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易老师教我们牙周病，虽然只讲一章，但这一章却占了口腔内科学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大学五年中教我们专业课最长的老师。

“同学们，能听懂四川话的请举手。”大易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走上讲台就来了这么一句话，一下就缩短了和同学们的距离。

大家全都唰唰地把手举了起来。

“既然大家都能听懂四川话，那我就用四川话上课。憋椒盐普通话，我憋得难受，你们听着也难受。我讲课的语速可能快，如果有同学没有听懂，请马上举手示意，我可以再讲。”

大易老师一头银发，声音洪亮，风度翩翩。他从牙周病讲起。

“牙周病是指发生在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的疾病。患牙周病后，轻者牙龈发炎、出血、口臭，重者牙齿松动移位，牙根暴露，咀嚼无力，甚至脱落。牙周病是人类普遍罹患的疾病之一，成年人中患病率高达90%。牙齿既事关人体健康，也事关美容。再漂亮的人，一旦成为‘无齿之徒’，那漂亮就一定大打折扣。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大牌明星，谁都希望自己的那副牙齿整齐迷人。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把牙周病消灭在早期阶段，让更多的人远离牙周病的折磨”，……

大易老师是牙周病学权威，他主研的“牙康”，使用方便，对治疗牙周袋、牙周脓肿有显著疗效。他和张举之教授共同研究的中成药“补肾固齿丸”，受到普遍欢迎。

我们读大学的年代，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教授，放下了牛鞭拿起教鞭，一心想把被耽误的十年时间抢回来，把自己的一身绝学传下去，生怕自己讲的课学生没有听懂。学校学习空气也特别浓，恨不得都将老师肚子里的货全部掏到自己的肚子里，有点不懂的地方，就缠着老师刨根问底。特别是大易老师，不少时候响了下课铃也下了课，身边还围着一堆学生，大易老师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一直说到下一堂课的老师走进了教室，他说声“sorry”，才夹着教案匆匆离开教室。大易老师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所有学生，有人形容，他教我们这群大学生，就像幼儿园老师教小孩一样，细致，耐心，温柔。大易老师讲课虽然是一口四川话，可抑扬顿挫，句句拿捏得准。

或许是过度用脑的缘故，或许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大易老师读中学时，头上就冒出白发。到他四十多岁教我们的时候，已是一头银发。因为医术高超、平易近人，小朋友都叫他“老爷爷”，他不以为忤，照样答得响亮、亲切。

大易老师善于运用形象教学。讲牙菌斑时，由于没有实物，我们都感到不好揣摩，易老师说，“牙菌斑是以细菌为主的小型斑块，附着在牙齿表面，肉眼看不见，一般的漱口刷牙奈何不了它。你们看没看到河里石头上长的青苔？”

“看见过。”学生齐声回答。

“牙菌斑就好比河里石头上长的青苔。青苔，水冲不掉，非得用铁锹去铲。牙医用的洁治器就好比铁锹，用铁锹一铲，就把石头上的青苔铲掉了。”他打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大家一下子就记住了。

1990年底，我萌生了回母校进修正畸的愿望。一打听才知道，名额有限，想进修的人得排队，至少得等五年才能获得进修机会。我专程去找大易老师寻求帮助，他立即带我去找医教科唐思学主任和正畸科的罗颂椒主任。在正畸科碰到饶跃，饶跃是口七九三班的同学，毕业那年就考上了研究生，后来又考上了罗颂椒主任的博士研究生。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饶跃把膛子一拍：“北平兄，正畸科我给你搞定，其他科室由大易老师去想办法。”

经过大易老师和饶跃同学的努力，我终于在1992年春得到了回母校进修的机会。

进修期间，我和大易老师接触频繁，他经常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有一天，他随口问我父母的情况，当得知两位老人家身体健康时，他不禁有点伤感。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对父母尽到孝心，特别是没有照顾好母亲，她老人家过世前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话都没有说上一句，这是我这一生最难过的事。”

据他讲述，父亲继承祖业，拥有一百多亩田产，家道殷实。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1951年，父亲突然吐血不止，不治离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认准一个理：孩子不读书就不会有出息，哪怕家里再困难，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就一定要让孩子上学。为了让兄妹俩能继续学业，母亲将最小的孩子送给了一对没有生育的夫妻。

因为那一百多亩田地，易家被划成“小量土地出租者”，俗称“小量出租”，成分介于地主和富农之间，算剥削阶级，属于严管对象。父亲去世了，批斗训话时，往往要把母亲拉进批斗场。好在母亲心善，有许多人保护她，平安度过了那段惊涛骇浪的岁月。

大易老师说，他们兄妹能有今天，全靠能干的母亲。

他考上大学后，母亲叮嘱道，“你考上大学，为易家争了气，到了学校后要听党的话，积极靠近党组织，彻底和家庭划清界线，只要你好，我就好。”

母亲让他轻易不要给家里写信，担心被审查出问题。因为表现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选进了学校的“第八专业”——据说是四川医学院和国防部门联合为核科学培养专门医学人才的计划，不但要学习成绩好，还要家庭成分好。

1961年，他分到华西口腔当教师刚刚一年。有天，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母亲病重。他连夜往家里赶。四五天后到家，他看到的是刚刚垒起的一座冷冰冰的新坟。病情很重，母亲挡着不让亲戚给孩子发电报，“我死了弄到山上埋了就是了，一定不能告诉他们。我们家的那顶小量土地出租的帽子，已经让他们吃了大苦了，我死了不要再给他们添麻烦啦。”

“从我考上大学走出家门，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她走时母子间连话都没有说上一句。”说到这里，大易老师埋下了头，眼泪直往地上掉。

文革中，造反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本来是逍遥派的他，也给卷进去了。

看到连陈安玉、王翰章那样的好领导都被揪了出来，惨遭蹂躏，他就联络了一批同人，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想暗中保护那些挨整的领导。造反派对他恨之入骨，一查他的家庭出身，立马找到了致其于死地的罪证，他被打成混进党内的剥削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政治上的小爬虫。

武斗的枪声响起来了，口腔系门诊大楼顶上架上了机枪，天天哒哒哒地射来射去。全院竟有十四人死于非命。口腔牙周病学主要创始人邹海帆教授，被活活斗死。

他因为被关在牛棚，躲过了那场灾难。“文革结束，我这个小爬虫又回到了医生的岗位。我们受到了全社会应有的尊重，工资提高了，住房条件改善了，要是母亲还活着，看到今天这一切，她老人家该会多么高兴啊！”说到这里，大易老师失声痛哭。

“您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回过老家了，能不能和小易老师抽出点时间回老家看看呢？”见大易老师悲伤的样子，我问。

“如果有机会，当然还想回家看看，给父母扫扫墓。”

“那好，我来安排。”

我马上找朋友借了一辆小车，把两位老师接回开江。我还专门借了一部相机，给两位老师全程拍照。

兄妹二人在父母墓前焚香烧纸，怆然泪下。大易老师失声痛哭，“我对不起你们！请原谅儿的不孝！”临离开前，他还向父母许愿：“爹爹和娘，你们等着，过几年我还会再回来看你们。”

2013年，大易老师去世。他后来没有实现回老家的愿望，对此我是有责任的。如果我多去看他几次，多催促一下，大易老师的第二次开江之行可能就会成行。

大易老师不在了，小易老师还在，能不能促成小易老师的开江之旅呢？

2016年春天，我专程去看望她。她还是在上班，还是每天挂二十个专家号，还是有那么多患者从大江南北飞来找她。在她那间不大的办公室刚坐下，助手就喊：“易老师，有病人找您。”“请他坐一下，我马上就来。”听说有病人来找，她就像听到了冲锋号的战士。

“北平啦，说心里话，我也想回老家多住几天，离开家快六十年了，还是你那次找车来接，我才和哥哥回了一次老家，可我现在真的很忙，等病人少了点，我就回去。”小易老师对我说。

“请您把回开江的事记在心上，只要您约定时间，我就开车来接您。”

临离开小易老师的家，我突然想到大易老师的家去看看。

两位易老师住在教授楼同一个单元，小易老师住一楼，大易老师住三楼，那是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给专家教授建的最好的一栋住宅楼。来到大易老师生前住过的宿舍前，敲了敲门，里面无人应答，防盗门上已结满蛛网。大易老师去世两年后，师母也走了。这里自此再也无人居住。

站在防盗门前，眼前浮现大易老师的满头白发，我泪眼模糊，思绪滚滚。“想见风范空有影，欲闻教诲杳无声。”尊敬的大易老师，您人虽然走了，您生前的音容笑貌，口七九的同学永远铭记在心。

精神永驻，师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