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鲍勃·迪伦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我很有些兴奋。诺贝尔文学评奖，有时候像体育比赛，总给人一些意外。如果都在意料之中，也确实没什么意思。这个奖给鲍勃·迪伦比给村上春树要更热闹，起码让我兴奋。

一脸褶子的鲍勃·迪伦，已经获奖无数，但诺贝尔文学奖，却是破天荒第一次给了一位摇滚歌手。起码，让我们对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没有文学的介入，好音乐难以诞生；同样，没有音乐更早对于文学的启迪，文学不会出现复调和多声部。世界上摇滚歌手多如过江之鲫，鲍勃·迪伦绝无仅有，不仅在于颁奖词说的“诗意的表达”，而在于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便和美国的历史融合一起，和人民的心声合辙押韵。半个多世纪，抱着一把木吉他，唱着沙哑粗糙的民谣。他就像是上帝专门为时代而创造的歌手一样，敏锐地感知着时代的每一根神经。面对生活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都用他嘶哑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风中飘》和《大雨将至》，那是民权和反战的战歌。

1962年，他唱出了《战争的主人》，那是针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和核裁军的正义的发言。

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首反战的圣歌。

1965年，他唱出了《像滚石一样》，那是在动荡的年代里漂泊无根、无家可归的一代人的命名⋯⋯

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沙哑深沉而强烈愤恨的情绪，站在时代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那浩浩大合唱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和领颂。

在《答案在风中飘》中，有这样两句歌词，我一直忘不了。一句是“炮弹要飞多少次战争才能永远被禁止”，一句是“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哭泣”。前者，是他对战争的愤怒；后者，是他对人与人之间隔膜的质询。多少年过去了，战争依然没有被禁止，隔膜也没有减少。鲍勃·迪伦不是要给我们红头文件一般的答案，而是如刺一样刺痛我们越来越麻木而自私的神经。

鲍勃·迪伦不仅唱这样宏大主题的歌曲，也唱震颤人心的小曲。他唱过一首叫作《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歌，是从芝加哥的街上一个叫作艾瓦拉·格雷的瞎子歌手那里学来的，他只是稍稍进行了改编。那是一首原名叫作《矮子乔治》，流行于美国南方监狱里的歌。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黑人乔治的，乔治仅仅因为偷了70美金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了许多针对时弊的书信，惹恼了当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鲍勃·迪伦愤怒而深情地把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义，他曾经一次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还有一次用女声合唱做背景重新演绎，两次唱得都那样情深意长、感人肺腑。他是以深切的同情和呼喊民主自由和平的姿态，抨击着弥漫在这个世界上种种强权、种族歧视以及贫富不均所造成的黑暗和腐朽。

鲍勃·迪伦的歌，不仅有骨头，还有血肉；不仅有灵魂，还有皮肤；不仅是天上闪亮的星，还是地上萋萋的草。坚持半个多世纪这样唱歌并且唱着这样的歌的鲍勃·迪伦，值得尊敬。

半个多世纪呀，时间是雕塑师，能够把人雕塑得面目皆非，坚持初心，谈何容易。想想我们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残酷的政治运动如今已经被体育运动所取代，疯狂的球迷已经替代了当年对政治运动的迷恋，手机微信更是替代了当年的日记、情书里的悄悄话和大字报墨汁淋漓的揭发。饥饿是少数人的专利，“三高”已经让减肥成了世界性的流行趋势。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理想而献身，成了愚蠢和傻帽儿的代名词，唯利是图已经不再羞怯，笑贫不笑娼已经深入人心，绝对不再相信经过了岁月的磨洗蚌壳里会含有珍珠，而是早就心急气躁地打开蚌壳，就着进口的红酒吃里面的蚌肉了。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发霉的青苔爬满我们的周围，而我们自己却以为那是环绕的绿围巾，我们跌入了烂泥塘却以为那是舒服的席梦思软床，就实在是见多不怪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鲍勃·迪伦，尽管他已经改用电吉他，不可能再像滚石一样重返61号公路了。毕竟还有一个鲍勃·迪伦，还在向我们唱着苦苦寻找着人生和世界很多答案的歌。如今，谁还能陪一个老炮儿玩？诺贝尔文学奖想起了他，愿意和他一起玩。即使算不上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总是一件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