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我初中毕业，离开读了七年书的仁和小学，被推荐到下两中学读高中。

下两中学以前只有初中，1973年开始设立高中部。那是下两区每年五百多名初中毕业生心中向往的圣地。

下两这个名字取得很随意，因为有两条河在这里汇合，这条河就叫下两河，两条河的交汇处有人建了渡口，盖了房子，这地方就叫成了下两。而在下两上游一百多里远的地方也有两条河交汇，那两条河交汇处也建了码头，盖了房子，那里就被叫成了上两，交汇后的河就被叫成了上两河。上两河的水流到下两，再往南流五十来里，流到巴中，汇入巴河，到达州三汇，与州河相汇，成为嘉陵江的重要支流渠江。

下两建了渡口，房子越盖越多，慢慢繁华起来。1953年，下两区应运而生，下辖八个乡，近十万人口，区公所就设在下两。下两不但有条终年流淌的下两河，还横贯着一条广巴公路，下通巴中、重庆，上通广元、西安，是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重镇。

当时的下两中学，虽然名气不小，但教学设备很差。最好的教学楼是两栋两层高的灰砖房，照明全靠煤油灯，也没有自来水。全校师生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用脸盆到河里去端水。河道离学校五百多米，中间隔条公路，每个学生端两盆，维持全校一天的生活用水。到了冬天，河里起雾，路上滴水成冰，溜溜滑滑，端水摔跤是家常便饭。

除了早晨到河里端水，还要上劳动课，背石头，烧石灰，烧砖瓦，种麦子，种蔬菜，用榔头碎石嵌路挣班费。学校提的口号是：“突出政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上学靠推荐。小学升初中靠推荐，初中升高中也靠推荐。下两中学的学生都由各公社校推荐而来。而推荐的标准主要是讲政治，推荐“红五类”，被推荐的学生，成绩差异相当大。一些成绩很好的同学，因为家庭沾上了“地富反坏右”的恶名，失去了被推荐上学的资格。

我们家兄弟姊妹多，父母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实在不易。从一年级开学，爸爸和娘就告诉我：“儿子呀，我们家条件就这个样子，你也很清楚，我们既没有关系，也没有钱财，要跳出农门，要吃上商品粮，只有你认真读书啰。”我从小就知道没有靠山，只有靠读书改变命运，学习也比较自觉，学习成绩都是班里前三名。上了高中，学习自觉性更高，成绩在班上也一直名列前茅，上学不久就当上了学习委员。

全校管总务的是一个老头，高个子，黑瘦，成天不声不响，既很少听到别人与他说话，也很少听到他与别人说话。他似乎是一个哑巴，随时拴一个蓝布围腰，默默无闻地做着他的总务工作。总务，其实就是学校伙食管理员。

管总务的老师姓李，叫李向荣，他是耳朵完全失聪的聋子。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在失聪以前，他是下两中学教得最好的语文老师，也是下两中学的开拓者和创始人。

下两中学是李向荣于1958年受命担纲筹建的。建校伊始，没有校舍，他就走“先治坡，后治窝”的自力更生老路，先在下两街上租了几间民房，打扫打扫，招生上课。学生招起来了，老师调进来了，教学逐步走上了正轨，建设校园的事才提上议事日程。

县上原先计划把下两中学建在下两街上，便于学生上学。李老师经过认真考察后提出，学校不能建在下两街上。学校需要安静的环境，建在街上，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下两街道地形狭窄，两山夹一河，要建一所像模像样的学校，那是板凳上哈（搓的意思）麻将——摆不开。李老师把眼光瞄准了阳光坝。

阳光坝因阳光充足而得名，是山区难得见到的一个小平坝，离下两街道五里远，一面靠青山，一面靠下两河，最可贵的是山上有股泉水，冬暖夏凉，四季长流，足够几千人使用。这里不但环境清幽，远离喧嚣，而且未来发展的空间也足够大，是建学校最理想的地方。县里接受了李老师的建议，决定下两中学就在阳光坝落地生根。

李老师立即组织师生员工平整土地，上山伐木，烧砖烧瓦，修建教学楼。经过两年努力，两栋青砖青瓦的二层小楼在阳光坝耸立起来了。接着盖食堂、宿舍、体育场，栽植果树，美化校园环境。在李老师的组织指挥下，下两中学白手起家，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蝶变。李老师虽然没有被正式任命为下两中学的校长，只是临时负责人，但大家都从内心尊敬他的胆识和才能，喊他“李校长”。

李校长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他不但眼光敏锐，组织能力强，教书也是一把好手。教语文是他的强项。他写得一手好字，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样样拿得上手。写大字标语，一个字一米见方，他不用打底样，拿起排笔直接往纸上画，中规中矩，神采飞扬。他教过的学生，好几个后来都成了各个学校的骨干老师，比如前面讲到的杨映忠和下文将要讲到的赵益忠，都是下两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李老师语文虽然教得好，可不幸耳朵聋了，没有办法，他主动申请退出教学岗位，当了一个管理全校师生吃喝拉撒睡的勤杂人员。

李老师的耳聋，他的学生都知道是因延误治疗造成的，所有人都感到惋惜。

1965年5月，李老师早上起床时感到头昏头痛，他意识到自己得了感冒。他从小没有生过大病，没有吃过药，遇到小感冒，只要出一身汗就好了。李老师坚持起了床，煮了一大碗面，放了很多生姜和葱头，吃得热乎乎的，背着背篼就出了门。

学校正在建礼堂，砖是学校组织师生用泥巴烧制的。砖窑离礼堂工地有两百多米远，李老师平时一次背二十五匹砖，为了发汗治感冒，他每次背三十匹。背了一上午，确实出了很多汗，按照往常经验，吃了饭睡一觉就好了。这一次，李老师睡了一觉之后，人不但不轻松，还感到头重脚轻，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得了重感冒。

得知李老师病了，几个老师马上到山上去采治感冒的草药。学校没有校医，学生感冒拉肚子，老师就到图书室去翻书，寻找治疗方法，久而久之，老师们个个都懂一些常见病的处治方法。老师们扯回桑叶、茅根、柴胡、鱼腥草，加上生姜、葱白、鲜薄荷，熬汤让李老师喝。 

李老师喝了几次汤药，症状一点也没有缓解，耳朵还开始胀痛、闷响。李老师到区医院找夏医生。

“真是重感冒，咽鼓管发炎。”夏医生说，夏医生是区医院的权威，她给李校长开了阿斯匹林、头痛粉和几副中药。

吃了夏医生开的药，李校长的头不痛了，可耳朵还是很痛。李老师又去找夏医生。

“你这耳朵已经流脓水了，恐怕吃止痛消炎的药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尽快到成都的大医院去好好诊断诊断。”夏医生认真检查了李校长的耳朵，发现他耳朵里的问题很严重。

“这段时间我走不了，我教毕业班语文，他们只有一个月就要升学考试了，我走了他们怎么办？”李校长不愿意上成都。

为了快速消炎，李校长请求给自己打青霉素加链霉素。青霉素和链霉素都是抗生素，既有消炎作用，也有毒副作用。特别是链霉素，对有些患者的听力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这类抗菌类药物问世不久，一般都当作特效药使用。打了一针未见效果，李校长又要求增加剂量，

又各加了半支青霉素加链霉素，连续打了一周。结果是耳朵不痛了，但听力一点没有改善。待到他把毕业班送走，耳朵听力越来越差。眼看两只耳朵快要成为摆设，他才不得不到成都大医院找耳鼻喉科专家。

专家得知治疗情况后，对着陪同看病的家属直叹气。“耳朵炎症不能用链霉素、卡那霉素和庆大霉素，用了不但治不了耳病，还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他该早点到我们这里来哟，现在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回去吃点中药，看能不能恢复一些。”

李校长的耳朵就这样逐渐报废。由于无法与同学交流，他只好告别讲台，卸掉校长职责，主动干起总务工作。

他不直接教学生了，但他还是在教老师。接替他的语文教员遇到拿不准的地方，备课时就拉住聋子老头问长问短。他听不见，向他请教的老师把问题写在纸上，用笔提问，他就将这堂课该怎么讲和盘托出。

总务工作不好干，生活困难，物资紧缺，极容易产生对物资的占有欲，不少学校的总务因贪污而被关监。自打李校长干上总务，他胸前就扎一条长围腰，天天在伙房转悠，卡得极严。吃饭用碗蒸，每碗下三两米就是三两米，一锅菜用几两油就是几两油，上灶时全都过秤。怕炒肉时有人偷嘴，李校长请学生当“值厨”，从买肉、加工到装盘出售，实现全程监督，让肉全都能吃进师生嘴里。

 李总务是下两中学的奠基人，也是下两中学的实际负责人，他干了好多年一校之长的工作，退休的时候，李向荣并未拿到校长的退休工资，而是拿的普通教员的退休工资。理由是，上级虽然宣布他是下两中学负责人，但并没有下达任命他为校长的红头子文件，计发退休工资要以红头子文件为准。

改革开放后，教育系统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李校长教过的学生不少都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相当于副教授，有的还当上了中学校长、教育局的科长。他们见李校长一直拿着普通教员的退休工资，心里过意不去，除他们自己去找上级部门为李校长打抱不平外，还鼓动李校长去找上级讨个说法。

“算了，不找了。我不去找，你们也别替我去找了。能领取教员的退休工资就不错了啊。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嘛。当校长的辛苦，当教员更辛苦啊。”

李校长至今仍领取着普通教员的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