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给我们训话的是谭维明主任。准确地讲，谭维明是下两中学革委会副主任。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各级政府、人大、政协都隐退了，统统叫作革命委员会，县里叫县革委，地区叫地革委，省里叫省革委，学校叫校革委，工厂叫厂革委。下两中学革委会主任是县林场一位姓李的工人，因为他个子大，没读多少书，人呼“李大汉”，被派到下两中学来“领导一切”。幸运的是，李大汉品质好，对人忠厚，知道自己领导不了那些知识分子，就干脆什么事都不管，一切都由谭副主任说了算，谭主任也就当仁不让，成了下两中学实际上的一把手。
谭主任1944年出生于南充市一个山沟沟里，父母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都是打光脚板。在南充读书时，一百多斤红苕吃一个月，全靠哥哥挑进城，几年的学杂费，全靠助学金。1963年考入四川大学数学系，入学不久就当了班长，入了党，1969年初被分配到南江县。
正值四川武斗高潮，炮火硝烟，人心惶惶，路都没法走了。分配到达县地区的几百名大学生，无奈之下向重庆警备区求援。警备区派出部队护送，荷枪实弹，军车上架着机枪，将他们送到各地。南江当年分来一百三十多名大学生，其中有许多来自名牌大学。分配工作时，全部下到最基层。北大物理系的到农具厂铸造锅儿罐子，重大电机系的分到电器修配厂，北大汉语系的被分到县火电厂。分到中小学的，因为停课闹革命，也没有机会执掌教鞭，全被安排到北极牧场放牛放马放羊，谭维明就在北极牧场石鹅寺当了羊倌。
石鹅寺山高林密，冬天大雪封山，山上的人下不来，山下的人上不去，有时没有一粒米，没有一颗盐，全靠吃红苕洋芋活命。有的大学生见前途无望，就天天拱猪、打百分。那时不兴赌博，就在额头上贴纸条，谁输得多，额头上的纸条就贴得多，一天下来，有些人额头上的纸条贴得花花绿绿。谭维明坚信乱哄哄的局面不可能永远下去，知识一定会有用武之地，他抱着大学课本一页一页地读，把老师没有教的内容全啃了下来。其他人甩了几个冬天扑克，他学习了几个冬天的文化知识。复课闹革命，谭维明来到下两中学当了校革委会副主任。
谭维明三十岁便成为下两中学实际上的当家人。我第一眼就被他威风凛凛的气质震慑住了。一米八五的个子，戴一付金属框圆眼镜，往讲台上一站，双目在镜片后闪来闪去，不怒自威。学生见到他，都像老鼠见了猫。全校开师生员工大会，别人讲话，下边“嗡嗡嗡”响成一片，谭讲话时会场清风雅静，秩序井然。为什么呢？主要是他讲话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干脆利落，没有废话。如果把他讲的内容听漏了，工作就可能遇到麻烦。
“他讲话的时候，下面的人尿胀忙了，都是提起裤子小跑，生怕听漏了，从来没有撒假尿、屙假屎的现象。”有人说。
教材突出政治，物理、化学全都是为工农业服务，《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是学生必读的两本书。南江县没有什么工厂，学工没地方去，主要是学农。每到农忙季节，学校就放农忙假，组织学生和老师下乡劳动。
我上小学和初中那会儿，学校都要放农忙假，到生产队去支农，而到了高中阶段，其他中学都放农忙假，下两中学却不放农忙假。“城里孩子分不清小麦和韭菜，到农村学农应该，我们学校本来就建在偏远山区，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五六岁就在家里放牛割草，拿得动锄头就帮助父母下田种地，本身就是农民的后代，也就是农民，他们还用得着再下乡学农吗？他们到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就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社会怎么发展，文化知识总是有用的。”谭主任这样说。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学校辟了两块实验田，种植水稻、小麦及蔬菜。
谭主任见上面发的教材没有多少科学内容，就将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教材找出来，只把那些明显不合时宜的内容删去，让老师给学生传授。
谭主任认准了一条理：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他自己带头上公开课，给其他老师作出榜样。他本身是高材生，教数学特别有一套，逻辑性强，而且上课从来不拿什么圆规、角尺，要画圆，拿粉笔随手往黑板上一画，顺时针旋转一周，一个圆就画成了，比别人拿圆规画还要快；要画个角，随手在黑板上一画，需要45度的角就正好45度，需要画90度的角就正好是90度，学生拿角尺去验证，角度不差分毫。
谭主任因为自己有本事，所以特别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发现一个学习好的苗子，千方百计也要保住。有个叫戴进的同学就是他保下来的。戴进的爷爷是川北有名的大地主，曾多次暗中接济过地下党，解放后却被镇压了。戴进的父亲戴朴元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元潭小学当校长，母亲张恒圆也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在石庙小学当校长。1957年反右，戴朴元成了被引出洞的蛇，戴上右派帽子，撤销校长职务，妻子也受到牵连，也被免去校长一职，双双被调到平岗小学当老师。戴进跟着父母在平岗小学读书，一直都是班上第一名。小学毕业推荐上初中时，就因为戴进的家庭，堂堂第一名竟被卡在“戴帽初中”班门外。
高桥乡有个戴帽初中，父母就托朋友把戴进送到高桥，到那儿当了旁听生。课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被正式推荐的学生才有，旁听生没有。好在老师对他这个旁听生格外同情，讲过课后，再将自己的课本交给戴进复习。老师不改他的作业，不公布他的考试成绩。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冒尖，初中毕业时，班主任老师和校长很欣赏戴进，都极力举荐他，想把戴进塞进下两中学。
下两中学本来就僧多粥少，几个小学校的校长，都想找理由把其他学校的学生拉下去，把自己学校的学生推荐上来。名单报到区革委，区革委专门开校长会进行审查，一个一个拉出来比。当念到戴进的名字时，马上炸了锅，戴进不出名，可他的父亲、母亲和爷爷全都是“知名人士”，攻击他的钢鞭材料摆在那里：“贫下中农需要上学的孩子那样多不推荐，偏要推荐戴进这种复杂家庭出身的学生，阶级立场哪里去了？他成绩再好，就是新科状元，也不行！”戴进被活生生刷了下来。
“那娃儿不读书实在太可惜了。谭主任，你能不能破个例，做个好事，把他给收了？”一散会，高桥小学校长就找到谭维明主任，想给戴进开后门。
“你说那个戴进真是个读书的料？”
“哎呀，我还能糊弄你呀。戴进连课本都没有一套，可成绩一直是全班的第一名。他不但初中的课学得好，好多高中的课他都自修了。”
“他是在会上被卡下的，有目共睹，记录在案，这个例谁敢破？我看这样，先把他弄到长赤中学去当旁听生，等过一段时间，再转到下两中学来。”谭主任想出了一个主意。
谭主任给在长赤中学教书的同学打了个招呼，事情就办妥了。
戴进在长赤中学读了一个学期，谭主任将他正式转学到下两中学，插进我们班，与我成了同班同学。就这样，戴进取得了正式学籍，达到了“曲线上学”的目的。戴进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刻苦努力，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门门功课都在全班前列。1978年南江县恢复高考第一年，他一举考上重庆大学机电系，成为下两中学文化大革命后首次被录取的两个学生之一，为下两中学争了光。如今，戴进是山东科技大学的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