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七岁，该上学了。

爸爸领我到仁和小学去报名。

“老黄，你把娃儿领回去吧，今年我们学校不招新生。”没想到，当头泼来一盆冷水。

“为什么呀？我这娃儿已满了七周岁，该发蒙了，耽误不得啦。”父亲很着急。

“老黄，对不住呐。我们调查发现，1960年和1961年两年全公社出生才十来个娃娃，都招不够一个班。没办法，你得等到明年。加上1962年出生的几个娃娃，收一个班虽然勉强，但明年一定招生。到明年，你再带着娃儿来报名上学吧。”学校领导诚恳地向爸爸解释道。

“是这样啊，那只好等明年了。大娃子，走，回去帮着放牛。”无奈，爸爸又把我领回了家。

第一次报名读书，就吃了一个闭门羹。

我确实是不该在这个时间段来到人世间的。

1961年8月，我降生在仁和公社一村二组一农民家庭，小地名叫黄家塝。那时候，疯狂的“大跃进”运动尚未结束，其后果便是空前的大饥饿。当时，首要任务是把命活下来。那几年，埋进坟墓的人多，被迎到这个世界的人少，饥饿成了最好的节育措施。在那个最不适宜人生存的时期，我却阴差阳错出生了。

由于缺乏营养，我出生时仅有两斤九两。在今天的科技条件下，将一个如此轻的新生婴儿养活或许算不上奇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肯定是个奇迹。

为了给娘补充营养，让我有奶吃，父亲只好上山打鸟。

大炼钢铁把森林毁了，山上见不到斑鸠野鸡，连麻雀都很少见。打不着天上飞的野物，父亲就抓地上跑的老鼠，老鼠肉成了娘月子里的营养品。灾荒年月，老鼠也很稀少，捕到的个个骨瘦如柴。没什么油水，母子严重营养不良。奶催不出来，爸爸一咬牙，将一头三十多斤重的小猪一刀宰了，炖着给娘吃，这才有了一点奶水。奶水不够吃，稍大一点，就喂我米浆。

从曾祖黄代爵到爷爷黄明光再到父亲黄国让，我家三代都是男丁单传，我上边又是两个姐姐，好不容易有了我这个儿子，父母把我的命看得格外金贵。没有婴儿床，怕我睡觉有闪失，爸爸专门做了一个提篮，铺上棉褥子，把我放在提篮里睡觉。怕蚊子咬了我，就到公社卫生院找了块医用纱布，做了顶小蚊帐，将提篮罩住。白天姐姐和奶奶守着我，隔一会儿掀开蚊帐看看；晚上爸爸和娘守着我，爸爸守上半夜，娘守下半夜……

我至今无法想象，爸爸和娘是怎么养活我的。

祖上也算诗书传家，曾祖一辈出过举人，钦赐过州官。祖父是个教书匠，曾担任川陕革命根据地仁和乡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我父亲四岁时，祖父被张国焘冤杀，父亲是靠奶奶迈动那双尖尖小脚艰难拉扯成人的。虽然父亲从小聪敏过人，是块读书的料，可奶奶拿不出钱供他上学。父亲只读了三年半私塾，就回家帮奶奶耕田耙地。母亲杨菊英更是一天学都没上过，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或许正是父母没有机会读书，吃没文化的亏太多，对后人读书就特别上心。父母那时常用这样的话教育我们：“人不读书身不贵。只要你们好好读书，读到哪里，我们当父母的，哪怕讨口要饭，也要把你们供到哪里。”

没报上名，我在家多放了一年牛，多割了一年牛草。

1969年秋，整八岁时，爸爸又将我领进学校。

父亲虽然只上过三年半私塾，但仰慕有文化的人，对老师更是崇敬有加。他要求我们要像他当年那样尊敬老师，见了老师的面，一定要鞠躬敬礼。报名那天，父亲把我领到一个矮个子男人面前，对我说：“大娃子，快行礼，他是聂老师，以后要听聂老师的话。”

聂老师人瘦瘦的，左脸上留有一道人字形伤疤，很是抢眼。

我赶忙弯腰向聂老师行了一个鞠躬礼。

“大娃子，你的大名叫什么呀？”聂老师问。

“聂老师，他还没有取大名，小名叫大娃子，他的辈分是华字辈，我现在有三个儿子，打算用仁义礼给他们取名，老大叫黄仁华，老二叫黄义华，老三叫黄礼华。聂老师您觉得如何？”父亲说。

聂老师深思起来。

南江山区里，孩子上学前一般都没有大名，只有小名。父母觉得儿女的小名取得越贱，鬼怪才越不会招惹，越没灾没病，越容易养活，因而争相把小名取得贱贱的。男孩子的小名以猪儿、牛儿、马儿居多。狗是农村最好的安保动物，也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以狗儿取小名最为常见，比如“花狗子”“黑狗子”“麻狗子”“灰狗子”“孬狗子”……一家有几个男孩就有几个狗子，一个院子里有一群男孩就有一群狗子。如果不是以狗命名，便以排序命名，第一个叫“大娃子”，第二个叫“二娃子”，以此类推。这“娃子”从生下地就开始叫，一直叫到上学。而女孩子呢，则多叫菊呀花呀梅呀莲呀，弄得一个院子里有好多株菊、好多朵花、好多瓣梅、好多枝莲。南江人也爱把女孩叫“女子”，什么“贵女子”“金女子”“左女子”等等。南江人还爱以排序给女儿命名，第一个叫“大女子”，第二个叫“二女子”，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弄得一个班有好几个“狗”，好几个“大娃子”“二娃子”，好几株菊好多朵花好多瓣梅好多枝莲，好几个“大女子”“二女子”……还有些家长，给孩子取名追求叫得响亮，不考虑是否经得住推敲，比如有个姓王的家长，给大儿子取名王国、二儿子取名王当、三儿子取名王佳，一点名，就很容易听成“亡党”“亡国”“亡家”。

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与人一生的荣辱贵贱没多大关系，但家长对儿女的大名仍然特别看重，认为老师有文化，见多识广，取的名字肯定响亮、吉利。每次开学，老师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要给全班没取大名的学生取名字；即使已经给孩子取了大名的，家长也希望老师能给换一个更好的名字。

在给学生取名前，老师要知道学生姓氏的字派、辈分，取的名字不能僭越犯上；其次，根据生庚八字、纳音五行，命里缺什么，名字里就得补什么。除此之外，还得考虑取的名字是否好记好听、易认易写、紧跟时代，在学校里是否有重名。开学报名的第一周，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学生的情况逐一进行了解，再为同学改名取名。

“黄仁华这个名字好是好，但学校里已有一个了，名字最好不取重。”聂老师想了一会儿，摸着我的头，看着父亲说。

“那就麻烦聂老师帮忙改一个吧。”父亲恳求道。

“大娃子，你长大后想去哪呢？”

“北京！”我脱口而出。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那里有天安门，有万里长城，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你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考进北京去。”

“那我就叫黄北京！”

“不行。个人的名字怎么能取北京二字呢？北京这个名字太响亮，太大了，用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合适，我看就取‘北平’吧。北平就是北京，解放以后才改成北京的。取北平与取北京意思一样。”聂老师一锤定音，我就由“大娃子”和准备取的“黄仁华”变成了“黄北平”。

我这辈子虽然没有考进北京的大学读书，没有到北京生活过，但我用“黄北平”的名字报名上学，办身份证，领结婚证，为创办的牙科医院命名，这个名字已伴随我四十多年，还将伴随我这一生。“北平”成了我的名片，成了我生命和事业的象征。

“聂老师，孩子交给你了，他要不好好学习，你该骂的骂，该打的打，就当你的孩子一样管。”父亲向聂老师提出请求。

“老黄，你把黄北平送到我们学校，千万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教好。”聂老师对父亲挥挥手，把我领进了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