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的力量

王郁清老师教语文，语言生动，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有次布置我们写作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记得那时我已经读四年级了，杨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叫《我的母亲》。我笔下的母亲和吴文娟同学笔下的母亲，引起了王老师的特别关注。报纸上经常刊登一些忆苦思甜的文章，有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我的母亲》，作者说他的母亲八岁就当了童养媳，十一岁就给地主当长工，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还经常挨地主婆的打，身上伤痕累累。我看过那篇文章，记住了那篇文章的内容，见王老师布置的作文题与那篇文章正好巧合，就照抄照转。

“黄北平同学，请你站起来，将自己的作文给同学们念一遍。”王老师将作文本发下来后，对我说。

“我的母亲叫杨菊英，八岁当童养媳……”我马上站起来，开始有板有眼地念那篇作文。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成绩一直冒尖，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自己写的作文，我自以为肯定是我的作文写得好，被王老师当成了范文。

“同学们，黄北平同学的作文写得好不好？”王老师问。

“好。”全班响起一片叫好声。

“同学们都说好，可我要说不好。为什么我要说不好呢？我请黄北平同学回答几个问题。”王老师说着把头转向我，“黄北平同学，你母亲在你们家当过童养媳吗？”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在我们家当过童养媳，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童养媳。

“不可能啊。解放后的第一部《婚姻法》是1950年5月1日开始实行的，听说你母亲是你爸爸从部队复员回来后才结婚的，你爸爸是哪一年复员回来的？1953年底。那你母亲哪是什么童养媳？所谓童养媳，那是女孩子从童年起就被送到未来的男人家，由公公婆婆从童年养起，养大后再完婚，这种恶习在解放前的大巴山一带确实很普遍，至今也还没有彻底绝迹，但你母亲肯定没有当过童养媳。”

王老师这样一说，羞得我满脸绯红。

“你的母亲十一岁给地主当过长工吗？也没有吧。大巴山一带确实有女孩子给地主老财当佣人，佣人就是‘女长工’。可一般的佣人都是年龄稍大的女孩子，她们从小被地主老财弄去洗衣做饭搞家务，或被地主老财弄去当奶妈，喂孩子，不可能让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去当佣人，十一岁的女孩子能干什么呢？事实上，你的母亲也没有给地主当佣人。你的外婆家穷是穷，田地不多，靠佃租地主的田地生活，导致你的母亲是文盲，几个舅舅也没读多少书，但据我所知，你外公外婆既没将你舅舅送到地主家当长工，更没将你母亲十一岁就往地主家送。”

王老师这样一说，我的脸更红，心也跳得更快了。

“我知道，黄北平同学这篇作文，模仿了报纸上最近刊登的一篇忆苦思甜的文章，那篇文章写得很生动，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但请同学们注意，借鉴也好，模仿也好，一定不能照抄照转，得将别人文章里的精华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作文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不能照抄照转。在此打个比较粗俗的比喻，就好比我们吃食物，将再好的东西吃进肚子里，不消化，不变成自己的营养，吃鸡肉拉鸡肉，吃羊肉拉羊肉，那吃得再多又有什么用？以黄北平的这篇文章为例，黄北平的母亲勤劳能干，他的父亲经常在外打猎，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将一个家操持得井井有条，很不容易，如果黄北平不去照抄照转别人的文章，实事求是地围绕着母亲身上的美德去写，不但能将母亲写得很真实，还会写得很感人。而照他现在这样，母亲没当童养媳写成母亲当过童养媳，母亲没有给地主当长工说成当过长工，把母亲写得很虚很假，缺少真情实感，不但说不上生动，也不可能打动人心。我这样说，同学们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教室里响起一片整齐的喝喊声。

“黄北平同学，你听清楚我讲的意思了吗？”王老师又特地转过头盯着我问。

“听……听清楚了。”我回答，声音远没有别的同学那样洪亮。

“听清楚了就好。我有一个建议，请黄北平同学根据我刚才说的意思，回去后好好想一想，想好后再以《我的母亲》为题，重写一篇文章，一定要写自己知道的事，写真实的事，写能感动自己的事。文章只有先打动了作者自己，写出来后才能打动读者。如果黄北平的下一篇《我的母亲》真的写得好，我们再请他给全班同学朗读。同学们说好不好？”

“好！”

“黄北平同学，你下去后能不能根据我讲的意思重写一篇《我的母亲》？”

“能！”我大声回答。

“好，我等着看你那篇新的《我的母亲》，请坐。”

那篇文章让我出了大洋相，让我无地自容，但也正因为那篇文章让我红了一次脸，出了一身汗，让我对怎么做好作文有了些许感悟。下来后，我结合对母亲的真情实感，重新写了一篇《我的母亲》。我不但写了母亲在家任劳任怨，为一家人的生活里里外外忙碌，是个好妈妈，最特别的地方是突出了母亲的美德——孝敬婆婆。我爷爷当过川陕苏区仁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被张国焘以清除AB团的名义冤杀。那时我爸爸才四岁，二十几岁的奶奶既当妈又当爹，含辛茹苦把我爸爸和姑姑养大。妈妈体谅奶奶的苦楚，几十年来精心侍候婆婆，从没与婆婆红过脸。在全家人中，婆婆地位最高，好饭菜供婆婆吃，好衣服供婆婆穿，虽然婆婆年事已高，可红光满面，身上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儿媳，受邻里尊敬。我把重新写好的《我的母亲》交到王老师手里，王老师当着我的面连看两遍，一拍大腿，称赞说：“这篇作文有血有肉，人物形象丰满，写得有感情，好，好，作为范文，批准你在班上朗读。”我在班上朗读了一遍，赢得了同学不少巴巴掌。

不少同学畏惧写作文，把作文称为“憋文”——憋出来的文章，我却爱上了作文。从此，我的许多作文都成为范文，一次次在班上朗读。上大学时，我给校报投过稿，挣过几笔小小稿费，后来还编过一本杂志，再后来还与人合作写过书。我这一辈子“做作文”虽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但王老师点拨我写《我的母亲》那篇作文的全过程，使我对如何做作文有了一次质的升华。

我的收获很大，吴文娟同学收获更大。她的作文表面看写得很真实，可也同样把母亲写走了样。吴文娟在作文中，说她母亲从来都不顾家，把给她买衣服的钱拿给别人，弄得过年时别人家的姑娘都有新衣服穿，她只能穿着旧衣服过年。还写母亲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抛弃她回了娘家……在吴文娟的作文里，母亲是一个不顾家、不管孩子的人，既看不到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爱，也看不到一个女儿对母亲的依恋。作文虽然写得有真情实感，可不合常理啊，世界上有几个孩子的母亲像吴文娟笔下的母亲呢？

王老师没有直接对那篇作文作出评论，而是把吴文娟叫到办公室，要她讲述她与母亲之间的故事。吴文娟就把她心目中的母亲又重新向王老师讲了一遍。王老师听后得出结论，如果吴文娟讲述的是事实，那她母亲确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应该受到女儿的谴责。

“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王老师有所怀疑。

“听爸爸和爷爷奶奶说的。”吴文娟老实回答。

“你爸爸和爷爷奶奶说的话只是一面之词啊，是不是就对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不要跟着大人盲目地怨恨你的母亲。天下没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也许你的母亲不是你作文里写的那种人，有可能是被冤枉的。”王老师这样教育吴文娟。

吴文娟小小年纪就失去了母亲，这让王郁清老师动了恻隐之心，他想帮帮这个学生。

听说吴文娟的母亲回到了娘家，王老师决意去找。一个星期天，他以买天麻为名，一大早就出门，到张公堂去家访。经了解，吴文娟的母亲完全不是女儿作文里所描写的那样一位狠毒的女人，而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好母亲。

原来，她母亲靠挖半夏，摘金银花、五倍子，积攒下十六元钱，准备过年时给女儿做新衣服。这时候，父亲突然生病，不住医院就活不了命，家里又拿不出钱，她不得不将钱拿给老人治了病。由此，全家人都指责她不顾自己女儿，吃里扒外，是个败家子、丧门星，打得她浑身伤痕累累，一纸离婚证书将她扫地出门。母亲虽然离了婚，并没有改嫁。山区缺女人，她又是持家种地的一把好手，上门提亲的最少有十起以上，可半年过去了，她一直没有再找人家，因为她心里有吴文娟这个女儿。为了缓解思女之痛，有好几次，她还偷偷跑到仁和小学，远远看过正在教室里上课的女儿。

“吴文娟，你外公是你们家的外人么？”了解清楚吴文娟母亲的这一切，王老师把吴文娟再次叫到办公室，问。

“不……不是。”

“你外公生病了，你母亲该不该拿钱给你外公治病？”

“该……该。”

“这就对了嘛。你长大后，假如你爸爸病了，不治就要死人，你能见死不救吗？你也肯定会拿钱给你爸爸治病的。你外公病了，你母亲就是没钱，借钱也该给你外公治病啊。都是贫穷惹的祸。你妈妈用准备给你做新衣的钱给你外公治病，完全是一种无奈的决定，那不叫吃里扒外，那叫尽儿女孝心。你爸爸为十六块钱的事打你妈妈，与你妈妈离婚，那是蛮不讲理，是欺压你妈妈，大错特错。这事，你可得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跟着你爸爸和爷爷奶奶指责你妈妈，只要把你外公的病治好了，新衣早穿一天晚穿一天，多穿一件少穿一件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吴文娟低头不语。

“你母亲是很爱你的，与你爸爸离婚后，至今没有改嫁，就是因为爱你，丢不下你。你知道吗，你妈妈还跑几十里路到学校来看过你呢。”

“真的吗？”吴文娟抬起了头，眼里含着泪水。

“真的。你妈妈亲口对我说的，你外婆外公也能证明。”

“妈妈！妈妈！”吴文娟泪流满面，把头趴在王老师办公桌上，失声痛哭起来。

“别哭。哭不是办法，你得动员你的爸爸去向妈妈认错，把妈妈接回来，与你妈妈复婚。你还得给爷爷奶奶做工作，让两位老人家也能够知道自己错了，在你妈妈回来后能笑脸相迎，让你妈妈回来后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留得住。你能不能做到？”

“王老师，我能。”吴文娟擦干泪水，抬起了头。

和吴文娟谈心后，王郁清老师又走到严家山，找到吴文娟的爸爸，介绍了自己到张公堂访问的情况，并直言不讳地对吴文娟的爸爸提出了批评。

“我说老吴，不是我这个当老师的要猪鼻子插葱——三管鼻子多一管。我问你，你女人是不是把钱拿给吴文娟的外公治病了？”

“是……是是是。”吴文娟的爸爸承认。

“吴文娟的外公是外人么？”

“嗯……”吴文娟的爸爸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一脸苦笑。

“你的父母是父母，你的岳父岳母也是父母。如果吴文娟的外公是你们家的外人，那很简单，你将来就是吴文娟一家人的外人啰。你病了，吴文娟也可以见死不救，手里拿着钱看着你等死！”王老师的语气越来越严厉。

吴文娟的爸爸没有说话，但看得出，王老师的这些话如重锤一样敲进他心里，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瞪着王老师。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你带儿带女干什么？你再穷也想给吴文娟做新衣干什么？还不是想将来吴文娟长大了能孝敬自己，使自己老来有所依靠，你总不会希望吴文娟长大后忤逆不孝吧？俗话说，‘屋檐水，点点滴，点点滴在原窝里’，父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们对父母孝顺，孩子将来才会对你们孝顺。老吴，这样浅显的道理你应该懂啊。”

吴文娟的爸爸低下了脑袋，脸红到了耳根子。

“喂，老吴，说心里话，离婚后日子不好过吧？你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么？你就准备让吴文娟继续当‘无娘儿’么？”见吴文娟的爸爸脸红了，王老师不失时机地问。

“不……不这样过怎么办？再找？谁看得上我们这样的家。”吴文娟的爸爸抬头望着王老师。

他说的是实话。自从离婚后，自己又当爹又当妈，日子过得太艰难啦。想找个女人，可哪里那么容易？山区农村别说像他这样拖着一个孩子的光棍汉不好找，就是那些没结婚的，人长得精精神神，多多少少还有点儿文化，就因为家庭贫穷一直找不到老婆。有些人无奈之下花重金买女人过日子，遇到放鸽子的，弄得人财两空，鸡飞蛋打。照吴文娟爸爸现在的这个样子，下半辈子肯定是一根光棍插到底了。

“我到吴文娟妈妈的家里去过，她可是心里一直挂着吴文娟，好多人上门给她提亲，她都没有答应啊。”

“她没嫁人，我也不好意思去把她接回来复婚啊。”吴文娟爸爸脑袋使劲摇了起来。看得出，他对于做出匆匆忙忙与老婆离婚的蠢事后悔不迭。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只能耍男人的威风，就不能下个‘矮桩’？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能屈能伸，错了就是错了，登门找老婆赔个礼，认个错，争取复婚，掉不了一两肉，吴文娟可是盼着妈妈回来哟，你要再不抓住机会，吴文娟的妈真成别人的了。”王老师因势利导。

“我要妈妈回来，我要妈妈！”吴文娟在旁边喊。

“那我明天就到吴文娟的外婆家走一趟？”

“当然要走一趟。只你去恐怕还不行，还得带着吴文娟一起去。你把错一认，吴文娟几句‘妈妈’一喊，这事可能就成了。”

“都是我的错，请你们大人不记小人过，原谅我的错误。”第二天，吴文娟的爸爸果真提着糖果和一只大公鸡，带着女儿，到了张公堂。见着吴文娟的外公外婆，认错不迭，见着吴文娟的妈妈，也是低头认错，一个劲地说“对不起”。

“妈妈！”“外公！”“外婆！”吴文娟那嘴巴甜得不得了，一见到母亲和外公外婆，就扑进怀里撒娇，“爸爸知道错了，你们就原谅他吧。”

开始几个人都黑着脸，只把吴文娟接进了门，连狗都不替吴文娟父亲赶。后来，心也软了，气也消了，当天下午，吴文娟的妈妈就跟着丈夫去办了复婚证。

王老师通过一篇作文，挽救了一个破碎的家庭。

开始，王老师只是被批斗，还没有完全剥夺他上讲台的权利。他从批斗会场下来，把挂在脖子上的牌牌一摘，拿起教案就到教室讲课去了。

开了两次批斗大会后，斗争突然升级，他被送进县上办的学习班。其实是变相劳改队，如果没人搭救，即使不被弄去劳改，也要被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儿，被开除公职，发配到农村，也吃不成商品粮了。

这时，校长赵子章出面保人了。他一层层找上去，最后找到了县革委会一把手。

“老赵哇，我劝你回去吧，找再多的人也没用。王郁清在文革中跳得那样积极，不弄他弄谁呢？”一把手这样答复赵校长。

“王郁清跳得积极，是你们安排他去呼口号的啊，如果他不领头呼口号你们答应吗？你们也不答应嘛。他是奉命替你们办事，奉命领头呼口号，他得了什么好处？不但没得好处，耽误的课他还得加班加点去赶，这样对待积极为你们做事的人，太不公平、太冤枉啊。要是他这样的人都受到打击，下次再搞什么活动，还有谁跟着你们跳？你还是说一句话，把他放了，学生还等着他上课呢。”赵校长扭住一把手不放。

“放了？我说一句话就能把他放了？老赵，你开国际玩笑，我哪有这么大的权力？判不判他的刑，判什么刑，这得等弄清事实，分清他应负什么责任，最后再研究决定。”一把手是刚解放不久的干部，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他一点不松口。

“弄清事实，分清责任？好！那我们就拿事实说话吧。”一把手虽然没有答应放王郁清回学校，但弄清事实四个字激活了赵校长的灵感。

回到学校，赵校长立即找当时参加大会的人了解实际情况。大家证明，王老师确实没有动手打人，还用身体遮挡过受害者。他还找公社革委会干部，找供销社、储蓄所、食品站的工作人员，也请他们出了证明。那天到会场看热闹的一些农民，听说赵校长要保王郁清老师，也主动找过来，愿意证明王老师无罪。

没过两天，赵校长就把厚厚一摞证明材料递到了县革委会一把手案头。证明材料之扎实，证明人数之多，实属罕见。一把手大笔一挥，下令释放王郁清老师。

王老师回仁和小学教了一学期后，接到调令，调到了高桥小学。他是被高桥小学校长挖走的。高桥的码头比仁和大，交通比仁和便利，王老师的家就在下两街上，从高桥回下两比仁和近三十来里路。从仁和调到高桥，他算是从糠箩筐跳进米箩筐。

听说王郁清老师要调离仁和小学，爸爸与娘商量给他送点礼物。王老师先是教我的大姐和二姐，接着又教我的语文和音乐，有恩于我家。

“送点什么呢？王老师是城里人，我们家有什么东西他能看得上眼呢？”娘说。

那时，最常见的礼，是送一个“炸药包”（一包点心）和两颗“手榴弹”（两瓶酒）。我从来没见王老师喝过酒，送两瓶酒，别的人喜欢，恐怕王老师还未必喜欢呢。

“送什么？就送点自家产的嘛。家里还有些核桃，王老师讲课辛苦，课间操时吃几个核桃，核桃补脑。”父亲拿出主意。

“好，就送核桃。”爸爸和娘商量妥当。

我们家地坝边有一棵核桃树，年年都要收一些核桃。核桃装在一个木箱子里，几个男孩子嘴巴特别馋，今天摸一个敲开吃了，明天摸一个敲开吃了，三摸两摸，被摸得剩下不多了。父母把核桃拿出来数了两遍，只有四十九个。

“至少也要凑足五十个嘛。到隔壁去借一个？”父亲提议。

“笑话，有借一两盐借一斤米的，哪有找人借一个核桃的？算了，四十九个就四十九个吧。核桃一般都是论斤，不信我们把核桃送给王老师，他还会一个一个地数？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嘛。”娘说。

“只送这点核桃也拿不出手啊，还能不能再送点别的？”见娘把核桃装好，父亲问。

“别的？能拿得出手的只有蜂糖。”娘看了看不远处的蜂箱说。

父亲不但是种田的行家里手，还会打猎、染漆、种白芍、养兰花、养蜜蜂。他出门身上都带着个空玻璃瓶子，遇到“向蜂”（寻找新家的侦察兵）能捉住的就顺手捉住，带回家放进空蜂桶里，很快就会把其他蜂引来，建起一个天然的酿蜜窝点。家里每年都要割好多斤蜂蜜。除了卖钱给我们攒学费外，过年时还要兑蜂糖水给全家人喝。真正的山花蜂蜜，味道正宗，滋养人，冲出的糖水稠稠的，挂杯，甜得透心。

“蜂糖？可现在不是割蜂糖的时候啊。”父亲犹豫道。

割蜂蜜必讲时令。四月李花开，五月油菜花开，六月梨花开，仲春初夏是产蜜的盛季，王老师调走是九月开学的时候，秋天已到，山花虽有，已趋凋零，蜜蜂采花，主要是为自己过冬作准备，此时割蜜，无异于蜂口夺食，会严重影响蜂群的繁衍生存，养蜂人一般都不会在秋后对蜂蜜下手。

“你看有没有糖厚一点的？不割多了，只割一斤。”

“那就割一斤吧。”

晚上，父亲将一桶平时蜜蜂进出最频繁的蜂桶盖揭开，将烟吹向聚集在蜜页上的蜜蜂。过去，只要蜂们一闻到烟味，就纷纷闪开，把一片干干净净的蜜页让给父亲。这次，或许是蜜蜂意识到父亲要夺取他们过冬的救命口粮，它们忍受着烟熏的痛苦，围着蜂页不愿离去，烟熏了好长时间，它们才不情愿地把一片蜜页让出来。父亲割下半片蜜页，挤出蜜汁，估计在一斤以上。

王老师离开仁和小学的前一天晚上，父亲领着我来到王老师寝室，将核桃和蜂蜜交给王老师。王老师高高兴兴地收下了礼物，对父亲表示了感谢，还对我说了不少鼓励的话。王老师走的那天，好多老师和同学都来送行，场面很热闹。王老师眼中含着热泪，同与他一同战斗过的老师一一握手，对围在他身边依依不舍的学生频频挥手。

蜜渣我们先是泡水喝，喝过蜂糖水，连蜜渣都被我们兄弟几个分着嚼了。

自割掉那半片蜜页后，那桶蜂似乎疯了，见人就追，见人就蜇。山区的冬天来得早，十月份就打霜下雪。蜜蜂采不到花粉，只能相互依偎在一起，抵御着寒冬与饥饿。父亲买了白糖，放进蜂桶，但那桶蜜蜂仍然很少出动，不吃不喝。没多久，那桶蜜蜂便抱团长眠了，蜂桶底部摆满厚厚一层尸首。

师生情未了

我和王老师的联系一直未断。

1981年，我正在四川医学院口腔系读大二，一天，王老师带着大儿子王嘉俊突然来学校找我，说是孩子被成都科技大学分析化学系录取，开学前学校要进行身体复查，而复查正好在四川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王嘉俊身体很棒，唯一担心的是视力。分析化学系因为工作离不开看显微镜，要求学生两眼裸视不能低于0.8，王嘉俊的裸视左眼1.0，右眼在0.7至0.8之间。检查时精神放松，0.8没问题，稍一紧张，就没有把握。如果右眼裸视达不到0.8，上了录取线也可能被淘汰。

山区孩子考上大学很不容易，考上一个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更难。如果因为一只眼睛裸视差0.1遭刷了下来，那可麻子不是麻子——坑人了。山里人以为城里人什么事都能办得到，我们生产队有个人在部队当汽车兵，复员后分配到达县地区钢铁厂开大货车，全村人都以为他的能耐大得不得了，遇到什么难事就跑到达钢去找他求助。王老师把我这么个穷学生也看得很了不起，要我想办法帮王嘉俊渡过这道难关。

我领着王嘉俊，戴着校徽来到第一附属医院。我想得很简单，如果主持视力检查的医生知道我是四川医学院的学生，也许能高抬贵手，帮我化解这个难题。我把学生证拿在手里，找到五官科正在给学生测视力的一个男医生，向他说明情况，求他帮忙。

“这事我办不了，你得去找我们科主任。”男医生瞅了一眼学生证，又看了看我的校徽，毫无表情地说。

“这位同学有什么事？”女科主任先瞅了瞅我手里的学生证，看了看我胸前的校徽，态度很温和。

“这是我一位小老乡，考上了成都科技大学分析化学系，右眼裸视本来够0.8，怕检查时心情紧张没有把握，老师能不能……”我大着胆子说出了请求。

“你这同学怎么能找我们办这样的事呢？学校某个系规定裸视要达到多少，那是他们将来工作的需要，必须严格执行，如果把不符合视力要求的学生送进那个大学，那是要给国家培养废品！”她脸色骤变，追问我是哪个系哪个班的，我赶紧带着人落荒而逃。

不能让王老师带着希望而来，怀着失望而归啊。我突然灵光一闪，王嘉俊对视力表上的0.7可以轻松过关，何不将0.8那一行的次序背下来，牢牢记住，检查时依样画葫芦，不就照样能顺利过关吗？拿定主意，我就到视力检查室去，将视力表上0.8那一行看了好几遍，记得扎扎实实，写在纸上，要王嘉俊背得滚瓜烂熟。我们模拟了好几次，王嘉俊才去检查，顺利通过。

还有一次，我大学毕业回家看望父母，恰巧和王老师一同从下两到高桥。记得那是夏天正午，路上烟尘滚滚，太阳在头顶耍威，我们汗流浃背。我心想，如果有台拖拉机从身旁经过，能把我们拉上一段该多好啊。正想着，后面开来一辆农用车，路过我们身边时，突然“吱”地一声刹住了，从驾驶室跳出一个人来。

“王老师，你们是不是到高桥？”他头发上粘着黄土，脸上滚着珠汗，光着膀子，手拿一条毛巾，边擦汗边笑眯眯地问王老师。由于毛巾粘着尘土，一擦，流着汗的脸被擦得花里胡哨。

“是到高桥。你是？”

“我是孬狗子啊。你连我这个孬狗子都不认得了吗？”

“孬狗子？啊，想起来了，是不是那个我上课你总在下边讲话的？”

“对呀，我就是那个孬狗子。因为我上课不认真听讲，你还给我吃过‘栗爆’呢。嘿嘿！”见王老师认出了自己，孬狗子嘿嘿一笑，一脸腼腆。

栗爆一词在川东北一带很流行。右手食指和中指弯曲，形同丁锤，用这种肉丁锤敲谁的头，被称为吃栗爆。栗爆就是爆炒的栗子，轻者敲出一片红润，重者敲出一个红包，那是山区农民教育不听话子女的常规武器，也是一些小学老师对付不听话学生的常规武器。

“孬狗子，有本事到台上来讲，别在下面呱呱呱呱，影响别人听课。”王老师有一副菩萨心肠，可有时候脾气也蛮暴躁。有的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叽叽喳喳在下面开小会，他特别生气，先是提出严厉批评，如果挨批评过后嘴巴还叽叽喳喳不停，他往往黑着脸，瞪着眼，蹙着眉，几步走过去，将右手食指和中指弯曲，“啵”的一下敲到那个学生头上。我就不止一次看到王老师请学生吃栗爆，不过他请吃栗爆的，全是男生。

“啊，对不起，孬狗子。那时我让你吃栗爆不对，我现在向你检讨。”见跟前这个牛高马大的学生一脸腼腆，王老师也颇觉尴尬。

“先别说对不起我的话。王老师，黄北平，我正好也要到高桥，请上我的车，我送你们去。在车上我们摆摆龙门阵。”

“那好，我们就坐你的车。北平，走。”王老师见孬狗子很热情，就答应坐他的车。

见王老师愿意坐他的农用车，孬狗子高兴得满脸通红。驾驶室座位上落满尘土，他就用毛巾把座位认真地擦了擦，才请王老师落座。

“孬狗子，我那时给你吃了那么多的栗爆，你还恨我吧？”坐进驾驶室，车子启动，王老师问道。

“王老师，我哪敢恨您呢。要说恨的话，是恨您那时给我吃的栗爆太少了，要是您那时让我多吃几个，把我敲醒，使我多读几年书，我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孬狗子说得很诚恳。

“哈哈。你不恨我，还怪我给你吃的栗爆太少？怪事了。”王老师哈哈大笑。

“王老师，我说的是真心话。黄北平可能知道，我二舅当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曾想办法把我安插到乡政府去当文书。我干了两个月，可因为文化底子太薄，接电话都记不下来内容，总耽误事。我怕连累舅舅，自己辞了那么好的工作，出来学开的汽车。我如果那时能努力读书，不说像黄北平那样考上大学，就是把乡文书工作做好，当个乡干部，也比现在当驾驶员强啊。哎，我是你教的学生中最没出息的，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孬狗子，你车老板当起，怎么最没有出息呢？喇叭一响，黄金万两，月入几大千，赛过当县长。”那时，公路运输市场刚刚放开，汽车驾驶员收入丰厚，很吃香。王老师开导道。

“开汽车最重要的是安全，十次车祸九次快，千万不要开英雄车，没有安全就没有效益。”王老师教育人成了习惯，在车上也给孬狗子上起了安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