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爱德华·格里格（E. Grieg，1843—1907）15岁，刚刚从九年制的小学毕业。像许多孩子一样，在大人一再的撺掇下，一定要报考一个名牌大学，他来到德国的莱比锡报考这里的音乐学院。莱比锡音乐学院，确实是一所名牌大学，在当时整个欧洲都非常有名。它是由门德尔松创办的，建立在1843年，巧得很，和格里格出生在同一个年头，似乎和格里格很有缘分。舒曼等很多有名的音乐家都曾经在这所学院里教过书。
但是，格里格那时还小，还考虑不到大人们替他想到那样长远的前途，而只看到眼前，他从家乡初来乍到德国，感到很陌生，尤其是一时无法听到挪威的家乡话，更使他感到很寂寞，他本来就不那么愿意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考试，这时就更是心里一百个不乐意。在考场上，他只是坐在钢琴旁应付了事般地弹奏了他在乡间婚礼上听到的哈林格舞曲，完全是即兴、为了完成任务的演奏。老师没有打断他，只是最后对他说了句：“半音多了点儿。”他以为不会考上了，却偏偏考上了。家乡的哈林格舞曲帮助了他。
以前，听格里格的音乐时，尤其是听他的《培尔·金特》组曲的时候，总会被他柔情似水的缠绵与深挚所感染，暗自觉得他在童年和少年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听话的乖仔，就像我们这里那些好学生一样个个笔管条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在生活中所展现的性格和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性格并不完全一样。就在刚进入莱比锡音乐学院的一年级的时候，他因为迟到和校长顶嘴，被校长施莱尼茨气愤地当众斥责为劣等生。这很伤他的自尊心。第二天，他到校长室找到校长直陈他对昨天批评的不满，指责校长昨天的话太生硬且带有侮辱性。校长本来极其生气地指着大门让他走人，他却不依不饶地说：“不用您指我也会走的，但您要听我把话说完！”一个15岁的孩子，就这样不容分说地激烈争辩着，直至校长转怒为喜，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这样看重名誉是好的。”
四年之后，格里格从莱比锡音乐学院毕业。校长给他的鉴定书上这样写道：
兹证明格里格品行优良，在各方面一贯为模范生。
莱比锡音乐学院校长格·康·施莱尼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就忍不住想幸亏格里格是在莱比锡音乐学院。不知他要是在别的地方会如何，但我敢肯定在我们中国的任何一座学院都是行不通的。考试时那样漫不经心，迟到了顶嘴，第二天还要找校长理论甚至直面批评校长，校长居然能够容忍，不但不记仇，反倒在毕业鉴定上给予那样高的评价，这在我们的学院怎么能够想象呢。
好的教育，永远对学生都是宽容的，因为好的教育和好的艺术是一样的，核心都是美和善的。将教育办成了产业，变着法子从学生腰包里掏钱，尤其是艺术院校有恃无恐地向学生多要钱，是无法同莱比锡音乐学院相比的，是无法面对他们的校长施莱尼茨的，便也很难培养出如格里格一样的学生的。
莱比锡音乐学院现在仍然在办，已经拥有159年的历史。有些美好的传统，并不因为年头长久就失去了历久常新的意义和魅力。
二
思乡是一切艺术家最容易患的病症。越是艺术造诣深厚的艺术家越是易患思乡病，“可惜多才庾开府，一生惆怅忆江南”。
1865年，格里格22岁，独自一人到罗马。游历富于艺术气质的意大利，一直是格里格的梦想。但是真的来到了充满艺术气息、赏心悦目的罗马，他没有得到更多的快感，反而思乡病越发地蔓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诉说着他因远离祖国而引起内心无法排遣的苦闷——
“我每天夜里都梦见挪威。”
“我在这里不能写作。”
“周围的一切太耀眼，太漂亮了⋯⋯却丝毫没有使我感到在家乡刚发现我们的淡淡的微薄的春意的欢欣。”
⋯⋯
据说，丹麦的童话家安徒生曾经偶然听过格里格的一首管风琴即兴曲《孤独的旅人》，很是欣赏，那种因远离自己的祖国而感到无法排遣的孤独，因孤独而渴望回到祖国重温春天絮语的心情，使得他们两人的心豁然相通，“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时候，格里格正在丹麦，他和安徒生因这首《孤独的旅人》结识，安徒生正是从思乡之处敏感地感受到他的天赋，器重并鼓励这个年轻人进行音乐创作。格里格曾经为此终生感谢安徒生。
如果我们明白了上述有关格里格的经历，也就明白了格里格为什么在他的《培尔·金特》组曲里那首《索尔维格之歌》唱得那样凄婉动人了。索尔维格终于等来了历尽艰难漂洋过海而回到祖国的丈夫培尔·金特时，唱起的这首歌也成了千古绝唱。
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格里格在他去世之前嘱咐一定要把自己埋藏在他家乡卑尔根附近特罗尔豪根的一个天然洞穴里，因为那里面对的是祖国的挪威海。他说：“巴赫和贝多芬那样的艺术家是高地上建立的教堂和庙宇，而我，正像易卜生在他的一部歌剧中说的，是要给人们建造他们觉得像是在家里一样幸福的园地。”祖国和归家永远是他音乐的主题。
我们也就明白了格里格在他逝世前一次音乐会演出，当他知道了门口挤满了没有买到票的年轻人，说让他们都进来吧。因为他知道他们是他的国家的年轻人。同时，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他逝世的时候会有四万人自动地拥上街头为他送葬。如今还会有任何一个哪怕是再伟大的人物逝世之后有这样多的人自愿拥上街头为其送葬吗？
思乡，确实是人类共有的心理特点。特别是在如今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刻，意想不到的灾难和恐怖威胁甚至战火的蔓延，总是如暗影一样潜伏在我们四周，思乡成为人们心意相通的共同鸣响的旋律。我想，也许正因为如此，肯·尼基的一首萨克斯曲《回家》才那样风靡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在古典音乐之中，在我看来思乡意味最浓的大概要数德沃夏克和格里格了。只有夏克的《自新大陆》第二乐章的思乡情结能够和格里格相比，如今无论你在哪里听到格里格的音乐，那种他独有的浓郁的思乡之情总会伴随着特罗尔豪根前挪威海飘荡的海风，湿漉漉地向我们扑面而来。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处处同。
三
19世纪末，格里格和易卜生（H. Ibsen，1828—1906），可以说是挪威艺术的双子星座。有了他们两人的名字出现，使得挪威这个北欧的小国，在艺术上可以和那些辉煌的欧洲大国平起平坐而显得熠熠生辉。
易卜生比格里格大15岁，格里格只比易卜生多活了一年，他们是同时代人，只是易卜生是长辈，格里格是晚辈。他们两人的关系不同寻常，格里格童年时，易卜生在格里格的故乡卑尔根剧院里工作了六年，格里格是在易卜生的戏剧影响下长大；格里格年轻尚未出名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易卜生，易卜生非常看重他，并赠诗于他，称赞他：“您是俄耳甫斯今世再现，从铁石心肠中引出热情的火焰，更有力地击奏琴弦，使兽心变成与人为善。”当易卜生得知格里格想谋得克里斯蒂安尼亚剧院指挥的职位，立刻给剧院的院长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般生写信推荐，可惜没有成功，但他毫不怀疑格里格的才华，他写信给格里格鼓励他：“您的前途要比剧院的指挥远大得多。”
1874年，易卜生极其信任地请格里格为他的戏剧《培尔·金特》谱曲，格里格也不负易卜生的期望，以《培尔·金特》一曲成功而名满天下。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培尔·金特》，特别是后来的《培尔·金特》组曲的流传，格里格的名气不会有现在这样大。这一年，易卜生46岁，格里格31岁，都是艺术开花结果的最佳时期。
如此说来，易卜生和格里格应该是忘年交，是好朋友。他们的确是忘年交，是好朋友，但他们到底也不是那种交心的最好的朋友。他们相互敬重的更多的是彼此的才华，他们到底也没有成为精神上的朋友。
格里格和易卜生都出生在一个商人的家庭，只是易卜生的商人家庭在他幼小的时候就已经破产，前世的鼎盛只留下一个泡影，而格里格的父亲一直是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境的衰落，早早就在药店里给人家艰苦地当学徒（在同样的年龄时格里格在莱比锡音乐学院读书），导致易卜生走的路肯定和格里格不一样，他年轻时就热衷参加政治活动，他的作品对社会的批判也格外浓重。格里格从易卜生的身上学到不少思想上与文学上的精华，但格里格毕竟不是一个像易卜生那样政治和思想意味浓厚的艺术家。在他旋律下的培尔·金特和索尔维格，同易卜生笔下的培尔·金特和索尔维格是不一样的。在接到易卜生邀请他来谱写《培尔·金特》的来信后，他就曾经给易卜生写信说明自己希望谱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培尔·金特和索尔维格。一向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的易卜生，一般是不会为别人的意见所左右的，这一次却给格里格发来了电报，同意格里格的意见。这样的妥协在易卜生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不知该如何解释，只能用易卜生确实太爱格里格的才华来解释了。
格里格和易卜生在个人性格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如今我们来听《培尔·金特》，已经完全听不出一点儿易卜生的味道了，易卜生在剧本中为我们提供的东西，我们早已经忘记了，留在我们的心中的是格里格那动人的旋律，那种美妙哀婉的音乐超越了文字，特别那首《索尔维格之歌》，已经成为情歌中的经典之作，即使你根本不知道易卜生和他剧本所描写的一切，也没关系，那凄恻迷人的音乐足以打动任何人，而这一切恰恰不是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和索尔维格了。
在我看来，虽然格里格得益于易卜生，但他和易卜生所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除了他们的生活道路和个人性格因素不一样之外，他们的艺术感情流向是不一样的，而艺术说到底就是感情。在这方面，易卜生明显是抨击社会的恶，他的眼睛里不揉沙子，他愿意让自己的艺术化作刀枪匕首；而格里格显然是歌颂心灵的善，他在自己的音乐里种下的都是这样的种子，盛开的都是温馨的花朵。所以，我们不仅在易卜生的《培尔·金特》，而且在他的《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一系列剧作中，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批判的力量。而在格里格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听出流淌在他心底里的都是对美好和善良的咏叹。
每次想到易卜生和格里格并想将他们对比的时候，我总忍不住想起我国五四时期的鲁迅和冰心，易卜生不有些像是鲁迅吗？格里格也实在是太像是我们的冰心了。
在评价勃拉姆斯和他的老师舒曼的时候，格里格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舒曼同他的最大的追随者勃拉姆斯不同，他是诗人，而后者始终首先是音乐家。”
套用这句话来形容格里格和易卜生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说：“易卜生和他的最大的追随者格里格不同，易卜生是社会批判家，而格里格始终首先是音乐家。”
四
好多年前，我读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一篮枞果》，他写格里格在卑尔根的森林里遇见守林人八岁的女儿达格妮，答应她在她18岁的时候送她一个生日礼物。果然，在达格妮18岁生日的时候，她在奥斯陆听音乐会听到了格里格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一首美妙的乐曲。
巴乌斯托夫斯基把这则故事写得很美，让我感动于格里格信守诺言之余，总有一个疑问在我的心头没有解开：为什么格里格能够做到，仅仅是为了信守一个林中诺言，仅仅因为达格妮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姑娘，便能够付出了十年的代价。我有些怀疑是不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虚构。要不，就一定有别的更能够让人信服的原因。但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没有写到。
一直到前些日子，读到张洪模教授写的传记《格里格》，看到格里格唯一的女儿亚丽珊德拉，十三个月就不幸因病夭折这一节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一下子明白了巴乌斯托夫斯基为什么要那样写了。我找到了令人信服的原因，那并不是虚构，而是一个艺术家真实心灵最艺术化的体现。
只是，如果我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话，我应该在文章中加上这样一节——
格里格俯下身子，把散落一地的枞果拾回篮子里，帮助达格妮提着一篮沉甸甸的枞果，问她：“今天是你几岁的生日呀？”
“八岁。”达格妮的声音清脆得如同一声悦耳的长笛。
“八岁”，格里格禁不住在嘴边念叨了一句。如果自己的女儿亚丽珊德拉活着，早已经过八岁了。亚丽珊德拉才活了仅仅13个月呀，流星一闪，就病逝了，可怜的女儿没有能够和眼前的这个小姑娘一样过一次八岁的生日。这是他的唯一的孩子啊。
格里格望着达格妮，眼前重叠着两个小姑娘的影子。他轻轻地抚摸着达格妮一头漂亮的金发，金发上有阳光留下的温暖，还有调皮的松鼠在树间踩下的几根松针。格里格问她：“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达格妮。”
“好的，亲爱的达格妮，当你年满18岁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件生日礼物。”
这样，我就找到了文章的起承转合的理由，也找到了格里格内心世界最隐秘动人的一隅。
这样，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培尔·金特》组曲中的《索尔维格之歌》成了他最动人的乐章。在格里格的心里，索尔维格一定就是那个眼睛充满童话光芒的可爱的小姑娘达格妮，也就是自己无法忘怀的女儿亚丽珊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