小说一样。在一般人的评价和意识里，辉煌的交响乐、歌剧和长篇小说，才是一个大师的标志，是艺术的里程碑。

肖邦偏偏不这样认为。

为什么？是他的偏爱，是他把生命全部寄托在钢琴之中，还是病魔缠身的身体不允许他创作大部头的作品，抑或是他的性格、他的天性只爱在幽幽暗室里为两三个知心好友演奏钢琴，而不喜欢交响乐和歌剧那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难道他本来就只是一条小溪，横竖只能在山里流淌，而难能流下山去，更遑论流向大海？他的恋爱都可以更换过四次，和乔治·桑十年厮守相聚的生活都可以一朝分手各奔东西，唯有这一点，他至死不渝，他只作钢琴曲，而且大部分是人们认为的钢琴曲的小品。为什么？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此做过令人信服的解释，反正在我读过的有关肖邦的书中，没有见到，也许是我读的书太少，见识浅陋。

几乎所有肖邦的朋友都曾劝过他去创作交响乐和歌剧，其中包括他的老师埃斯内尔教授、波兰最著名的诗人密茨凯维奇，以及乔治·桑。他们都认为肖邦的最高峰和最伟大的成就，不应该仅仅是钢琴曲，而应该是交响乐和歌剧。

据说，有许多好心人总问他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写交响乐和歌剧呢？”把他问烦了，他指着天花板反问：“先生，您为什么不飞呢？”人家只好说：“我不会飞⋯⋯”他便不容人家说完，自己说道：“我也不会，既不会飞，也不会写交响乐和歌剧！”可爱的肖邦有时候也不可爱了。有时候我们的好心人太爱以自己的意愿改造他人，不仅仅是改造凡人，同时也改造名人和伟人。

李斯特曾这样替肖邦解释：“肖邦最美妙、卓绝的作品，都很容易改编为管弦乐。如果他从来不用交响乐来体现自己的构思，那只是他不愿意而已。”

李斯特的解释不能说服我。李斯特明显在为肖邦辩护，有拔高肖邦之嫌。当然，作品的体量不能说明一个音乐家成就和造诣的大小。契诃夫一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依然是伟大的作家；肖邦一生没有写过交响乐和歌剧，同样依然是伟大的音乐家。艺术不是买金子或钻石，分量越大便越值钱。只是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肖邦自己和自己较劲，一辈子就是不沾交响乐和歌剧的边。我一直想解开这个谜，我自己也和自己较劲。

肖邦一生反对炫耀的艺术效果，反对众多的乐器淹没他心爱的钢琴，这从他的那两首协奏曲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乐队始终只是配角。他的好朋友法国著名画家德拉克洛瓦曾经提到肖邦这样对他阐述自己的思想：“我们一会儿采用小号，一会儿长笛，这是干吗？⋯⋯如果音响企图取代作品的思想，那这种音响是该受指责的。”而当德拉克洛瓦的画风中出现众多热闹炫目的色彩和线条时，肖邦对此格外警惕。单纯、纯朴，一直是肖邦艺术追求的信条。他自己说过：“纯朴发挥了它的全部魅力，它是艺术臻于最高境界的标志。”这话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因此，他不会背弃自己的信条，去让他认为最能够同时又最适合这种标志的钢琴，让位于交响乐和歌剧。

这只是我的解释，但这解释也未见得说得通。难道交响乐和歌剧就一定同纯朴相违背吗？乐器的众多，就一定不单纯而华而不实吗？

当然，我们可以说肖邦太过于偏执，似乎世上的音乐只剩下钢琴一种了。但我们不得不佩服肖邦的偏执，在众多舆论面前，在众多劝说面前，乃至在众多诱惑面前，他始终恪守自己的信条，绝不动摇，绝不背叛，更不用说随风转了。我只能试图这样自己说服自己，但是我到底还是没有。肖邦的一生生活已经被人说了个透，就留下这么一点悬念吧。

其实，肖邦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