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彼埃罗》是一个好听的名字，充满诗意和想象。彼埃罗，这三个音阶听起来很悦耳，就像我们听到玛利亚或娜塔莎这样的音阶能感觉出是美丽的姑娘一样，而“月光下”这三个字的组成作为人物出场的背景，又能让人荡漾起许多晶莹而温柔的想象。

但这只是望文生义出来的感觉和想象。听这支为诗朗诵配乐的乐曲，绝对涌不出这样的感觉和想象来。

《月光下彼埃罗》是1912年勋伯格（A. Schoenberg，1874—1951）38岁时的作品，正是他玩无调性的高潮时期。不知当时人们听到这支乐曲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今天再听这支乐曲，我是听不出来一点比利时诗人吉罗所写的以意大利的那位喜剧丑角彼埃罗为主人公发笑的意思了。当时彼埃罗这个丑角是非常有名的，据说，他经常恋爱失败，受到月光的引诱而发狂地胡思乱想，以致笑话百出。也许，当时他会像我们今天的赵本山或是黄宏一样令人笑口常开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丑角。否则，勋伯格不会对他这样感兴趣，专门为这些诗（据说一共是21首诗）配乐的。

听《月光下的彼埃罗》，真是不如只看这支乐曲的名字。就像有些商店或餐馆的名字起得很甜美怡人，真正到那儿品尝可能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一样。

乐队一共八件乐器，时而合奏，时而独奏，很难听到悦耳的旋律，也听不到交响的效果，长笛似乎没有了往日的清爽，单簧管没有往日的悠扬，小提琴也没有了往日的婉转，像是高脚鹭鸶踩在了泥泞的沼泽地里，而钢琴似乎变成了笨重的大象，只在丛林中肆意折断树枝粗鲁地蹒跚⋯⋯

金属般冷森森的音阶、刺耳怪异的和声、嘈杂混乱的音色，给人更多的不是悦耳优美，而是凄厉，是冷水惊风，寒鸦掠空。我想起的不是彼埃罗那位丑角在月光下可笑的样子，而是表现主义画家如凯尔希纳那种色彩夸张、几何图形扭曲的画面。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支曲子。我宁愿听勋伯格早期的作品《升华之夜》。也许是岁月拉开了历史人物与艺术氛围的隔膜，或是和现代派音乐有距离，对无调性音乐的无知。在音乐史上，有人曾称赞勋伯格的音色是最富创造性的。勋伯格自己曾说：“谐和音与不谐和音没有本质区别。”对于音乐的基本要素，勋伯格和他的同行与古典浪漫派的音乐，也与我们今天一般的欣赏习惯拉开了那样大的距离。我们也就不会奇怪了，在《月光下的彼埃罗》中，那种难以接受的杂乱的音色、尖利的和声，那些怪兽般张牙舞爪的乐器涌动，正是勋伯格要追求的效果。他就是要用这样的音响效果来搭配诗朗诵的旁白，让人不适应，同时让人耳目一新。

听惯了和谐悠扬的音乐，听惯了为诗朗诵而作的慷慨激昂或悦耳缠绵的配乐，听《月光下的彼埃罗》的感觉真是太不一样，耐着心才能听完（在这盘唱盘中还有另一支勋伯格晚年创作根据拜伦诗改编的配乐曲《拿破仑颂歌》，一样的“呕哑嘲哳难为听”）。听完之后，我想在勋伯格那个时代，古典主义盛行了那么多年，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又主宰了那么多年，一直都是以有调性的创作手法，以优美的旋律、谐和的和声、完美的乐器、优雅的交响为人们所喜爱的，便也将耳朵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将音乐的做法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律。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勋伯格闯了出来，将一直奉为美丽至极的一匹闪闪发光的丝绸上，“呲啦”一声撕破了一角，也不再用它来缝制精致而光彩夺目、拖地摇曳的晚礼服，而是缝出一件露胳膊露腿的市井服装来，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说他是富于创造性的，一点儿不假。

勋伯格还有一支和《月光下的彼埃罗》《拿破仑颂歌》类似的乐曲，叫作《华沙幸存者》，作于1948年，是勋伯格逝世前三年的作品。这支乐曲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迫害犹太人的罪行。可惜我没听过，但我想，那愤恨而充满激情的诗朗诵，配以这样刺耳尖利而凄厉冷峻甚至毛骨悚然的音乐，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勋伯格的这支《华沙幸存者》，让我想起毕加索那幅《格尔尼卡》，同样揭露法西斯的罪行，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我也想起在北京音乐厅和中山公园音乐厅曾经举办过的唐诗朗诵会，专门请来作曲家为这些诗歌配乐，效果不错。为诗歌朗诵配乐，我不知道是否为勋伯格独创，但确实是将音乐和诗歌结合的一种不错的尝试。音乐流出自己的疆域，能够浇灌其他的土地。况且，勋伯格寻求的是音乐自身发展，方才有勇气打破墨守的成规，不惜走向极端，向平衡挑战，向传统挑战，向甜腻腻挑战，向四平八稳挑战。

据说，现在有人否定勋伯格无调性音乐创作在20世纪音乐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在20世纪伟大音乐家的名单中，除去了勋伯格的名字。虽然，我并不喜欢勋伯格的这支《月光下的彼埃罗》，但我以为是不大公正的。

美国音乐史家格劳特和帕利斯卡在他们合著的《西方音乐史》中，这样形容这支《月光下的彼埃罗》：“犹如一缕月光照进玻璃杯中，呈现许多造型和颜色。”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虽然那些造型是我们不习惯的，那些颜色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毕竟是属于勋伯格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