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南开找我聊天的外国人，有日本的加藤嘉一，有韩国的金宰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学中文，喜欢交流，用流利的中文写作，谈的也多半是中国问题。

　　金宰贤先生嘱我为他的新书写序，坦率说，这个要求让我多少有些为难，因为我对韩国的文化与历史并不真正了解。我从来没有“雄赳赳，气昂昂”，踏上朝鲜半岛，虽然我所在的小区有不少韩国人居住，却也是互不相识，老死不相往来。

　　不过细想下来，这些年来我的生活中还是渐渐有了一些韩国元素。比如，偶尔我会去小区附近的韩式餐馆吃饭。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将某家韩式餐馆当作了我的食堂。或许是因为在那里灌了不少大麦茶的缘故吧，谢天谢地，让我痛苦多年的肠胃病从此有所好转。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过一些韩国电影，包括讲述兄弟相残的《太极旗飘扬》以及父子分离的《北逃》。对于我来说，电影无疑是条捷径，除了增进思考，也可以帮助我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与心灵。

　　我曾经在课堂上为学生们播放《北逃》，就“混蛋，吃饱饭难道比祖国还重要吗？”等台词展开，探讨现代国家的意义与内涵。今天的中国人不难从类似台词中看到一个时代的荒谬。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脱北者，从封闭的朝鲜进入中国，然后又被送到开放的韩国。而此一时代的中国，正由封闭走向开放，正好位于连接两个国家或者两个时代的中途。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记录他们的观察。这个时代的确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书写。就在昨天，我还和一位法国朋友在一个韩式餐馆里聊圣西门、果雨和傅勒。我说今天的中国很像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即十九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革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甚至还带来一些坏的东西，但是革命以后的人们已不再渴望流血，而告别革命的最好方式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使社会在层出不穷的横向联系中脱胎换骨。与此同时，今日中国又像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国，也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从路易十五到路易十六，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政治由专制走向开明，自由看似越来越多，但生活又似乎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脱去手上镣铐的人们更急于摆脱脚上的镣铐。像革命之前，又像革命之后，这是一个并不清澈且暗藏激情的时代。而所有矛盾，无一凭空杜撰，它们都是真实的存在。

　　这位法国朋友则说今天的中国很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如果多些朋友在场，恐怕他们还会说今天的中国像晚清，像北非，像中东……类似话语网上随处可见，会不会还有人说像阿富汗？这些取样比对无所谓科学，人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甚至预言中国。若真是通盘考虑今天的中国，它与历史上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今日中国有太多维度与变量，看不清的链条与因果。不管你如何比拟，如何穿越，今天的中国就只是今天的中国，昨天和今天不一样，明天和今天也不一样。送往迎来，每一天都在灰飞烟灭，每一天都在革故鼎新。或画地为牢，或攻城夺池，每一天都在酝酿变化。中国不会独立于世界之外，中国必定会汇入世界主流的文明，但具体路径，也不会简单重复，甚至暗合某个具体的时间刻度。否则，你将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

　　相较其他宏大叙事与评论，金宰贤笔下的中国形象是琐碎而暧昧的。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话语的丰富、社会生活的日益多元化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感受到这个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些成长更加映衬出中国社会与现代文明的某种脱节，比如不会过马路，不会说“对不起”。

　　金宰贤说他在中国说“对不起”和听到“对不起”的比例是十比一。相信这也是不少中国人的切身感受。在这个流行《三国演义》、《水浒传》与“成王败寇学”的国家，话语暴力随处可见，新话与脏话合谋，时刻践踏汉语的尊严。政府从来没有“对不起”人民，人民也互不相欠，“对不起”本是文明社会的空气，在这里却是奢侈品。有意无意间，大家互相污辱与损害，却很少有人愿意为此担责，也因此少有力量为此问责。更别说许多自甘堕落的人，站在道德洼地上审判崇高。在那里，消灭一切美好的事物，丑恶不仅具有了合法性，而且还可以勾肩搭背引领时代风尚。

　　近四十年前，安东尼奥尼的摄制组围观中国后，中国人曾经一边倒地责怪那些“闯入者”为什么不拍高楼大厦，而只是别有用心拍那些低矮的房子，甚至连南京长江大桥都有意拍得摇摇欲坠。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够接受各种批评，因为他们把批评当作建设，不再只是国家形象的笼统捍卫者，而是具体批评者。金宰贤关于中国的生活经验以及批评，在今天的中国读者看来并不陌生。关于这一点，与其责备作者观察深度不够，不如相信今天中国人对本国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这代人来说，最无奈的是“问题尽人皆知，改变举步维艰”。即使开始奔跑了，又像是在一个打了政治封闭的麦比乌斯环上转圈。所谓“众口烁金，积毁销骨”，美好事物总是容易被雨打风吹去。然而面对旧制度，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在摧折贤良时大显身手的众口却失去了执行力。

　　近三十年，中国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令世界瞩目。但生活在这个国家，只要你还没有变得十足麻木，不适感同样无所不在。比如，为什么网速又慢又墙？为什么看病又贵又难？为什么空气又脏又暗？为什么有毒食品屡禁不止？为什么没有电影分级审查制度？为什么景区的门票那么贵？为什么人大代表是副业而不是主业？为什么不能放开生第二胎？为什么房价那么贵？为什么油价那么贵？为什么国企从不给人民分红而高管却有天价收益？为什么土地不属于人民？为什么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的研究却不在中国？为什么大家没有安全感，到处是“郁闷的中国人”？当然，如果你能够离地八千米，那儿会大大降低你的不适感。空姐总是那样满面笑容、无微不至、不卑不亢、彬彬有礼。在天上，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购买者都有尊严。尤其当你在机场苦苦等了几个小时后才见到了空姐的笑、迷人的笑，你真会觉得这世界终会苦尽甘来，还不那么糟糕。

　　说到自己与韩国，金宰贤自称最害怕两件事情发生：一是父母的离逝，二是朝鲜和韩国再次开战。类似忧虑同样适合中国人，只不过第二件事情可能要换成大陆和台湾。这样的恐惧拉近人心的距离。推而远之，在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世界，凡心智健全者，有谁还希望人类骨肉相残呢？

　　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导致人类走向战争的种种恶因并没有消除：没有底线的政治，没有节制的发展，没有宽恕与宽容的文化，我者对他者的敌视，被大众传播放大的冲突与敌意，寻找替罪羊的生存法则，制造敌人的艺术，多数人的暴政，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为上代人牺牲下代人的复仇情绪……凡此种种，无一不在动摇和平世界的根基。具体到亚洲，旧世纪的和解未做，新世纪又已经危机重重。在此意义上，笔者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这种跨文化的写作、阅读与访问中来。亚洲的未来，无论是为了化解冲突还是为增进感情，都需要从相互了解开始。

　　借着给金宰贤的新书写序的机会，我也表达了“一个中国人”对中国与世界的不适与不安。虽然我也主张“国货当自强”，但我并不认同给一个独立思想者与观察者贴上祖国的标签，因为事实上他既不代表祖国思考，也不代表人民游历。我们都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并生长在各色的土地上，有着各自的经验与情感，所要担负的是自己的命运，所要造福与祝福的也都是一些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人。我们思考与写作，我们交流与周游，我们为自由而担责，也因为深爱着脚下的道路与未来的旅程而求天下安好。

　　2012年4月18日熊培云于南开大学